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方克立）

　　《高校理論戰線》編者按：本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方克立教授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一日在一個文化研討會上的發言，征得本人同意，本刊現予發表。

今年2月，我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在90年代的“國學熱”中，確實有人企圖用孔夫子的儒學來抵製、排斥、否定和取代馬克思主義，但不能把情況估計得過於嚴重，好像已經出現一股了不得的國粹主義、複古主義思潮。在“國學熱”中，大多數學者還是力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弘揚民族文化之精華，批判繼承，綜合創新，創造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我不同意把“國學熱”和國粹主義、複古主義思潮簡單地劃等號。值得注意的倒是90年代文化研究和文化討論的所謂“話語轉換”，即一些人所說的“放棄激進的社會／政治批判話語，轉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話語”（《東方》1994年第5、6期）。在今天，“文化保守主義”確乎已成為一種值得注意的思潮，但它關心的主要不是中國傳統文化，而是要反思整個中國近代史（參閱本刊1995年第5期）。

我這樣說有什麽根據？今天想著重談談我對90年代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認識。

一、當今中國是否存在一股文化保守主義思潮？

我想首先用一些人文學者的實際感受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帶來一本雜誌，其中有兩篇文章，題目分別是《文化崩潰時代的逃亡與歸依——90年代文化的新保守主義精神》和《新保守主義：價值轉型的表征》。

前一篇文章說：

“我發現自90年代開始，文化上新保守主義精神不作宣告地悄然形成了。……新文化保守主義的主要特征概括起來大致有如下三點：一是放棄激進的批判精神，實行溫和而穩定的話語實踐；二是放棄對共同處境的憂患、焦慮和懷疑，轉變為對個人境遇的關懷和思考；三是放棄對終極價值、目標信仰的追求和提供，而是關注具體的局部問題的解決。顯然，這是一次文化氣質的大轉型，對這一巨大的轉變我們已有了明確的感知。”（《中國文化研究》1994年夏之卷）

後一篇文章說：

“進入90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化發生了深刻的轉型。人們都已注意到的一個文化現實是：一種新保守精神正在崛起，它已超越了80年代我們所熟悉的文化話語，在新的話境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這種文化思潮既包涵著對80年代以來文化運作的反思，又有對‘五四’以來激進話語的反思；而它的發展也與目前‘冷戰後’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聯係，可以說是這一格局的一種文化反應。‘新保守精神’已涉及了文化的各個領域，在不同的文化空間中獲得了不同的表現形式。”（同上）

這是兩位生活在國內的人文學者的體認和感受。我還想介紹一位現執教於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中國學者遠在異國他鄉的觀察和評論。這位學者在閱讀了近年來國內文化討論的一些文章後說：

“讀完這些討論，有一個局麵已相當清楚：一個強大的新保守主義思潮正在中國知識界翻卷起來。新保守主義首先表現在對80年代文化熱的懺悔自罪心情。……對80年代文化精神高揚的清算是新保守主義的一個共同傾向，不管討論者是否自覺到這一點。新保守思潮表征之二是回歸傳統文化，‘傾聽壓抑太久遺忘太久的人文主義傳統的聲音’。……從國內出版物的情況看，新國學的確已成為近年學術的中堅，文化關注點的確在轉向。新保守主義潮流的最重要表征是自我唾棄精英地位或責任，轉而與民間文化——俗文化認同。”（《二十一世紀》1995年2月號）

根據上述資料，說在當今中國存在著一股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大概不至於被認為是一種虛構。它是許多學者“明確地感知”到的一種當代文化現象。

其次，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現實：文化保守主義已是一些學者和刊物公開亮明的旗幟，有人呼喚在大陸形成“新儒家群體”或新保守主義學派。

《原道》輯刊在第一輯的“編後”中寫道：“××博士的自由主義、×××博士的解構主義與《原道》同人的‘保守主義’在理論層麵是相衝突的，但在現實層麵，它們卻可以也必須互相製約補充。”（《原道》第一輯，第386頁）這就是說，“保守主義”是《原道》同人公開亮明的旗幟和學術宗旨，這與該刊第一輯中一些主幹文章的思想傾向確是一致的。首篇《李澤厚答問》結尾一段話頗有意味：

