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論政：民國政論性報刊中的儒家情懷

——以三大報刊為(wei) 例

作者：張敏（河南大學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30輯，陳明 朱漢民 主編，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七月廿三日己卯

           耶穌2016年8月25日

內(nei) 容提要：儒家固有的“明道救世”“內(nei) 聖外王”情懷訴求，在民國時期政論性報刊中體(ti) 現為(wei) “文人論政”，即筆墨報國、論政不幹政，借由報刊對國家政治事件發表評論，監督政府。文人論政凸顯了知識分子匡扶時事的社會(hui) 責任和政論性報刊的社會(hui) 擔當。分析民國時期的三大報刊，探究儒家情懷在政論性報刊中的表達與(yu) 實踐可知，文人論政辦刊理念是“內(nei) 聖外王”思想的表達，批判精神、“輕財重義(yi) ”“教授雜誌”是儒家情懷在政論性報刊中的實踐。文人論政促進了民主政治發展，形成憲治救國的言論立場，並以法治踐行自由主義(yi) 。但文人論政也有“觀念自由主義(yi) 者”的缺陷，脫離了社會(hui) 群眾(zhong) ，沒有組織力量作為(wei) 後盾，處於(yu) 尷尬境地。政論性報刊中的儒家情懷對當今報刊發展的啟示在於(yu) ：新聞媒體(ti) 應具有愛國心和責任感，加強與(yu) 受眾(zhong) 的聯係，積極引導輿論以推動社會(hui) 改革。

關(guan) 鍵詞：文人論政、儒家情懷、政論性刊物、內(nei) 聖外王、民主

報刊是報道新聞和傳(chuan) 播思想的工具，但民國時期的政論性報刊不僅(jin) 僅(jin) 以發布信息為(wei) 要，而是旨在形成輿論，影響社會(hui) ，遂構成“文人論政”的一時風氣。所謂“文人論政”，是指知識分子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情懷，通過獨立言論筆墨報國、引導輿論，以期實現國家和社會(hui) 在精神和製度上的進步與(yu) 發展。追溯起來，1874年王韜即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開辟“論說”專(zhuan) 欄每天評議時局，開報刊界“文人論政”之先河。後經梁啟超這位“筆端恒帶感情”的時代驕子之發揚，“文人論政”的風格得以傳(chuan) 承。英斂之時期和新紀時期的《大公報》都體(ti) 現了“文人論政”風格，深諳西學的胡適創辦的《獨立評論》，以及有“民國三大報人”美譽的儲(chu) 安平創辦的《觀察》則集中體(ti) 現了“文人論政”的辦刊理念。

一、文人論政：儒家情懷在政論性報刊中的表達

隨著西學東(dong) 漸，報刊在近代中國出現。民國時期政論性報刊以“文人論政”為(wei) 辦刊理念，即獨立言論，無黨(dang) 無派，不參與(yu) 政治決(jue) 策，但在實際上影響政府決(jue) 策，以輿論推動改革。這些報刊的政論具有批判精神，針砭時弊，監督政府行為(wei) ，以言說中國政治出路為(wei) 中心，以達至國家統一、民族救亡的目的。“文人”是針對當時社會(hui) 知識分子精英而言，他們(men) 大多在高等學府或研究機構任職，是各個(ge) 學科領域的專(zhuan) 家，深具影響力，絕大多數思想自由，超然於(yu) 黨(dang) 爭(zheng) 之外。“論政”是指知識分子“以天下為(wei) 己任”，發揚傳(chuan) 統儒學中“明道救世”情懷，借由報刊表達對公共事務的見解，對國家政治事件發表評論，監督政府。

