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劉澤華學派”讚一個(ge)

——在《中國政治思想通史》新書(shu) 發布會(hui) 上的發言

作者：方克立

來源：《天津社會(hui) 科學》2015年第2期

劉澤華先生及其著作

去年李振宏教授介紹和評述“王權主義(yi) 學派”的文章[1] 在學界影響很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今年又推出了該學派的一部厚重的代表作——九卷本《中國政治思想通史》。它將引起人們(men) 更加廣泛的關(guan) 注，不管是讚成還是不讚成這種旗幟鮮明的觀點，在客觀上都將有力地推動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

李振宏教授的文章提到我在2005年就有“劉澤華學派”的說法，記得這個(ge) 概念並不是我發明的，而是沿用了陳明和《原道》派在辯論中對對方的稱呼。我隻是根據自己的了解，做了這樣一個(ge) 論斷：“劉澤華學派的基本觀點是在認同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強調思想與(yu) 社會(hui) 的互動。這場爭(zheng) 論可以說是唯物史觀與(yu) 文化史觀之爭(zheng) 。”[2] 關(guan) 於(yu) 陳明和《原道》的文化史觀，我在1995年一次會(hui) 議發言中已經有所說明，可參見拙著《現代新儒學與(yu) 中國現代化》第530—531頁[3] 。

上個(ge) 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我在南開大學哲學係工作過21年，與(yu) 劉澤華教授是老朋友。我們(men) 合作寫(xie) 過文章，在工作上也互相支持。哲學係申請中國哲學博士點的時候，加上溫公頤老前輩也不夠三個(ge) 教授，還是請劉澤華教授加盟才拿到了這個(ge) 博士點。我們(men) 分別在兩(liang) 個(ge) 係帶的研究生也互相選聽課程。

劉澤華教授是國內(nei) 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他在這個(ge) 學科領域辛勤耕耘了半個(ge) 多世紀，學識淵博，思想深刻，著述豐(feng) 富。他繼承了中國古代史家秉筆直書(shu) 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敢於(yu) 實事求是，決(jue) 不曲學阿世。在這部九卷本通史之前，他的學術團隊還出版過一部三卷本《中國政治思想史》[4] ，早已是該學科最有影響的大家之一。按照現在的學科建製，中國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學下麵的一個(ge) 二級學科。在上個(ge) 世紀60年代劉澤華開始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時候，整個(ge) 政治學學科都被取消了，他是在曆史係，而且以後一直在曆史係。他治學的特點是主要運用曆史的方法，以大量可靠的曆史資料為(wei) 依據，從(cong) 古人的論述中歸納出當時人的政治思想，並且善於(yu) 將其上升到政治理論、政治哲學和政治文化的高度，而不是用現代政治學的觀念和方法，來駕馭、分析和建構古人的政治思想。這兩(liang) 種不同的研究進路，寫(xie) 出來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麵貌是不一樣的，對此大家都能深切感受到。劉澤華說他的研究進路和有關(guan) 著述可能叫人覺得比較“土氣”[5] ，但是它也更加接近曆史真實，更加“樸實”和更富於(yu) 原創性，所謂“土氣”也就是更“接地氣”。帶著“土氣”的著作是不是一定比現代性的、“洋氣”的著作水平差呢？並不見得。

我粗略地翻閱了一下這部通史的第一卷《綜論卷》，感到相當震憾。多卷本通史著作過去也看到過一些，一般都是在第一卷《先秦卷》的前麵，有一篇全書(shu) “緒論”或“導論”，闡明本書(shu) 的研究對象、範圍、發展階段、學科特點和研究方法，短的一兩(liang) 萬(wan) 字，長的四五萬(wan) 字。我沒有想到劉澤華主編的這部通史的《綜論卷》竟長達80萬(wan) 字，除了闡明研究對象和方法外，還把作者對該學科基本內(nei) 容的理解與(yu) 把握，比如各個(ge) 時代普遍性的一些政治觀念和問題，作了係統的梳理和提綱挈領的交待。這部著作吸取和借鑒了曆史學、政治學、社會(hui) 學、哲學、宗教學和思想史等不同學科的眼界、方法、問題意識和研究進路，並不局限於(yu) 對中國政治思想發展演進曆程作史的梳理，而且還特別重視思想與(yu) 社會(hui) 互動的整體(ti) 研究，強調社會(hui) 形態的“三分法”和曆史階段論，以及“階級—共同體(ti) 綜合分析”方法，注重對觀念製度化和製度觀念化、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的研究，注重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哲學與(yu) 社會(hui) 整合問題的研究，注重對統治思想與(yu) 民間社會(hui) 意識互動的研究，在注重對精英和經典文本的政治思想研究之同時，也注意探討社會(hui) 普遍的政治意識和社會(hui) 思潮、社會(hui) 運動，另外還注意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的研究，對政治信仰和政治宗教的研究，等等。總之，從(cong) 《綜論卷》可以看到這項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決(jue) 不比一般同類著作差，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一定意義(yi) 上可以說，這部九卷本通史代表了中國政治思想史學科目前所達到的最高學術水平。

