作者：成慶 

     中央電視台一套黃金文件播放的電視連續劇《施琅大將軍》，目前在大陸引發了思想界的一場激烈論爭，核心爭執點在於對施琅的評價。這部長達37集的電視連續劇，不僅是中國國家廣電總局重點扶持的“重大曆史題材”作品，而且也得到國務院台辦、國家廣電總局、中共福建省委、中央電視台、台盟中央、全國台聯的支持，可以透視出攝製該劇的基本政治意圖所在。

    在這部電視劇中，施琅收複台灣這一曆史事件，明顯是以曆史的重新描述來確立兩岸關係論述的主調，即統一成為最高的政治價值，曆史人物的形象也在這一標準下重新歸類和排序。在這樣一個政治論述的前提下，施琅成為弘揚國家尊嚴、促進國家統一的民族英雄，撇清了他早年降清以及後來背叛台灣鄭氏政權的經曆。這樣由國家宣傳機構根據政治情勢來塑造主流人物形象的作法並非首次，但是隨之在公眾與思想界爆發的爭論，卻將施琅的形象推到一個更為複雜的漩渦當中，論爭的各方所呈現的觀點，背後展現的是中國大陸從晚清以來爭辯不休的一些關鍵議題，比如漢族中心的種族主義，現代民族國家與傳統帝國，政治與倫理之間的關係等等。因而，通過施琅事件的爭論，可以大致透析出大陸目前的一些意識形態光譜，並且也可以挖掘出隨著大陸政治的發展變遷，曆史人物是如何被重新評估和爭議的，進一步可以了解大陸在現代民族國家發展論述上的一些困境所在。

    這一場爭論中的核心人物，莫過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的陳明副研究員。在大陸公共輿論界，他一直被看作為“新儒家”代表。他在此劇播出後接受媒體采訪，稱自己是該劇本的幕後推手，並且坦承對施琅有所認同，因為作為現代民族國家，對領土的要求是第一要義，並且認為在兩岸問題必要時不惜以武力來解決。但是這一看法，馬上引起幾方麵的駁斥，比較直接的指控，是認為他為施琅早年降清的經曆“漂白”，道德上並不符儒家正統道德；更為極端的，則是指責他是“漢奸”。

    拋開具體的人身攻擊不論，比較溫和一點的，如同屬“新儒家”代表的蔣慶就認為，“施琅大節既虧，身名瓦裂，不管降清後有何功績，士大夫名節已壞，餘事皆不足論。”換言之他直接以儒家倫理來評價施琅，並不因收複台灣有功而改變對施琅的評價。李澤厚更為直接的批評說，倫理價值是有絕對性的，施琅作為再三降清者，倫理上的闕失是肯定的，根本不能將他的平複台灣當作辯解的條件。至於統一這一政治性的目標，李澤厚則是以滿清入關後所帶來的包括文化經濟上退步，來否定所謂“統一”的價值優先性。

     追溯施琅在中國大陸史學界的形象，基本而言，由於晚清反滿的種族主義話語的影響，更加上抗日戰爭中高漲的民族主義話語，施琅作為背叛明朝而降清的曆史人物，顯然不符合漢族VS異族政權的話語體係，因此一直無法得到正麵評價。在對公眾甚有影響的金庸小說中，施琅也因為降清而帶有強烈的負麵色彩。長期以來，史學界也對施琅並無太多著墨。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兩岸關係成為政治的中心主題，對鄭成功包括施琅的評價開始轉移，慢慢將對施琅的評價放在以統一台灣的政治標準下來衡量。最具代表性的是大陸主流清史學家戴逸在2003年接受訪談時，大力褒揚施琅在收複台灣事件上的貢獻，並淡化明朝與清朝作為異族政權輪替的“漢族政權論”。這一觀點，可以看作是大陸史學界現在的基本看法，即以“國家一統”為評價曆史人物的基本前提，有意淡化朝代更替間個人身份的政治倫理困境。

    施琅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則顯得尤為複雜。這裏麵牽涉有三層糾纏的問題，一是傳統政治的朝代更替中，關於忠誠與背叛的儒家倫理判斷，是否仍然繼續有效；二是如何解釋傳統曆史中的英雄人物形象，比如嶽飛、文天祥等反抗異族入侵的行為，如何在今天合理評價；三則是考慮到以上兩個層麵，今天的中國作為轉型中的現代民族國家形態，種族主義話語以及“大一統”等等政治話語，在這個民族國家的建構當中，到底扮演著什麽樣的角色。

