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文輝（評論家） 
 
　　曆史敘事中的施琅

　　在這種新的語境中，施琅平定台灣、統一版圖的功績就得到過度詮釋，他作為“投降派”的傳統形象，也因此戲劇性地轉變為“民族英雄”

　　近世以來，明清易代前後的史事和人物，不斷作為當代的政治修辭，被普遍地古為今用。

　　清末民初之際，革命派極力渲染明末清初的血腥曆史意象，以強化反滿的種族主義話語；與此約略同時，敵視革命的遺老派，也通過挖掘明遺民忠於舊朝、不事二主的事跡，以凸顯對清室的政治忠誠。

　　1930年代以後，日本勢力步步進逼，在內憂外患交攻的情勢下，明清之際的曆史記憶更被中國知識界反複強調：對外，明朝末年麵對滿清崛起的政治困局，被等同於國民政府麵臨日本侵略的國家危機；對內，李自成、張獻忠的揭竿而起，又對應著現代的革命運動。

　　自1950年代以降，國民黨政權退據台灣，鄭成功作為現實政治的投影，遂成為兩岸顯學。不同的是，台灣方麵強調鄭成功據台自守，延續明室的“正統”；大陸方麵則強調鄭成功征夷複台，捍衛了中國的領土完整。這是雙方對鄭成功形象的政治爭奪，是表現在曆史學領域的闡釋權之戰。相對於鄭成功，在1990年代以前，施琅一直是位被刻意冷落的人物。

　　造成施琅被冷落的原因，在於晚清以來的種族主義話語對現代曆史編纂所造成的濃厚影響。按照這一種族主義曆史觀，明朝代表中國政治興替的“正統”，而清朝則為外來的異族統治；於是，施琅作為背叛漢族、背叛明朝、背叛鄭氏的“投降派”，就成了現代以來中國人最不齒的“漢奸”。因此，盡管施琅代表清朝“解放台灣、統一中國”，史學家卻難以將他的形象正麵化。曆史敘事中的民族英雄，依然隻能是保持政治氣節的鄭成功，而不是有違民族大義的施琅。

　　直到1980年代，世易時移，對施琅的曆史審判才開始出現翻案。如已故史學家傅衣淩指出：“從這些表麵的現象看來，好像鄭成功和施琅始終是一對對立物。然而曆史的發展，每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相反卻是相成，使他們服從曆史的規律，順應時代的潮流，成為一對不樂意的合作者和繼承者……從兩人對台灣的認識來說，我們說，施琅不是鄭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繼承者。……鄭成功的複台和施琅的複台，都是隱藏著中華民族的大義，而不是一姓的私仇。”這類論說，以所謂“曆史的規律”的名義，已完全抹平了鄭成功、施琅之間所代表的國族衝突，開啟了將施琅英雄化的曆史敘事。到了近年，通過“清初統一台灣學術座談會”、“施琅與國家統一學術研討會”、“施琅與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之類的史學活動，否定施琅的曆史思維慣性更出現了逆轉。一方麵，時過境遷，傳統的曆史影射漸行漸遠，明、清種族衝突的曆史主題也已逐漸淡化；另一方麵，清朝作為“正統王朝”的曆史地位已悄然確立，降清者的“漢奸”形象，在曆史編纂中也顯得輕描淡寫。正是在這種新的語境中，施琅平定台灣、統一版圖的功績就得到過度詮釋，他作為“投降派”的傳統形象，也因此戲劇性地轉變為“民族英雄”。

　　當代語境中的施琅

　　對施琅的全盤肯定，實質上就意味著對政治背叛、對民族背叛的肯定；也就是說，朝三暮四，趨炎附勢，反身事仇，都是順乎曆史潮流這種“有奶便是娘”的政治觀，即便按照市井小民的日常道德來衡量，也是可恥的

　　將施琅的曆史形象完全正麵化，《施琅大將軍》並非始作俑者，但它與同名電視劇首次將這種小範圍內的曆史敘事，推向大眾傳媒的前台，故引起了廣泛爭議。

　　《施琅大將軍》的支持者將施琅定性為“民族英雄”，而反對者則繼承過去的曆史視角，將施琅視為“漢奸”。如果說，反對者的思路多少仍未擺脫僵化的愛國主義教條，以一個“漢奸”標簽作為曆史的尚方寶劍，就將施琅蓋棺定論，對以施琅為代表的明朝降臣群體也缺乏“了解之同情”，未免將複雜的曆史簡單化了；但相比之下，支持者出於迎合當下政治修辭的需要，完全由現在時的國家地理和民族關係出發，來解讀明清之際的古典世界，掩蓋了明(漢)、清(滿)之間的國族敵對性質，而將台灣鄭氏政權對明朝正朔的死守，誤讀為地方勢力的分裂，將滿清對台灣的異族征服，扭曲為中央政權對地方割據的政治收編，這種“影射史學”卻更加是荒誕的反曆史主義。

