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蘆笛

一、引言 

吳晗是何許人，恐怕得跟小幫菜們解釋一下：此人文革前是民盟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著名的曆史學家，專攻《明史》。不過老蘆無知，還真不知道他究竟有些什麽過人的史識和考證功夫。天可憐見，我黨本是個大老粗黨，當初真心附逆的大知識分子還真沒幾個，像吳晗同誌那樣在“解放”前即進入“解放區”的名校教授寥若晨星，自然“拉到籃子裏都是菜”了。

吳晗同誌真正家喻戶曉，還是托文革的福。59年大躍進期間，偉大領袖毛主席忽然對《明史》感起興趣來，號召全黨學海瑞。這海瑞本是宋明理學製造出來的寶貝，中國特有的禍國殃民怪物，當代“大儒”東海不通先生提倡的古代雷鋒。這也不去說他了，省得話太長。

偉大領袖號召一下，自然全國雷厲風行，大演特演海瑞戲。我那時不過是個小屁孩子，跟著家長頗看了些，印象最深的有什麽《生死牌》，此外還有什麽周信芳那破鑼嗓唱的《海瑞罵皇帝》。為這戲，周老先生後來在文革中把命都貼了進去，可惜我沒看過。

卻說當年的北京市長是黨內積極分子、少奇同誌的死黨彭真同誌，他為了承歡聖上，便動員副市長吳晗同誌趕快寫海瑞戲。吳晗同誌據說是七易其稿，才弄出個《海瑞罷官》來，說的是海瑞當年在江南反“投獻”，讓大地主把貧民“獻”給他們的土地吐出來，因此觸怒權貴，為此被罷官的事。此劇還沒定稿，彭德懷同誌就倒了黴，給罷了官。老吳也是個老江湖了，便趕快在前言裏說明，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根本不是海瑞。劇本寫出後，在北京演了幾場，也沒什麽反響，便草草收場了。

等到文革前夕，敬愛的江青同誌秉承聖意，想搞倒敬愛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主席，便以其權力基礎北京市委為突破口，為此組織了敬愛的文元同誌寫了《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硬要說那劇本影射攻擊八屆八中全會，為右傾機會主義者翻案，主張的乃是反動的“分田到戶”。這本來是最典型的文字獄，乃是今日民運好漢的拿手絕活。不意偉大領袖看了那文章猶嫌不足，批評道：“姚文沒有點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1959年我們罷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官，《海瑞罷官》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的。”（非原話）這種無恥的話，也隻會有偉大無恥領袖說得出來——他比誰都清楚，彭真及其主子劉少奇乃是彭德懷的死敵，在廬山會議上跳得最高，牙齒露得最長，怎麽會去為彭德懷翻案？！

其時老蘆不過是個“挺能傑兒”（teenager），但對文史哲興趣濃厚，見天往圖書館跑，孜孜不倦、津津有味地攻讀那些大塊文章，姚文一出立刻就看到了，當然我不可能知道那來頭（當時全國也沒幾個人知道那其實是偉大領袖發動文革的進軍號），但批判海瑞那段我覺得還是非常有水平的。不過，我雖然是屁事不懂的青少年，卻也覺得那“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主張分田到戶”的誣陷實在特別了些。記得我當時很納悶：反黨黑幫們用這種一般人根本看不出來的複雜、艱深、間接、隱晦的方式攻擊我黨，和在夢裏攻擊我黨又有什麽區別？到底有什麽意義？

這批判的結果，我已經在舊作《紀念姚文元》中介紹過了，此處不再重複。想說的是：前段我在網上再度看了姚文，肯定了40年前的感覺：那文章第二段《一個假海瑞》說的一點都不錯，吳晗同誌就是偽造了一個海瑞。

與當年的感覺不同的是，我現在能認識到這偽造根本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但是毛共執政的必然結果，而且更是西方先進文明入侵的必然結果。不但吳晗偽造了海瑞、陳明偽造了施大將軍、張藝謀偽造了秦王，而且那什麽李澤厚也在偽造曆史。這種集體偽造活動乃是本民族的必然悲劇，本民族存在一天，咱們的“知識分子”們就得每天偽造不止，這發生機製再簡單不過：與完備複雜的西洋文明相比，簡單的中華文明留下的空洞實在太多，要活在當今世上，就不能不引入西洋觀念來填補，而這填補必然導致偽造曆史人物。  

二、吳晗為何要塑造一個假海瑞 


四十年後來客觀地看那場文字之爭，如果忽略權力鬥爭的醜惡背景和由此導致的荒謬絕倫的人間悲劇，則不難看出它其實反映了以馬列主義曆史觀解釋中國曆史必然造成的悖論：那就是，要使用那套圖解中國曆史，勢必偽造曆史人物，這就是吳晗那個積極分子幹的事；然而惟其是偽造，它就必然不能自圓其說，不但要露出馬腳來，還要違反馬列毛主義教條，讓超積極分子姚文元同誌抓住大打棍子。 

凡是過來人都該知道馬列毛主義那套狗屁不通的邪惡的“階級鬥爭理論”。根據這套“理論”，人類的文明史就是階級鬥爭史，階級鬥爭是推動曆史發展的動力，而所謂“階級”不但是社會地位的分野，同時也是善惡劃分。人民隻由善良的勞動人民組成，剝削階級則是邪惡的階級敵人，也就是人民的敵人。既往文明社會都是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所以都是反動的社會，隻有共黨建立的“新社會”，才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善良社會。 

這是G黨社會與曆史上有過的一切專製社會（包括納粹社會在內）截然不同的一個特征，它把自己建立統治看成了截然分開黑暗與光明、正義與邪惡的分水嶺，大言不慚地宣稱“正義與光明自我開始”，跟聖經中“上帝說：‘要有光’，便有了光”也差不多了。 

由此，馬列毛主義理論中先天就埋下了否定既有一切文明的因子。這種反文明因素如果隻是出自偏激文人之口，那倒無所謂。問題在於一旦大權在握的執政黨以此作為全民意識形態之後，那就遲早要釋放出摧毀文明的巨大破壞力來。

用這套反文明教義去圖解中國曆史，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它必然要否定傳統文明。我在舊作中指出過，文明社會始於腦體力勞動分工，它主要是腦力勞動者創造的，和勞動人民沒太大關係。傳統社會中的腦力勞動者，當然隻可能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而傳統社會中一切官吏自皇帝以下，無一不是“地主階級代表”。除了據說是推翻奴隸主階級那陣子，這些人當然不會是好東西。而據說中國從春秋戰國時代起就開始進入了封建社會，於是，從“封建社會”確立的秦朝直到清朝覆滅這長達兩千年的時段，就完全成了暗無天日的世界，其中唯一的“亮點”就是無數次農民暴亂，這就是毛澤東那中華文明的千古罪人發動全麵毀滅中華文明的文革的全部“理論基礎”。

這種謬論對於史學家來說無異於災難——隻肯定農民暴亂，那他們還有什麽活幹？哪本史書不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寫的？從屈原直到晚清詩人，又有哪個文人不是“剝削階級知識分子”？禦用學者們當然可以歌頌“農民起義”，可惜那無一不是文明黑洞，隻反映了文明的大規模破壞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大規模喪失。就算使上電子顯微鏡，他們也沒那本事從中打撈出任何具有正麵意義的玩意兒來，既無法發現人民怎麽在叛軍統治下過上了好日子，更無從發現暴亂匪徒對社會物質生產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有過任何建樹。

正因為無法接受這種邪惡理論的邏輯結論，積極分子吳晗、翦伯讚等同誌才苦心孤詣地想出了種種說道來，試圖從橫掃兩千年文明史的屠刀下救出點東西來，先後發明了什麽“讓步政策論”、“道德繼承論”。前者試圖解釋“階級鬥爭推動社會進步”這種絕對無法解釋的荒謬絕倫的P話，後者則試圖緩和G黨邪教否定傳統文明的教義的破壞力，一廂情願地把G黨人說成是幾千年優秀傳統道德的發揚光大者。

既然G黨是繼承人，那當然就得有先輩，可惜曆史記載裏實在找不到陳勝、黃巢、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那些大土匪有什麽“美德”，這本來再正常不過：道德修養主要是後天培養訓練出來的。我已經反複說過，中國古代隻有一科，就是以《四書五經》為教材的政治課，智育和體育是沒有的，它固然訓練出了多如過江之鯽的偽君子（特別是在宋代以後），但也確實訓練出了不少誌士仁人。要在以殺人越貨為職業的“農民起義軍”中去尋找類似的道德楷模，就算有可能，那概率也要低到不可勝計。

因此，積極分子們別無選擇，隻能為某些“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摘帽，把他們在死後多年補選為“人民代表”，讓這些好同誌變成我黨的道德前驅。海瑞同誌就是這樣一個“補選人民代表”。

《海瑞罷官》圍繞著海瑞任應天巡撫時期搞的“反投獻”的善政，把海瑞描寫為一個勞苦大眾的解放者。所謂“投獻”乃是明朝最突出的腐敗政治。明朝乃是中國曆史上最爛最反動的朝代，明太祖製定的《明律》規定，官員得依據其等級，享受不同程度的徭役賦稅減免，明朝中期以後，徭役賦稅越來越沉重，許多自耕農活不下去，便“自動”把土地獻給權貴大地主，自己作佃農，這樣，交給地主的田租還要遠遠低於國家征收的土地稅（亦即用人力折算的徭役和糧食折算的賦稅）。

