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慶先生在〔關於《施琅大將軍》答網友問〕的短信中說到：

〔就當時情勢論，明是夏清是夷，明是中國正朔所在清是外逆，故施琅降清於文化上是棄夏歸夷，於政治上是明正統之叛臣，施琅與鄭氏恩怨不能成為其降清托詞。施琅大節既虧，身名瓦裂，不管降清後有何功績，士大夫名節已壞，餘事皆不足論。儒家不以成敗論英雄，若施琅是英雄，其如蕺山一堂師友自裁殉國何？夫子不與以德報怨，其理正與此同。至於施琅統一台灣，實與文不與而如其仁。雖然，又豈可因之而洗卻貳臣汙名耶！〕

蔣慶是大家，下語如定石，能量貫注而氣勢非凡。不過此評論卻引起我另一種反思：何謂“貳臣”？為什麽一旦為“貳臣”就大節既虧，身名瓦裂，餘事皆不足論？難道“貳臣”之負麵價值位階等同於道？等同於陰陽與仁義？既然身名瓦裂，餘事皆不足論，為什麽還可以“實與文不與而如其仁”？

這其中所涉及的核心觀念，就是所謂的“貳臣”，這兩個字的罪名從何時何處開始，我實在缺乏考證，但就我的理解，所謂“貳臣”意味著一旦為人臣子，一生之中不可以效忠兩個主子，這是一個人不可違反的“大節”，為人臣子而就職於兩個朝廷，為兩個姓氏服務就是不忠於原主子，就是大節有虧！　

我想此價值條規是來自“女不事二夫，男不事二主”的古封建道德，所謂“女不事二夫”意味著女人必須從一而終，無論如何不能嫁兩個丈夫。這樣鋼硬而一刀切的剝奪婦女擇偶權，無異於把婦女當成男人的終身奴婢，既剝奪其人的尊嚴與自由，更違反人道．人性．人情，是要不得的。如今這一條早已瓦解，婚姻自由成為共識，在此就無庸討論了。而其第二條“男不事二主”，亦即所謂“仕於兩姓為二臣”，同樣也具有封建性以及對人的奴役與踐踏，含帶著“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含帶著“君要臣死．臣得不死”， 同樣也具有違反人道．人性．人情的特質，但是，到了今天卻仍然還是儒者們論斷曆史，辨別忠奸的無上律令，這就很讓人納悶了。

說到底“二臣”不過是一家一姓站在壟斷政權的私心上，所發出來的價值判斷，這原隻是皇家政治私天下的一種反映，為什麽竟會轉化成人倫人道的無上律令？這樣的律令，我們今天還應該繼續堅持嗎？孟子有謂〔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孔子所說〔君君臣臣〕，都非常明哲的確立權利義務的相對性。可是罵儒的人不管這些，硬是把單向的奴性條規栽贓到儒學身上，而擁儒的人也不管這些，硬是擁護著單向的奴性條規，這些人到底怎麽回事了呢？

台灣知名評論家南方朔先生，在一篇題為〔從張愛玲談到漢奸論〕的文章中說到───

〔用忠奸之辨殺人，和用禮教殺人相同，都是人類文明史裏一種事後會讓人羞愧的過程，但當它正在發生時，卻都是一張張正義凜然亢奮的臉。 

　　「忠奸之辨」第一個讓人想到的是四十年代後期開始的「麥卡錫旋風」，麥 卡錫主控的「非美國人委員會」就不知犧牲了多少傑出的作家政客及文化人。「 非美國人」是美國定義的「奸」，麥卡錫在那個蘇聯竄起、美國人憂心忡忡的時 刻，將集體的恐懼轉化為憤怒，於是「奸」就被製造了出來，它滿足了亢奮與集體的嗜血症。 

　　　…………「忠奸」由宮廷鬥爭裏人際 關係的意識形態化開始，而後這兩個字辭被不斷膨大繁衍。 

　　到了現代，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由於清廷不振，列強不斷侵略，忠與奸的 問題更被推到了一個最高點，即就是以漢族沙文主義為中心的「漢奸論」。 

