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百瑞：東(dong) 方和西方都曾將我流放

作者：鄭義(yi) 靜

來源：“鳳凰網文化”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廿四己酉

           耶穌2016年9月24日

9月24日，第二屆唐獎得獎人在台北福華文教館發表演講。本次唐獎漢學獎得獎人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曾任美國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副校長，並擔任東(dong) 方語文係、國防語言及地區研究中心主任，是西方學術界“新儒家”(New Confucianism)的開創性人物。

會(hui) 議現場

在近七十年的學術生涯中，狄百瑞編寫(xie) 學術、通識著作三十餘(yu) 冊(ce) ，其中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一書(shu) 尤有突出貢獻。在哥大，他推動並完善了全球核心課程（Global Core Requirement）學製，組織翻譯了中國傳(chuan) 統經典文獻，第一次將中國文明基本的圖象完整呈現於(yu) 英語世界的讀者前。

（沈雪晨台北報道）

主持人：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

唐獎頒獎禮主持人、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說：“狄百瑞主張儒學絕非現代化的阻礙，而是東(dong) 亞(ya) 地區的文化資本。他強調，中國雖乏西方意義(yi) 下的‘自由主義(yi) ’，但並非不重視‘自由’，明代理學尤其保存‘自由傾(qing) 向’（liberal tendencies），驅使著儒家‘君子’以‘先知的聲音’（prophetic voice）反抗被濫用的政治力量。在多元文化流行的今日，西方社會(hui) 如何接納和融匯來自中國、印度等地區的文明，將成為(wei) 彰顯人權和公民社會(hui) 價(jia) 值的關(guan) 鍵。”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狄百瑞教授已年屆97歲高齡，在9月24日的台北唐獎現場，他通過視頻向觀眾(zhong) 問好致意，言語中不時抖個(ge) 機靈，說自己也納悶自己怎麽(me) 可以活得這麽(me) 久，並委托他的繼承人、現任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亞(ya) 洲與(yu) 中東(dong) 研究中心主任鄭義(yi) 靜（Rachle Ehichung Chun）教授代表他作演講，稱：“我覺得她比我自己還能代表我。”

以下是演講全文：

我第一次遇到狄百瑞教授是1991年，那時我並不知道自己此生會(hui) 傳(chuan) 承他的研究。有人問我為(wei) 何要持續性地發掘“新儒家”的價(jia) 值，而不轉行進入別的研究領域，我想答案是這樣的：首先，有些人就像是一棵大樹、一座大山，他們(men) 投射下巨大的影子，他們(men) 的智慧如同蔭蔽一樣籠罩並啟發著我們(men) ，使我們(men) 有機會(hui) 在正確的方向裏尋找更多的突破；其次，狄百瑞教授已經成為(wei) 一座東(dong) 西方文化的橋梁，在他的引領下，新儒家已不再是一種思想潮流（intellectual movement），而成為(wei) 了一種研究方法，當我們(men) 將它的開放、多元和包容運用到研究中，就能了解為(wei) 何中國文化會(hui) 延續至今，並具有世界性的意義(yi) 。

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亞(ya) 洲與(yu) 中東(dong) 委員會(hui) 主任

鄭義(yi) 靜博士代表發言

從(cong) 形而上學到思想方法

自唐末至宋明以來經過改造、與(yu) 傳(chuan) 統儒學相區別的理學思想（Neo-Confucianism），原本被西方學術界視為(wei) 一種形而上學的哲學探討。錢穆、馮(feng) 友蘭(lan) 、牟宗三，都嚐試過尋找宋明理學和儒家倫(lun) 理在西方現代哲學討論框架中的意義(yi) 。與(yu) 他們(men) 不同，狄百瑞的儒學研究，更注重思想與(yu) 曆史進程之間的緊密關(guan) 係，他希望從(cong) 新儒學中發現某種文化和文明延續、複興(xing) 的理由，作為(wei) 一個(ge) 金發碧眼的西方人，他從(cong) 二十世紀中前期開始的這一研究，被證明對後續幾十年的全球發展趨勢和人類曆史進程有很強的預見性。

二戰後，狄百瑞吸收了胡適、角田柳作等人的研究，把東(dong) 方的文化曆史引薦到西方。他把東(dong) 亞(ya) 文化當做全球人文主義(yi) 的範例。從(cong)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開始，一種“民貴君輕”、頗附自由主義(yi) 色彩的儒家思想就已經趨於(yu) 完善，而有關(guan) 賦稅增減、朝代輪替的“黃宗羲定律”也是基於(yu) 此種思想而來。我們(men) 應當注意到，這種頗具批判性的政治思想，有它自宋代以來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傳(chuan) 統，是西方所謂Neo-Confucianism思想的典範。黃宗羲對朱熹“理在氣先”的否認，也影響到中國士大夫在哲學上對人類道德天性的認識，狄百瑞由此將黃宗羲的研究延伸到程朱理學，探索了宋代以來儒學在個(ge) 人、社會(hui) 、國家發揮作用的有機鏈條。