這麽做導致了雙重惡果：一是發生惡性土地兼並，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少數權貴大地主手中；二是大量土地得以逃稅，使得國家財政收入劇減。這兩者結合起來便釀成了深重的社會危機。海瑞看到這點，便在任上搞了反“投獻”，令豪強地主退田，由此得罪了朝中權貴，罷官而去。這就是整個劇本的虛構依據。

由此可見，所謂“投獻”，實在是那個腐爛社會到不可救藥的表現——農民竟然“情願”放棄自己的土地，自耕農不當去當佃農，說明那賦稅徭役已經沉重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是讓朝廷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並不是什麽“退田”可以解決的，後者隻是揚湯止沸，並非釜底抽薪。這道理哪怕白癡也能明白：苛政在那兒，你把田退給了物主，賦稅徭役馬上就來了，人家不是不旋踵又得獻上去，銷財免災？

所以，海瑞這麽搞一下，當然體現了愛民情懷，但什麽問題都解決不了，如果說有什麽效果，那也就無非是為他增加了點“清譽”而已。


然而在劇本中，吳晗同誌卻把海剛峰描寫成了人民救星，文元同誌抨擊道：

“農民要求退還被徐家和‘各家鄉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爺作主”， 
於是海瑞一道號令，‘發出榜文，限令各家鄉官，十日內把一應霸占良 
民田產，如數歸還”。‘退田”之後，尖銳的階級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 
了，‘眾鄉民’向海瑞叩頭道：‘大老爺為民作主，江南貧民今後有好 
日子過了!’作者要貧農們‘感恩戴德，朝夕禮拜’，欣喜鼓舞，齊聲 
‘同唱’對清官的讚歌：‘今日裏見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園，有土地 
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劇本告訴人們：盡管封建製度原封未動， 
地主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依然存在，隻要照海瑞的辦法去做，農民的‘土 
地’、‘衣飯’就統統可以解決，‘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劇本還著重刻劃了海瑞如何‘為民雪恨’，大殺‘貪官’。劇本反複宣 
傳：‘冤獄重重要平反’，海瑞決心‘平民憤’，要把‘惡官吏都掃盡’， 
‘今日定要平民怨，法無寬恕重如山。’行動是：劇本中海瑞判華亭知 
縣王明友斬罪，判鬆江知府李平度‘革職囚禁，聽候朝命’，判徐階兒 
子徐瑛絞罪。據吳_同誌自己說，為了不致讓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沒勁頭’， 
‘下了決心，把徐瑛處死’〔８〕。這樣，罷官而去的海瑞，便成為一 
個反抗封建皇朝的勝利了的英雄。戲結束時，徐瑛被處死刑，徐階昏倒 
下去了，新任巡撫驚惶失措，海瑞高舉大印，昂然挺立，口說‘大丈夫 
頂天立地’，心裏想：‘我海瑞還是勝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 
的任務，也‘勝利’完成了。 

這個戲裏，作為正麵英雄人物出現的，隻有海瑞一人。農民隻能消極地 
向大老爺喊冤，懇求‘大老爺與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運托給‘海 
青天’。為了襯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於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場的主要 
官吏統統設計成壞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隻有他 
母親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個人，從經濟到政治，單槍匹馬搞了 
一場大革命。” 

撇去那些現代讀者無法消受的黨八股，不能不承認文元同誌這兒的抨擊相當準確，吳晗同誌塑造出來的這個海青天，無論是用毛思想的土匪理論還是用傳統價值觀去審視都不堪一擊。

用毛的土匪理論剖析吳式海青天的荒謬已經由文元同誌完成了，我個人認為他這工作做得很好，劉派禦用學者根本就無法駁倒：

1、海瑞並不是貧雇農代表。後者無田可獻，也無錢去贖回已獻田產，“退田”或是“贖田”的受益者乃是中小地主和富農。

2、海瑞反投獻“是為了緩和本階級的內部矛盾，防止兼並惡性發展，以利於鞏固整個地主階級專政” ；“海瑞從來沒有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同地主之間的矛盾。他隻是想緩和這個矛盾”；“他反對最反動的大地主，目的並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製，而是鞏固地主的土地所有製，鞏固地主對農民的統治，鞏固明皇朝政權。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各個集團、各個派別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所在。把海瑞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這是混淆了敵我，抹殺了地主階級專政的本質，美化了地主階級。” 

3、由此可以導出下述結論（雖然文元沒有明確給出推導過程）：因為階級鬥爭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緩和階級矛盾會消解階級鬥爭，不利於提高人民的階級覺悟，起來推翻地主階級專政，所以它其實是旨在麻醉人民的反動措施。在這個意義上，改善民生、緩和社會矛盾的清官其實比瘋狂掠奪人民、導致階級矛盾激化的貪官更壞。

.....................

上麵已經指出，文元同誌講述的才是真正的毛思想，以此標準來衡量，吳晗同誌把地主分子海瑞美化為貧雇農的大救星，當然是偽造曆史。

從傳統社會的實際情況來看，吳同誌捏造的海瑞更是彌天大謊。

和黨文化造出來的遍於全國的白癡們的理解完全相反，傳統社會的人根本沒有今天的階級意識。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完全是西洋進口來的觀念，老祖宗根本就不知道這些名堂。因此，人類曆史上比較出類拔萃的弱智壯舉，就是全國人民在“知識分子”們率領下，去潛心研究中國曆史上的“階級鬥爭”史，把一個個匪徒說成是奮起為本階級求解放的壯士，把鎮壓他們的官軍說成是地主階級的鷹犬。

其實任何一個粗知孔孟之道的非文盲都該知道，聖賢根本沒有什麽西洋式階級觀念，隻有“君臣”、“君民”、“父子”、“上下尊卑”這些粗淺分野。這種粗淺認識到了漢朝便發展為所謂“三綱”，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前者據說是後者的“綱”，後者必須絕對服從前者，而前者必須對後者慈愛。這就是傳統中國人的政治觀念。

除此之外，古人當然也意識到了社會分工存在，但那隻是所謂“士農工商”的粗糙分界，並不是西方那種森嚴精細的階級劃分。無論是地主、是富農、是貧農、是長工，都是“農”；是沿街補鍋的手藝人還是作坊主，統統都是“工”；是開當鋪的西門慶還是賣湯餅的鄆哥，統統都是“商”。這四種職業以稱呼先後構成了一種尊卑體係，但並不是不可打破的，不管您是農是工是商，如果讀了書，有了功名，便能升為“士”。從來沒人想到地主和貧農其實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級，更沒人有所謂“階級意識”。

因此，隻有黨文化炮製出來的中國特有的白癡，才會以為曆史上有哪個匪徒會在起事時慨然以“貧雇農代表”自居，以“推翻地主階級專政”為神聖使命。鎮壓所謂“農民起義”的朝廷命官也絕對不會想到“我是代表地主階級去鎮壓農民起義”。隻有絕對而非相對意義上的白癡，才會天真地以為那是曆史的真實。

實際上，所謂“農民起義”，基本是由野心家率領的活不下去的農民鋌而走險，無論是他們自己還是鎮壓他們的官軍，都認定他們是“犯上作亂”的“賊”。《水滸》上就把那些暴徒的動機說得清清楚楚：圖的無非是大秤分金，大塊吃肉，大碗喝酒。而鎮壓他們的朝廷命官也無非是因為“犯上作亂”為東海一梟至今在鼓吹的“天理”所不容，叛軍乃是“人人得而誅之”的“亂臣賊子”而已。

太平時代也同樣如此，無論是統治集團還是人民，都絲毫沒有階級意識。皇帝將全國視為己產，將全民視為如同兒子，將自己看成是全民的大家長，便發錯了夢也絕不會有什麽“我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的可笑觀念。朝廷是聖上的朝廷，國家是聖上的國家，聖上是全民的聖上，並不是什麽“地主階級的專政機器”。皇帝對子民並無什麽嫌貧愛富之心，他當然嚴禁“以下犯上”，但那不過是因為那違反孔孟的“綱常名教”，最終要危及“君綱”，並非什麽“代表地主階級鎮壓人民反抗”。 

地方官員又何嚐不如此？他們個個是孔孟之徒，而強調上下尊卑凜然不可犯乃是孔教的第一條教義，這當然要成為他們判決民間訴訟的精神指南，例如對“奴背主”、“妻叛夫”的懲罰就特別嚴厲。但這並不是出自保護“同一階級”的“階級感情”，而是出自對孔孟之道的忠誠。

事實上，真正決定社會地位尊卑高下的既非財富亦非血統，而是相對周轉率較高的“功名”，這和西方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完全不同。“富而不貴”（亦即隻是擁有財富而無功名地主或巨賈）常常是地方官吏的敲詐對象。所謂“魚肉鄉民”的主要受害人是這些人而不是什麽貧下中農。這道理非常簡單：後者榨不出什麽油水來，也沒什麽機會直接和官府打交道。

