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蕭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施琅之爭與憲政愛國主義（征求意見稿） 
 
　　電視劇《施琅大將軍》在央視播出後，引發軒然大波，思想界為其所隱含的喻世之意發生了激烈爭論。

　　讚成此劇者認為施琅是實現祖國統一的功臣，認為此劇所涵泳的愛國主義精神值得提倡，言下頗有支持武力平台之意；反對此劇者則認為施琅降清是漢奸、攻台是滅漢，因此歌頌施琅就是歌頌漢奸。

　　這一爭論必須回歸到曆史語境之下來認識方有意義，正如其喻世之意亦唯有置於當下語境中分析才有價值。

　　一、施琅可能是漢奸，但肯定是民族英雄！

　　在西方民族國家概念進入中國之前，所謂統一主要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家一姓的領土概念，鄭成功以偏安台灣一隅，抗擊滿清入侵，為漢人政權、華夏一統之恢複殫精竭慮，無疑是民族英雄，此間雖有擾民害民之瑕，難掩其民族英雄之瑜，鄭成功去世時，康熙皇帝有一幅挽聯，可謂對鄭成功的蓋棺之論：

　　“四鎮多二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

　　諸王無寸土，一隅抗誌，方知海外有孤忠。”

　　但台灣鄭氏政權隨著鄭成功的去世也逐漸走向衰朽沒落，其對內地之征剿與清廷之攻台，同為政權之爭，亦伴隨著對人民的騷擾，雙方並無多少優劣之差。

　　清政府對台灣偏安政權亦經多次剿撫並用的政策——包括康熙三年底、四年中施琅指揮的兩次失敗的攻台戰役，但都未能解決問題，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曆經7年戰火的三藩大患徹底解除，同年2月，鄭錦（亦作經）病死，諸子爭位，清廷平台的時機已是瓜熟蒂落。康熙終於可以騰出手來，專心解決台灣問題，重用施琅、姚啟聖，1681年9月10日（辛酉年丁酉月己卯日），施琅被任命為“福建水師提督，規取台灣”（據《清史稿》）兩年後，在施琅的指揮下，平台大業終於完成。

　　平台之後，清廷上下在台灣棄留問題上發生了很大的分歧，但最後施琅成功地說服了在此問題上原本糊塗的康熙帝，確立了台灣在中國海防上的重要地位，施琅為此而上的《陳台灣棄留利害疏》中條陳利害，與姚啟聖一起力排眾議，顯示了一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最後他說：“蓋籌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台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利害，無論彼中耕種，猶能少資兵食，固當議留。既為不毛之壤，必籍內地挽運，亦斷不能棄。棄留之際，利害攸關。臣思棄之必釀大禍，留之誠永固邊疆。”這樣的話出自一個17世紀人之口，表明其已有深刻的國際政治遠見，即使其中夾雜私心欲以台島市利，亦不能抹殺其政治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施琅絕非等閑之輩，更非漢奸抑或滅漢之類簡單概念可蓋棺論定的！

　　當年，施琅隨鄭成功之父鄭芝龍降清，鄭成功欲挾施琅及其父弟同抗清軍，但施琅不從，偷跑投清，施琅之父親、弟弟遂為成功所殺，但在克台之後，“人謂琅必報父仇，將致毒於鄭氏。琅曰：‘絕島新附，一有誅戮，恐人情反側。吾所以銜恤茹痛者，為國事重，不敢顧私也。’”並且“琅又疏請克塽納土歸誠，應攜族屬與劉國軒、馮錫範及明裔硃桓等俱詣京師，詔授克塽公銜，國軒、錫範伯銜，俱隸上三旗，餘職官及桓等於近省安插墾荒。”（《清史稿. 列傳四十七》）可見其公私分明並非虛言。

