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劉知幾認為(wei) ，學人當兼具才、學、識三長，然後可言治史。才指天賦資質，學指學術素養(yang) ，至於(yu) 劉氏所最看重的識，是否即指某種洞幽燭微發覆起瓿的理性思維能力呢？不是，至少不完全是。

據《新唐書(shu) 》卷一百三十二之本傳(chuan) 記載，劉知幾“領國史且三十年。禮部尚書(shu) 鄭惟忠曰：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shu) ，使驕君賊臣懼，此為(wei) 無可加者。”

劉氏所謂識，原來是指史家對於(yu) 自己所從(cong) 事工作之價(jia) 值訴求的主觀自覺，以及承擔實踐這一自覺的智慧和勇氣。這種定義(yi) 在知識學意義(yi) 上能否成立當然見仁見智，這裏也無須多加闡發，但就其強調研究者與(yu) 研究對象之間存在某種內(nei) 在關(guan) 聯這點，應該說確有所見，至少在人文學科領域，今天已成共識。按照公羊學的觀點，孔子正是出於(yu) 對“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的現實深感憂慮，才筆削《春秋》，“使亂(luan) 臣賊子懼”。這種實踐是劉氏三長說之所本，而孔子“為(wei) 萬(wan) 世立法”說的成立，更證明劉氏對“識”的闡述無論在知識學或者價(jia) 值論層麵都有足夠的合法性根據存在。

僅(jin) 就對傳(chuan) 統文化的研究而言，劉氏之“識”在今天有兩(liang) 點啟發值得予以重視。其一是研究者對所研究的曆史文本首先應作為(wei) 一個(ge) 蘊含有文化意義(yi) 的事件來加以解讀，同時應當設身處地，“對古人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詣表一理解之同情”；其二是將自己的研究視為(wei) 由該文化所凝結之個(ge) 體(ti) 對此精神實體(ti) 的反思、傳(chuan) 承和創造，如陳寅恪詩“吾儕(chai) 所學關(guan) 天意”之所揭櫫者。為(wei) 什麽(me) 陳氏能夠對王國維的自沉做出不同流俗的說明？其對隋唐政治文化的研究又為(wei) 什麽(me) 能在貢獻和影響方麵超邁同儕(chai) ？就因為(wei) 他是一位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的中華文化“托命人”，豈有它哉！

完全不必拉什麽(me) 名角出來為(wei) 廖名春站台造勢，我確實認為(wei) 在當代治國學的同輩學人中廖名春的成績是最突出的，並且我也確實相信其所以有此表現，主要在於(yu) 思想境界契近於(yu) 古聖先賢，換言之，即是對劉知幾三長說中的識有所體(ti) 悟。這種判定可以從(cong) 以下三點得到證明。

首先是他自覺將自己的研究領域鎖定在對經學的釋證上。學術分工本無高低貴賤的可言，對個(ge) 體(ti) 來說研析經史抑或子集，多半都是出於(yu) 誤打誤撞的外在偶然。廖名春不是，他碩士讀的是訓詁，但他並不滿足於(yu) 在章黃門下遊走，而是力爭(zheng) 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他曾跟我說起，在追隨金景芳先生做博士論文後，思想上有一覺悟，自此確定了自己的治學方向。他一度曾協助陳鼓應先生辦《道家思想文化研究》，在刊物上以發表關(guan) 於(yu) 帛書(shu) 周易的成果而為(wei) 學界關(guan) 注。後來就是因為(wei) 在《周易》學派上的歸屬上持論與(yu) 倡導道家文化主幹說的陳氏不合，終至分道揚鑣。拈示這點，不是要評論學術是非，而是想表明廖名春的學術立場的堅定，有“護道”的自覺。“從(cong) 語言到曆史，以考據求義(yi) 理”，反映的既是其問學次第，也是其心路曆程。

其次是他對經學的正麵理解或肯定態度；這恐怕乃是其受惠於(yu) 金老先生之最關(guan) 鍵處。他認為(wei) 經之所以為(wei) 經是由於(yu) 它們(men) 記載有先王之道。這種先王之道所包含的價(jia) 值理念因其為(wei) 全社會(hui) 所認可接受，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段內(nei) 構成了整個(ge) 社會(hui) 的基本支撐，因而是中國文化的大本大根。這種理解在以前是常識，在今天卻是洞見，因為(wei) 五四以來的主流思潮傾(qing) 向於(yu) 對傳(chuan) 統價(jia) 值的否定。號稱經學大家的周予同先生其畢生所致力者，即是“要把經學那紙糊的高帽子撕破給人看”！

最後是我隱約感到廖名春有一種“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乎”的擔待或氣概。由於(yu) 辦《原道》的緣故，我們(men) 經常在一起討論諸如怎樣振興(xing) 傳(chuan) 統文化研究，如何克服近代形成的對儒學的偏見這樣一些問題。本書(shu) 中對古史辨學派的清理就是這種討論的結果。近來他又對國內(nei) 學界存在的傳(chuan) 統研究漢學化的傾(qing) 向十分擔憂。我們(men) 籌劃著在《原道》上刊發一個(ge) 類似於(yu) 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勵、唐君毅先生五十年代所撰的那種“宣言”，表達我們(men) 對於(yu) 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他答應由他來撰寫(xie) 第一稿……

當代學者中才高八鬥的人很多，學富五車的人也不少，而才、學、識三長兼具者卻屈指可數。所以現在也仍跟鄭惟忠當時所見到的情形頗為(wei) 相似，文士多而史才少，叫人唏噓慨歎。其實，一個(ge) 人追求的目標越崇高，其所具有的才華也就會(hui) 發揮得越充分，其所取得的成就也就越能傳(chuan) 之久遠。我衷心希望我們(men) 這輩學人能夠將自己的知識、智慧與(yu) 中華文化建設的事業(ye) 聯係在一起，因為(wei) 這是一個(ge) 充滿著機會(hui) 和挑戰的時代，在經曆了百年憂患之後，我們(men) 的民族再也不容有失！盡管並不是亨廷頓那樣的“文明衝(chong) 突論”者，但我相信，一個(ge) 民族的複興(xing) ，雖然並不以文化的複興(xing) 為(wei) 全部內(nei) 涵，但卻絕對是以文化的複興(xing) 為(wei) 其最高象征。

當然，我也希望自己在這篇序言中所表述的對廖名春其人其學的理解，多少能夠為(wei) 本書(shu) 讀者諸君的閱讀經驗所印證。

謹以此為(wei) 序。

20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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