所以，作為事實上的國教，孔孟之道當然是維護統治集團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但它並不是為哪一個階級服務而是為所有的統治者服務的。不管你是什麽人，是北方來的奴隸主野蠻人也好，是起事成功的貧民匪徒也好，隻要你坐上了金鑾殿，它就為你服務。把這種通用的為統治集團服務的超階級意識形態當成為“地主階級專政”服務，其荒謬不亞於把基督教說成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精神鴉片”。

盡管孔孟之道是為統治集團服務的，但在一定程度上（當然比較有限），它也同時為人民服務。孟子的“天命”論和“仁政”說，對後世儒生影響很大，在他們，“愛民”與“忠君”非但不像後世馬列邪教認為的那樣是水火不相容，反倒是一個硬幣的兩麵：唯其愛民，所以忠君；唯其忠君，所以愛民，根本就是一回事。這道理很簡單：君王受命於天，代老天爺主宰萬民，如果不愛民，就要失去上天歡心，導致國破家亡。因此，愛民才是真正忠於聖上的表現，而真正的忠臣就一定要身體力行這個原則，不但自己愛民如子，清廉如水，而且還敢於對不愛民的昏君進行苦諫。

這才是海瑞的真實的精神境界。他當然誌大才疏，脾氣古怪，又熱衷於作大而無當的“清流秀”。但他不管是否確有沽名釣譽的個人動機，反投獻的仁政效果到底有多可疑，此舉正是傳統忠臣清官的舉措，那目的既是愛民，亦是忠君，在古人看來完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後世人當然可以說他試圖緩和階級矛盾，實際效果也確實是這麽回事，但他的初衷不過是要革除弊政，與民休息，那當然是維護君王統治，但它如果真的奏效了，則對統治階級和人民而言都是兩利的。硬要說他是出自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深謀遠慮地麻醉人民，這種Ｐ話隻有毛共文痞才有本事說出來。這些人就如同他們的傳人偽民運分子一般，死也不承認統治者可以和人民有利益交叉點，死也不承認“維護既有統治集團的長治久安”和“改善民生”可以是並行不悖、甚至是相輔相成的。而這恰好是孔孟之道的神髓：儒家追求的理想社會目標，正是通過統治者節用愛民來求得既有上下尊卑關係的長期穩定。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孔孟之道當然極度原始甚至可以說是反動的，但曆史地看，它確實有足夠的存在理由。照毛澤東的匪徒理論，隻有起來造反才能推動社會進步，但可笑的是，連毛共理論家自己也不能不承認農民造反並不可能造出一個消滅了剝削壓迫的新製度來，那既然如此，起來造反除了周期性屠殺人民並大規模毀滅社會財富還有什麽鳥意思？難道社會進步竟然是以人民大規模喪生為標誌？這是何等土匪理論！既然古代中國人沒有足夠的想象力為自己設計個別樣活法，那唯一明智的選擇不就隻能是在維護現體製的前提下盡可能修修補補，緩和社會危機麽？

由此可見，用外來的西洋“階級鬥爭”學說來強暴曆史人物會鬧出何等笑話來。可笑的是，直到如今，我黨還死抱著馬列毛僵屍不放，全然沒有意識到，如果不把這弱智邪說扔進茅坑去，則文元同誌的批判永遠成立，毛共否定摧毀1949年以前的一切傳統文明的反動作法便永遠是正確的。於是，自秦朝到清朝，中國兩千年的曆史上除了那些匪徒外，就沒有出過一個好人。難道這就是咱們的民族主義的崇高起點？  


三、所謂“民族英雄”的困境


對腦袋稍微正常一點的同誌而言，要看出G黨用進口來的“階級鬥爭史觀”去強奸曆史的荒謬可笑似乎不是太困難的事。方今之世，哪怕是國內的“挺能傑兒”們大概也不好這口。除了偽民運那三兩毛共餘孽之外，如今堅持忠於偉大領袖弱智“思想”的海外孤臣孽子，似乎便隻有煢煢孑立、形影相吊的林思雲先生一人，那也算“特立獨行”罷。

然而悲劇在於，似乎沒有多少人意識到我在本文第一段末尾揭示的那個無情事實：毛共之所以幹出那些荒謬絕倫的爛事來，有其必然原因，它其實反映了中華民族麵臨的大悲劇：相對於複雜精細的西洋文明來說，中華文明是過於簡陋了些，於是在兩種文明相遇之時，兩相比較，後者就必然要暴露出無數的“文明空洞”來，國人便不能不用從西方引來的價值觀去填補這些“空洞”，這結果就是“以洋奸土”，“以今奸古”，把傳統文明強奸得麵目全非，反倒促成了原有文明的徹底喪失，弄得後人連老祖宗真實的精神世界都一無所知了。

這其實是落後文明的內在悲劇，隻要中華民族存在一天，這悲劇似乎就得上演一天。更可悲的是，那些大言不慚以“複興傳統文明的當代大儒”自命的GP不通輩如什麽DHYX懵然不知此理，還要以這種“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方式毀滅傳統文明，愣把孟子說成是什麽“準民主思想家”，這和毛共用“中西醫結合”去毀滅中醫的野蠻實踐毫無不同。 

這所謂“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的鬧劇又何嚐不是這樣？我早在《“民族主義”論》係列、《史可法的選擇》和相關文章中反複強調了以下事實： 

１、傳統社會的官定意識形態亦即全民的指導思想孔孟之道中毫無“民族”、“民族利益”、“民族矛盾”、“民族英雄”這些觀念，因而根本沒有西洋“民族主義”的等價物。古人眼中的國家乃是君王的國家，不是西方的民族國家。

２、兩千年下來，中國的讀書人就幹了一件事：活學活用孔孟著作，按聖賢之道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根本沒有根據時勢變化作原創性思考、填補孔孟之道的空白的思維能力，衛道士們也不允許這種發展擴充孔孟理論的智力嚐試。因此，儒家的“英雄”隻是身體力行了聖賢之道的道德楷模，古文中非但沒有“民族英雄”的概念，就連相當於“民族”這個從西洋引進的詞匯都沒有。

３、後人人為劃定的“古代民族英雄”，在當時是被當成“忠臣”這種道德楷模來尊崇的，這種界定更符合他們的真實精神世界。儒家的終極道德原則是君臣大義，不是民族大義，古代中國人沒有西方人那種“民族的內外之分”，並不認為反對外敵比反對內敵更重要。忠臣們反對外敵乃是出自忠君立場，並不是什麽民族立場。正因為此，因為內敵作為腹心之患，對顛覆君王統治構成了更大的威脅，在同時麵對內外夾攻之時，忠臣們天然地傾向於“安內重於攘外”，這在史可法身上表現得最突出。

４、因此，後人劃出來的“古代民族英雄”，其實乃是忠臣。嶽飛、文天祥、史可法、林則徐等人和傳統忠臣諸如諸葛亮、張巡、顏真卿、方孝孺、曾國藩等人的精神境界毫無不同。他們之所以蒙後人青睞，無非是恰因他們鬥爭對象是外敵而非內敵。有的“民族英雄”例如嶽飛的運氣不是那麽好，在反對外敵的同時也鎮壓了內敵，而且內戰功勞遠遠超過了外戰；而另一“民族英雄”林則徐大帥的運氣則好得出奇──作為清朝難得的幹員，發匪亂起他就被清廷召去鎮壓之。林大帥“君命召，不俟駕”，立刻卸了雲貴總督之任，星夜趕往前線去赴君父之難。幸虧他運氣太好，病死在路上，這才沒像曾國藩那樣變成“漢奸”。

上麵這些話，在我看來乃是昭如日月的事實陳述。唯一令人震驚的，乃是在我之前竟然無人能看到這再明顯不過的事實而已。不料今日中國的“知識分子”竟然連消受赤裸裸的事實的胃口都喪失了。《史可法的選擇》陸續貼出後，群氓囂囂，不但波洛同誌懷疑我發了瘋，就連小鞍子也要來胡攪蠻纏一通，愣要說中國古代既然有不同民族存在，當然也就有民族主義。如此說來，中國古人也能煉鐵，他們原來也懂煉鐵過程中發生的化學反應了，是不是阿？

為了讓這些同誌死得口眼俱閉，我這裏用文天祥那典型的“民族英雄”作個示範，將《宋史•文天祥傳》中這位“民族英雄”所有的“愛國言論”摘出來，請大眾看個明白。至於他的具體戰略戰術主張，因和道義無直接關係，為篇幅計從略。

“（天祥）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刈、胡銓像，皆諡‘忠’，
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

這是說他當童生時在學宮看見祭祀的忠臣像，當即立定遠大誌向，要向那些忠臣學習，發誓如果死後不廁身於那些受後人祭祀的忠臣之間，就不是大丈夫。這和“民族大義”毫不相幹，乃是對孔教樹立的道德楷模的景仰。

“德佑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並 
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眾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 
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 
餘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 
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 
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 
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

德佑初年，元軍入侵，江上報急，皇上下詔令天下人勤王。天祥看了詔書難受得痛哭流涕，於是便招募當地豪傑並勾結了當地的少數民族，舉兵萬人去救駕。朋友勸止他，說元軍勢大，區區萬人完全是去自殺。他說，他也知道這點，但國家養育臣民３００多年，如此深恩，等到朝廷有難征召天下兵，竟然沒人去救援。他深恨這點，所以要不自量力犧牲自己，為大眾作個道德表率，讓天下忠臣義士群起效法，如此則宋軍具有道義上的優勢，又人多勢眾，一定會成功地保住社稷。 