　　施琅降清，掃蕩作為殘明反抗勢力最後代表的台灣鄭氏政權，與吳三桂降清，剿殺作為明朝政治法統最後象征的南明永曆帝，在性質和邏輯上是一致的。假如說，隻要有利於國家統一，就是“民族英雄”之所為，那麽施琅不過是給明王朝的棺材釘上最後一顆釘子，而吳三桂才是埋葬腐朽明王朝的先行者，對於滿清迅速“統一中國”，吳三桂所起到的曆史作用，遠比施琅重大得多；如果施琅是“民族英雄”，那吳三桂又是什麽呢？

　　從政治的現實主義立場，我們可以承認，清朝取代明朝，是弱肉強食，是優勝劣汰，他們擁有作為勝利者的“合法性”；我們甚至可以相信，清朝在曆史上是比明朝更為輝煌的一個朝代，康熙是比明朝所有皇帝都要傑出的統治者。但我們依然不能因此就取消了政治的道德主義維度，抹殺了康熙的敵對者kk南明政權、鄭氏政權作為明朝“正統”繼承者的地位，抹殺它們抵抗滿清的“合法性”，抹殺它們作為失敗者的政治英雄主義。我們還可以相信，不論有沒有施琅，清朝征服台灣都是大勢所趨，難以逆轉；但不能因此就肯定施琅降清是“棄暗投明”的正當行為，否則所有殘明勢力對滿清的抵抗就成了冥頑不靈之舉，而史可法、鄭成功輩更是逆曆史潮流而動的不識時務者了。

　　總而言之，我接受勝者為王，但不承認敗者為寇。

　　電影《英雄》借刺客無名之口，表述反對刺秦的理由：“七國連年混戰，百姓受苦，惟有大王才能停止戰亂，一統天下。……趙國與秦國的仇恨，放到天下，也不再是仇恨。”我曾在《〈英雄〉與〈鹿鼎記〉》一文裏批評這種論調說：

　　如此，就以“統一”的合理性完全取消了“獨立”的合理性，以強者征服的合理性完全取消了弱者抵抗的合理性。如果六國對秦的抵抗就是反曆史的螳臂擋車，則以後宋朝對遼、金、蒙古的抵抗，明朝對滿族的抵抗，甚至民國對日本的抵抗，豈非也屬多此一舉？如果秦始皇統一天下就可以證明其暴力的合法性，那麽元朝和清朝比秦朝武運更長久、疆域更廣闊，這就足以證明異族征服中原是合法的嗎？假使抗日戰爭失敗，假使日本能使中國人的經濟生活有所改善，日本是否也有征服中國的合法性？日本管治下的台灣和滿洲國在民生方麵確較中國本土為優，這就可以證明其殖民統治的合理嗎？

　　這個批判，對於電視劇《施琅大將軍》也仍是恰當的。從《英雄》到《施琅大將軍》，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同樣的曆史邏輯：將統一絕對化，隻要能夠統一，那就是合理的，就是正確的——在這一點上，作為“民族英雄”的施琅，跟作為“英雄”的秦始皇，其口徑是何等相似啊！

　　對施琅的全盤肯定，實質上就意味著對政治背叛、對民族背叛的肯定；也就是說，朝三暮四，趨炎附勢，反身事仇，都是順乎曆史潮流kk這種“有奶便是娘”的政治觀，即便按照市井小民的日常道德來衡量，也是可恥的，更何況是按照儒家道德kk作為最強調培養人格、磨礪氣節的思想體係kk來衡量？

　　當代新儒學家以所謂“即用見體”的玄虛義理來將施琅的行為正當化，那等於是利用一種泛道德化的古典學說，來為一種不道德的人格辨護；是用一種由當代政治需要出發的“統一”至上話語，遮蔽了王朝時代的基本社會道德；用建立在近代主權觀念之下的國家地理觀，擾亂了施琅時代國族衝突的曆史現場。這是典型的“曲學阿世”。甚至可以說，這是當代新儒學在重知識實踐上失敗的又一明證，儒學隻不過成了用來遮掩施琅形象汙點的裝飾品！

　　即使我們退一步，暫且取消施琅問題中的曆史維度，脫離施琅問題中的曆史情境，而隻將它置於當代政治這一“平麵”之中，施琅形象仍體現出兩種價值的對碰———“國家統一”(國家主權)的政治價值，與“民族氣節”(愛國主義)的政治價值，在此狹路相逢，互不相讓。

　　伯林在《自由五論》中說到：

　　……目的是相互衝撞的，人不可能擁有一切事物。……選擇的需要，為著一些終極價值而犧牲另一些終極價值的需要，就成為人類困境的永久特征。

　　伯林主張價值的多元主義，也即價值不是惟一的，而是多元的；並且不同價值之間未必能求同存異、和諧共處，而是相互衝突、無法兼容的。施琅問題中的價值衝突，或許正可以視為伯林價值多元論的一個典型例證吧；而對施琅問題的辨難，也正體現了我們的思想困境。將施琅英雄化的曆史敘事，其實是以“國家統一”的政治價值，完全抹殺了“民族氣節”的政治價值，這是一元價值觀的慣性思維，其招致另一種價值觀的激烈反彈，也就毫不意外了。