文人論政凸顯了知識分子匡扶時事的社會(hui) 責任和政論報刊的社會(hui) 擔當。民國時期國家政治不統一，麵臨(lin) 內(nei) 憂外患和黨(dang) 派鬥爭(zheng) ，如何實現國家的統一富強是知識分子們(men) 思考的重要問題。麵對國難，他們(men) 選擇文章報國、借報立言的新聞活動。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中談到，“與(yu) 其入政府，不如組黨(dang) ；與(yu) 其組黨(dang) ，不如辦報。”[1]在當時政治失序的狀態下，純粹的文學性報刊不好銷售，也不能表達他們(men) 的思考，體(ti) 現他們(men) 的關(guan) 切。故政論性報刊成為(wei) 愛國知識分子們(men) 的不二選擇。

作為(wei) 政論性報刊，《大公報》《獨立評論》和《觀察》引領民國時期報刊界之風騷，其辦刊理念都是文人論政、筆墨報國，對國家和社會(hui) 飽含熱愛，試圖形成輿論以推動改革。《大公報》在1926年9月1日續刊時，張季鸞提出以“不黨(dang) 、不賣、不私、不盲”為(wei) 辦報方針，表明《大公報》政治上客觀中立，經營上不以營利為(wei) 目的，不為(wei) 個(ge) 人利益為(wei) 要，而是實現天下為(wei) 公的社會(hui) 責任。“9.18”事變引起國人的警醒，在國難當頭之際新興(xing) 了諸多政論性報刊。1932年5月22日，《獨立評論》創刊，確立辦刊宗旨為(wei) “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dang) 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表達我們(men) 個(ge) 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2]《觀察》創刊於(yu) 1946年9月1日，在發刊詞中儲(chu) 安平明示其立場：“我們(men) 的態度是公正的、獨立的、建設的、客觀的”，《觀察》的辦刊宗旨是“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即爭(zheng) 取人民的權利；在法治狀態下實現言論自由以及人格自由；強調國家富強和進步；追求客觀公正，以引導輿論。在儲(chu) 安平看來，編輯刊發對國事的評述或建議，是出自知識分子對於(yu) 國家的責任和擔當。1947年，儲(chu) 安平在寫(xie) 給胡適的信中，談到《觀察》的創刊目的即“希望在國內(nei) 能有一種真正無所偏倚的言論，能替國家培養(yang) 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並使楊墨之外的超然分子有一個(ge) 共同說話的地方。”並表示，“不以這個(ge) 刊物為(wei) 私人進身之階”。[3]

文人論政的方式是以言論政，要點有三：第一，靠言論的力量影響政府的決(jue) 策，“我們(men) 平日的職業(ye) ，就是議論政事”。第二，“幹政而不執政”，言論而不組黨(dang) ，議政而不參政。張東(dong) 蓀在《士的使命與(yu) 理學》一文中指出，士的使命在幹政而不一定要執政。幹政就是一種輿論的做法，而“執政”則是一種組黨(dang) 的做法。第三，“以言論政”並非“政治鬥爭(zheng) ”，要求保持政治中立。儲(chu) 安平在創刊詞中強調，《觀察》是一個(ge) “發表政論”而非“政治鬥爭(zheng) ”的刊物，“大體(ti) 上代表一股自由思想分子，並替善良的廣大人民說話外，我們(men) 背後更無任何組織”。[4]

文人論政體(ti) 現了新聞媒體(ti) 的社會(hui) 責任。在國家危機之際，為(wei) 國家統一富強而發出知識分子獨有的聲音，以促進國家和社會(hui) 進步。蔣廷黻認為(wei) ，“一切嚴(yan) 重的國難都是國家和民族的試金石。我們(men) 若要知道一國人民的知識程度、組織能力、習(xi) 尚與(yu) 人生觀，我們(men) 最好的法子就是看這民族如何處置一個(ge) 嚴(yan) 重的國難。”[5]