劉澤華主編的這部九卷本通史，不僅(jin) 是迄今為(wei) 止規模最大的一部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而且以其獨具特色的、旗幟鮮明的理論觀點和方法，引起學界和世人的注意，這也是人們(men) 稱其為(wei) “王權主義(yi) 學派”的主要原因或者說根本原因。劉澤華在長期教學、研究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政治思想是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的主幹，政治權力支配整個(ge)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在這個(ge) 社會(hui) 中人是等級的人，中國古典人文主義(yi) 必然導向君主專(zhuan) 製主義(yi) 即王權主義(yi)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思維具有以“陰陽組合結構”來支持君權的絕對性，又用仁政、德治、王道、民本、均平、尚賢、變革等理論來對君權作限製、調節、緩衝(chong) 、緣飾的特點，這一係列重要的理論觀點和研究結論，形成了一個(ge) 新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解釋體(ti) 係，也可以說形成了一種新的曆史觀和思想史觀。其中特別是發現了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思維中的“陰陽組合結構”，或者說剛柔、君臣、主輔結構，對於(yu) 全麵認識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思想以至整個(ge)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yi) 。它既突出了王權主義(yi) 這個(ge) 核心和主題，又不是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全盤否定，而是肯定其中有合理的思想內(nei) 容，有民主性的精華，不過不能脫離開其整體(ti) 結構來抽象議論，抽象繼承，而是要把這些有價(jia) 值的思想資源，從(cong) 王權主義(yi) 的束縛中解構出來，適應新時代的需要，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樣才能做到像習(xi) 近平講的“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或者說“去粗取精、去偽(wei) 存真，經過科學的揚棄後使之為(wei) 我所用”。九卷本通史就是認真貫徹了這種精神，堅持實事求是和曆史主義(yi) 的科學分析態度，所以把全盤否定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帽子扣在“王權主義(yi) 學派”頭上是沒有根據的。

我們(men) 在迎接這部大著出版的時候，大家心裏都明白，這項深刻揭露了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本質，以及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的本質的研究成果，與(yu) 時下“複興(xing) 儒學”、“回歸道統”聲浪甚高的文化氛圍是不太協調的。十年前劉澤華學派與(yu) 大陸新儒家就有過一場論戰，“王權主義(yi) 學派”今天如此高調出場，拿出了這樣規模的大部頭，很可能又會(hui) 遭到尊孔崇儒、“複古更化”派的批評，甚至麵臨(lin) 著一場新的論戰。我想這個(ge) 學術群體(ti) 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通史最後兩(liang) 卷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的主題就是要走出王權主義(yi) ，走出中世紀，而現在有些人就是要回歸“天王合一”、“聖王合一”的王權主義(yi) ，回歸儒學作為(wei) “王官學”的時代，回到中世紀，所以思想分歧和爭(zheng) 論是難以避免的。出版這部九卷本通史就是表明我們(men) 勇於(yu) 承擔這一份社會(hui) 責任和學術責任。

劉澤華教授的貢獻，是不僅(jin) 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了係統的王權主義(yi) 理論，而且通過他的教學實踐活動，為(wei) 中國學術界培育了一個(ge) “王權主義(yi) 學派”，也就是人們(men) 通常講的“南開學派”或“劉澤華學派”。這個(ge) 學派的大本營無疑是在南開。劉澤華教授作為(wei) 開宗立派的代表人物，30多年來，培養(yang) 了數量相當可觀的一批博士和碩士研究生。他們(men) 畢業(ye) 後有的留在南開，大多數分布到全國各地，天津、北京、上海、山東(dong) 、遼寧、河北、陝西等地都有，他們(men) 又培養(yang) 了一批劉門再傳(chuan) 弟子。所以這個(ge) 學派不但是後繼有人，而且隊伍還在不斷發展壯大中。

