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chuan) 統書(shu) 院的當代複興(xing)

作者：朱傑人

來源：《 中華讀書(shu) 報 》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九月廿六日辛巳

          耶穌2016年10月26日

書(shu) 院，是中國特有的教育與(yu) 文化現象。考察世界各國的教育史、文化史，從(cong) 未有如中國書(shu) 院式的機構與(yu) 製度（東(dong) 亞(ya) 各國如韓國、日本等也有書(shu) 院，但都是源自中國）。書(shu) 院在其消失之前，本是中華大地上一個(ge) 世人皆知，毫無特別值得人們(men) 將其突出關(guan) 注的普通之物，所以，它的存在一直不為(wei) 人們(men) 所重視，雖有學者的研究，也隻是作為(wei) 一種曆史的敘述而已。清末，書(shu) 院一夜之間在中國的大地上消失，它就一下子成了曆史，成了博物館、教科書(shu) 上的陳列品，有如“馬王堆”“兵馬俑”，僅(jin) 供人們(men) 觀覽而已。近年來，由於(yu) 中華文化自信與(yu) 自覺的蘇醒，人們(men) 重又發現了書(shu) 院，發現了它的價(jia) 值、意義(yi) 與(yu) 並未消竭的生命力。隨著研究的深入與(yu) 當代書(shu) 院熱的不斷升溫，人們(men) 發現，這個(ge) 本來被我們(men) 視為(wei) 普通之物的東(dong) 西，原來並不普通。我認為(wei) ，中國的書(shu) 院是中國人貢獻給世界文明的又一大發明，它的意義(yi) 絕不在“四大發明”和“七大奇跡”（關(guan) 於(yu) 七大奇跡，似無共識，一般指：長城、故宮、布達拉宮、莫高窟、樂(le) 山大佛、兵馬俑、都江堰）之下。在今天，它的複興(xing) 甚至比“發明”和“奇跡”更具有迫切與(yu) 深遠的現實與(yu) 曆史意義(yi) 。

書(shu) 院之興(xing) ，對應舉(ju) 之學的反撥

書(shu) 院，是有別於(yu) 私學與(yu) 官學的一種文化、教育製度。據鄧洪波的研究，書(shu) 院之別於(yu) 私學主要在其規模（建築之規模與(yu) 製度之規模），而其有別於(yu) 官學則在於(yu) 它的資金來源與(yu) 辦學目的（見陳穀嘉、鄧洪波著《中國書(shu) 院製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鄧洪波《中國書(shu) 院史》，東(dong) 方出版中心2004年7月版）。盛朗西曰：“書(shu) 院之名昉於(yu) 唐，書(shu) 院之製創於(yu) 唐末五代，至宋初而有天下四書(shu) 院之稱。”（盛朗西《中國書(shu) 院製度》，上海中華書(shu) 局1934年印行）而鄧洪波則認為(wei) 書(shu) 院應是產(chan) 生於(yu) 唐初（鄧洪波《中國書(shu) 院史》第一章）。

為(wei) 什麽(me) 書(shu) 院之製不早不晚起於(yu) 唐？我認為(wei) ，這與(yu) 科舉(ju) 製度從(cong) 隋創立至唐成熟而成型有關(guan) 。科舉(ju) 製度到唐代已經得到充分與(yu) 完美的發展，其製度基本定型，運作已臻於(yu) 成熟，隨之而來的是官學與(yu) 私學科舉(ju) 化的完成。於(yu) 是，中國教育的現實——求功名利祿，與(yu) 中國教育的傳(chuan) 統——“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禮記·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禮記正義(yi) 》卷第四十六《學記》第十八，第1423頁）“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wei) 先。《兌(dui) 命》曰：‘念終始典於(yu) 學。’其此之謂乎！”（同上，第1424頁），發生了根本性的衝(chong) 突。麵對教育越來越功利化的傾(qing) 向，一些堅守儒家價(jia) 值觀與(yu) 理想的學者挺身而出，辦書(shu) 院以撥私學、官學之偏。據鄧洪波的研究，中國可考的最早的書(shu) 院有四所（鄧洪波《中國書(shu) 院史》第一章），但這些書(shu) 院基本上都是士人藏書(shu) 、讀書(shu) 、治學之所。所以，嚴(yan) 格地說，這些書(shu) 院隻有書(shu) 院之名，而無書(shu) 院之實。現在可考，真正有書(shu) 院之名又有書(shu) 院之實的書(shu) 院，當為(wei) 福建漳州的龍溪書(shu) 院。書(shu) 院的創辦人為(wei) 唐武則天時代的陳珦。據乾隆《龍溪縣誌》記載：陳珦舉(ju) 明經及第後“上疏乞歸養(yang) ，使主漳州文學。龍溪尹席宏聘至鄉(xiang) 校，乃辟書(shu) 院於(yu) 鬆洲，與(yu) 士民論說典禮。是時，州治初建，俗固陋，珦開引古義(yi) ，於(yu) 風教多所裨益”，“剪除頑梗，訓誨士民，澤洽化行”（鄧洪波《中國書(shu) 院史》第一章）。可見，陳珦辦書(shu) 院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開引古義(yi) ，訓誨士民，敦厚風化。也即《學記》所謂“化民成俗”。