二、內(nei) 聖外王：文人論政辦刊理念的形成與(yu) 寓意

文人論政風氣形成的哲學基礎是中國傳(chuan) 統儒學中的“內(nei) 聖外王”思想。“內(nei) 聖”強調自我修養(yang) ，以發揮和實現人的本性，包括“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外王”突出統治者治理天下的思想與(yu) 行動，包括“齊家”“治國”“平天下”。“內(nei) 聖”的基本訴求是道德，“外王”則是儒學入世的體(ti) 現。“內(nei) 聖外王”體(ti) 現為(wei) 清議的傳(chuan) 統及傳(chuan) 統士大夫的“諍諫”。清議是士人之間的交流工具，就政治和社會(hui) 事件對政府官員提出建議，在被采納後形成政論，宋代的“書(shu) 院論政”和明代的“結社論政”是清議的典型代表。諍諫是士大夫為(wei) 了國家目的向皇帝提出治國之策，魏征諍諫是典型代表。“文人論政”因具有報刊作為(wei) 傳(chuan) 播工具和評論介質而不同於(yu) 清議，又因為(wei) 其立場客觀，報刊與(yu) 政府相對獨立而不同於(yu) 諍諫，並籍由報刊平台而獲得更大的傳(chuan) 播影響力。

文人論政的形成還受到西方自由主義(yi) 報刊理念的影響。在清末民初的社會(hui) 轉型期，中國曆經“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傳(chuan) 教士將辦報理念帶入中國的同時，也把西方的自由憲治理念引進中國。西方憲治強調“製約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西方新聞報刊的定位是尊重個(ge) 體(ti) 權利，視發表輿論為(wei) “天職”，報刊應反映民意，報刊的責任是引導國民和監督政府。西方自由主義(yi) 的新聞思想和辦報經驗影響了中國報人，對報刊的定位由“通民隱、達民情”的“耳目喉舌”功能，上升為(wei) “監督政府”的發表輿論功能，進而形成以輿論監督政府的“文人論政”風格。當然，民國時期政治失序，派別鬥爭(zheng) 嚴(yan) 重，大軍(jun) 閥和國民黨(dang) 政府對政論性報刊無暇顧及，也給“文人論政”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空間。

文人論政的風格使民國時期政論性報刊不同於(yu) 西方報刊。正如張季鸞在社評《本社同人的聲明》所言，“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guan) ，不是實業(ye) 機關(guan) ”，《大公報》的價(jia) 值，就在於(yu) “雖按著商業(ye) 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麵目。”[6]文人論政的辦刊理念反映了知識分子試圖從(cong) 邊緣走到社會(hui) 政治中心的期許。在科舉(ju) 製度廢除後，儒家士大夫轉型到現代知識分子的同時，也失去了官僚製這一進身之階，知識分子一度作為(wei) 邊緣人存在。但是儒家“內(nei) 聖外王”的情懷使知識分子常有憂國憂民之心，在社會(hui) 危難之際，他們(men) 遂以報刊為(wei) 平台，以言論政、文章報國，試圖進入政治輿論中心。

三、付諸實踐：儒家情懷造就了政論性報刊的獨特性

（一）批判精神：經濟獨立、無黨(dang) 無派的民營報刊

民國時期的政論性報刊多是民營機關(guan) ，獨立辦刊、不以營利為(wei) 目的。經濟獨立有利於(yu) 擺脫政黨(dang) 或其他利益集團的幹擾甚至控製。

《大公報》“四不”原則中的“不賣”，是指經濟獨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麵之入股投資是也”。[7]其創刊時隻有五萬(wan) 資本，但拒絕政治性的津貼或資助，準備賠光本錢就關(guan) 報，不想為(wei) 讀者鍾愛而營業(ye) 情況甚佳。《獨立評論》由胡適、蔣廷黻等社員捐款而創辦，在出版之前，獨立社員就開始捐款，每月抽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後來刊物有進款了，社員的捐款減到2.5%。直到創刊一年多，捐款才停止。[8]《觀察》是一份民營刊物，靠征集同人股金創立，儲(chu) 安平等發起人不接受來自官方或政治團體(ti) 的資金。即使是在雜誌社資金困難時，也堅持由知識分子自籌股份。《觀察》發刊後，取得一定的影響力，但因受到政治壓迫和經濟困擾，經營難以維持之時，有國民黨(dang) 人士提出對《觀察》投資借以控製該刊物，遭到儲(chu) 安平的拒絕。