關(guan) 於(yu) 這個(ge) 學派的定位，葛荃教授將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學術流派主要歸納為(wei) 三大派：新學曆史學派、馬克思主義(yi) 曆史學派和現代政治學學派，他是將以劉澤華為(wei) 代表的南開學派看作是“馬克思主義(yi) 曆史學流派的新發展”[6] 。這個(ge) “新發展”包括了對50年代以來教條主義(yi) 思潮及其危害的深刻反思，真正回到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上來，同時以開放的眼光注意吸收現代政治學的觀念和方法，但是又不喪(sang) 失中國學術文化的主體(ti) 性。我以為(wei) 這個(ge) 定位是準確的，勇於(yu) 打破教條主義(yi) 設置的種種思想禁區，其實就是更好地堅持了社會(hui) 存在決(jue) 定社會(hui) 意識、又注意到思想與(yu) 社會(hui) 互動的唯物史觀。

在中國曆史上，儒、墨、道、法、名、陰陽、兵、農(nong) 等學派峰起，出現了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zheng) 鳴”的思想活躍局麵。《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中寫(xie) 了那麽(me) 多“學案”，實際上就是一個(ge) 個(ge) 以案主為(wei) 中心的大小學派，不同學派之間的交流、交融和交鋒，促進了當時學術思想的繁榮和發展。“五四”以來中國出現了自由主義(yi) 西化派、文化保守派和馬克思主義(yi) 派“三分”的思想格局，實際上就是現代中國的三大學派。馬克思主義(yi) 派中也有思想傾(qing) 向不同或學科領域不同的各種學派，比如在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就有著名的侯外廬學派。我記得劉澤華在為(wei) 《中國儒學發展史》一書(shu) 寫(xie) 的“序”中，曾經講到他與(yu) 侯派黃宣民的友誼。黃宣民一方麵把他的研究成果歸之於(yu) “侯外廬學派”，同時又期待“劉澤華學派”有新的更具個(ge) 性特征的發展[7] 。這說明兩(liang) 個(ge) 學派在學術上既有親(qin) 緣關(guan) 係，又有所不同，比如在研究對象和範圍上就不完全相同

在古今曆史上，學派現象都是客觀存在的，不過在社會(hui) 轉折時期，思想管製相對寬鬆的時期，學派生長和發展的土壤可能更適宜一些。另外在學者和學術共同體(ti) 方麵，也需要具備一定的主觀條件。形成學派首先要有“學”，就是要有原創性的學術思想，它還不是一般性的創新思想，而是具有重要理論價(jia) 值和實踐價(jia) 值的學術思想，能夠形成係統的學理和學說，對那個(ge) 時代學術思想的發展產(chan) 生重要影響，起到引領和推動作用。因此，一個(ge) 學派開宗立派的代表人物就非常重要，在一定意義(yi) 上說，他的學識與(yu) 人格，對於(yu) 這個(ge) 學派的氣象和規模、生存和發展具有決(jue) 定意義(yi) 。有了“學”，還要形成“派”，就是你的創新思想和理論要能說服人，得到一些人的認同，成為(wei) 誌同道合者，形成有大體(ti) 相同的學術宗旨，在學理、學說、學風上基本一致的學術共同體(ti) ，並且具有學術傳(chuan) 承的特點，能夠一代、兩(liang) 代、三代地傳(chuan) 下去。這個(ge) 學術共同體(ti) 要有不斷創新的學術成果麵世，積極參與(yu) 公共學術論域的討論，展現出自己的學術個(ge) 性和思想鋒芒。後來者不斷有所創新和發展，這個(ge) 學派才有長久的生命力。