書(shu) 院發展到宋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宋代士人們(men) 的文化自覺特別深刻，他們(men) 大興(xing) 辦書(shu) 院之風，自覺地承擔起化民成俗與(yu) 傳(chuan) 道（儒家之道統）的社會(hui) 責任。宋代有“四大書(shu) 院”之說(四大書(shu) 院曆來眾(zhong) 說紛紜，並無定說，本文不討論這一問題，隻是沿用一般通常所說的嶽麓書(shu) 院、白鹿洞書(shu) 院、石鼓書(shu) 院、嵩陽書(shu) 院為(wei) 四大)，從(cong) 四大書(shu) 院的辦學宗旨及院規等文獻中，我們(men) 可以清楚地看到宋代書(shu) 院反撥應舉(ju) 之學的鮮明特點。

張栻《潭州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侯（筆者按：乾道元年，劉珙安撫湖南，重修嶽麓書(shu) 院，侯指劉珙也）之為(wei) 是舉(ju) 也，豈將使子群居族譚，但為(wei) 決(jue) 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xi) 為(wei) 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chuan) 斯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yu) 聖賢者出而開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為(wei) 先務。”(《新刊南軒先生文集》卷十，《張栻集》第三冊(ce) 第900頁，中華書(shu) 局2015年11月版)

朱子《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wei) 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yi) 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wei) 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wei) 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yu) 經。有誌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朱熹《朱子全書(shu) 》第24冊(ce) 第3586頁）

朱子《衡州石鼓書(shu) 院記》：“衡州石鼓山……故有書(shu) 院……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dong) 陽潘侯畤德鄜始因舊址列屋數間，將以俟四方之士有誌於(yu) 學而不屑於(yu) 課試之業(ye) 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yu) 學，往往相與(yu) 擇勝地，立精舍，以為(wei) 群居講習(xi) 之所，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嚐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業(ye) ，又皆世俗之書(shu) ，進取之業(ye) ，使人見利不見義(yi) 。士之有誌於(yu) 為(wei) 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閑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yu) 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跡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wei) 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二公之誌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ju) 之意亂(luan) 也。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ju) 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wei) 適然而莫之救也。”（同上書(shu) ，第3782頁）

王日藻《嵩陽書(shu) 院誌》：“嵩嶽宅天中，為(wei) 陰陽風雨之會(hui) ……中有以書(shu) 院稱，與(yu) 嶽麓、睢陽、白鹿棋列為(wei) 四者，則自五代周昉也。夫五代日尋幹戈，中原雲(yun) 擾，聖人之道綿綿延延，幾於(yu) 不絕如縷矣。而書(shu) 院獨肇於(yu) 斯時，豈特非景運將開，斯文之未墜，已始基歟？”（《嵩陽書(shu) 院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卷二第81頁）

從(cong) 以上所引“四大書(shu) 院”之文獻可以清楚地看到，書(shu) 院之興(xing) ，殊與(yu) “科舉(ju) ”異調，它是對官辦主流教育的一種反撥和補缺。它強調的是人文與(yu) 道統，它所要成就的是符合儒家價(jia) 值觀的人倫(lun) 與(yu) 人格，而不是應科舉(ju) 而試的器用之才。

如果說，在書(shu) 院的發生發展中，早期的辦院方針中還帶有某些模糊和不確定性的話，那麽(me) ，自朱子出而為(wei) 白鹿洞書(shu) 院定“揭示”，則中國書(shu) 院就有了自覺的、製度化的、得到眾(zhong) 所一致認可的辦學宗旨與(yu) 方略。淳熙六年（1179），朱子知南康軍(jun) ，發現白鹿洞故址，於(yu) 是上狀申修白鹿洞書(shu) 院，明年建成，釋菜開講，自任洞主，並定學規（《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也有稱“學規”者，今本《朱子全書(shu) 》稱“揭示”，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淳熙本、浙本作“學規”）。全文如下：