狄百瑞尤其強調儒家思想中的自由傳(chuan) 統，因為(wei) 在西方自希臘以來的認識中，東(dong) 方社會(hui) 一直籠罩著專(zhuan) 製的傳(chuan) 統。相反，中國社會(hui) 一直存在很大的自由空間，無論是解釋為(wei) 何它能融匯佛教、道教、回教思想於(yu) 一體(ti) ，還是幫助理解它如何實現如此廣大國土疆域的穩定，儒家思想中的自由、多元要素一直都是關(guan) 鍵。

這可以很好地啟發西方社會(hui) 解決(jue) 它所麵對的挑戰，二戰後，美國和歐洲社會(hui) 被迫麵臨(lin) 道德、人性的自我危機，從(cong) 德國的理想主義(yi) （Idealism）幻滅到法國的存在主義(yi) （Existentialism）興(xing) 起，上帝意識瓦解後的西方思想界一直在尋找新的思想資源，以適應多元文化交匯互通的全球新格局。

美國曾自稱為(wei) 世界的融爐，就是把所有流入美國的文化都煮成一鍋大雜燴湯，最後味道變得一樣了。經曆了1960年代的婦女解放、公民權力和反戰運動，1980年代的多元文化逐漸興(xing) 起，來自各國的文化在美國變成了一盤沙拉，除了一點沙拉醬，文化都能尊重各自背景，互為(wei) 共存。發展至今的地球村概念（Global Village），就承認了美國和西方文化也隻是地球的一角，因為(wei) 文明沒有價(jia) 值高低，隻希望和諧共處，如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衝(chong) 突論（The Clashof Civilizations）就是這一階段的產(chan) 物。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新儒學中的自由主義(yi) 色彩

中國的新儒學並非隻是一種個(ge) 人修行態度，而是在追求“君子風範”的過程中，推動社會(hui) 的複興(xing) 。這便是二程、朱熹在王安石變法失敗後所思考的問題。彼時中國的士大夫已經認識到自上而下的改革低效無用，必須自下而上在民眾(zhong) 心中樹立為(wei) 國家付出的意識。這一階段的宋朝經曆了高度城市化，市井文化成為(wei) 了公民意識的發源地，因為(wei) 早期的農(nong) 村家庭倫(lun) 理結構已不能適用新的人際關(guan) 係，士大夫必須超越小我，創造大我價(jia) 值，才能維持更複雜局麵下的社會(hui) 平穩發展。

新儒學與(yu) 佛教、道教相反，不追求身外的極樂(le) 世界，而追求無極、太極的現世成就。它探討人應該做什麽(me) ，為(wei) 什麽(me) 做這些事天經地義(yi) ，提醒每個(ge) 個(ge) 體(ti) 成就更好的自我，努力實現更好的世界。在這一意義(yi) 上，我們(men) 不應把新儒學僵化理解為(wei) 一個(ge) 道德理論，而應探討背後的大同思想。我們(men) 相信，在兼容並包、經世致用的新儒學框架下，大同世界並非不能實現。

狄百瑞著作《亞(ya) 洲價(jia) 值與(yu) 人權》（1998）

推動哥大核心課程建設

狄百瑞自1949年撤離中國後，回到哥大並擔任教務長，在哥大推動了著名的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建設——如今已成為(wei) 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區別於(yu) 其他常青藤盟校的拳頭產(chan) 品。它不用於(yu) 一般意義(yi) 上的通識教育，而是針對人類麵對的、根本的核心問題，選擇各大文明曆史上留下的經典著作讓學生研讀，教會(hui) 他們(men) 哪些問題是人類社會(hui) 重複發生、一直被討論的，而其中又是哪些人的聲音最有貢獻。

所以通識教育隻是讓學生熟悉不同學科的基礎知識，而核心課程則注重發掘每個(ge) 個(ge) 體(ti) 的思考能力。學生在大學階段應該想明白，一個(ge) 人能做些什麽(me) ，應該成為(wei) 怎麽(me) 樣的人，在和不同領域的人的對話過程中，學會(hui) 探索人類社會(hui) 的普遍經驗。當然，在閱讀經典的著作時，學生必須成為(wei) 偉(wei) 大對話的參與(yu) 者，而不隻是看看二手的經典推薦，隻有通過和柏拉圖、孔子的親(qin) 身對話，他們(men) 才能體(ti) 會(hui) 各大文明的終極價(jia) 值。狄百瑞作為(wei) 核心課程的設計者，除了將他對新儒家的教育理念貫徹到整個(ge) 課程設計中，也讓西方人不僅(jin) 僅(jin) 閱讀到了西方，而是看到了中國。