　　可見，施琅平台高於一般的政權之爭，雖在政權之爭看待，在當時確係助滿滅漢之為，但他對台灣戰略地位之見解，至今仍然正確。

　　施琅降清在順治三年，此時各地抗清烽火硝煙彌漫，而準確地講，當時各地是反清複明與抗清反明者所在多有，南明隆武帝政權橫征暴斂，反抗者四起，因此，是不是漢奸，如以是否因忠於其他政權害及普通民眾——大及整個遭屠戮之民族為準，而不是以忠於哪個政權為準，施琅是否害及百姓生存至今未見人詳述，可暫資存疑。若以一般標準作猜測性評價，因其降清的時機，基本上可推斷他的害民恐怕隻是程度問題，很難做到一點害民劣跡都沒有。

　　然施琅因平台無疑亦是民族英雄，因為無論就當時而論——息兩岸之互害（鄭成功在世之時所謂統一之戰，毀掠民眾多矣，我們何以論定？），還是就未來而論，都是利國利民之舉。至於有人認為施琅在平台之後霸占大量良田美宅，幾乎禁絕兩岸互通，成為台灣的惡霸。以台陸絕通怪罪施琅，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了，因為海防是清朝的國策，不應獨怪施琅，至於惡霸雲雲，倘屬實，則自可譴責，隻是有一分事，說一分理，不必將不相幹的事情置於單一的意識形態下來褒貶。

　　二、武力平台適合當下語境嗎？

　　目前爭論中出現的問題是，有人將施琅平台之史事，簡單附會到當下語境，這是刻舟求劍之舉，需詳審之。

　　陳明先生在接受報刊采訪時表明自己是《施》劇的重要推動者，對於推動此劇，他有他的深刻用意，陳先生說：

　　“現實中的台海問題已經是糟得不能再糟了！造成這一僵局的原因很複雜，但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民進黨及其支持者不認同中國，而美國、日本出於地緣政治和各自戰略利益考量在背後撐腰。但我想，在這個涉及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問題上我們是不應退也不能退的，必須拿出與挑釁者血戰到底的氣概。什麽正中台獨分子下懷雲雲，純屬胡扯！你怎麽知道的？你說出個子醜寅卯我聽聽？我跟不少台灣人有過接觸，有的就說，‘你不打，我就獨’。這種意誌的對撞，沒什麽道理好說――他們難道有什麽道理嗎？！”

　　看來，陳先生的用意很明顯，就是讚成不惜以武力方式征服台灣，而支持陳先生觀點的網上聲音也多集中於此。然而因為當前的特殊局麵，這樣的用意是危險的，它完全可能配合不恰當的國家主義觀念混淆視聽，禍亂國人。

　　自晚清伴隨著列強的侵淩，民族國家概念傳入中國，一種以西方為圭臬的國際關係準則在現實中對中國百年外交形成巨大衝擊，時值今日，雖然國人中部分知識人依然睡在皮鼓之中，完全不懂國際政治之波詭雲譎，而居然將某些民主國家視為天使，在任何問題上對之亦步亦趨，但亦有部分知識人已幡然省悟，了解到國與國之間（例如中國與日本、美國以及東南亞其他國家）的關係並無多少道義可言，而更多的隻是利益之交，陳明先生正是在這樣的一種認識之下，充分認識到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這是他的清醒之處。

　　然而認識到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並不意味著可以無視任何政治倫理、政治準則，為實現目的不擇手段。

　　不惜一戰的決心是可貴的，但戰爭應當建立在什麽基礎上，卻絕非不證自明的！

　　這裏需要引入另一個概念，就是政治合法性問題，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決策——大到政府更迭，小到普通普通政治行為應當符合一定的法律程序，它是以民主為基礎的概念。統獨問題是一個政治正當性問題，不是一個政治合法性問題，但是用什麽樣的方式來決定是統還是獨就是一個合法性問題，即一個政治決定隻有經過合法的憲政程序才可能同時具備正當性和合法性，一個好的政治行為，如果未經合法的程序作出，那就會因此而失去效力。由於大量的政治決策無法一時明辨其正當性，政治正當性與合法性因此必須分離，這樣在難以直接分辯是否正當的政治決策中，合法性就居於首要地位，合法性替代正當性，以消除紛爭。