說實話，在當今中國學術界，真正具備上述條件，能夠稱得上是“學派”的情況並不多。我認為(wei) “劉澤華學派”就是少數完全具備這些條件的學術共同體(ti) 之一。劉澤華為(wei) 這個(ge) 學派確立了基本的理論方向和學理基礎，後繼者與(yu) 合作者也大都能沿著這個(ge) 方向繼續開拓前進和深入挖掘。比如張分田教授在70多萬(wan) 字的《民本思想與(yu) 中國古代統治思想》一書(shu) 中，用豐(feng) 富的思想史料，說明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國古代統治思想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它以“君為(wei) 民主—民為(wei) 國本”為(wei) 基本結構，是一種對絕對王權的政治調節理論，是為(wei) 補充、規範、論證君本思想服務的。他對民本與(yu) 君本關(guan) 係的分析，運用的正是“陰陽組合結構”的方法。記得十多年前，我有一次去西安，劉門弟子陳學凱送給我一本他的著作《正統論與(yu) 革命觀——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的調節機製》。這本書(shu) 也是運用“陰陽組合結構”方法，對“正統”與(yu) “革命”這一對帶有全局性的政治文化範疇，進行了細致深入的分析，二者看似對立，但所維護的都是王權主義(yi) 體(ti) 係。劉門弟子中我最熟悉的是林存光，他主要在政治哲學方麵發展，治學踏實勤奮，不到知命之年，已經出版了十多部個(ge) 人專(zhuan) 著和他主編的著作。他在堅持劉澤華學派的基本理論立場和學術宗旨之同時，對儒學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精華做了更多積極正麵的論述。劉門弟子各有專(zhuan) 攻，各有自己的學術風格，但是都認同王權主義(yi) 學派的基本理論立場，有共同的問題意識和學術取向，互相支持，相依互補，以導師劉澤華教授為(wei) 中心，形成為(wei) 當今中國學術界實力相當雄厚的一個(ge) 學術群體(ti) ，而且隊伍和影響都在不斷擴大。在我看來，這就是典型的學派現象。

擺在我們(men) 麵前的這部九卷本通史，就是劉澤華學派存在並且展現出其學術實力的最好見證。這部著作的最大貢獻是以“權力支配社會(hui) ”理論深刻揭露了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本質，以王權主義(yi) 理論和“陰陽組合結構”深刻揭露了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思想的本質，以及形成了觀念體(ti) 係、作為(wei) 意識形態的傳(chuan) 統思想文化的本質，儒家、法家思想都不例外。這樣就抓住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核心和主題、主旨、主線。在這種認識框架下繼承和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就不是簡單地到裏麵去找好東(dong) 西，而是需要更加細致深入的具體(ti) 分析，區分精華和糟粕，把精華部分從(cong) 整體(ti) 結構中“解構”出來，經過批判地清理和創造性的轉化，以適應古為(wei) 今用的需要。包括那些為(wei) 了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鞏固封建王朝統治而行之有效的治國理政方法，比如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wei) 政之道任人為(wei) 先、治國先治吏、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事實上今天的執政黨(dang) 都在批判地借鑒和吸取，以形成不同於(yu) 西方的治理模式。也就是說，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思想的本質把握，並不等於(yu) 對它的全盤否定。

我拿到這部大著隻有十多天，還來不及認真拜讀，著重翻閱了一下《綜論卷》，獲益良多，十分感佩。我讚成劉澤華學派的基本觀點，但是有些看法也不完全一致，這個(ge) 可以在下麵交流討論。我覺得這個(ge) 課題研究還可以繼續深入下去，還有發展空間，特別是在理論闡釋方麵。初步想到三點：

一是把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思想的核心和主題歸結為(wei) 王權主義(yi) ，應該說這種看法是有充分曆史事實根據的，它有沒有充足的學理根據呢？這就需要用唯物史觀深刻說明這種社會(hui) 意識形態的本質及其產(chan) 生的必然性，具體(ti) 分析與(yu) 產(chan) 生它的土壤（社會(hui) 存在）的必然聯係；需要從(cong) 政治上層建築與(yu) 經濟基礎的辯證關(guan) 係，與(yu) 思想觀念形態的反映和被反映關(guan) 係，來說明為(wei) 什麽(me) 政治權力能夠支配整個(ge)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我們(men) 知道，政治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物質的力量，至少軟實力是有硬實力作為(wei) 支撐的。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政治權力的獲得往往是武力爭(zheng) 奪的結果，“馬上得天下”是要付出血的代價(jia) 的，所以掌權者決(jue) 不肯輕易放棄，而是要用足用夠這個(ge) 權力。再比如，馬恩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說，統治階級總是用思想的“普遍性形式”來掩蓋、模糊其意識形態的階級性，掩蓋它所追求的特殊利益，我們(men) 也可以用這種觀點來說明王權主義(yi) 與(yu) 補充、調節它的各種傳(chuan) 統政治思想、理論之間的關(guan) 係。