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wei) 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wei) 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yu) 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yi)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wei) 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yi) 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wei) 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wei) 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yu) 經。有誌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yu) 學有規，其待學者為(wei) 已淺矣，而其為(wei) 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複以施於(yu) 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wei) 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yu) 講明遵守而責之於(yu) 身焉，則夫思慮雲(yun) 為(wei) 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yan) 於(yu) 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yu) 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朱子全書(shu) 》，第24冊(ce) 第3588頁）

這是一篇綱領性的文獻，此文一出，天下書(shu) 院莫不影從(cong) ，從(cong) 此《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成為(wei) 中國書(shu) 院的不祧之訓。中國書(shu) 院不以功名利祿為(wei) 辦學宗旨的傳(chuan) 統，被以經典的形式固定下來而傳(chuan) 承不絕。

以朱子《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為(wei) 代表的中國書(shu) 院傳(chuan) 統，可是說是中國知識分子對教育的本質功能最早也是最自覺的認知和實踐。中國的書(shu) 院強調，培養(yang) 的是人而不是器，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士”，而不是統治者的工具，它所傳(chuan) 承的是“道”，而不是“術”。

書(shu) 院的公益性特征

鄧洪波先生認為(wei) ，書(shu) 院與(yu) 官學的區別，主要有兩(liang) 個(ge) 方麵：“其一書(shu) 院是民間集資創辦，不是官辦。其二，與(yu) 此相聯係的，書(shu) 院是向下層社會(hui) 開放的，學生不受身份和地域限製，帶有濃烈的平民色彩，不像官學專(zhuan) 以官家子弟為(wei) 教育對象，把教育限製在上層社會(hui) ，作為(wei) 少數人壟斷的權利。”（《中國書(shu) 院製度研究》第七章第430頁）鄧先生的分析非常到位，清楚地揭示了書(shu) 院作為(wei) 一種民間的辦學體(ti) 製它的主要特征。第一個(ge) 特征是它的資金來源——不是官方，而是民間。第二個(ge) 特征是生源，鄧先生說是“向下層社會(hui) 開放”，即它的學生來源主要是一般的老百姓，而非特定的官宦階層。我以為(wei) ，鄧先生注意到了其一與(yu) 其二，卻忽略了由其一其二必然會(hui) 帶來的其三——書(shu) 院的公益性特征。

中國古代書(shu) 院具有明顯的公益性。它不是一種營利性的機構，它的製度設計從(cong) 一開始就突出了公益性的宏大格局。研究書(shu) 院的曆史可以發現，書(shu) 院興(xing) 辦之際不可避免地會(hui) 有官方支持的色彩。以宋代四大書(shu) 院為(wei) 例，他們(men) 的興(xing) 建或複建都有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贈書(shu) 與(yu) 劃撥學田的記載。但政府的支持僅(jin) 此而已，書(shu) 院日後的運營與(yu) 維護、發展等，政府不再承擔任何費用，完全靠書(shu) 院自己的管理與(yu) 經營能力。考察中國古代書(shu) 院的曆史，我們(men) 還可以發現，得到政府資助的書(shu) 院屈指可數，絕大多數的書(shu) 院完全靠民間捐助和鄉(xiang) 紳、官員及士人、商人們(men) 的集資。（詳見鄧著《中國書(shu) 院製度研究》及《中國書(shu) 院史》）

中國古代書(shu) 院的公益性，除了表現在他不是以營利為(wei) 目的的製度設定上，還表現在他對學員采用免費入學並予以資助的製度安排上。書(shu) 院學生的夥(huo) 食費一般是免費的，有的是發放夥(huo) 食費。此外，還對學生發放一定的“膏火”（即津貼），相當於(yu) 今天的助學金。（詳見鄧著《中國書(shu) 院製度研究》及《中國書(shu) 院史》）梁啟超在《辛亥革命之意義(yi) 與(yu) 十年雙十節之樂(le) 觀》一文中說：“前清末年辦學堂，學費膳費書(shu) 籍費，學堂一攬千包，還倒貼學生膏火。”（《飲冰室文集》卷76）可見，這一製度一直延續至清末。