這話乃是最典型的忠臣心聲，也就是“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為此不惜以死報君王深恩。請注意，他說的“國家”乃是“養育臣庶三百餘年”的趙宋皇朝，並不是有幾千年曆史的漢族國家。激勵他獻身的不是什麽民族大義，而是君臣大義。

“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 
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幾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 
死人之事。’” 

天祥本來是個貪官，養尊處優，歌妓滿堂都是，但國難當頭之際便痛改前非，散盡家產用作武裝鬥爭的軍費。每逢和賓客幕僚談及時事都要流淚，撫著茶幾說：“既然享受了別人提供的安樂，就要和人家共患難；拿過人家的俸祿，就得以死效力。” 

這是“民族大義”，“民族意識”或甚至“民族覺悟”麽？

“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 
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 
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雲：‘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 
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 
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 
師。”

天祥被元兵俘虜，抓到了潮陽，去見滅宋統帥張弘範，傲然不拜，當時張正準備征服厓山那宋朝的最後一個據點，讓天祥寫信招降領導抵抗的宋將張世傑。天祥答道：“我自己不能保衛父母，現在卻去教人背叛父母，你說這行不行吧？”張堅持請求，天祥就把《過零丁洋》那首詩寫給張，最後一聯就是那著名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張笑了笑就沒再要求了。

未幾，厓山破了，陸秀夫抱著幼帝投海自殺，宋朝正式滅亡。張弘範立此大功，非常得意，便令人在厓山刻石，銘之曰：“張弘範滅宋於此”，後人在那碑銘前頭加了個“宋”字，於是便成了“宋張弘範滅宋於此”，成了絕妙諷刺。其實老張雖是漢人，卻是元朝蔡國公張柔之子，愣要說他是宋人，似乎過於牽強。

滅宋最後一戰結束後，元軍中置酒高會，大肆慶祝，張弘範對天祥說：現在宋朝已經滅亡了，你的忠孝已經盡了。如果能改變初衷，以為宋君服務的的那種精神去為“今上”服務，將不失宰相之位。天祥流著淚說：國亡不能救，人臣就是死了也不足以贖罪，何況是逃脫死罪而事二主！

這乃是最典型的“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傳統道德，請問和民族大義有何相幹？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複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 
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 
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 
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 
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 
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複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 
已。” 

張弘範把文送到大都去“麵聖”，他在路上絕食８天都沒死，便又恢複了進食。到了河北，驛館供奉甚盛，寢處豪華，天祥就不肯睡，通宵坐著，押送者隻好把他送到兵馬司去關押起來。當時元世祖征募南方的人才作官，王積翁上奏說，南方最傑出的人才就是文天祥。元世祖就命令王去傳旨，天祥對他說：“現在國家亡了，我的本分就是死（也可譯為“我指望的就是死”）。如果朝廷寬恕了我，那就讓我作道士回鄉，以後可以以平民身份作顧問。如果立即就讓我作官，那麽，不但亡國大夫不可能想出什麽興旺國家的方略來，而且把我平生的道德成就全給毀了，那用我還有什麽意思？”王準備和宋朝降官謝昌元等十人聯名上奏，請皇帝放天祥去做道士，其中的留夢炎反對，說如果放走了天祥，他跑到江南去號召起兵複國，那我們這十個人不是要因此倒黴麽？於是此事便作罷。 

這一段反映了天祥死之艱難。據他在《指南錄後序》中說“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他過去該死而不死，乃是“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雲：‘將以有為也。’”那後來被俘，宋朝也亡了國，似乎可以從容絕食自盡了，然而他卻又在絕食８天後再度進食。不僅如此 ，他還對前來勸降的老王說願意去做道士，以布衣之身為元廷出謀劃策。這些該怎麽解釋阿？

我知道義士們一定要為“民族英雄”遮醜，說那是文丞相忍辱負重，“將以有為也”，隻是欺騙蒙古人放走他。他如果逃出大都後，一定會再舉義兵複國。這當然有可能是文丞相的動機，但不幸無法證實。不但如此，如果他真想這麽做，更簡單的辦法乃是假投降，出任方麵大員後再起兵，不是更容易成事麽？ 

愚以為，就義不是愛國憤青想象的那麽容易的事。文丞相能做到這個地步，已經是非常不簡單了。唯其他處處流露了對生命的留戀，這才更說明他不是光知道作秀的假道學，而是個有血有肉的活人。這種可能有過的動搖，如同他過去“自奉甚厚，歌妓滿前”，後來因傷心家國之難而痛改前非一般，更顯出他的真實的偉大來。

這當然隻是題外話，我這兒想指出的，還是文丞相那些愛國言論，自始至終流露出來的就是所謂“春秋大義”，無非是“忠臣不事二主”，根本看不到什麽“民族立場”。

“至元十九年，……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 
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讚從天祥 
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 
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麵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 
中有讚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 
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至元１９年，元世祖召見文丞相問他：你有什麽願望？天祥回答說：“天祥受宋朝之恩，作了宰相，哪能為兩家皇朝效力？隻求陛下賜死，我於願足矣。”皇帝仍然覺得不忍，左右力勸皇帝從天祥之請，說服了皇帝。俄頃，皇帝又後悔了，派人下詔製止死刑執行，可惜天祥已經死了。天祥就義時神色從容，說：我的事作完了。朝著南方跪拜後坦然受刑。幾天後文太太去收屍，見他麵色如生，卒年４７歲。其衣帶中留下了絕命詞說：“孔子教導咱們成仁，孟子教導咱們取義。隻有盡了義，才能到達仁的境界。我讀聖賢書一生，學的是什麽？不就是成仁取義麽？從今往後，我再也沒有什麽可羞愧的了。”

這段記錄對那些被黨文化臘製為白癡的同誌來說，其實很掃興。文丞相“麵聖”之時，決無不三跪九叩之理。不這麽做，他根本也就不可能見到皇上，遑論與之對話了。他若未行朝禮，則本傳裏一定會留下有關記錄。所以阿，這位“民族英雄”見到敵酋不但不大義凜然怒斥之，而且居然對之下拜，如果愛國同誌們稍微懂點國學，看出了這一點，則應該怒斥他“丟了中國人的臉”才是，對不對？

可惜他這麽做恰好符合儒家道義。文丞相過去作為南宋使節，出使大元，為了爭取平等待遇，曾冒死怒斥元軍統帥伯顏，後來被張弘範俘虜之時也傲然不拜，這都符合春秋大義──當時南宋名義上尚未亡國，他是宋朝高官，豈有向敵軍統帥下跪之理？但現在南宋皇朝已經不存在了，就連趙姓皇家子孫也封了國公，成了元臣。如果他見了新的“真命天子”傲然不拜，甚至怒斥之，豈不是違反了孔子刻意要維護的君臣大義？文丞相當然不是元臣，但即使是草民，見了皇帝也得磕頭，否則豈不是犯了大不敬罪？退一萬步說，就算南宋沒有亡國，他那丞相仍然還valid，那見了敵國皇帝照樣得行臣子之禮，這才符合春秋大義。因此，光從這技術細節來看，就足以洞見愛國憤老、憤中、憤青們用樣板戲那種弱智黨漫畫來穿鑿曆史是何等可笑。他們真正要捍衛的不是什麽“傳統文明”，什麽“國學”，而是從黨電影、黨戲劇裏躉盤進腦子裏，從此牢不可破的“黨學”。

最能說明我的point的，還是文丞相和元世祖對話以及其絕命詞展示的道德胸襟，那絕對是傳統的忠孝觀，不是什麽西洋進口來的民族立場或民族大義。  


四、無從衝出的困境


聰明穎悟的讀者不難從上麵舉的兩個例子中看出共同之處來：用西洋來的馬列主義價值觀去穿鑿中國曆史，與用西洋來的民族主義價值觀去穿鑿中國曆史其實一樣荒謬，前者因為表象上的荒謬太明顯，已經成了過去時，隻有什麽林思雲、張明昭等前朝遺少還好這一口；而後者的荒謬因為不是那麽一目了然，至今尚方興未艾，磅礴於華人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這現象出現毫不足奇：民族主義是超階級的，所以它和“階級鬥爭史觀”不同，能為左中右各派接納。於是無論政治傾向如何，大批中國“知識分子”都投入了這種用西洋價值觀強奸中國曆史人物的“人民戰爭”，懵然不知這和用“階級鬥爭史觀”強暴曆史一樣，必然導致否定為傳統社會肯定的正麵人物，兩者的惡果隻有量的差別，沒有質的不同。前麵已經指出了，用“階級鬥爭史觀”強暴中國曆史，必然導致全麵否定中國兩千年的文明史。用“民族主義史觀”來分析中國曆史，雖然不至於“橫掃一切曆史反革命”，但也必然要導致否定某些為傳統社會高度肯定的忠臣。

為了向大眾揭示這個惡果，我曾特地挑選了國內網人“碧血汗青”評論史可法的文字作例證，在《史可法的選擇》中作了示範性剖析。作者犯的錯誤很典型：他揚棄了毛共“階級鬥爭史觀”的土匪理論，卻陷進了性質類似的錯誤，用西洋的“民族主義”價值觀去強奸曆史人物，因而痛苦地發現史可法非但不是什麽“民族英雄”，而且是推行“安內重於攘外”的“賣國政策”的鼻祖。 