正因為(wei) 經濟獨立、政治中立，報刊才能不受製於(yu) 任何黨(dang) 派，依據事實發言，堅持民間立場而不傾(qing) 向於(yu) 任何黨(dang) 派，呈現出“敢言”的特征。新紀時期的《大公報》大膽批評國民黨(dang) 當局的社會(hui) 專(zhuan) 製統治，譴責日本帝國主義(yi) 對我國的侵略行為(wei) 。其獲得1941年密蘇裏新聞學院外國報紙獎的重要原因是其評論“無畏而深刻”，政策“自由而進步”。《獨立評論》關(guan) 注時局，對國內(nei) 外政治事件敢於(yu) 評論，敢於(yu) 批評政府，獲得“敢言”的美譽。《觀察》創辦在國統區，但其立場堅定，敢於(yu) 批評國民黨(dang) 政府，贏得了讀者的喜愛。儲(chu) 安平堅信，“一個(ge) 刊物要獲得讀者，必須在緊要關(guan) 頭敢於(yu) 站出來說話。”[9]在《失敗的政治》一文中，儲(chu) 安平揭露了國民黨(dang) 政權的貪汙腐敗和獨裁，指責國民黨(dang) 一黨(dang) 執政20年，使人民處於(yu) 水深火熱之中。尤為(wei) 可貴的是，在此文中儲(chu) 安平不僅(jin) 僅(jin) 停留於(yu) 批判，還對政府提出改革建議，體(ti) 現了政論性報刊不僅(jin) 僅(jin) 具有批判精神，還有建設的一麵。更深層次上，建設性是“文人論政”的最終追求，是傳(chuan) 統儒家“明道救世”情懷的終極目標。

（二）輕財重義(yi) ：客觀理性、說“平實話”的編輯原則

政論性報刊堅持客觀理性，說“平實話”的編輯原則。以超然態度論政，基於(yu) 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社會(hui) 責任感發言，促進國家政治與(yu) 法律的進步。

《大公報》的張季鸞注重儒家輕財重義(yi) 的傳(chuan) 統，強調政論性報紙的獨立言論基於(yu) 知識分子的良知。1939年，在《報人宣誓》中堅稱，“我們(men) 誓做國家的忠卒，並願做政府的諍民。”[10]胡適、蔣廷黻等《獨立評論》同仁厭惡唱高調，對於(yu) 稿件編輯強調客觀理性，是剔除了情感的客觀分析和冷靜的知識判斷。1934年底，編輯胡適對《獨立評論》發表自評，認為(wei) 創刊近三年來，雜誌說的都是“平實話”，“這樣一個(ge) 沒有麻醉性與(yu) 刺激性與(yu) 消遣性刊物，居然站到今天，銷數增到五千以上。這可見國中也有不少愛聽平實話的人。”[11]《觀察》的來稿編輯原則體(ti) 現了客觀理性的要求，“隻要無背於(yu) 本刊發刊詞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ge) 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men) 尊重個(ge) 人獨立發言、各負文責。”[12]