“問：……您信仰什麽思想？

答：唔，什麽都有一點吧。

問：如果把您稱為新儒家，您願意嗎？

答：願意。但不是現在港台那種新儒家。

問：……什麽時候您能談談，如果大陸形成有異於港台地區的新儒家群體，那它將表現出一些怎樣的特征？

答：這很值得探討，但現在還有些為時過早吧！”（同上書）

這段問答說明，在今天，不僅像李澤厚這樣知名的學者表示願意被稱為“新儒家”，而且有人呼喚在大陸形成“有異於港台地區的新儒家群體”。而事實上，早就有人打出“大陸新儒家”的旗號了。

1992年6月，某大學的一位資深教授在四川德陽召開的“儒學及其現代意義”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交了一篇論文，題曰《我的現代新儒學觀》，公開“揭舉大陸新儒學的旗幟”。1994年11月，在湖南嶽陽召開的“國際‘儒家文化與當代文化走向’學術討論會”上，他埋怨人們對他不重視，並作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發言。他說他“發現”了“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和基石。“五四以來，全盤西化論者，不論是全盤英美化派或全盤蘇化派，都一味批孔。特別是後者，把這個光輝思想當作唯心論、天才論批判。即使真正尊孔的孔教派和現代新儒家的前輩、時賢，也沒有特別看重這句話，竟讓我這個無名之輩再發現了這塊儒學的奠基石。從此，豁然貫通，形成係統的觀點，自行摸進了新儒學的大門。我期待學界前輩或成名學者揭舉大陸新儒學的旗幟，白等了好幾年。‘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我隻得在‘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的精神指導下，冒天下之大不韙，92年6月在德陽‘儒學及其現代意義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申明我服膺現代新儒學，並闡述了我的觀點。”

公開揭舉“大陸新儒學”旗幟的，不僅有資深教授，也有青年學者。首都某大學的一位青年法學家著文說：“中國大陸新儒家的出現為勢所必然。……沒有大陸學人的傳承和創新，沒有在海外新儒家的薪火延續的基礎上開出大陸新儒家，第三期儒學發展隻能是半途失落的歸鳥之夢。”他認為“中國大陸新儒家的形成標誌不在於對傳統儒學作係統的哲學文化詮釋，此項工作實際上已由海外新儒家基本完成，而在於對傳統儒學作創造性的政治法律轉換”，因此“法學者肩負著推進中國大陸新儒家崛起的義不容辭的曆史責任”。

“大陸新儒家”的呼喚，是文化保守主義已逐漸形成氣候的一個重要標誌，在80年代是聽不到這種聲音的。那時雖然也有個別大陸學者強烈認同新儒學，但其文章隻能拿到港台報刊去發表，而在大陸發表不出來。90年代情況有了很大變化，在中國大陸自覺不自覺地站在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的學者已不隻是個別人。他們中有的是一種自覺的文化選擇和“策略改變”，有的則主要是在學理上肯定“多元的文化保守主義”在文化研究與文化建設方麵“顯示出對於激進主義的優越性”，情況很不一樣。

二、9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的主要特征或表現

1.反思和批判激進主義。從反思80年代“文化熱”中的激進主義到反省“五四”以來以至整個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主義，從批判文化激進主義到批判政治激進主義；反省、反思整個中國近代史，否定近代以來的曆次中國人民革命，認為太平天國革命、辛亥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都是政治激進主義的產物，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國應該走改良和“君主立憲”的道路。如李澤厚說：“我認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清朝的確是已經腐朽的王朝，但是這個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當時立憲派所主張的改良來逼著它邁上現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軍閥混戰。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後，就是不斷革命：‘二次革命’、‘護國、護法’、‘大革命’，最後就是49年的革命，並且此後毛澤東還要不斷革命。直到現在，‘革命’還是一個好名詞、褒詞，而‘改良’則成為一個貶詞。現在應該把這個觀念明確地倒過來：‘革命’在中國並不一定是好事情。”（《東方》1994年第5、6期）有的論者指責三元裏人民的抗英鬥爭和鴉片戰爭後廣州人民的反入城鬥爭也是激進主義，是一種“狹隘的傳統型的愛國主義”，“它不利於促進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不但與世界曆史發展潮流背道而馳，也不利於中國自身的進步’，把阻礙中國開放、現代化的罪名加在抗英人民的頭上。