二是在王權主義(yi) 理論架構中，如何鑒取傳(chuan) 統政治智慧服務當今的問題。習(xi) 近平同誌2011年9月在中央黨(dang) 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有一大段講要學習(xi) 和借鑒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曆史經驗，最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ti) 學習(xi) 時又強調，對古代的成功經驗，我們(men) 要本著擇其善者而從(cong) 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學態度，牢記曆史經驗、牢記曆史教訓、牢記曆史警示，為(wei) 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劉澤華學派講“陰陽組合結構”，就是指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內(nei) 容是豐(feng) 富多樣的，是包含著內(nei) 在矛盾的，我們(men) 要善於(yu) 區分精華與(yu) 糟粕，揚精棄糟，批判繼承，古為(wei) 今用。張岱年先生講到過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各要素之間的相互聯係，也講到過其可分離性問題，他的“綜合創新”論就是建立在文化係統的可解析性與(yu) 可重構性，文化要素之間的可離性與(yu) 可相容性這兩(liang) 個(ge) 理論前提之上，其研究思路可供我們(men) 借鑒。

三是王權主義(yi) 批判理論有何重要的現實意義(yi) ？鄧小平在“文革”後強調要批判封建主義(yi) ，指出“搞特權，這是封建主義(yi) 殘餘(yu) 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8] 。權力迷信、權力崇拜和權力濫用都是我們(men) 今天所要堅決(jue) 反對的。新一屆黨(dang) 中央重拳反腐，已經揭露出來的貪腐現象，大都與(yu) “權力尋租”、“權錢交易”有關(guan) 。封建王權主義(yi) 與(yu) 資產(chan) 階級拜金主義(yi) 相結合所產(chan) 生的權貴資本主義(yi) ，是有可能喪(sang) 送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前途的，這一點大家看得越來越清楚。還有，麵對當今中國思想界的那些鼓吹“複古更化”、“儒士共同體(ti) 專(zhuan) 政”、“王道合法性”的理論，批判封建王權主義(yi) 也決(jue) 不是多此一舉(ju) ，而是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yi) 。走出王權主義(yi) 與(yu) 回歸王權主義(yi) 已直接成為(wei) 今天學術思想論爭(zheng) 的焦點之一。

王權主義(yi) 理論的真理性,主要在於(yu) 它符合曆史實際。我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這個(ge) 課題的重要理論意義(yi) 和現實意義(yi) ，將會(hui) 越來越彰顯出來。

（2014年10月17日）

[1] 李振宏：《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權主義(yi) 學派》，《文史哲》2013年第4期。

[2] 方克立：《中國文化的綜合創新之路》，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36頁注①。

[3] 該文指出：“《原道》第一輯刊有一篇題為(wei) 《無本者竭，有本者昌——湘軍(jun) 、太平軍(jun) 與(yu) 文化傳(chuan) 統》的文章，其基本觀點是：曾國藩指揮的湘軍(jun) 認同儒家文化，代表中國文化傳(chuan) 統，所以能取得這場戰爭(zheng) 的勝利。它將這場戰爭(zheng) 提升為(wei) ‘保衛文化認同感之戰’，這一提升，就使湘軍(jun) 立於(yu) 不敗之地。而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用西方基督教來動員群眾(zhong) ，背離了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為(wei) 淵驅魚，為(wei) 叢(cong) 驅雀，結果必然失敗。這篇文章立足於(yu) 儒家正統觀念，把曾國藩所說的‘無本者竭，有本者昌’說成是‘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並以此去剪裁和歪曲曆史。無獨有偶，該刊同期還有一篇題為(wei) 《政治與(yu) 經濟：以文化為(wei) 旗幟——台灣‘中華文化複興(xing) 運動’述評》的文章，說國民黨(dang) 在大陸時期，背離了儒家的仁政、王道，‘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chuan) 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yu) 天地之間’，因此必然失敗。‘隻是一敗再敗，退居一隅，痛定思痛，才終有所悟而回心向道’，‘效法先王力行仁政’，所以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得道者昌，逆道者亡’，這就是‘台灣中華文化複興(xing) 運動帶來的最重要的啟示’。這篇文章的立論很明確：‘以文化價(jia) 值作為(wei) 政治運作的軸心’。這是典型的文化決(jue) 定論命題。”方克立：《現代新儒學與(yu) 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531頁。

[4] 劉澤華主編：《中國政治思想史》三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 劉澤華主編：《中國政治思想通史•先秦卷》後記，第562頁。

[6] 劉澤華主編：《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綜論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17頁。

[7] 參見黃宣民、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劉澤華序，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頁。

[8]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