當然，這一龐大的編輯工程難以憑借個(ge) 人之力完成，哥大亞(ya) 洲與(yu) 中東(dong) 委員會(hui) ，邀請了各學校的專(zhuan) 家共同努力，並舉(ju) 辦工作坊長期討論，力圖使這套教材能涵蓋各大文明完整的政治、經濟、文化史料。他們(men) 翻閱了很多的書(shu) 籍，用平實、優(you) 美的語言傳(chuan) 達經典的內(nei) 涵，最大程度地避免叢(cong) 書(shu) 透露出編輯人員企圖——這是在一套強大的企圖心之外，一種謙卑而虛心的態度，狄百瑞也希望各種文明通過自己發聲，而不是別人的轉手。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一書(shu) 的封麵。狄百瑞教授在哥大負責發展東(dong) 亞(ya) 研究的本科通識教育課程。他為(wei) 此而編製的閱讀資料選材來自印、中、日、韓等亞(ya) 洲文明的主要傳(chuan) 統。這套資料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大專(zhuan) 都廣受歡迎。

與(yu) 千年前的白鹿書(shu) 院暗合

亞(ya) 洲與(yu) 中東(dong) 委員會(hui) 編輯核心課程經典的舉(ju) 動，或許可以令我們(men) 聯想起朱熹編輯、注解《四書(shu) 》以推動社會(hui) 改革、文化複興(xing) 的運動。它們(men) 同樣以經典為(wei) 媒介，令學生與(yu) 之對話，甚至在朱熹的白鹿洞書(shu) 中，也曾討論過士人應當開放心胸、尊重多元、解讀不同環境下的人的思想來源。當然，整個(ge) 宋明理學的思想建設也不是朱熹一個(ge) 人完成的，而是如狄百瑞一樣講求學者的繼承和團隊的合作。

兩(liang) 年前餘(yu) 英時先生獲得唐獎漢學獎時，曾提到尊重人性的尊嚴(yan) 是曆史性的標準。狄百瑞的研究，有政治學的觀點而沒有政治性的目標和色彩。從(cong) 政治上實現尊重人性尊嚴(yan) ，就應參照希臘民主政治中由討論、思辨到解放、學習(xi) 的途徑。在1980年代的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學生暴動中，狄百瑞也是以此種信念實現與(yu) 學生的溝通諒解的。

當新儒家成為(wei) 一種研究方法時，我們(men) 應注意“中國的特殊性”問題。誠然中國文明有它特有的個(ge) 性，但是在研究中，仍應給予它與(yu) 全球其他文明共同對比的可能性，而非局限於(yu) 中國單一的脈絡。通過同時觸碰中國、中東(dong) 、印度、日本等國家的經典可以發現，不同文明之間的交融互通自古以來都被保持著，全球化這件事並非是今天的特例。

而中華文化在全球的傳(chuan) 播也是文化整合和文化交融，正如中國文化本身具有的很多思想價(jia) 值和習(xi) 慣也都不是原生的一樣，隻要將這些思想放入中國文化發展的脈絡來考察，我們(men) 就能理解文化整合之於(yu) 文化轉型的複雜含義(yi) 了。如佛教在影響中國的同時，也深受中國文化的改造，在它的源生地產(chan) 生了教義(yi) 的變化。

被東(dong) 方和西方流放

狄百瑞的經曆很豐(feng) 富，他當過軍(jun) 官，接受過二戰戰犯，1949年離開中國後和家人在日本暫居，經曆了極其艱困的物質條件，卻也在周末帶女兒(er) 逛日本古跡時，悄悄培養(yang) 出了一位日本文學教授（他的女兒(er) Brett de Bary現於(yu) 康奈爾大學任職）。他的個(ge) 子很高大，也曾經帶著數以百計的青年學生走上多元文明研究的旅程。在文化交融和協調過程中，常產(chan) 生扁平化和互相抹去的情況，東(dong) 方和西方文化無法整合的情況也時有發生。狄百瑞夾在其間常這樣感慨：“東(dong) 方和西方都曾將我流放。”

正是這種東(dong) 西方文化都存在的內(nei) 在距離感，使得狄百瑞可以保持學者的獨立和冷靜，產(chan) 生自己的思考。或許對他來說，這種內(nei) 在距離感也是他此生最甜蜜的負擔。最後，當狄百瑞想要建立各文明間溝通交流的橋梁時，他自己就成為(wei) 了那座橋梁。

（演講原題：Sinology of Wm.Theodore de Bary:a Bridge-Builder Who BecameHimself the Bridge From Dr.RachelE.Chung）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