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少鑫（《新快報》編輯）

    最近，有關《施琅大將軍》的爭論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眾所周知，爭論主要源於《施》劇本身涉及曆史上的滿漢之爭，更涉及現實中敏感的台海問題；著名儒學學者陳明在爭論中因為公開承認自己是《施》劇的首倡人而成為了各方非議的焦點，人們對他的質疑不僅在於他本人身上，更是直指儒學本身，也正因為如此，有評論認為這是繼去年“鄭家棟事件”以來，儒學遭受的第二次信任危機。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網絡的爭論仍遠遠沒有結束，而隨著傳統紙媒的介入，在這兩者有效互動正在不斷加強的趨勢下，有關《施》劇的爭論將會在2006年思想事件中著上自己濃濃的一筆。

    事實上，在爭論中，有關曆史上滿漢之爭以及對施琅的曆史評價問題在學界其實是一個老問題，公眾的褒貶揚抑不一恰恰反映了人們在這些問題上看法的混亂和困惑；再加上公眾對於現實台灣問題上的某些不滿，《施》劇以及陳明的倡議恰好讓公眾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發泄點。這兩個原因最終造成了現在爭論繁蕪紛雜的景觀。

    從次爭論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論戰各方的焦點首先集中於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應該如何去評價施琅的問題？也就是施琅究竟是漢奸還是賣國賊的問題。其實在這個問題背後涉及到的是我們的曆史觀的問題——我們應該怎樣去評價曆史人物的問題；其次，我們應該如何去看待一部曆史劇本的問題，因為畢竟曆史劇本雖然涉及到曆史，但是它並等同於曆史。作為首倡人，陳明在這部曆史劇本的完成上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要求一部曆史劇承載這麽多的曆史和現實問題，是否可能？一部電視連續劇就能改變公眾的曆史觀？在預示甚至改變某些政策導向上，它究竟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

    隻有厘清這些問題，我們才能在這些繁蕪紛雜的爭論中找到它背後的真正原因。因此，筆者認為，在這次爭論中，有以下的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

    第一、在評價曆史人物時，我們的目的應該在於弄清曆史真相、進而以史為鑒，而不是進行道德上的譴責。１２世紀初中國南宋時期的朱熹和陳亮曾進行過義利王霸之辯。朱熹提出"三代（按：指夏商周）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陳亮不讚成這種看法，在給朱熹的信中講：“秘書以為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的人。……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乙巳複朱無晦書》）西方也有過類似的論辯。“心理史觀”的主張者，專從道德心理角度評價曆史人物或曆史事件。他們以偉大行為帶來個人的權力、名譽和聲譽等後果為由來鄙視和貶低一切偉大事業和偉大人物。黑格爾反對這種評價方法，指出，“這就是‘傭仆的心理，對他們說來，根本沒有英雄，其實不是真的沒有英雄，而是因為他們隻是一些傭仆罷了。’”（《法哲學原理》第１２７－１２８頁）黑格爾還從道德評價與曆史評價的一般關係上作出論斷：“世界曆史所占的地位高出於道德正當占據的地位。”（《曆史哲學》第１０７－１０８頁）黑格爾這些講法是很深刻的。

    從這個意義上，應該說，陳明提出的必須將施琅的個人私德與他收複台灣的曆史功勞分開來進行評價，這是切中問題要害的。

    第二、評價曆史人物，不能從現實或者政治的需要出發。這是一種典型的非曆史的研究方法，正如石勇所提出的，這是一種曆史實用主義的做法。在這種傾向下，曆史成為了一筆糊塗賬，成為一個任人裝扮得小姑娘。它不能把曆史人物置於他們所實際處於的那個特定曆史條件下去認識和評價，而是用今天的認識和標準去評價曆史人物，使對曆史人物的研究失去曆史感。

    在這種方法下，人們往往有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拿這個觀點解釋曆史”而不能“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麵”，對於曆史而言，這是簡單化、公式化的理解。在這種理解中，通常會用“進步、落後”、“積極、反動”的公式來界定和評價曆史人物。學術研究被納入了意識形態的軌道，隻強調曆史為現實服務，而不強調曆史的客觀性和真實性，真相往往被遮蔽。這種粗暴的曆史觀給我們帶來的慘痛代價，我們並不缺乏曆史教訓。