我已經在《史可法的選擇》中揭示了史可法真實的精神境界，雄辯地證明他完全是按儒家的教導行事的，以儒家的道德標準來看，他什麽事都沒做錯，乃是儒家提倡的最典型的忠臣，完全當得起前人對他的高度讚頌。“碧血汗青”對他的詆毀無法成立。 

這種錯誤之所以發生，根本原因是作者對古人作道德批判時，無意中引入了現代價值觀作為判斷前提，作了一係列超越時空的武斷假設：

１、古人應該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特別是具有強烈民族“內外之分”的意識。

２、這種具有強烈“內外之分”的民族意識認為，相對於民族內部矛盾，解決民族外部矛盾永遠具有優先權，是壓倒一切的當務之急，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乃是所謂“主要矛盾”。因此，當民族麵臨外部威脅時，本民族應該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３、用這價值觀去看晚明的曆史，人們對南明“首席軍政長官”史可法的道德期待，當然隻可能是他應把滿清當成頭號敵人，把李自成和張獻忠率領的叛軍當成盟軍，聯合反對民族大敵。但史可法卻反其道而行之，蓄意討好滿清，與李自成率領的叛軍不共戴天。因此，他不是什麽“民族英雄”，根本不值得後人歌頌。

我已經在《選擇》文中指出，此乃對古人最暴烈的強奸。史可法根本就不可能獲得上述從西洋舶來的價值觀，他自幼熟讀的聖賢書裏沒有一行字教過他這些觀念。相反，他信奉的孔孟教條決定了，他隻可能把犯下弑君大罪的李自成看成是終生複仇對象，把代大明天子複仇並安葬先帝先後的滿清看成是恩公，這就是為傳統社會一切忠臣孝子奉行的春秋大義。 

不但如此，任何一個真正的忠臣在他的位置上也都隻會采取同樣的道德立場，就連那些官方認定的“民族英雄”也絕對隻會如此，無論是嶽飛、是文天祥、是於謙、是熊廷弼、是袁崇煥，還是林則徐、馮子材，統統如此，概莫能外。早就說過了，這些後世定的“民族英雄”的內心道德境界和史可法毫無不同，都是忠臣。因此，如果處在史可法的位置，他們的反應絕對不會兩樣。他們沒有這麽幹，無非是他們“運氣好”，沒遇到史可法麵臨的弑君國仇罷了。

不難看出，這種思維方式必然導致可笑的結局：同樣是忠臣，內心境界完全一樣，表現也一樣，同樣是為君王壯烈而死，因此，他們在傳統社會根據同一標準，得到了同樣的表彰。到了新時代，這群忠臣卻被用從西洋來的價值觀“一分為二”了，同樣是壯烈犧牲，如今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而那標準卻不過是因為他們無法選擇的鬥爭對象：和外敵鬥爭的成了民族英雄，死在平叛中的忠臣卻成了皇帝的奴才。這談得上公平麽？

我早就意識到了這問題，曾試圖用“客觀效果”來突破這理論困境。記得在《“民族主義”論》係列裏，我試圖與“主旋律”妥協，認為從客觀效果來看，那些刻下為大眾認定的“民族英雄”確實可以算民族英雄，因為他們畢竟投入了對異族的鬥爭。但後來越想越覺得如此強奸古人太不公平──前麵已經說過了，到底是投入內戰還是外戰，完全是時代造成的偶然，根本也就不是那些曆史人物可以自由選擇的。論信仰的堅定與赴死的從容，我看史閣部絕對超出了文丞相：他可是罵賊而死的，比文天祥壯烈果敢多了，可惜他運氣沒有文天祥好，遇上了後者沒遇到的弑君國仇，所以不能不主張“聯虜剿逆”，因而“玷汙”了他的英雄事跡，幸虧他還死在滿清人手上，而且北伐討逆戰役也流產了，否則豈不是要成在國難當頭還在打內戰的賣國賊？

所以，這“客觀效果”論，最後就成了“運氣論”。生不逢時者便成了壞人，生逢其時，能死在外國人手上的便成了英雄，這算是什麽“理論”？ 

更嚴重的問題還在於這“客觀效果”論必然導致更加暴烈地強奸古人，這是我看老謀子那爛到提不起的爛電影《英雄》的一點心得。

那爛電影想來大家都看過：某個俠客去刺殺秦王，但後來想到，國家統一能結束戰亂，而秦王正是統一國家的不二人選，於是在千鈞一發之機翻然醒悟，為了蒼生放了秦王。

這當然是廉價虛構，什麽鳥意思都沒有，值得注意的是那電影道德批判的隱含前提，而這前提乃是由當代左中右知識分子們一致認同的：因為能終止戰亂，國家的統一有利於民生，所以，凡是實行國家統一的君王都值得讚頌，秦始皇就是這種正麵人物的代表。

這P話離曆史的真實有多遠，隨便看過點《史記》一類國學入門教材的初學者都該知道。事實上，統一根本沒有給六國人民帶來好處，而是空前的暴政，以致“始皇帝死而地分”成了鼓舞人心的口號。正因為分裂是民心所向，這才使得秦始皇死後不久，天下果然就分崩離析，不僅原來的六國紛紛恢複，而且還多出許多小國來。如果不是再度統一天下的漢朝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訓，與民休息，則類似事件肯定還會發生。所以，光看到統一能結束戰亂便以為它能改善民生，那完全是“隧道眼”。

問題還不止此，所謂“客觀效果”，其實還是個價值判斷，使用的標準仍然是今天的價值觀。用這價值觀去機械劃分曆史上的好人和壞人，必然要像毛共使用“階級鬥爭史觀”一樣，大規模偽造曆史，造成無從解決的混亂。

例如我們若要歌頌統一，則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統一冠軍非成吉思汗莫屬，可惜此人的征服欲給人民帶來的不是安居樂業，而是戰亂與血腥屠殺。如果這種同誌值得歌頌，則我實在不明白希特勒為何又不能成為德意誌的民族英雄。說到底，德國人歌頌希特勒還遠比中國人歌頌忽必烈有點道理──希特勒畢竟是奧地利人，而忽必烈不過是異族征服者而已。把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偽造為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這荒謬不下於緬甸人歌頌大英帝國的皇皇武功。 

更大的混亂是，如果開疆拓土可以當成道德批判標準，那麽，明朝取代元朝，使得蒙古大帝國的版圖縮小了，那是不是應該當成“疆獨”、“藏獨”、“台獨”一類的“分裂主義罪行”加以譴責？

由此可見，這“客觀效果”論除了製造人為混亂之外，什麽鳥意思都沒有。這麽說，是不是可以不看客觀效果，隻看曆史人物的主觀動機，看其是否心口如一，是真正的以身殉信仰的誌士仁人就行了？ 

這顯然也不行，例如宋明理學雖然製造了大批偽君子，但畢竟也製造出了無數真正的殉道者。如果隻是誌士就值得歌頌，那曆史上表彰過的那麽多烈女是不是也該由國務院正式旌表之？我記得宋朝有個寡婦害了乳癰，因為不願讓大夫看到自己的肉體，竟然活活疼死了（其實中國曆史上女性誌士烈士遠比男性多，南明覆滅時最能看出這點來。中國女性比男性更富於英雄氣慨和犧牲精神，這大概跟女性是感情動物有關吧），這當然非常了不起，我看難度比黃繼光堵槍眼還大，但莫非值得今天的女性去學習不成？

比這更現實的例子則是希特勒和毛澤東，兩者都是忠於其信仰的誌士，莫非為此他們就成了好同誌？相反，我多次指出過，如果毛的信仰沒那麽堅定，隻是張戎女士認定的權欲熏心的野心家、陰謀家，不去固執地推行他的烏托邦空想，因此“以善毀國”，那他也就決不會給中國帶來那麽深重的災難。如果他不信奉“國際主義”的邪說，則他也不至於變成中國曆史上獨一無二的在和平時代毫無必要、毫無代價地出讓大片河山和民族權益的最大的主動賣國賊。 

因此，根本難題在於，咱們到底能不能對曆史人物作道德批判？如果能，那批判使用的價值標準到底是該用當時的還是現代的？以愚見，這個難題根本就無法解決。

上麵已經說過了：如果用當時的價值觀評價古人，現代人顯然無法接受這種評價。但如果用現代也就是西方來的價值觀去評價古人，則不是要極端粗暴、極不公平地否定為傳統肯定的古人，就是要大規模偽造曆史，兩種作法表現不同，但實質上都是摧毀傳統文明，害得後人連老祖宗的真實麵目都一無所知。

古人根本就沒有我們今天遇到的這個難題，自從孔孟之道確立之後，傳統中國人使用的價值觀在兩千年之中竟然毫無變化，一直在使用儒家的“忠奸”兩分法，前者代表善，後者代表惡。忠於君父的就是好人，就是道德楷模，背叛君父的就是壞人，就是譴責對象。這標準非常簡便易行。對上麵列舉的那一群曆史人物，從屈原直到曾國藩，統統都是忠臣，因此統統是道德楷模。老祖宗根本也就不會遇到我們今天這種需要將忠臣進一步分類的難題。 