　　小說家言中的施琅

　　金庸盡管努力醜化鄭氏政權，但並不因此就美化掃滅鄭氏政權的施琅，反而也盡量使施琅的形象負麵化

　　《鹿鼎記》以天地會反清為基本線索，大量寫到台灣鄭氏政權，直接刻畫施琅之處也有不少。金庸對施琅形象的塑造，與《施琅大將軍》形成強烈對比。

　　金庸對清朝的曆史定位是相當曖昧的：在思想前提上，他不能不堅持反清的正當性，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就代表了反清的絕對正義性；但與此同時，他又為清朝統治的政治現實尋找理由，康熙就代表了清朝存在的合理性。康熙在小說中直接表示：

　　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複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

　　韋小寶向顧炎武、查繼佐、黃宗羲、呂留良四位大儒轉述這番話，結果四人相顧無語，不得不承認明朝皇帝，無一可及康熙。

　　於是，在天地會與康熙之間，在反清複明的大業與維持清朝統治的大局之間，作為一個缺乏擔當的市井之徒，韋小寶無法作出取舍，隻有逃避，詐死退出江湖。———非知識分子的韋小寶，其實可以說代表了作為知識分子的金庸的潛在立場。

　　金庸對明清之際曆史的曖昧立場和雙重標準，既體現在清朝和康熙身上，也體現在台灣鄭氏政權和鄭克?身上；既體現在逃避現實的韋小寶身上，也體現在處於矛盾中心的施琅身上。

　　表現在對鄭氏政權的態度上：一方麵，出於對清朝統治進行合理化的隱性立場，金庸極力貶抑台灣鄭氏政權，尤其對作為鄭氏政權繼承人的鄭克?極盡妖魔化，甚至不合情理地讓他卑劣地將代表反清正義性的陳近南置於死地；如此，通過醜化鄭克?，就有效地削弱了鄭氏政權所象征的民族主義意味，使得鄭氏政權最後的覆亡顯得不那麽感傷；而另一方麵，金庸寫到韋小寶得知施琅平台之後，感覺茫然若失：“他和鄭克?一見麵就結怨，師父陳近南為其所害，更是恨之切骨，但台灣一平，大明天下從此更無寸土，也不禁有些惆悵。他年紀幼小，從未讀書，甚麽滿漢之分，國族之仇，向來不放在心上，隻是在天地會日久，平日聽會中兄弟們說得多了，自然而然也覺滿洲人占我漢人江山十分不該。這時聽說施琅將鄭克?抓了去北京，並不覺得喜歡。又想師父一生竭盡心力，隻盼恢複大明天下，就算這件大事做不成功，也要保住海外大明這一片土，哪知師父被害不久，鄭克?便即投降，師父在陰世得知，也必痛哭流涕。”可見他仍然不能不承認，偏安一島的鄭氏王權是對明朝“合法性”的繼承，是中國政治法統的延伸；故他對於鄭氏政權覆亡的無奈結局，仍不免有黯然之感。

　　表現在對施琅的態度上：一方麵，金庸對於清兵掃平台海、一統江山，大致是抱著順其自然的心態，甚至施琅原來閑居北京，還是由韋小寶保薦才得到重用；但另一方麵，出於對反清的種族主義話語的承襲，出於“民族大義”的心理慣性，他又通過韋小寶，對施琅kk他首先作為明朝將領降清、後來又作為鄭成功部屬而再次降清kk冷嘲熱諷。韋小寶當時已被康熙封為二等通吃侯，行政級別更在三等靖海侯的施琅之上；但作為大清的一殿之臣，韋小寶在通吃島上設宴款待平台得勝的施琅時，卻極盡挖苦之能事，當麵說：“施大人本來是台灣國姓爺部下的大將，回過頭來打死台灣的兵將，死了的冤鬼自然心中不服……”下麵更寫到：“施琅默語，心下甚是恚怒。他是福建晉江人，台灣鄭王的部屬十之八九也都是福建人，尤以閩南人為多。他打平台灣後，曾聽到不少風言風語，罵他是漢奸、閩奸，更有人匿名寫了文章做了詩來斥罵他諷刺他的。他本就內心有愧，隻是如此當麵公然譏刺，韋小寶卻是第一人。”以下的言談，韋小寶更有意不讓施琅自表其平台戰功，而讓鄭氏政權的降將大談早年鄭成功的攻台事跡。kk以鄭成功的複台，貶低施琅的複台，這正與兩岸學界早年的史學影射正相一致。可見，金庸盡管努力醜化鄭氏政權，但並不因此就美化掃滅鄭氏政權的施琅，反而也盡量使施琅的形象負麵化。

　　對於清朝，對於施琅，金庸的態度可謂都是自相矛盾的。但在我看來，比之《施琅大將軍》那種一麵倒的歌功頌德，這種自相矛盾，倒是恰當的自相矛盾。

　　原載《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