    陳明自己也承認，他之所以首倡這一劇本的原因是想“影射”現實某些東西，是想喚起國人對台灣問題的注意以及振作決策層在台灣問題上的意誌力和決心。雖然他自己一再宣稱這一做法是他個人即用見體理論的實際運用，但是無論陳明自身如何辯解，強調曆史為現實服務，而不強調當時曆史的客觀性，以現實的需要來詮釋曆史，這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曆史實用主義。陳明之所以受詬病的關鍵原因也正是源於此。並且，從陳明首倡劇本的目的可以延伸出一個問題，在“不放棄武力”的前提下來振作決策層在台灣問題上的意誌力和決心，這自然而然會讓公眾覺得這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做法，如果陳明先生覺得應該是有其他的理由，我想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說服公眾。

    第三、我們前麵提到，研究曆史，評價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在於還原曆史真相，進而以史為鑒。其實，以史為鑒的目的還在於，對曆史人物的評價也著意於表揚忠烈，高揚氣節，尤其對仗節死義之士，守節不仕之民給予大力表彰。在統治階層來理解，這不失為鞏固地位的好方式，而在整個中華民族的層麵來理解，這是培育我們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的重要途徑。黃宗羲研究曆史也著意於表彰忠烈，高揚氣節。在他看來，忠義是“天地之元氣”，和平年代，“韜為道術，發為事功”，為民；曆史巨變時期，或表現為忠烈，或表現為氣節，是一種精神。

    正如著名儒學學者蔣慶先生在這次關於《施》劇的爭論中表態的，施琅是明朝的貳臣。筆者認為蔣慶先生的論斷是比較到位的。然而，施琅的“失節”與評價施琅這個曆史人物之間究竟應該是一種什麽樣的關係？

    按照筆者粗淺的理解，如果在這個層麵上來評價施琅，筆者認為最終這也是一筆糊塗賬。因為這同樣存在著嚴重的曆史實用主義的傾向。

    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這就是氣節！

     然而，仍然有人指出他們是對祖國不負責任而開小差的人物，不值得歌頌。他們的理由是伯夷、叔齊之所以不值得歌頌，是因為他們反對武王伐紂，反對祖國的進步事業，他們的行為不利於祖國的統一，不利於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所謂氣節或骨氣實際上是舊勢力的死硬派，是抱著"忠臣不事二主"的信念，甘心做舊王朝的殉葬品的做法。

    在這樣的理解下，我們究竟應如何去看待“氣節”？如何去看待我們的曆史？比如，我們該如何看待魏征？又比如，我們又該如何看待曾國藩？他曾組建湘軍鎮壓太平天國，但又倡導和創辦洋務，主張向西方學習。我想還是章太炎先生說得好，“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凶”算是合乎情理的公允評價。

    王船山在《宋論》一書中把民族利益看成是高於“一人之正義”、“一時之正義”的“天下古今之通義”，包括一時的“君臣之義”也必須服從“古今之通義”。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施》本身所承載的曆史和現實的問題。作為一部電視連續劇，它究竟能夠承載多少東西？陳明先生也曾指出，這個事件與當局的關係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複雜，請不要過度解讀。當然公眾的“過度解讀”來源於思維的慣性。正如前麵筆者所提到的，如果認為一部電視連續劇就能夠改變對曆史人物的評價，甚至預示或者改變某種政策導向，那麽這未免是一種過於天真的看法。

    我們知道，曆史學家和曆史劇作家麵對一個曆史人物，都會有主體的解釋和評價。在這一方麵，他們都有相對的自由，相比較而言，劇作家的自由度要大於曆史學家。至少，曆史學家不能要求曆史劇作家屈從自己的解釋與評價。

    早在１８世紀，黑格爾就曾指出，法國曆史家、曆史劇作家存在這種普遍性的傾向：其目的並不在於曆史本身和曆史所寫的人和事，而在適應當時的某種旨趣，向政府進一忠告，或者喚起對政府的仇恨。許多劇本也是這樣寫的，或是在全部內容上或是在某些片段上明顯的影射到當時的情況；如果在舊劇本裏碰到可以聯係到時事的地方，演員們就故意把它加以大肆渲染，聽眾們也熱烈歡迎它。

這種傾向，對於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是刻骨銘心——那是一個吳晗寫《海瑞罷官》的年代。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已經開始並正在遠離那個年代，也沒有人會願意回到那個年代，而這需要我們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