這善惡兩分法還不光適用於臣民，同樣適用於君主，批判依據同樣是聖賢經典提供的簡明的標準：凡愛民者都是明君，虐民者都是昏君。可笑的是，古人可以毫無思想顧慮歌頌明君，譴責昏君，現代人卻反而沒有這種思想自由。用毛共“階級鬥爭史觀”來看，皇帝乃是地主階級總代表，乃是譴責對象。用今天的民權標準來看，歌頌皇帝乃是奴性表現（這就是清宮戲引起廣泛不滿的原因之一）。因此，無論是用哪一套西洋價值標準，歌頌皇帝和忠臣都在禁止之列，您說，中國曆史上除了抵抗異族入侵的將領和開疆拓土的皇帝能幸免之外，還能有哪個為傳統肯定的正麵人物能逃過今日論者的道德屠刀？ 

這難題是怎麽產生的？很簡單，傳統文明太粗陋，太簡單，如魚網一樣，留下了無數空白。待到博大精深的西洋文明湧入後，兩相比較，它立刻就顯出了其簡陋和不合理之處，因此必須用西洋來的玩意去填補這些文明空洞，因為西洋來的價值觀念常常和傳統價值觀念取向相反，這結果就造成了傳統文明的毀滅，而西洋價值觀念在民間的普及則破壞了傳統社會原有的和諧與穩定，導致無休止的社會動蕩。

傳統文化就是儒道釋三家，官定意識形態（也就是全民的道德指南）乃是儒教。儒家思想相當於後世的“政治課”，它把政治問題完全當成了道德問題，徹底缺乏西方來的“權利”和“平等”思想，核心就是旨在維護上下尊卑關係的和諧的“忠孝”教義。它用家庭關係去類比社會關係，把家庭等級放大到社會規模去，形成一種家族式等級社會，其社會理想就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婦隨。正如兒子隻能服從父親一樣，臣子也隻能服從皇帝，根本沒有什麽平等關係可言。儒家隻強調社會成員的道德義務，徹底忽略了他們的權利。誰能盡到兒子的道德義務就是孝子，盡到臣子的義務就是忠臣，就是全社會學習的對象。從這個簡明的統一道德標準出發，古人很容易便能對曆史人物進行道德批判，而且一直在“以史為鑒”，用既往的教材去哺育出一代代毫不走樣的忠臣孝子來。

這一套在封閉環境中倒能完美地運轉，麻煩在於鬼子帶來了“人生而平等”、“人權與生俱來”這些說道，與此作對照，則傳統價值觀立刻轟毀，孔孟之道完全成了奴才哲學：憑什麽皇帝可以隨便用廷仗打死大臣，而大臣絲毫不能反抗，頂多隻能叩首出血，苦苦哀求聖上看在先帝創業維艱的麵上施行仁政？憑什麽女人必須無條件服從男人到了“夫死從子”的地步？憑什麽草民隻能聽任貪官汙吏蹂躪，不能揭竿而起，“犯上作亂”？ 

折騰了一個半世紀之後，西洋價值觀已經相當深入人心，以致大家竟然忘記了那不是國貨而是洋貨，於是咱們在審視曆史時，無意中便使用了這套我們如今視為天經地義的價值觀，去對古人作道德褒貶。

不幸的是，這套價值觀和老祖宗使用的那套大相徑庭。而傳統中國人乃是按傳統價值觀人為塑造出來的。如今換用不同的尺度去衡量按傳統模具鑄造出來的古人，其結果就是我上麵已經指出的那兩種：要麽從平等觀和人權觀出發，認為肯定明君和忠臣乃是奴才劣根性發作；要麽從所謂民族主義出發，對曆史人物進行無恥的“再創造”，把他們變成用今天的眼光（其實也就是西洋人的眼光）看來更順眼的假人物。

再說得淺近些吧：如今咱們的難題，類似於用西洋高跟鞋去套古代婦女的小腳。套的人不知道古代婦女有纏足風俗，也不知道高跟鞋並非國貨，於是要麽斥之曰：此乃畸形！要麽敷點窯泥上去，把那三寸金蓮“做”成天足。Either way，傳統文明都給破壞了。到最後傳統文明到底是怎麽回事，誰都不知道了。 

這麽說，看來應該放棄這種用現代（也就是西方）價值觀去褒貶古人的作法，但能不能用古人價值觀去褒貶古人呢？我看也不行。前麵已經說過了，這麽作必然要肯定所有的明君、忠臣、孝子和烈女，不說現代人無法接受這些，真要能複古，那也是文明的大倒退。咱們必須牢記在心的一個事實是：這套價值觀隻能在封閉環境下工作，國人的眼睛被鬼子打開之後，便再無可能閉上了。即使能閉上，退回到原始落後的傳統社會中去，勢必又要重複清朝在西洋文明衝擊下覆滅的悲劇。

那麽咱們是不是得徹底放棄對曆史人物作道德批判的企圖？這也同樣不可思議。姑不說“以史為鑒”乃是中國的深厚傳統，到現代更被毛共發展成了“古為今用”。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的人像中國人那樣活在曆史中，無時無刻不需要古代的英雄祖宗激勵自己。就算咱們能改變這傳統，對曆史和曆史人物隻做忠實記錄，不加主觀褒貶，那豈不是連真正的罪犯都不能批判了？眼下就有中國曆史上最大的罪犯毛澤東。如果不批判他，難道讓後世子孫再受類似罪犯的蠱惑，再一次陷中國於血海不成？ 

老蘆遲鈍，還真不知道該怎麽衝出這鬼子帶來的困境。  
 

明白了上麵說的文明困境，則不難一眼看出陳明和李澤厚爭吵的實質。在我看來，兩人的主張反映了中國文人的兩大突出特點：陳明無恥得可愛，李澤厚錯亂得有趣（以下引文據《多維網》予沉所作訪談錄）。為什麽說陳明無恥得可愛？請看：

“陳明主張把施、鄭兩家的私怨與大陸、台灣關係區分開，把施的私德與收 
複台灣的事業區分開，把康熙作為國家的代表與滿漢衝突區分開，從而肯定 
施在當時為著國家統一和版圖完整所做的巨大貢獻，而這對當前局勢有很大 
啟發作用。他不諱言自己是從中國當下現實利益出發看待曆史，因為‘曆史 
是生長的，民族是建構的，文化是開放的’。他明確認為，施琅不是民族敗 
類、漢奸和賣國賊，而是有功於中華民族和整個中國的民族英雄。” 

“陳明反對大漢族主義，也反對道德和文化至上的原教旨主義，認為前者授 
人以柄、危害極大，後者迂腐空談、無濟於事；對於一味強調民主的觀點， 
他認為沒有切中曆史和當下的情境與需要，至於全然反對武力，如果不是真 
誠的迂腐，就是別有用心的掩飾。”

最精彩的乃是這句話：“曆史是生長的。”是正常人都知道，曆史乃是死的，已經發生了的事就再不可能改變了，如今陳大學者卻提出驚天動地的革命性時空觀來，認為“曆史是生長的”！

這是什麽意思？看看上下文就知道，他“不諱言自己是從中國當下現實利益出發看待曆史”，所以，他真正想說的話乃是“曆史是可變的，可以而且必須隨時根據現實政治需要任意改塑”。 

人類曆史上能與此媲美的話語，大概隻有戈培爾的“謊言重複千遍即為真理”。即使是法西斯“理論家”，老戈也沒敢公開承認可以根據現實政治需要任意塑造曆史！如此赤裸裸的無恥，倒有三分馬悲鳴那種真小人式的可愛。 

為什麽說李澤厚錯亂得有趣？愚以為，他在談話中把典型的中國文科學人的錯亂“思維”發揮得淋漓盡致，每句話都跟另一句話自相殘殺。這種錯亂無以名之，姑稱之為“敗絮思維”。這種痼疾隻能在國產文科學者身上看到，這些人最好的前途就是作“學問家”，白首窮經，最後除了當個章句腐儒，滿口“大洋古”術語、人名、語錄之外，便到死也不可能弄懂最簡單的學說的真意何在。為什麽中國的文科教育會使得記憶力壓迫、排擠、摧毀了理解力，我到死也沒法明白。

這人鬧的笑話實在太多，如果一一列舉並指出其可笑之處，這文章就沒法寫完了，隻能扣緊主題，重點討論一下他的“倫理價值的絕對性論”。在此之前，還是忍不住要駁一下他那打著“吃飯哲學”的幌子販賣的種族歧視。

他一麵說他不是民族主義者，一麵又主張歌頌民族英雄，甚至不惜違背曆史真實，為了證明那“少數民族入關帶來的總是落後和倒退，從政治、經濟到文化都如此。世界曆史已多次證實了這點，不僅中國”，竟然置起碼的史實於不顧，胡說什麽“清朝的入主使這一切被中斷，退回到小農社會的閉關狀態。‘三言、兩拍’中所反映的濃厚的市民風尚、氣息都消失不見了，盛行的是偽古典主義。而如果當時是李自成成功了，情況就會不一樣”！ 

