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大可（評論家）

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悠久而堅固的聯盟，終於麵臨大破裂的格局，而製造這一價值分裂的“禍首”，就是電視連續劇《施琅大將軍》。該劇重塑鄭成功麾下叛將施琅的愛國主義英雄形象。第四代儒生陳明聲言，策劃《施琅大將軍》的原因，乃是“想振作決策層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意誌力和決心”。大陸新儒生據此展示了堅定的國家主義立場。

 
亞細亞國家主義的曆史邏輯，就是要承認中國曆史上的所有正統國家，也即從夏商周、秦漢魏晉到元明清的王朝譜係。所有被納入這一譜係的先朝，都是合法的政權，應當受到追穰，因為正是它們向現代國家提供了包括國土和人民在內的政治遺產。不僅如此，依據這個邏輯，傳統國家（前朝）對國土和人民的維係（擴張或失落）狀況，就成為政治評判的基本尺度。國家主義為此製訂了自己的第一定律：凡是有利於捍衛和擴展疆域的就是“國家英雄”，反之就是“國家罪人”。對鄭成功舊部施琅的政治平反，正是第四代新儒生用第一定律推導出的必然結果。

 
但國家主義也會麵臨種族問題的嚴重困擾，也即如何區分入侵異族和本土國家政權。國家主義為此增設了第二定律來彌補第一定律的邏輯缺陷：凡是在異族尚未占領和統治中原之前，一切針對“他者”的抗擊活動，皆應視為愛國行為，屈原、嶽飛、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此被納入了國家英雄的光榮譜係；而一旦外族一旦完成民族征服和國家接管，則“他者”就轉換成了“自者”，也即合法的統治者，而此後所發生的任何抗爭活動，都應被視為叛逆和分裂。

 
這個從“他者”向“自者”轉換的過程，國家主義者通常譽之為“民族融和”，因為它符合國家主義的空間信念：盡其可能地征服更為廣闊的土地和獲取大數量的人民。所有成功的征服者如嬴政、劉徹和康熙，都曾受到國家主義者的熱烈謳歌，而那些丟失土地的皇帝，則成為無情嘲弄和抨擊的醜角。國家主義最嚴厲的判詞是“賣國賊”，而它的最高譽詞，就是“愛國主義者”。

 
有關吳三桂的政治鑒定就是這樣出籠的。在國家主義看來，清兵入關和征服中原之前，吳三桂背叛明朝政府在先；清政府完成權力接管之後，他又舉兵雲南、背叛清朝政府在後。這是雙料的國家叛徒，應當被釘上曆史恥辱柱兩次。

 
但國家主義的第二定律跟第一定律是自相矛盾的。第一定律依據的是國土信念和政治地理學邏輯，而第二定律卻把政治權力接管（確立新國號和權力“合法化”）作為道德轉換的分界線，據此分辨愛國和叛國，但這勢必跟有關國家正義（侵略和被侵略、占領和被占領、屠殺和被屠殺等等）的公理性常識發生衝突。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族主義的曆史邏輯。民族主義隻有一條定律，那就是確認漢人作為統治者的唯一正統地位，而指認所有異族為入侵者和非法征服者。在民族主義的視域裏，民族的“他者”不能轉換為“自者”。“他者”永遠是“他者”，即便它登基和掌控最高權力，它仍然是可恥的入侵者，必須給予堅決反抗和推翻。民族主義者是漢種族的強硬衛士，堅定地捍衛著漢族在東亞地區的支配地位，並且把這種種族純粹性當作自己的核心信念。民族主義最嚴厲的判詞是“漢奸”，而它的最高譽詞就是“民族英雄”。

 
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國土想象邊界是截然不同的。盡管國家主義的第一定律符合民族主義原則，但其第二定律卻與之發生了激烈衝突。屈原、嶽飛和史可法等人的抗爭行為發生在政治分界線之前，所以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沒有任何分歧，但鄭成功的抗爭行為卻發生於分界線之後，也就是發生在滿族人建立清帝國之後，所以，對於鄭成功的判定，新儒生的國家主義和漢民族主義必定會出現嚴重分歧。  

 
由於國家主義史學家的曖昧立場，上述分歧曾經遭到長期的話語掩蔽。隻要查一下曆史文獻便不難發現，主流史學家範文瀾和郭沫若的敘事立場是非常曖昧的。基於政治統一戰線的策略考量，北京希望維持這種模棱兩可的言說。因此，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邊界總是含糊不清，而雙方的專有語詞也被普遍混用，例如，國家主義喜歡征用民族主義的“民族英雄”和“漢奸”兩詞來斥責國家叛徒，民族主義者則熱衷於借用“愛國主義”一詞來讚美它自己的道德烈士。而這種語詞交換，隻是官方史學價值混亂的冰山一角。

 
電視劇《施琅大將軍》終於揭示了這個分歧。第四代儒生所代表的國家主義，痛斥民族主義者是“種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而閩籍教授和民族主義網民則聯合起來，憤怒聲討國家主義者是“漢奸”。以擁鄭（成功）派和擁施（琅）派為標誌，一場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內訌”，已經勢不可擋。

 
中國的華僑社會的曆史信念，建立於“反清複明”的政治基礎。南洋第一代華僑，是鄭和艦隊士兵和明帝國的政治移民，而第二代華僑是遭到清政府迫害的閩粵農民，具有強烈的反清複明信念。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洪門”組織遍及全球，構築著華僑社會的權力中心，並且為孫中山等近代革命黨人的發育，提供了溫暖的搖籃。

 
在廈門鼓浪嶼海岸，鄭成功的高大雕像在風雨中矗立了多年，接受著來自當地民眾的虔誠敬意。台灣的早期大陸移民，大多是鄭成功及其部屬的後裔，他們對鄭氏和漢族祖先的緬懷，無疑是支撐其身份認同的精神支柱。對鄭氏叛將施琅的道德平反，不僅顛覆了鄭成功的“民族英雄”身份，而且會動搖整個台灣和海外民族主義者的核心價值，由此引發嚴重的政治認同危機。第四代儒生發動的“電視勸戰”運動，正在麵臨嚴峻的曆史考驗。
（作者：朱大可，寫於2006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