　　一些政治決定事後被證明是錯誤的，但它的決定程序卻是合法的，例如希特勒是被合法選舉上台的，但結果導致災難，這是典型的合法但不正當的政治決定。這種合法性僭越雖然也帶來問題，但兩害相權取其輕，隻能首先滿足合法性，在試錯之後重新經合法程序來糾正，而且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分離，在出現合法性僭越之後（這一般隻有在發生之後才被證明的），也有利於吸取教訓進一步完善政治決定程序。許多人將合法性和正當性混為一談，正是需要糾正的謬見。當今世界，政治正當性與政治合法性的統一是基本的政治倫理準則，也是民主政治的理論基石之一。

　　從中華民族的曆史與未來角度考量，相對於統一論，台獨主張後出，它是個政治正當性問題，即民進黨台獨主張的正當性是需要論證的，而這個論證應該是一個民主的過程，在民族意義上，台灣不是單一的民族單位；在文化意義上，台灣也不是脫離中華文化的單一文化單位，因此，台灣是不是應該獨立是一個全中國人的事情，而不是大陸一方可決定，更非台灣的幾個人就有資格決定的。然而，至今沒有任何事實表明台獨已經獲得過全中國範圍的民主討論。因此，至少目前，我們還缺乏足夠的理由對統獨問題作出大家都需無條件服從的政治決定。

　　如果兩岸的政治家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那麽應當就統獨問題進行充分的民主討論，而不是以那種不能解決問題的外交辭令互相攻訐，這種民主討論應當有基本的討論程序，最後還需要一套能夠充分體現民意的表決機製（例如精心設計的全民公決機製）來決定獨立還是統一。

　　最後，如果全民公決的結果是台灣獨立，那麽兩岸尤其是大陸政府必須尊重這樣的民意，由其獨立；如果全民公決的結果是統一，那麽主張台獨者就應當尊重這一結果，不得強行獨立，隻有在這個基礎上，如果台獨者一意孤行，大陸發動戰爭才同時具有政治正當性和合法性，就如美國當年之南北戰爭。

　　這裏會涉及一個更深的問題，就是如果民進黨走得太遠，居然真的作出成立獨立國家之舉，大陸一方該怎麽辦？是否就具有發動戰爭的天然正當性？

　　這還是一個合法性論證問題。

　　第一，台獨決定是怎樣作出的，如果民進黨經過台灣憲政的正當程序作出台獨決定（例如經過台灣民眾的民主表決），那麽其政治合法性僅限於台灣一地，而不及大陸諸省，所以在大陸諸省未經過有效公投之前，其合法性程度不足以與台獨的政治正當性統一，因此無效，這時最應該采取的解決之道首先是兩岸協商，在此基礎上，大陸應當進行正當程序的公投，以決結果，如果大陸的公投結果是反對獨立，則獨立決定無效，如果大陸投票是讚成獨立，那麽獨立決定有效；

　　第二，如果台獨決定並非經過其憲政正當程序作出，那麽台獨決定自始至終無效；

　　第三，如果台獨決定雖然因為程序原因無效，但台獨勢力由於把持公權力而強行“建國”，那麽台灣的反獨勢力，例如國民黨，則可以與大陸政府合作，共商良策，在所有的和平解決方案失敗之後，方可考慮武力解決，但為了將戰爭的可能惡果降到最低點，在宣戰之後正式開戰之前應該允許台灣民眾離台，包括在大陸設置專門的臨時生活區，提供一定的物資，歡迎台胞歸來，同時為了向世界表明中國人解決這個問題的和平精神，可以邀請聯合國觀察員監督戰爭進展；

　　第四，如果台獨者在未經過任何正當程序即作出獨立決定，大陸政府應當以談判姿態知會台方，如果所有努力失敗，才可言及戰爭問題，並且如有可能，對於是否發動戰爭應該進行嚴格的民主表決程序，與戰爭相關的其他問題的處理方式同上第三。

　　可見，即使台獨勢力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非法獨立，大陸在未經一定程序之前發動戰爭也不具有天然的正當性。