在這種反思和批判激進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出現了不少翻案文章：褒揚曾國藩，貶低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褒揚洋務派和改良派，貶低資產階級革命派；甚至褒揚袁世凱，貶低孫中山。一篇文章指責孫中山製定的《臨時政府約法》和改總統製為責任內閣製，“是造成民初社會動亂、閣潮迭起、府院之爭連綿不斷的一個重要原因”，而表揚袁世凱推行的政治、經濟、教育、外交政策，“正反映了當時社會曆史發展的總趨勢”。

在文化上批判激進主義主要是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否定在思想領域批判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必要性，有的文章實際上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激進主義來批判。20世紀的中國文化運動被看作是一直受激進主義所主導的，因此具有“反文化”的性質。20世紀的文化史成了一部反文化思潮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曆史，成了一部“反文化史”。反文化思潮有兩上突出表現：一是“經久不息的全盤否定傳統傾向”，二是“持續的激烈反知識分子傾向”。20世紀被描繪為中國文化和知識分子最為悲哀的世紀。

2.和中國近現代文化保守主義一樣，當代文化保守主義也表現出一種回歸傳統的傾向。在弘揚民族文化口號下，有人打出了“複興儒學”和“大陸新儒家”的旗幟，宣稱“21世紀是儒學的世紀”，主張以儒學為主體、為本位來融合中西文化，再造“國學”的輝煌。

80年代末，就有大陸學者著文論述“中國大陸複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麵臨的問題”。這位作者認為，中國大陸當前最大的問題是複興儒學的問題，因為“在當今的中國大陸，一種外來的異族文化——馬列主義——在國家權力的保護下取得了‘國教’的獨尊地位，而這種異族文化既不能安立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表現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這使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生命無處安立、精神徹底喪失的局麵發展到了最高極點”。因此，“儒學理應取代馬列主義，恢複其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為當今中國大陸代表中華民族民族生命與民族精神的正統思想”。（《鵝湖》第170、171期）可見，“複興儒學”的口號在中國大陸一提出來，就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具有極大的政治尖銳性。

對“國學熱”應該進行具體分析。許多嚴肅的學者認真研究、清理中國傳統文化，挖掘和弘揚優秀文化遺產，尋找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對國人特別是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和曆史文化知識的教育，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但是也有人借“國學熱”搞複古懷舊，宣揚封建迷信，宣傳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借“國粹”來生財創收的更是大有人在。過分張揚“國學”的結果是在文化保守主義的氛圍下出現了不少消極的社會文化現象。有人這樣描述1993年的中國文化界：

“在文學界，《白鹿原》和《廢都》成為1993年最重要的文學現象，……前者創造了一個現代的儒教聖人朱先生，以及他的俗家弟子白嘉軒，拜倒在傳統文化腳下，期冀著在理想化了的儒家學說中棲息疲憊而脆弱的心靈；後者則是在曆史轉折、文化失範之際，放浪形骸，縱情女色，逃避現實，精神自戕，卻也仍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支脈，從魏晉的放誕名士到明清的無行文人的有意識的效仿。在更廣泛的社會生活中，複古主義和傳統文化的回潮，更是全方位的和多元化的。從大眾傳媒中的評書藝人說‘楊家將’、‘嶽家軍’、‘三俠五義’、‘小八義’，電視台連篇累牘地播放‘唐明皇’、‘楊貴妃’、‘康熙’、‘雍正’、‘乾隆’、‘慈禧’等宮廷戲，到著名影星劉曉慶、鞏俐等紛紛出演‘武則天’，到久盛不衰的‘易經’熱，蜂擁而上的白話今譯經、史、子、集……；從大量的仿古建築，以‘皇家花園’、‘行宮’等命名住宅區，到所謂的宮庭秘傳的占卜術、生男生女術，和以古代佳麗命名的美容護膚用品，乃至古代的房中術、推背圖，以整理古籍為名出版的明清豔情小說……，稱本世紀以來，懷舊和複古思潮，於今為烈，大約不是妄斷。從世紀初對傳統文化的叛逆和決裂，到世界未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和回歸，豈不令人感慨係之！”（《文學評論》1994年第6期）