當然，這樣的製度會(hui) 給書(shu) 院的運營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但是從(cong) 書(shu) 院發展的曆史看，書(shu) 院因經費無以為(wei) 繼而停辦散夥(huo) 的記載固然有，但是大多數書(shu) 院並不會(hui) 因為(wei) 經費的問題不可持續。這其中的奧秘，除了有學田等不動產(chan) 的經濟收入外，整個(ge) 社會(hui) 對書(shu) 院經營的支持已有共識，所以書(shu) 院的捐助一般都有保證。《紅樓夢》第九回，講到賈父送寶玉入義(yi) 學讀書(shu) 時，有這樣一段話：“原來這義(yi) 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力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shu) 。凡族中為(wei) 官者，皆有幫助銀兩(liang) ，以為(wei) 學中膏火之費。”可見，當時的社會(hui) 風氣，為(wei) 官者（當然包括經商者）捐助書(shu) 院等教育機構是一種普遍的風氣。（這種習(xi) 俗，至今保留在東(dong) 南亞(ya) 的華僑(qiao) 社會(hui) 中，筆者即親(qin) 見馬來西亞(ya) 的華語學校每逢春節即由校長帶隊組織舞獅隊去各大企業(ye) 和商人聚居的社區募款）

將儒學重新拉回民間的努力

中國的書(shu) 院，由私學演變而來，它的主要功能是“傳(chuan) 道”——傳(chuan) 以儒家思想學說為(wei) 核心的中華民族文化之道。儒學在漢武帝獨尊之前的一個(ge) 很長的曆史時期中，主要是在民間傳(chuan) 衍。從(cong) 本質上說，它是一種來自民間的學說。但是經董仲舒的鼓吹，它取得了意識形態的獨尊地位，成為(wei) 官方哲學。這以後的一長段曆史中，儒學漸漸遠離民間，成為(wei) 統治者和為(wei) 統治者服務的知識分子的學問。於(yu) 是，它逐步走向封閉和僵化。朱子在論說儒家道統的傳(chuan) 承時說，自孟子以後，儒家的道統就中斷了，指的正是這一現象。直到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出，儒家的道統才又重新接續了下來，而朱子則成了集大成者，他構建了理學——新儒學，從(cong) 而使儒家的道統得以延續，一直到今天。

宋代的知識分子有著強烈的使命感，他們(men) 以“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張載語）的擔當精神，擔負起興(xing) 亡繼絕的曆史重任，而書(shu) 院正是他們(men) 努力將儒學重新拉回民間的努力的一部分。元代以後，作為(wei) 儒學主流意識形態的朱子學，再次成為(wei) 官方哲學，但是，儒學卻並沒有再次走上脫離民間的老路，這中間書(shu) 院起了至關(guan) 重要和決(jue) 定性的作用。元明清三代，書(shu) 院成了官方意識形態與(yu) 民間国际1946伟德的紐帶。元明清三代的書(shu) 院，除了繼續保持著化民成俗的教育功能外，講學與(yu) 研究蔚為(wei) 風氣。我們(men) 看這三代的大思想家、學問家、政治家，幾乎沒有一個(ge) 不與(yu) 書(shu) 院發生過這樣那樣的聯係。加之書(shu) 院編書(shu) 、刻書(shu) 、出版功能的完善與(yu) 強化，書(shu) 院成了繼承傳(chuan) 統、推動學術、醞釀和產(chan) 生新思想的重要孵化器。

書(shu) 院複興(xing) 的當代意義(yi)

光緒27年（1901），清政府發布《興(xing) 學詔書(shu) 》，廢書(shu) 院而建新學堂。光緒31年（1905），廢科舉(ju) ，書(shu) 院從(cong) 此在中國的大地上絕跡。

書(shu) 院的消失，已經有整整一個(ge) 世紀的曆史。這一百多年中，中國的本土文化，中國自身的文化傳(chuan) 統被排斥，甚至被打倒。而傳(chuan) 統文化被連根拔除，意味著我們(men) 自身的價(jia) 值理性被割斷。於(yu) 是，我們(men) 看到了經濟的騰飛，人們(men) 物質生活的極大提升，而公民的素養(yang) 與(yu) 道德水準的下滑與(yu) 沉淪。

但是，民間依然不乏夢想“興(xing) 亡繼絕”的誌士仁人，一旦氣候適宜，民族傳(chuan) 統的回歸就會(hui) 應運而生。於(yu) 是，書(shu) 院也如雨後春筍一樣，在中國大地上複蘇了。

傳(chuan) 統書(shu) 院的複蘇，意味著書(shu) 院製度的全麵複興(xing) 指日可待，而當代書(shu) 院製度的複興(xing) 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yi) 和曆史意義(yi) 。