……………….隻要在清朝為官的漢人即是漢奸，漢族沙文竟然可以到這樣激烈的程度！中國被嚴酷到不可能的「忠」「奸」之辨束縛得已到了驚人的程度。我們可以假設一個情況，如果一個朝代亡了，或者一個地區陷落，失敗的統治者由於一 了百了，不再有道德上的煎熬，但其它人呢？而這其實正是清初漢人遺民知識份 子最大的痛苦之一。明亡之後，顧亭林、黃宗羲、李顒、呂晚村等人都是最講究 氣節的大知識分子，但他們究竟要堅持到什麽程度？沒有多久，顧亭林的二甥及 弟子潘次耕、黃宗羲的兒子黃百家、李顒的兒子李慎言、呂晚村自己和他的兒子 呂葆中，就都成了清朝官吏。從呂晚村的詩裏可看到真正受「忠」煎熬的痛苦： 
　　　　誰教失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 
　　　　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裏姓名非。 
　　　　苟全始信譚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 
　　　　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 

　　也正因此，當後來讀清代學術史，發現徐狷石告訴應潛齋，說道：「吾輩不 能永錮其子弟，以世襲遺民。」遂驚訝得拍案而起，心中想道：「這才是真正大 英雄的言論！」徐狷石竟然敢於用「遺民不世襲」之論，向難倒讀書人千百年的 「忠」「奸」問題挑戰！心中有忠奸之別是好的，但用忠奸之別來殺人或羞辱人 則成了罪惡。 

　　…………………. 戰爭的野蠻會讓一切不合理都被歌頌，抗日時的殺漢奸、後來的 懲治漢奸，以及到了後來在文化上的刨除漢奸，這不是中國多漢奸，而是人們用 漢奸的標準，塑造出了大量的漢奸！時代的變化中，的確會有人因為愚蠢自私而 作出錯誤的選擇，隻要未曾多行不義，就算不得奸。他們隻會在政治上因為所犯 的錯誤而付出沒有前途的代價，「奸」字當頭並不能解決問題，殺漢奸殺得風聲鶴唳，倒黴的還是人民。〕 

南方朔先生此文寫得太好太深刻了！用在此處來解明“二臣”問題，極為有力！“漢奸”那裏可以“世襲罔替”？那裏可以函蓋所有為滿清工作的人？“漢奸”又那裏可以用一家一姓的封建標準加以確定？許多人將曾國籓視為“漢奸”，就是非常偏執而胡塗的判斷！忠與義固然是人間大經大法，但是如何理解“忠義”之核心意函？如何將忠義化為具體規則？又如何將具體規則用在曆史與人間？在在都涉及知人論世的大智能，涉及評論者的心性修為，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的能力。儒法分別之核心，不僅僅止於儒家重禮，法家重法而已，更重要的在於儒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仁者愛人，寬惠而容眾，哀矜而勿喜，歸良知以入天道，以愛人民為國家律令的前提；法家則嚴刑峻法，刻薄寡恩，隻講富國強兵，以人民為牛羊炮灰，把統治者之利益與意誌，當成人民所必須遵守的無上律令。可是在二千年專製體係的導引下，儒法共相為用，導致儒法難分，儒法混同，許多以儒自命的人，不知不覺把法家的刻薄寡恩，單向誅求，貫注到儒家的義理當中，從而以儒家“忠”之名份，貫入法家“愚忠”之要求。我想對所謂“二臣說”封建道德的盲目堅持，正是封建君權政治的毒性，還在我們心靈中流轉的表征。

孟子所謂：「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裏；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離婁下〕夷人不但可以王中國，更還可以是華夏聖王。所謂“天下非誰家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統治者暴虐無道，人民及臣子當然有造反的權力，這就是孟子所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既然〔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那麽君不盡君道，視臣如土芥，基於權利相對性原則，則臣子當然也有權視君如寇仇。正所謂伍子胥之父被楚王無理殺害，伍子胥借吳國之兵攻入楚國，史書上還以複仇許之，所謂“二臣說”的單向條規，在權利相對的儒家眼中，又有什麽義理價值之可言？