這段集中放大的描述不免有些誇張，但它所指出的90年代“回歸傳統”的文化傾向，確實是值得人們深長思之的。

3.在反思中國近代思想史時，一方麵批判激進主義，另一方麵則表現出對近現代文化保守主義的過分偏袒和衷愛。這也顯示了當代文化保守主義的淵源所自和思想承繼關係。

“中體西用”是中國近現代文化保守主義的基本主張和最有代表性的口號。一篇文章提出要“為中體西用正名”，認為“中體西用語意明確，遠非邏輯所能駁倒”。“在挑戰應戰的發展模式中，還有什麽命題比中體西用更準確地把握了時代課題並作出正確決策？”中體西用“是近代史留給我們的理論遺產”，我們“應該在中體西用的命題下駐足深思”，用這個命題來“繼往開來”，“統一現代化的建設與傳統文化的創造”。

《學衡》派因其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而成為中國現代文化保守主義的一個重要派別，過去的研究者多數站在“五四”啟蒙立場上，對其批評否定較多，而對其人文價值肯定不夠，今天重新研究、全麵評價是有必要的。但是“重估《學衡》”成為一時之風尚，好像隻有它所標舉的“昌明國粹，融會新知”才代表了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以此肯定文化保守主義的價值，這又走向另一偏了。對中國現代文化保守主義的表彰和推崇更主要的表現在對港台新儒家的態度上，大陸有的研究者拜倒在錢穆、牟宗三等新儒家的腳下，以能拜謁他們、“忝列其門牆”為榮，並且完全站在港台新儒家的立場上，讚揚其“壁立千仞的人格”，肯定其“崇高而內在的學術文化價值”，認為新儒家“在處理儒學與現代化的關係中有全麵的高成就的貢獻”，而批評“大陸馬列派”的新儒學研究“實在是很不相應的”。有的人不僅認同港台新儒學，而且主張讓港台新儒學“反哺大陸”，在大陸全麵複興儒學。作為中國現代文化保守主義的主流派，現代新儒家的影響遠甚於其他文化派別，中國當代文化保守主義者願意被稱為“新儒學”，申言要“開出大陸新儒家”，這決不是偶然的。

在批判激進主義、表彰文化保守主義的氛圍下，90年代出現了李澤厚所說的“思想家淡出，學術家凸顯”的現象。“魯迅、胡適、陳獨秀等退居二線，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等則被抬上了天。”（《原道》第一輯，第1頁）後者大都具有文化保守主義的思想傾向。

4.和近現代文化保守主義一脈相承，宣揚唯心主義的曆史觀和世界觀。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宣傳過分誇大精神、觀念形態作用的文化決定論。《原道》第一輯刊有一篇題為《無本者竭，有本者昌——湘軍、太平軍與文化傳統》的文章，其基本觀點是：曾國藩指揮的湘軍認同儒家文化，代表中國文化傳統，所以能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它將這場戰爭提升為“保衛文化認同感之戰”，這一提升，就使湘軍立於不敗之地。而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用西方基督教來動員群眾，背離了中國文化傳統，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結果必然失敗。這篇文章立足於儒家正統觀念，把曾國藩所說的“無本者竭，有本者昌”說成是“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同上書，第33—61頁），並以此去剪裁和歪曲曆史。無獨有偶，該刊同期還有一篇題為《政治與經濟：以文化為旗幟——台灣“中華文化複興運動”述評》的文章，說國民黨在大陸時期，背離了儒家的仁政、王道，“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因此必然失敗。“隻是一敗再敗，退居一隅，痛定思痛，才終有所悟而回心向道”，“效法先王力行仁政”，所以取得了今天的成功。“得道者昌，逆道者亡”，這就是“台灣中華文化複興運動帶來的最重要的啟示”。這篇文章的立論很明確：“以文化價值作為政治運作的軸心”。（同上書，第372—385頁）這是典型的文化決定論命題。