    今天由施琅引發的爭論，一方麵可以看到“統一”這一政治現實主義的話語，不僅在官方，而且在民間，也擁有大量的擁躉。在這個前提下，統一是最高的政治價值，曆史人物也可以依照此絕對價值來重新定位光譜。但是當遇到如何評價嶽飛等曆史人物時，就如陳明一樣，基本上采用的是曆史主義的方式，以不同曆史情境的差別來消解倫理上的困境，並以現代民族國家的曆史作為割裂清朝以後的基準，認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最高目的就是版圖完整。

     但是這樣一種論調，有些難以自恰，因為它割裂了傳統政治的一個基本特征，那就是政治與倫理評價的難以分割。在今天的大陸，功利主義盛行，政治倫理標準的闕失是一部分知識分子擔憂的重心，例如蔣慶、李澤厚等人，盡管前者信奉儒家王道政治，後者相信自由民主價值，但是他們都認為，對於政治及曆史人物的評斷，不可脫離一個絕對的道德標準。這個道德標準的內容如何，各有不同的說法，或者以儒家倫理為資源，或則以康德式的絕對倫理為依歸。由於今天的大陸，道德標準在公眾中尚缺乏一套共識，因此並無一套足夠有力的論述來整合公眾道德觀念。 

    在這樣一種道德性的要求下麵，還有一種聲音，就是以“漢奸”這樣一種種族主義的話語來進行指控，但是這樣一套話語本身到底有多少種族主義的實質，我個人表示懷疑。因為從抗日戰爭以後，漢奸一詞越來越和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聯係起來。“漢”如果仍有區分的含意，也是與日本相區分，而消退了滿漢之類的種族主義區分。盡管在今天的大陸，由於新疆、西藏包括西南少數民族話語仍然強有力的存在著，但是基本上在目前的公眾話語中間，“漢奸”這一類的話語中種族主義色彩並不明顯，更多隻是以此表達對“賣國”的指控。而在施琅的爭論中，如指責施琅為“漢奸”，基本上和當下語境有所脫離。由於“漢奸”這一話語的複雜性，很難預料未來的大陸政治話語中，“漢族中心”的論述會如何借助曆史複活。但是基本來看，公眾對嶽飛、文天祥等人物作高度評價，對施琅則作負麵評價，一是因為前者政治道德上的成就，二是因為漢族與異族這樣一個內在緊張的因素，由於晚清的種族主義話語的遺留而潛藏著發酵。

    對於這樣一場爭論，大陸的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歸結為“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對決：他將陳明歸到“國家主義”陣營當中，而將指責他為“漢奸”的網民和知識分子歸到“民族主義”陣營當中。這一區分自然簡要的概括了這一論戰的特征所在，但是其具體的內涵、以及在大陸思想界中的意義如何，則恐怕需要另一篇文章才能梳理清楚。而值得提及的是，在上海的現行曆史初中教材中，將蒙古統一解釋為“人民都希望統一”，而高中教材則完全將傳統曆史教科書體例更改掉，王朝更替的曆史變成以“大河文明”、“草原文明”等空洞的概念組成的曆史，這進一步的加劇了目前中國大陸曆史教育“去曆史”、“去道德化”的傾向，未來中國大陸公眾對於曆史的理解，將會遇到更嚴重的危機。

    整體來看，施琅事件的爭論，一方麵是由於今天大陸在現代民族國家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認同危機，由於社會主義所提供的平等身份的認同開始瓦解。今天官方試圖依靠“愛國”這樣一套民族主義的論述來整合公眾認同，但是由於民族主義論述的內在複雜性，它又無法響應中國傳統曆史中各種民族英雄與敗類的道德評價。結果，要麽幹脆就無視道德倫理的層麵，轉而走向極端的政治現實主義，即“統一”的目標。而這一目標也可以最直接的喚起公眾的“國家”想象，快速有效有餘，但是卻對政治倫理造成了損害。另外一些知識分子則意識到今天民族國家建設中的內在困境，盡管他們也有分歧，但是基本上認為，對於曆史人物的道德評價不應該讓位於“統一”的前提，其中問題牽涉到對中國儒家政治倫理的根本認同，不可輕言廢之。

如果更為深入的來看，“一統”與“正統”這一對傳統政治概念的內在緊張，在今天仍然在發揮著作用，中國傳統政治中對國家領土“統一”的空間要求，在秦朝得到高度體現，並以此成為“正統王朝”的一個標準。但是另外卻也有以道德標準來判斷政治正當性的線索，如朱子。因此“統一”的功利性目的與“正統”所蘊涵的道德要求，在今天大陸對曆史人物判斷的語境當中，產生了非常微妙的延續與發展。這不僅涉及我們如何來描述曆史，也涉及大陸未來政治文化的發展，值得繼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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