由於(yu) 客觀理性、講真話，政論性報刊成為(wei) 知識分子關(guan) 注中國政治出路的爭(zheng) 辯論壇，文人論政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曾辯論“民主與(yu) 獨裁”和“一黨(dang) 與(yu) 無黨(dang) ”問題。《大公報》銷量35000份，僅(jin) 《申報》和《新聞報》的三分之一，但林語堂稱其為(wei) “最進步，編得最好的報紙”，“肯定是訴諸教育過高的民眾(zhong) ”。[13]《獨立評論》成為(wei) “民主和獨裁”的論辯陣地，《觀察》展開過關(guan) 於(yu) “中國的出路”和“自由主義(yi) 往何處去”的兩(liang) 次論爭(zheng) 。此外，政論性報刊還關(guan) 注社會(hui) 熱點問題。《獨立評論》關(guan) 注“對日政策”“中西文化”“高等教育現狀與(yu) 改革”等問題，胡適、蔣廷黻、丁文江、任鴻雋等針砭時弊，關(guan) 注百姓生存狀況，最大發行量13000份。除了對國民黨(dang) 腐敗統治的批評，《觀察》還關(guan) 注“學生運動”“美國對華政策”等問題，其最高發行量是105000份，讀者有幾百萬(wan) 人。

（三）知識化定位：凸顯人文社科的“教授雜誌”

“教授雜誌”是民國時期政論性報刊的特點，體(ti) 現了報刊的知識化定位，強調政治理念闡釋的知識性。報刊的知識性則得益於(yu) 其強大穩定的撰稿人團隊。

《大公報》的撰稿人和記者多是職業(ye) 報人，大多具有西學背景，像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都曾留學日本，邵飄萍、林白水等記者也曾留學海外，其西學背景使其對西方的政治製度有實際的體(ti) 驗，而不是停留在抽象理解基礎上。胡適在《獨立評論》曾主張由“知識階級、職業(ye) 階級的優(you) 秀人才”組成“幹政團體(ti) ”監督政府。據統計，《獨立評論》的18位社員全部都有留學海外的背景，且大多獲得了國外的博士學位。其中留學美國、英國、日本和比利時的分別為(wei) 13人、2人，2人、1人。而社員外的10位主要撰稿人中，有7人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燕京大學等著名學府的教授，2人是大學講師，還有1人是北大的學生。[14]故此，把《獨立評論》稱為(wei) “教授刊物”是恰如其分的。

《觀察》的撰稿人多數出生於(yu) 清末民初，在論政時剛過而立之年，思想成熟，行動理智，是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等知名學府的教授，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的精英。謝泳教授亦將《觀察》稱為(wei) “教授的雜誌”，[15]根據其對《觀察》撰稿人的研究，在78位撰稿人中，60人有出國留學背景，除3人留學日本外，其他都留學歐美。撰稿人中除了陳之邁等個(ge) 別人是政府官員外，大部分是名牌大學的教授。從(cong) 專(zhuan) 業(ye) 看，除了少數從(cong) 事自然科學外，大多是社會(hui) 科學專(zhuan) 業(ye) ，以政治學、法學、新聞學、社會(hui) 學為(wei) 主。[16]

大學教授作為(wei) 撰稿人的優(you) 勢在於(yu) ，第一，大學教授在經濟上有固定收入，工作有保障。敢於(yu) 言論，很少受製於(yu) 黨(dang) 派利益製約。如張東(dong) 蓀所言，“本人向來在政治上苟有主張，總是獨來獨往，所以雖隸屬於(yu) 民盟，而所說的話卻不代表民盟，讀者千萬(wan) 不要誤會(hui) 。”[17]第二，大學教授的西學背景也決(jue) 定了他們(men) 憲政意識的形成，凡事從(cong) 法律角度思考。民國時期的憲法規定了遷徙自由，大學教授有選擇遷徙、擇業(ye) 及言論自由權，這為(wei) 大學教授自由言論提供了憲法依據和行動保障。

四、推動民主：走“中國政治上軌道”的憲治之路

民國報刊本身是“援西入中”的結果，其主編、社員和撰稿人主要是西學東(dong) 漸後，具有憲治意識和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隨著西方憲治理念在中國的傳(chuan) 播，他們(men) 的憲治意識高揚，形成憲治救國的言論立場，並通過辦刊加以踐行。