文化保守主義者所要“保守”的傳統文化之“本”、先聖所傳之“道”到底是什麽？它與董仲舒所說的“天不變道亦不變”之“道”有什麽區別？一位儒學複興論者在論述儒學和馬列主義的區別與對立時寫道：“儒學是天道的體現。我們知道，儒學是千百年來中國古代的聖哲們一代又一代對天道體認的總匯。這些古代的聖哲們在個人生命的痛苦與民族生命的危機中用自己的整個身心性命頂上去證悟天道——人生宇宙的最高實在，然後這些證悟所得自然而然地從他們心中流出來形成了語言文字，即儒學。……儒學是人類生命對神聖天道的體證，是人類精神對形上本源的把握，伃…儒學建立在天道上的基本精神具有神聖性、普遍性、永恒性。”“馬列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不是見天道的東西，……不是從神聖本源中產生出來的普遍真理，因此，馬列主義沒有神聖性、普遍性與永恒性。”（《鵝湖》第170、171期）這個神聖天道，這個超越的形上本源，和董仲舒所說的“天不變道亦不變”之“道”沒有什麽實質的區別。

5.文化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批判現代化的理論，與“後現代主義”有某些表現的契合之處。中國當代文化保守主義對西方後現代思潮亦情有獨鍾，熱衷於到這些最新時髦學說中去尋找理論根據和語言表達方式。一時間，“人人都‘話語’，個個談‘解構’，‘文本’不離口，‘顛覆’不離手”，後現代主義成為90年代中國文化界、特別是文學藝術界的一股風潮。前引現執教於英國的那位評論者困惑地寫道：“以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為主的西方晚近文化研究潮流，一直被其反對者指責為‘太激進’，而從未被指為‘保守’。筆者感到非常驚奇的是，近年（具體說，1993、1994這兩年）在中國知識界出現的新保守主義潮流，卻常常引用這些理論作根據，或作佐證”。（《二十一世紀》1995年2月號）中國新保守主義的理論根據卻是來自西方的激進學說，他認為這種文化現象很值得研究。

6.文化保守主義區別於“社會政治的保守主義”，它可以和政治上的保守勢力相結合，也可以和其他政治傾向相結合。中國近現代的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文化取向是保守的，而政治上可以很進步、很革命。如國粹派領袖章太炎同時又是倡導反清革命的光複會和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現代新儒家的精神領袖熊十力早年也曾投身於辛亥革命和護法運動。文化保守主義也可以和自由主義結盟。如當今十分活躍的海外新儒家杜維明、餘英時等人，文化上持保守主義立場，政治上都是自由主義者。老一輩新儒家中的徐複觀，“以傳統主義衛道，以自由主義論政”，也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相結合。中國大陸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中，有人非常欣賞丹尼爾·貝爾所設計的“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經濟上的社會主義”三者的結合，認為這樣一個結合可以擺脫保守—激進兩極的緊張關係，顯示了人類未來的合理前景。也有人指出，文化保守主義和政治上的新權威主義有不解之緣。如有人在總結台灣“中華文化複興運動”的經驗時，認為好的文化理想“需要一個有力的‘好的’中央政府來保障它的實現”，“因此，新權威主義不僅無法回避，我們也必須承認它的某種合理性”。當今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到底代表什麽政治力量？它的階級基礎是什麽？這還需要認真研究。一位評論者寫道：“文化上的新保守主義精神體現的是‘中產階級’的品格和欲望，然而它卻在‘第三世界’的中國全麵實現了，這究竟是個奇跡呢？還是曆史的玩笑呢？”（《中國文化研究》1994年夏之卷）