這話不但反映了典型的中國文人的錯亂，而且反映了他們的無恥。李先生既然是文科專業人士（據說還是什麽“著名哲學家”），想必不敢否認以下事實吧：

１、明朝從未出過一個好皇帝，而滿清從未出過一個昏君或暴君（所有皇帝之中就隻有雍正比較殘忍忌刻，但那不是針對草民的）。滿清皇帝從未出過或修煉長生術、或到處采礦搜刮民財、或罷工幾十年不理朝政、或熱衷於作木匠聽任權奸兒戲國事、或殘忍猜疑忌刻好殺、動不動砍忠臣腦袋的昏君暴君，就連最不成材的鹹豐，比起明朝那一群昏庸透頂的爛皇帝來，也足可算勵精圖治的皇帝模範了。

２、清朝奉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嚴格控製賦稅，曆代皇帝恪守祖宗成法，不敢擅自加賦，以致晚期改革時，中央政府竟然因此缺乏必要財力。民間還從未如明朝那樣，因為自皇帝以下的貴族官僚集團瘋狂掠奪人民，鬧出自耕農不堪賦稅搞“投獻”，放棄土地作豪門佃農的悲劇來。按李先生信奉的“吃飯哲學”，百姓的日子遠比明朝好過。這些事實，我記得就連立誌光複的明朝遺老黃宗羲（還是顧炎武？記不住了，懶得去查，請李先生自己去查吧）都不能不承認。

３、滿清吏治清明，後宮太監宮女人數比明朝少得多，不但嚴禁太監幹政（後期這祖宗成法被老佛爺打破，但比起明朝來算是迷你巫見巨人巫了），取消了太監監軍，嚴禁太監出京胡作非為蹂躪地方，而且從未搞過明朝的東西廠、錦衣衛的特務恐怖統治。 

４、滿清不但是中國曆史上幅員最廣、加入民族最多的皇朝，而且是中國曆代推行民族政策最成功、最合理的朝代，朝廷尊重各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不加幹擾，禮敬蒙藏活佛，祭祀孔孟，唯一的缺陷是沒有把回部的統戰工作做好。這在中國曆史上堪稱空前絕後，明朝和此前的皇朝不必說，就連後任政府也沒一個有他們的一半成功。

５、滿清是中國曆史上最強悍尚武的皇朝，也是中國曆史上最能靈活應變的皇朝，外有中國幾千年曆史上從未遇到過的具有全麵文明優勢的強敵，內遇拳匪、撚匪那些蹂躪內陸膏腴之地的巨寇，居然能苦撐不倒，內除悍匪，外抗強權，不但推出所謂“同光中興”來，而且在覆滅前還銳意改革，實行憲政，這與宋朝皇帝向落後遊牧民族稱臣稱侄、明朝以上億軍民的大國迅速亡於１０多萬清軍的千古醜事相比，端的是為中華民族放一異彩。

李先生不敢麵對這些事實，全部立論的論據竟然一是《兩刻三言》，二是“李自成能比滿清做得更好”！

這就是中國的“著名哲學家”！Can you believe it？這種“虛擬論證”法，蘆某還是第一次領教，請問李先生是從哪個哲學大家那兒學來的阿？您怎麽不說“如果孔子複生作皇帝，一定會比所有的人都做得更好”？

粗知曆史的人都知道李自成是何等鼠目寸光的草寇，連劉邦那市井流氓的胸襟都沒有。進了北京，在全民心目中已經是獲得了“天命”的標誌，他不效法劉邦約法三章收攬民心，為待征服地區人民作個榜樣，卻縱使叛軍吊拷降官“追贓”，大軍駐在城裏騷擾蹂躪百姓，弄得京城雞飛狗跳，人心惶惶。招降吳三桂不成，“軍師”宋矮子勸他不要去親征，免得進退失據，他非不聽，自山海關敗回，竟然在草草稱帝後便自動放棄北京這“天命證明書”，把搶奪來的金子熔鑄成大餅，以騾馬運載，在放火燒毀皇宮後便逃回他的陝西老家去，以為人家會放過他，讓他在那兒作“富貴還鄉”的好夢。

不意此等標準的上不了台盤的狗肉、黃土地孕育出來的榆木腦袋，竟然在李哲學大師眼中成了率領全國人民奮勇走資的黨內第一號走資派！請問李先生作此豪斷的證據在哪兒啊？莫非就是因為滿清原來是文化落後的少數民族？可難道黃土地走出來的滿腦袋高粱花子的李闖王竟然比女真貴族還有文化？請問李先生看見過順治小皇爺畫的國畫否？不知李自成的太子（if any）是否有那兩下子？ 

最有趣的還是李先生的“倫理價值的絕對性”論，而這才真和本文主題相關，以上所說算是忍不住的題外話罷。 

什麽是“倫理價值的絕對性”？李先生作了如下解釋： 

“我認為，倫理價值從曆史、社會中生長出來，但具有超曆史、超時空甚至超 
因果的特征。對待傳統的倫理道德，我們要繼承其抽象的精神，要肯定它具有 
超越具體條件、情境的絕對性。從人類的曆史總體來說，道德精神具有獨立的 
價值，不隨時代條件和情境而改移。 

本來，任何倫理要求都是曆史的、社會的，都是在具體條件下產生的，比如華 
夏自古就講敬老，但有的部落卻殺老，按其生存環境和條件來看，殺老是符合 
現實要求的，在被給定的境遇下是道德的。還原到曆史情境之中，道德本是相 
對的，所以才有道德的相對主義、道德的功利主義，還有黑格爾到馬克思的道 
德的曆史主義，包括文化人類學的考察也表明，道德標準與生存環境、現實條 
件有關，確實是相對和變易的。

但是，我之所以仍然堅持康德的絕對主義倫理學，是因為，康德把上述的獨立 
性和絕對性鮮明地揭示了出來，康德揭示了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特征，那就是 
理性主宰感性，我稱之為理性凝聚的人性力量或心理形式。”

竊以為，這段話最能暴露國產文人的“敗絮式思維”，其特點是賣弄一大堆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的洋術語，掩蓋自己的驚天動地的錯亂。李先生一麵承認“任何倫理要求都是曆史的、社會的，都是在具體條件下產生的”，一麵又說什麽“倫理價值……具有超曆史、超時空甚至超因果的特征”，這種有趣的自相矛盾，大概在他那大哲學家看來就是所謂“二律背反”吧。李先生在采訪中確實使用了“二律背反”這個術語，正好暴露了他那“哲學家的貧困”。這位言必稱康德的“哲學家”同誌連“二律背反”是怎麽回事都沒拎清，以為哲學悖論（paradox）和邏輯上自相矛盾（contradiction）是一回事。

任何非科盲都該知道道德是怎麽回事，它乃是人類特有的功利設計。就連白癡都該知道，倫理道德乃是人類特有的現象，動物界中根本不存在。沒人譴責獅虎凶殘，也沒人笑話兔鹿怯懦，那是人家的生存手段，獅虎不夠凶殘就得絕種，兔鹿不夠怯懦也就立刻要被淘汰。所謂性道德更是如此，“亂倫”在動物乃是家常便飯，在人類則是十惡不赦的大罪。所以，道德倫理乃是和人類相伴生的發明，正如語言文字是人類特有的那樣。

人類為何要發明倫理道德？很簡單，為了更好的群體生存。這道理荀子早就在兩千多年前解釋過了，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去閱讀我的有關舊作：人類體力不如獅虎，輕捷不如飛鳥，為了求生，必須結成社會。如果不人為製定社會成員的行為規範，則社會必將毀於內鬥，於是倫理道德便應運而生，其功能乃是給人欲加上個“刹車”，使得社會成員知道主動克製自己的貪欲，不要幹出損人利己的事來。由此造出了“義”與“利”的永久性衝突，所謂“義”就是道德束縛，也就是人類的社會性；所謂“利”就是人的貪欲，也就是人的自然屬性或生物性。利欲乃是天生的，義心則是後天洗腦的結果。因此，建立並維持道德修養需要主觀努力，乃是一種逆水行舟的勾當。

如果大眾明白了倫理道德的發生機製，則立刻就能明白不管是“倫理要求”也好，是“倫理價值”也好，都是人為設計，不是什麽類似萬有引力那樣的客觀規律，何來什麽 “絕對的”，“具有超曆史、超時空甚至超因果的特征”？連人類本身的存在都不是超曆史、超時空甚至超因果的，何況是人類的發明？請問“三從四德”的“倫理價值”怎麽個絕對法？

任何腦袋正常的非“哲學家”看了前文都該知道，中國傳統文明麵臨的困境之一，正是因為傳統“倫理價值”被西方輸入的價值觀衝得雲落星散，傳統的“絕對倫理精神”和西洋的“絕對倫理精神”格格不入，而現代人又不幸受了洋貨影響，因此左右為難，不知道該拿古人樹立的道德模範們怎麽辦。這悲劇本身就體現了“倫理價值”因曆史、時空、因果關係引發的危機。如果“倫理價值”真如李先生夢囈所說的那樣，能超越曆史、時空甚至因果關係而存在，那現在怎麽還會有圍繞著陳明先生偽造曆史的各家爭鳴？