　　在分析上述問題之後，我們再回頭談施琅平台是否可以隱喻當下台海問題，施琅平台發生在1783年，距今已有226年，在這200多年中，中國的政治文化以及國人的政治觀念，還有國際政治準則等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依然機械套用施琅時代的觀念，隻能說明套用者對現代政治的基本規則極其陌生，我相信即使孔子再世也不會同意為了程序上尚未進入合法性論證的統獨問題，與自己的同胞兵戎相見！

　　如果本文上述的論證成立的話，那麽，武力平台之策不適合當下語境應該是一目了然的。

　　三、台獨成因及其未來

　　我相信有人看了上述論述，一定會認為我過於迂闊，因此有必要看看台獨的成因和未來。

　　台灣問題固然是國共內戰留下的曆史問題，但是時值今日，兩岸本應平心靜氣地對待並解決這個問題，除了曆史原因，為什麽至今未能解決？問題出在哪裏？

　　大陸政府和民進黨及其支持者對此現狀都有責任。

　　大陸的問題來自兩個，一是政治製度問題，由於中國大陸至今尚未實現民主化，政治決策的民主性還極其缺乏，因此在處理諸如台海這樣的問題缺乏民主決策的勇氣和經驗。

　　大陸政府雖一直努力尋求和平解決之道，然正如人們所知，至今為止的和平解決努力都尚無結果，其原因固然多方麵，但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大陸目前尚無基本的憲政政治，而這恰恰可能是問題症結所在，因為一個缺乏憲政約束的政府與憲政政府之間在最重大問題上常常難以達成一致意見，蓋源於非憲政政府的政治決策往往非係於民主的政治決策程序，而係於一些無法預期的因素，不具有確定性，往往會隨著環境因素的變化而是物是人非，這導致了非憲政政府無法獲得憲政政府的信任。正是大陸目前缺乏憲政製度導致諸如全民公決之類的民主程序在大陸一方難以啟齒。 

　　第二個原因是文化問題，中國大陸自1949年以來，一係列的政府行為都在極力破毀本國固有的傳統文化，至今未息，數十年的破毀運動導致了民族凝聚力的急劇下降。

　　雖然改革開放以後，大陸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但總體上說，無論政府還是民間依然處在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狀態之中，因此本應起到凝聚兩岸民心作用的中華文化變得越來越稀薄，台灣外省人對中國本土的認同更多的基於對大陸的種族認同和鄉土親情認同以及對曆史形成的國土本身的認同，以及文化歸根意識，絕非基於和大陸當前文化狀態的心心相印。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漢字的簡化，馬英九稱中國傳統字為“正體字”，就很能說明問題了——他是否暗示簡體字是“邪體字”呢？馬英九是反對台獨的，他認同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但顯見不認同大陸的文化宣戰，他對大陸的文化認同度很能代表台灣本土與外省人對大陸文化的認同度。

　　正是在這兩個因素的夾擊之下，大陸與台灣的統一談判舉步維艱，尤以前者為甚。雖然去年的胡連會打破了這一僵局，但並無真正的實質性進展，武力威脅依然是阻止台獨的重要砝碼。

　　再來說台灣方麵的問題，民進黨的台獨主張之所以能夠獲得不少支持，原因也是多方麵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是台灣加入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活動的需要，同時統一談判遲遲無果也在不斷地增加台獨支持者的數量，而對中國大陸的憲政遠景缺乏足夠的耐心和預見，對大陸文化認同度低都是民進黨主張台獨並獲得支持的重要原因。

　　台獨勢力之所以能夠獲得眾多支持者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曆史原因，無論是施琅時代康熙的拋棄之念，還是馬關條約的割讓日本近50年之辱，以及“228”鎮壓都嚴重地損害了台灣人的感情，這也是台獨的社會心理和感情基礎。

　　然而，台獨勢力的大本營民進黨如果將台獨僅僅作為一個選戰口號，尚可理解，如果真的將此作為奮鬥目標則是愚蠢的，因為今日中國已經不是17、18世紀的中國，即使憲政製度尚未確立，但是中國的政治人物已經不再是坐在紫禁城裏，對外界一無所知的人，在這個國際交往日益頻繁，中國也正在邁步走進建立真正的民族國家的時代，任何一屆政府，無論什麽人在大陸當政，願意放棄台灣的概率幾乎是零，如果民進黨挾日美以自重，即使達到脫離大陸的目的，則依然將百分之百地重蹈北宋聯金滅遼之引狼入室覆轍，最終滅的必然是自己——最高的待遇恐怕也隻是日美之附庸而已，如果說美國可能對台灣沒有領土野心，但日本卻絕不會沒有這種野心。所以，民進黨若真以台灣獨立為奮鬥目標，隻能說明他們鼠目寸光、毫無遠見，缺乏最起碼的政治智慧。