7.主張以大眾文化來消解主流意識形態。前引評論已指出：“新保守主義潮流的最主要表征是自我唾棄精英地位或責任，轉而與民間文化——俗文化認同。”“放棄對共同處境的憂患、焦慮和懷疑，轉變為對個人境遇的關懷和思考；……放棄對終極價值、目標信仰的追求和提供，而是關注具體的局部問題的解決。”還有這樣一種生活太度：“管它是什麽意義不意義，現在活得好就是了；最真實的實在就是我當下、即刻的感受或享受，管它曆史、價值幹什麽？”（《東方》1994 年第5、6期）有的論者肯定其“在當前的積極性、正麵性的功能”就是“有從客觀上瓦解、解構正統意識形態的作用”。“我們應當正視大眾文化在當代中國文化變革中所起的那種潛移默化的消解作用——消解主流文化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不考慮文化批判，唱卡拉OK的人根本不去考慮要改變什麽東西，但這種態度卻反而能改變一些東西，這就是……對正統體製、對政教合一的中心體製的有效的侵蝕和解構。”（同上）正因為大眾文化有消解、瓦解正統意識形態的作用，所以有人積極主張知識分子文化和大眾文化“合謀”、結成聯盟，提倡學術民間化，“疏離”主流意識形態。

三、怎樣認識和對待今日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

1.要認真研究9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產生的國內國際背景、思想理論淵源和現實表現形態。

新保守主義思潮的產生首先與片麵地總結80年代“文化熱”的經驗教訓有直澯關係。它是作為80年代的“全盤西化”、“新啟蒙”、激進反傳統和民族虛無主義思潮的對立物而出現的，“放棄激濜的社會／政治批判話語，轉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話語”，表現為回歸傳統、反對近現代社會變革、主張漸進改良、疏離主流文化的意識形態等等。這種“話語轉換”對於一些人是自覺的“策略改變”。對於另一些人則是由於認識的片麵性和簡單逆反思維方式所造成的。

已有論者指出，90年代新保守主義思潮的產生與“冷戰後”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聯係，是這一格局的一種文化反應。在某些西方思想家看來，蘇東巨變標誌著共產主義思想體係的失敗，未來的世界衝突將不再是意識形態的衝突，而是不同的文明或文化集團之間的衝突。在馬克思主義仍然是主導意識形態的中國，出現強調本民族文化傳統、提倡複興儒學、否定革命、疏離和淡化主流意識形態暷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有些甚至是國內外互相配合的。如李澤厚說：“現在海外也好，海內也好，都在對政治激進主義進行再認識。”（同上）這是確實的。1988年9月，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餘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作了一次題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的講演，認為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就是一個思想不斷激進化的過程，“基本上中國近百年來是以‘變’：變革、變動、革命作為基本價值的”，過分微弱的保守力量湼乎沒有起到製衡的作用，中國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文革”就是這種思想不斷激進化的最高峰。這篇演說在海內外均造成較大影響，此後譴責激進主義、呼喚保守主義逐漸形成一股潮流。1992年4月，有人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撰文與餘英時商榷，接著餘又發表《再論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一文。《二十一世紀》雜誌就此展開了一場曆時半年多的關於激進與保守的討論，先後發表了近十位海內外學者的文章，主調就是批判激進主義。這一時期港台、海外的其他報刊也發表了不少批判激進主義、表揚保守主義的文章。大約一年以後，同類文章開始在中國大陸的報刊上出現。在有些文章中，批判激進主義已不僅是一種文化反省，而且成為政治聲討，成為要求改寫中國近現代曆史的一種強烈的呼聲。李澤厚這幾年一直在國外，他的思想顯然受到餘英時的影響。

文化保守主義並不是中國的特產，也不是到今天才有的。在西方，文化保守主義是伴隨著西方的現代化運動——18世紀的啟蒙運動而出現的，代表人物有德國的哈曼、謝林、赫爾德，英國的柏克、卡萊爾等人。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向非西方地區的擴展，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也在這些地區活躍起來，並且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其典型代表人物有印度的辨喜、泰戈爾，日本的岡倉覺三、西田幾多郎等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也出現了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主要有本世紀初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孔教派”，以章太炎、劉師培為代表的“國粹派”，20年代以梅光迪、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以杜亞泉、章士釗等人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30年代以陶希聖等十教授為代表的“中國本位文化派”等；而作為20世紀中國文化保守主義之主流派的，則是產生於20年代初、至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傳、延續了70餘年的現代新儒家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唐君毅、牟宗三、杜維明等人。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是中國近現代文化保守主義的直接繼承和發展，因此，我們要研究中國當代文化保守主義對近現代文化保守主義如國粹派、學衡派、現代新儒家的思想繼承關係。應該看到，對待文化上的古今中西問題，他們確有獨到見解，但實質上都是“中體西用”派。我們還要研究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和從哈曼、柏克發端的西方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區別和聯係，同時與其他東方國家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想進行比較研究。