事實是，無論是東土還是西洋，“倫理價值”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用不著知道李先生那嚇唬外行的“文化人類學的考察”，任何一個非白癡，如果稍微知道點西方社會風氣的流變史，也該知道這一點。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同性戀。哪怕在自由主義故鄉英國，上世紀５０年代同性戀還是犯法的事，電腦大師圖靈為此被捉將官裏去，被警方強製注射性激素，導致長出乳房來，因此憤而自殺。可如今人家教會正在爭論是否該以上帝名義為同性戀夫妻祝福！

稍知點西方社會演化史的同誌都該知道，人類進化的標誌，就是所謂“禮崩樂壞”：一方麵，社會對個人行為的要求越來越寬鬆，另一方麵，人道主義精神越來越發達，社會越來越體現出對人的價值的尊重。文藝複興乃是西方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大躍進”，而這全靠突破了教會強加的對人性的禁錮才得以出現。但即使到了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社會倫理要求也非常嚴格，人權和自由的內涵遠遠沒有今日豐富，特別是性道德要求頗嚴苛，跟咱們傳統社會也有三分相似，隻是沒到那個極端程度而已。另一方麵，當時的人的價值根本沒有今日高。１９世紀英國的血汗工廠全靠雇用１２、１３歲的童工發財，卻沒有多少人認為那是不道德的事。隨著時代發展，社會倫理觀念無形中發生了翻轉：尊重生命、尊重人的價值成了最大的道德，而對社會成員私生活自由的限製則越來越鬆弛，個性因此越來越解放。

這種變化，在我看來乃是人類進化的正常途徑。中國社會發展之所以在宋代以後進入停滯甚至倒退狀態，我認為與儒家走火入魔變成宋明理學分不開。理學家們拿肉麻當有趣，竟然喊出“去人欲，存天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反動口號來。這些違反人性的道德要求左右開弓，一石二鳥，一方麵把人的價值貶到了最低點，一方麵為人性施加了空前的束縛，使得社會從此喪失了為滿足人欲而進取的勃勃生機。正因為這種傾向和西方的進化方向背道而馳，才造成了東方文明在與西方文明狹路相逢之時一敗塗地。

這是所謂時間上的“縱比”，空間上的橫比又如何？東西方價值觀念最本質的差異，就是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和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西方社會以個體權利為出發點，發展出了一係列的派生價值觀念諸如自由、平等、機會均等等等，以及保障這些價值觀的社會製度諸如民主與法治。東方社會則以集體為本體，強調個體為集體無條件克製甚至犧牲自己。這正是民主何以在東方國家難產的原因，唯一的例外乃是日本人。但倭人的本事是舉世無雙的學習和調適能力，人家既然能用單音節漢字表達多音節的倭語，自然也就有本事在集體主義框架上，建立本來是從個人主義溫床上生長出來的民主製度。

因此，無論是縱是橫，所謂“絕對倫理價值”完全是國產“哲學家”的專有夢話。虧“哲學家”還把康德拉進來，連累人家的名聲。其實李先生該引用的不是康德而是程老夫子的“去人欲，存天理”。他那說道不是和李先生的一模一樣麽？在程朱，作為人類的主觀價值體係的倫理道德，竟然成了“天理”一類類似自然規律的東西，而“人欲”這個真正反映了自然規律的屬性卻成了可以消滅的東西。請問李先生，程朱口中的“天理”，和您的“絕對倫理價值”到底有什麽不同啊？

那麽，到底這“絕對倫理精神”是什麽勞什子？現代人該如何去“對待傳統的倫理道德，我們要繼承其抽象的精神，要肯定它具有超越具體條件、情境的絕對性”？李老先生把他知道的西洋哲學家的名字全賣弄過來後，最後總算開出了具體的方子：

“孔子講‘殺身成仁’，孟子講‘舍生取義’、‘雖千萬人吾往矣’，‘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從這裏升華出一種巨大的、崇高 
的和永恒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對整個人類的生存延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 
們要注意人性能力的培養並敬重這種人性能力和道德精神。”

所以，李老先生的“絕對倫理精神”或曰“抽象的倫理精神”，其實乃是“道德審美迷醉”，林思雲先生就最好這一口，為此歌頌日本少壯軍人愛國者的“內心世界比中國的愛國者更純潔”，對神風特攻隊更是頂禮膜拜。

我早在舊作中指出了，正因為“殺身成仁”、“舍身取義”違反人類的生物學天性，乃是不折不扣的“逆天行事”，難度不是一般的大，隻有少數堅忍卓絕的誌士或傻子才能幹出來，於是它便對不具備這種本事的大眾具有一種強大的美學誘惑力，正如男女被自己沒有的異性副性征吸引一般。李先生和林先生盡管年齡差距很大，專業毫不相同，但都沉醉在這種“道德美學享受”之中，這非常自然，乃是人之常情，其實不需要什麽文化，更不需要冒充懂康德和黑格爾。

問題在於李先生的主張究竟有何可行性。論提倡這套，誰也比不上宋儒來勁，那陣中國還處在封閉係統中，毫無另類文明參考係，可理學家折騰半天，除了折騰出一大幫禍國殃民的清流偽君子和寥若晨星的真誌士如史閣部來，到底對提高民氣有何裨益？明朝乃是道學家們調子唱得最高的時代，卻也是中國曆史上最糜爛、色情文化最猖獗的時代，李老先生提到的“兩刻三言”和他不敢提的《金瓶挴》就是見證，明朝同時也是中國曆史上亡國最迅速、出產漢奸最多的時代。

我已經在《史可法的選擇》裏指出了，闖賊攻陷北京，數千官員悉數降賊，死節者隻有２０來人。辮子兵打進來後更妙，從頭到尾，消滅南明政權的主力不是滿人而是投降過去的漢軍。慷慨就義的隻有史閣部、黃道周、閻典史等寥寥數人，真正抗清的除了張蒼水之外，竟然隻有一個從未受過理學熏陶的大老粗、原張獻忠部將李定國！女真以１０幾萬人馬就輕而易舉地滅了具有上億軍民的大明，還不是像後來的帝國主義那樣靠先進火器，人類曆史上還從未見過這種奇跡。這和理學盛行究竟有無相幹哪？它體現的“絕對道德精神”是不是“對整個人類的生存延續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提倡“絕對倫理精神”容易，尋找學習榜樣實頭困難（吾鄉土話，意為“實在困難”）。到頭來，咱們是不是得去向隔壁日本人學阿？

好在李老先生畢竟提出了學習榜樣，那就是“民族英雄”鄭成功。據說他尊鄭為民族英雄不是依據民族主義，而是他獨家發現的“抽象倫理精神”。這就是說，他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概念其實和古代的“忠臣”觀念一樣，與民族主義無關，而是一種道德楷模，隻是他不好意思再使用“忠臣”這過時的美稱，改用“民族英雄”來偷換而已。的確，明眼人不難一眼就看出，他從鄭成功“這裏升華出一種巨大的、崇高的和永恒的精神力量”，不就是古人提倡的“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麽？因為施琅事了二主，所以無法“升華出一種巨大的、崇高的和永恒的精神力量”來，而老鄭沒有事二主，於是便可以放到李哲學家的“道德蒸餾器”裏去了。

如果李先生稍微知道點真實的鄭成功，就該知道他這昏話實在是昏到出了格。論個人道德操守或“絕對倫理價值”，鄭成功根本不是什麽好人，連施琅都不如。他非但不知民族大義，也根本不知君臣大義，從頭到尾就是個首鼠兩端、保存實力、意圖在亂世搞點武裝割據的尋常可見的軍閥而已。他並不是沒有動過投降清朝的念，隻是後來發現這其實是自投羅網才打消了念頭。如果他真心抗清助明，就不會拒不接受張煌言的合理戰略主張，坐失規複南京的寶貴戰機。後來他去“解放台灣”，也根本不是出自什麽“民族大義”，無非是因為他是海盜世家出身，無法再在大陸割據下去，隻好輕車熟路地逃往海外，避實擊虛，揀軟柿子捏，找個滿清鞭長莫及的化外頑國，去安全實行武裝割據罷了。

這是從大節上說。從私德上看，此人更是一塌糊塗，其殘暴寡恩多疑忌刻，倒頗有點明太祖模樣。光看他為“洗雪亡母之辱”，作為兒子竟然能下那種狠手，此人的心態就決不會在正常人之列。逼反施琅更完全是他的過錯。是個血性男兒都咽不下那口氣去。老施效法伍子胥，我看才是應該的，庶幾有幾分李老先生提倡的“殺身成仁、舍身取義、威武不能屈”的超越種族、超越時空的“絕對抽象道德精神”，雖然那終未能“超越因果關係”，是為一憾。

從李老先生這些出格的昏話，不難看出傳統文明到了如何山窮水盡的地步，以致試圖用西洋價值觀去肯定傳統正麵人物已經成了不可能的事。李老先生在這兒唱的不是什麽新鮮調調，無非是吳晗同誌早就販賣過的“道德繼承論”。可這一套實在是捉襟見肘，竊以為還不如陳明先生的“實用可變史學”能自圓其說──畢竟，無論鄭成功本人的“絕對道德精神”如何低下，從“客觀效果”來說他畢竟從荷蘭人手中奪取了台灣，因此可以勉強獲得“客觀或事實上的民族英雄”稱號，而如果把他視為道德典範，則他連傳統忠臣的標準都達不到，無非是個才能遠遜於曹操的亂世軍閥而已。  
 
2006-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