　　民進黨最聰明的做法本應是在選戰成功之後，可對台獨問題冷處理，完全不必繼續咋呼下去，希望在台灣繼續維持第一大黨的地位以及保持執政黨地位可以有許多方法（例如加強執政能力、繼續完善民主政治等），而以建立“台灣共和國”這種不現實的方式雖可能因民眾昧於短見而贏得一時，但絕不會有長遠的前途，其執政能力目前已經遭到強烈質疑，現狀之下，其真正該努力的方向是在內政方麵的努力，而不是在這些子虛烏有毫無前途的事情上白費勁。

　　基於上述分析，答案已經很清楚，台獨無論如何都是一條死路，即使考慮到日美撐腰，倘因此引發國際戰爭，難道台獨者就能漁翁得利？——即使出於謹慎不猜測誰是漁翁，但肯定不會是台獨者！正是建立在這一分析的基礎上，我在前麵提出的解決之道現在看來似乎尚不成熟，但並非不可能，也許隻是還需要時間罷了。

　　結語：憲政愛國主義

　　根據上述分析，我的結論如下：

　　1、台灣不應該獨立，但統獨問題需要兩岸民主討論，在必要的時候應當按照嚴格的合法程序進行全民公決，在雙方未進入合法程序嚴肅討論問題之前，任何試圖非法獨立或者以武力解決問題的想法，都是不負責任的；

　　2、無論是為了大陸的內政，還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中國執政者應當盡快加速政治製度改革的步伐，時不我待，時不再來，如果因為政治改革停滯而導致“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進而引發分裂悲劇甚或戰火，責任者將成千古罪人；

　　3、知識人應當成為社會理性的堅守和倡導者，應當時刻檢省自己的言行，自覺接受言論責任倫理的約束，爭取言論自由並不意味著可以蔑視基本的知識倫理，更不意味著可以毫無人文關懷、草菅人命地胡言亂語；

　　4、愛國是一種優秀品質，但愛國需要知識，也需要方法，更需要智慧，在當代，真正的愛國主義者應當是在尊重憲政基本準則基礎上的愛國，盲目的愛國激情如果拒絕憲政法治精神的約束，拒絕倫理約束，它將成為反麵的“害國主義”，從而在品行上也將蛻變為惡德，而非善德。

　　政治家如果揚言武力威脅，我們不必全信也不必全不信，因為它既可能是政治策略的結果，也可能是政治決策的真實結果，但知識人倡導戰爭因其平均真誠度可能高於政治家，在聽者心中也會產生更強的公信度，更因無直接政治利害關係，其言行的號召力可能會遠遠超過政治家的政治修辭，因此對於知識人的戰爭吆喝尤需嚴肅對待。

　　陳明先生多年來孜孜於儒學之弘揚，令我欽佩，但在施琅這個問題上，我認為他錯了，而且錯得很離譜！在當代，我不相信任何一個真正的儒家，會在未經充分嚴肅的研究基礎上，以輕佻的態度倡導戰爭！我始終認為儒學的真精神是不斷吸納新鮮養分的，真儒學必然尊重合理的時代價值，如果離開了對生命的尊重，離開了“仁”，則儒學亡矣！

　　從一定程度上說，施琅之爭意義重大，它至少部分地反映出兩岸對待台海問題的普遍心態，或許成為未來妥善解決台海問題的曆史組成部分。但願這次討論中，人們能夠達成更多的共識，並最終齊集於憲政愛國主義之下，以和平理性和真正負責任的愛國精神結束曆史後遺症，如此兩岸才能攜手共進，才有真正的未來。

　　2006年4月16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