古君王政治，固然以帝天的代表──所謂“天子”，建立起統治人間的合法正當性，但是“天命靡常”，並沒有那一個朝代應該萬世不替，永遠統治人間。人民是國家永遠的主體，君主與朝廷都隻是為人民服務的機構而已，不論如何，人民都有最後的權力改易政府，大臣的忠君更必須以忠於人民為前提，君主不能忠於國家善待人民，大臣之投身他去改易朝廷，不正是忠於人民的必要？如何能以“二臣”責備之？這就是孟子所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我們翻看曆史，也該可以明白明朝失民心失天下的道理何在：

明太祖做為開國皇帝，就自私暴虐大殺功臣，大興文字獄，廢除宰相，政歸六部，直轄於皇帝，並設錦衣衛加強特務統治。又要大臣跪對，稍有不悅即當眾施以廷杖，淩辱大臣，這已經為明朝開了很壞的頭。明中葉後，皇帝多昏庸，不理朝政，宦官弄權。所謂錦衣衛．東廠．西廠．內廠，悉由宦官掌之，手握生殺大權，政治黑暗，賦稅繁重，天怒人怨，所以民變頻生，流寇四起。在明崇楨統治的十七年間，換了五十多位首輔，短視而急切。之後史可法死守揚州城，不惜殺妾以當兵食，何等慘烈。南明皇帝卻忙著選美女，坐以觀戰，這樣的政府與統治者，有什麽權利要求臣民忠貞？再就施琅與鄭成功的恩怨論，兩人出生入死共同作戰，應以大德大義相待，怎麽可以因細故就逮捕施琅父子？又怎麽可以因施琅逃走就殺其父親與弟弟，如此不仁不義，已經造成彼此恩斷義絕的格局，有什麽權利要求施琅單方麵盡忠？再說當天命將改，朝代興廢大運變遷之時，許多政治勢力相繼而起，〔天下非誰家之天下．有德者居之〕，良禽擇木，有德者擇賢。揮別舊老板，尋找真命天子的事與人，在中國曆史上無代無之。寫史者也沒有以“二臣”責之，為什麽獨獨對施琅誅求如此？揮別無德舊老板，尋找有德真天子，既是人情之常，也是事理之固然。我們難道可以說“君可以不義，臣不能不忠”，一旦建立君臣關係，就永遠不可改變，君可以殺父殺弟，施琅就是不能逃，不能另尋老板？封建道德之特質在主奴關係，主子可以有任性的自由，奴才就隻能死生由人，兩者永遠不可改變。主奴的人身依附，還進一步成了臣民的道德ＤＮＡ，不但要終身相隨，還要世襲罔替，這有什麽道理呢？今日大陸的儒者還如此高揚封建主奴關係的旗幟，堅不肯檢討封建道德的不人道性，還堅持信奉家天下的片麵道德觀，實在叫人難以理解！

俗諺有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其深刻的意旨在有悟於人情的複雜與世事的艱難，人間是一本大書，一本永遠也讀不完的大書。紙麵上的論說與道理，也隻是前人生活經驗的體會與總結。缺乏人間的閱曆，在學院中成學，在學院中講課，從書本上讀得的道理與原則，若沒有社會人間的深刻經曆相匹配，那麽，書上的道理總難被書生理解與參透，不能從書中來，回到人間大書中去，用此簡單僵硬的紙麵原則評事論理，裁斷善惡，雖自以為理所當然，但常難免要“以理殺人”。何況，“禮不外人情”，“禮者時為大”，時間過了三百年，各種社會條件都變易了，難道我們的道德條規還要停留在封建王朝的世界裏？

在階級鬥爭的歲月裏，由於政治標準的無限膨脹，為中華大地帶來許多悲慘沉痛的故事，思之令人心酸，令人哀憐！今天我們痛定思痛，更該記取發生在我們身上的這些憾事，應嚴肅檢討我們心靈血液中的“田野專製主義”情懷[注]，恢宏儒學親親愛人的傳統。這不但是我們曆史文化的幸事，也應是避免我們子孫再受封建道德毒害的必要！不知儒學的大德君子們，以為如何？

皮介行 寫於孔子2557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