《大公報》續刊號上的《本報啟事》確定了兩(liang) 大原則：“一，本報完全公開，做人民真正喉舌；二，本報宗旨，注重民生問題。”[18]報刊公開是西方新聞專(zhuan) 業(ye) 中自由主義(yi) 理念的體(ti) 現，報刊做人民的喉舌體(ti) 現了新聞服務於(yu) 民的民主理念，對民生問題的關(guan) 注體(ti) 現了報刊的社會(hui) 責任感和擔當，也體(ti) 現了保障人權的憲治核心價(jia) 值。在《獨立評論》的創刊號上，胡適在《憲政問題》一文中流露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他說“我們(men) 不相信‘憲政能救中國’，但我們(men) 深信憲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ge) 較好的方法。憲政論無甚玄秘，隻是政治必須依據法律，和政府對人民應負責任，兩(liang) 個(ge) 原則而已”。[19]胡適強調憲治是把中國政治引上軌道的方法，而憲治本身包括了法治要義(yi) ，“隻有站在法律的立場上來謀求民權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隻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權保障。”[20]

政論性報刊以抨擊政府為(wei) 主，在不穩定的政局中，報刊時刻麵臨(lin) 被查封的風險。實踐上，《大公報》《獨立評論》《觀察》都曾被查封過。這是深受西方憲治思想熏陶的自由主義(yi) 知識分子們(men) 所不能容忍的，他們(men) 在輿論上爭(zheng) 取報刊言論自由。“我們(men) 每一個(ge) 人都是國家的一個(ge) 公民，對於(yu) 每一問題，自然有我們(men) 的看法。把這種看法公開的說出來，是做公民的義(yi) 務，也是做公民的權利。”[21]張佛泉認為(wei) 發表個(ge) 人知識見解對政府有益而無損，故監督政府的權力應當由國民行使，“政府不應敵視國民，對社會(hui) 秩序如無直接危險，則凡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hui) 自由，結社自由，全應賦予人民。”[22]胡適認為(wei) 爭(zheng) 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基於(yu) 兩(liang) 點目的，第一，以中國國民的資格，盡一點指導監督的天職，“對於(yu) 國家社會(hui) 的問題作善意的批評”；第二，提倡新風氣，“引起國內(nei) 的學者注意國家社會(hui) 的問題，大家起來做政府和政黨(dang) 的指導監督。”[23]胡適思想反映了政論性報刊的價(jia) 值所在，即做政府的“牛虻”，監督其前行，類似於(yu) 西方新聞界的“扒糞者”。

“文人論政”中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有法學背景的知識分子，把西方法律原則及普適性價(jia) 值應用於(yu) 中國，在《觀察》周刊上發表政論，監督政府。如《觀察》第2卷第13期、第4卷第10和22期中，依次刊登了樓邦彥的《論公然反對政府》《論公務員的罷工問題》《論動員戡亂(luan) 時期臨(lin) 時條款》等文。《觀察》第3卷11期刊登了韓德培的《人身自由的保障問題》。1947年10月24日，國民黨(dang) 政府行政院通過《出版法修正草案》，對新聞出版作出具體(ti) 規範和限製，《觀察》立刻予以回應，韓德培在《觀察》第3卷第15期上發文《評<出版修正法草案>》，批評國民黨(dang) 政府限製新聞出版事業(ye) 。這些政論體(ti) 現了民國時期知識分子憲治意識的覺醒和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即在法治前提下走“中國政治上軌道”的憲治之路。