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中國當代文化保守主義的各種現實表現形態及其可能的影響和作用。我在前麵談了一些粗淺的看法，因接觸資料有限，思考很不深入，不一定完全符合實際。這方麵的研究應該有人具體地係統地去做。

2.就一種思潮來說，其產生背景、思想實質、實際作用與影響都具有客觀性和必然性；但就個案來說，情況卻非常複雜。因此，對具體情況要作具體分析。

“國學熱”的興起與新保守主義的推波助瀾是分不開的。但在“國學熱”中，許多學者的頭腦還是清醒的，大力弘揚民族優秀文化而不讚成“複興儒學”，更反對利用“易經”、“氣功”等來搞封建迷信和神秘主義。

反思和批判激進主義如果不是以否定革命和反對馬克思主義為目的，從正麵積極理解，對於我們清理“左”的思想根源、克服急性病和思想方法的片麵性很有好處。

有的學者站在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上，對“全盤西化論”和民族虛無主義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有的講得相當中肯，表現了熾熱的愛國情懷。這還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在當今中國的新文化保守主義運動中，有的學者（以及有的刊物）呼籲建立學術規範，強調國學基本功的訓練，提倡坐冷板凳的治學精神；重視人文關懷，肯定道德和宗教的價值，以克服社會轉型期人文價值失落的危機，等等，都有一些合理因素，值得重視。

也要看到文化保守主義和當今中國的其他思想派別，既有對立緊張的一麵，也有互動聯結的一麵。

站在文化保守主義立場上的學者情況複雜，動機各異，不可一概而論。特別要注意研究那些80年代的激進人物，為什麽90年代又轉到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上來，並結合近現代史上康有為、嚴複等人的思想經曆，總結這一轉變的規律和經驗教訓。

3.要形成各種思想自由平等地討論、對話、爭鳴的良好的學術環境。

客觀上存在著不同甚至相反的思想觀點，不能隻提倡寬容，同時要提倡坦誠地正麵思想交鋒，但不要搞過去那種大批判。大批判叫人反感，反而幫了批判對象的忙。也不要一聽到不同意見，就指責對方“搞大批判”。這是一些人不讓相反觀點的人講話的慣用手法。隻準一些人成天講“消解、解構正統意識形態”，而不準馬克思主義者對他們主張的意識形態稍作討論和批評，這是不公平的。“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並不是對資產階級有利的口號，而是掌握了真理的人最讚成的口號。要相信真理戰勝錯誤是真理發展的規律，錯誤的思想隻能用“百家爭鳴”的方法來克服。

在所謂“後冷戰”時代，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分歧和鬥爭並沒有消滅。文化選擇和意識形態鬥爭既有區別也有聯係。鼓吹“淡化”意識形態的人實際上仍有其明確的“意識形態的企圖”，這隻要看某些人批判激進主義的情緒和語言是多麽“激進”就十分清楚了。

這樣看問題是不是將學術政治化？事實上，不論在80年代，還是90年代，有些人談文化的目的並不在文化、學術本身，而是借文化談政治，或是從文化問題直接引伸出政治結論。我們如果看不到這一點，那就太書呆子氣了。文化研究和文化討論中有學術層麵的問題，也有學術和政治結合在一起或混淆在一起的問題，我們隻有如實地去認識才有可能將這兩個層麵的問題真正厘清。

我認為，90年代出現的當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它在學術的層麵可能會有一些積極的價值，但在政治思想層麵，它對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持基本否定的態度，埋怨革命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散布一種世紀末情緒，其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衝擊和消解作用不容忽視。對於這種有深刻背景和淵源的、還在繼續發展中的文化思潮，我們應該重視並進行認真研究。

原載於《高校理論戰線》1996年第2期，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文化研究》1996年第3期全文轉載。

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方克立）

方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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