第一，傳(chuan) 統書(shu) 院是對現行教育製度的補充和完善。經過幾十年的探索、改革、創新，中國的教育體(ti) 製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現行的一整套教育製度，從(cong) 小學到大學已構成完備和嚴(yan) 密的體(ti) 係。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一體(ti) 係的致命缺失是被嚴(yan) 重地功利化。現在人們(men) 言必痛斥的所謂“應試教育”，其實質並不是“應試”，應試何罪之有？應試本就應該是教育的內(nei) 容之一。“功利”——教育是為(wei) 了培養(yang) “人才”，實質是為(wei) 了培養(yang) 工具；受教育者是為(wei) 了獲取知識，實質是為(wei) 了獲取謀生的手段，與(yu) 向上攀爬的資本，這才是教育問題的根本所在。現在，人格教育、價(jia) 值觀、人生觀教育被冠以“德育”的桂冠，其實是空泛的。而書(shu) 院教育恰恰可以補體(ti) 製內(nei) 教育的這一重大缺失。如上文所述，中國書(shu) 院的一個(ge) 根本目標是培養(yang) 學生“成人”，所謂成人正是一種基於(yu) 人文素養(yang) 教育的人倫(lun) 教育、價(jia) 值觀教育及行之有效的行為(wei) 規範教育。這些，正是我們(men) 主流教育之所缺而社會(hui) 和諧進步之所需。

第二，傳(chuan) 統書(shu) 院的一個(ge) 基本立足點，是對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承繼和研習(xi) 。它的教育的主要內(nei) 容是以儒學為(wei) 核心的傳(chuan) 統文化及其經典。當今，在中華傳(chuan) 統文化被連根拔起一個(ge) 世紀以後，在體(ti) 製內(nei) 教育尚無法承擔起傳(chuan) 承與(yu) 弘揚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勢下，書(shu) 院的複興(xing) 就顯得格外重要。它可以起到民間國學熱與(yu) 體(ti) 製內(nei) 官方教育的紐帶和傳(chuan) 導作用。書(shu) 院的複興(xing) 也許可以再一次成功地把已經失傳(chuan) 的傳(chuan) 統文化重新植入民間。也就是說，傳(chuan) 統的回歸，傳(chuan) 統文化的回歸，有賴於(yu) 書(shu) 院的複興(xing) 。

第三，書(shu) 院的複興(xing) ，有利於(yu) 喚醒和激活中華民族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中華民族是一個(ge) 最重視教育、最崇尚人文的民族。世界幾大文明中，中華文明是唯一一個(ge) 傳(chuan) 承至今沒有中斷和消亡的文明。究其原因，中華民族基因中崇文、重教的精神是最根本的支撐。而這種基因的外化之一，就是書(shu) 院的發生、發展及其製度、規範及運作機製的曆久不衰。遺憾的是，近現代以來，由於(yu) 西化及“左”化的影響，這一基因被冷凍了，人們(men) 失去了對教育與(yu) 人文的熱情，而專(zhuan) 注於(yu) 資本、迷信於(yu) 科學，以致於(yu) 整個(ge) 民族走上了不講精神、沒有信仰，人欲橫流、唯利是圖的歧路。比如，為(wei) 了買(mai) 彩票可以一擲千金，為(wei) 了買(mai) 股票可以一擲萬(wan) 金，卻不願為(wei) 助學哪怕拿出一分錢。又比如，當官的有幾人願為(wei) 助學奉上一點“膏火”？經商的又有幾人，能夠為(wei) 興(xing) 學捐出利潤？書(shu) 院的複興(xing) ，重新給了中國人一個(ge) 機會(hui) ，它也許能再次激活我們(men) 的崇文、重教的基因，使捐資興(xing) 學重新成為(wei) 我們(men) 的社會(hui) 風尚和生活方式。

第四，必須強調，書(shu) 院的當代複興(xing) ，決(jue) 不是為(wei) 了複古。書(shu) 院製度及其辦學模式也麵臨(lin) 著如何適應現代社會(hui) 生活的問題。所以，書(shu) 院的當代複興(xing) 必須伴隨著書(shu) 院的創新。墨守成規、食古不化是沒有出路的。同時，我們(men) 也必須警惕書(shu) 院複興(xing) 借市場化之名斂財，也要警惕借書(shu) 院之名行宗教布道之實。書(shu) 院是我們(men) 的祖宗留給我們(men) 的寶貴遺產(chan) ，我們(men) 要珍惜它，保護它，讓它能真為(wei) 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助推、助力，讓它能在正確的道路上行之久遠。我想，這也正是我們(men) 這一代人不容推卸的責任。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