五、觀念自由主義(yi) 者：文人論政在報刊政論領域中的不足

民國政論性報刊實現了用輿論帶動政治改革的理念，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脫離了社會(hui) 底層群眾(zhong) ，沒有組織力量作為(wei) 後盾。《獨立評論》的影響所及僅(jin) 僅(jin) 限於(yu) 都市的知識和輿論階級，與(yu) 廣大底層群眾(zhong) 幾乎沒有聯係，不能影響不識字的農(nong) 民和勞工。《觀察》同樣是代表自由思想分子的刊物，它的讀者就是知識分子。儲(chu) 安平還說過，中學生不在《觀察》的讀者考慮之內(nei) 。第二，無黨(dang) 無派的主張致使其成為(wei) 兩(liang) 派爭(zheng) 取的對象，處於(yu) 尷尬境地。對此，《大公報》的胡政之曾自歎：“我們(men) 始終是一個(ge) 有理說不清的秀才。”[24]許紀霖則批評這種純粹論政的文人為(wei) “觀念自由主義(yi) 者”，一盤散沙，坐而言，不能起而行。[25]

民國時期政論性報刊對當今報刊的發展有一定的啟示。即具有影響力的報刊必須在緊要關(guan) 頭敢於(yu) 發聲，立場客觀中立，保持儒家傳(chuan) 統中的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且具有強大的撰稿人隊伍，獨立言論；媒體(ti) 應具有基於(yu) “明道救世”情懷的愛國心和社會(hui) 責任感。政論性報刊的尷尬境地警醒我們(men) ，報刊應植根於(yu) 傳(chuan) 媒與(yu) 受眾(zhong) 、信息傳(chuan) 遞與(yu) 意見反饋的雙向互動基礎上，報刊應注意讀者範圍的擴大，並借此增加影響力，積極引導輿論以推動社會(hui) 改革。

注釋：

[1]《胡適來往書(shu) 信選》下，香港中華書(shu) 局1979年版，第172頁。

[2]《獨立評論引言》，《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頁。

[3]《胡適來往書(shu) 信選》下，第168頁。

[4]謝泳：《儲(chu) 安平與(yu) <觀察>》，中國社會(hui) 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頁。

[5]蔣廷黻：《九一八——兩(liang) 年以後》，《獨立評論》1933年總第68號。

[6]張季鸞：《季鸞文存》第2冊(ce) ，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頁。

[7]張季鸞：《本社同人之旨趣》，天津《大公報》1926年9月1日。

[8]胡適：《又大一歲了》，《獨立評論》1935年總第151號。

[9]轉引自付祥喜、曾厲：《從(cong) <觀察>看儲(chu) 安平編輯與(yu) 出版發行思想》，《編輯學刊》2004年第5期。

[10]《報人宣誓》，《大公報》1939年4月15日。

[11]《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第6冊(ce)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0頁。

[12]儲(chu) 安平：《我們(men) 的誌趣和態度》，《觀察》1946年總第1期。

[13]Lin Yu tang,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p.141.轉引自李金詮主編：《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yu) 報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頁。

[14]張太原：《<獨立評論>社員及其主要撰稿人》，《安徽史學》2007年第4期。

[15]謝泳：《儲(chu) 安平與(yu) <觀察>》，第128頁。

[16]謝泳：《儲(chu) 安平與(yu) <觀察>》，第150-152頁。

[17]張東(dong) 蓀：《追述我們(men) 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觀察》1947年總第6期。

[18]《本報啟事》，《大公報》第1期，1926年9月1日。

[19]胡適：《憲政問題》，《獨立評論》1932年總第1號。

[20]胡適：《民權的保障》，《獨立評論》1933年總第38號。

[21]謝泳：《儲(chu) 安平與(yu) <觀察>》，第122頁。

[22]張佛泉：《今後政治之展望》，《獨立評論》1936年總第219號。

[23]《我們(men) 要我們(men) 的自由》，《胡適遺稿及秘藏書(shu) 信》第12集，黃山書(shu) 社1994年版，第25-33頁。

[24]張育仁：《自由的曆險：中國自由主義(yi) 新聞思想史》，雲(yun) 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5頁。

[25]許紀霖、謝寶耿：《置身於(yu) 中國近現代史的知識分子研究》，《學術月刊》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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