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men) 承認改革開放以來的這二十年是中華民族最近一個(ge) 半世紀裏所不曾有過的黃金時代，如果我們(men) 相信擁有十三億(yi) 人口和五千年傳(chuan) 統的中國社會(hui) 的現代化進程將給世界文明史帶來巨大影響，那麽(me) ，學術界就有必要對創造或主導了這一切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其指導思想方麵的種種變化和創新給予足夠的重視。可以說，從(cong)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的提出，到“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章程”的修改，再到“三個(ge) 代表”思想的確立，其所具有的曆史意義(yi) 和理論價(jia) 值，隻有在這樣的背景或框架中才能得到比較深刻的解讀和比較準確的評估。

研讀胡錦濤總書(shu) 記《在三個(ge) 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hui) 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這種感覺進一步得到印證。我願就此談幾點個(ge) 人體(ti) 會(hui) 。

從(cong) 邏輯上講，馬列主義(yi) 思想體(ti) 係可以區分為(wei) 抽象的精神原則和具體(ti) 的綱領方案兩(liang) 個(ge) 層麵。如果說作為(wei) 方法論的前者放之四海皆準，那麽(me) 作為(wei) 施工圖的後者就必須根據時間地點的不同而具體(ti) 問題具體(ti) 分析了。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內(nei) ，曾經有一部分教條主義(yi) 的同誌長期拒絕承認中國革命的曆史特殊性，不屑於(yu) 對中國革命經驗進行理論的總結和提升，把馬克思主義(yi) 當教條。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遭受挫折和損失，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即在於(yu) 此。這也正是毛澤東(dong) 撰寫(xie) 《實踐論》揭露黨(dang) 內(nei) 教條主義(yi) 和經驗主義(yi) ——特別是教條主義(yi) 錯誤的現實背景。以此為(wei) 標誌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對中國經驗的重視，深化了他們(men) 對馬列主義(yi) 的認識。正是基於(yu) 這樣一種認識論上的自覺和成熟，馬列主義(yi) 的普遍真理與(yu) 中國革命的具體(ti) 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dong) 思想得以誕生。但是，在宣布“中國人民從(cong) 此站起來了”即取得政權之後不久，大躍進、人民公社，尤其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ge) 個(ge) 從(cong) 理念教條而非實際需要發起的運動，又大傷(shang) 國家民族的元氣。人們(men) 不禁要問，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重視中國經驗，是不是應該還有一個(ge) 更深刻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之曆史地位與(yu) 使命的內(nei) 在層麵：作為(wei) 中國社會(hui) 一分子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其與(yu) 中國社會(hui) 、中國曆史、中華民族之間究竟應該是怎樣一種關(guan) 係？其所信奉的理念所追求的目標，與(yu) 中國社會(hui) 、中國曆史、中華民族之間又究竟應該是怎樣一種關(guan) 係？前一種關(guan) 係是不是邏輯上優(you) 先於(yu) 後一種？

如果說這一問題在開始向西方尋求真理救國的時候尚是不言而喻，那麽(me) ，到形而上學猖獗、教條主義(yi) 橫行，“寧要社會(hui) 主義(yi) 的草，不要資本主義(yi) 的苗”，使“國民經濟瀕於(yu) 崩潰”的“文化大革命”時代，已是完全異化顛倒昏悖錯謬了。但是，在全球化全麵推進、現代性日益深入和蘇東(dong) 巨變、朝鮮僵化的今天，對位居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來說，就這一問題做出回應和說明，已不僅(jin) 僅(jin) 關(guan) 係到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的前途、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命運，也關(guan) 係到中華民族的禍福興(xing) 衰。應該說，鄧小平同誌從(cong) 中國經驗出發，用平實的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理論調校其作為(wei) 執政者對中國社會(hui) 的認知，從(cong) 而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曆史地位和發展戰略加以調整的時候，實際就已經開啟了回答這一問題的邏輯思路。當江澤民指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是最堅定、最徹底的愛國者”，當《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章程》宣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當胡錦濤強調“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要堅持以興(xing) 國為(wei) 己任、以富民為(wei) 目標”“全麵建設小康社會(hui) ”，全世界都看到，世紀的交替中的新一代共產(chan) 黨(dang) 人，作為(wei) 中華民族的優(you) 秀兒(er) 女，他們(men) 明確了自己與(yu) 民族生命的內(nei) 在聯結；作為(wei) 執政黨(dang) ，他們(men) 明確了自己對於(yu) 服務社會(hui) 公共利益的責任。

“三個(ge) 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對此最透徹係統的闡述。

由於(yu) 近代中國深陷於(yu) 民族生存的危機，向西方尋求保國保種的“真理”，成為(wei)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hui) 最普遍的思維定式和心理取向。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創立者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yi) ，“走俄國人的路”，就是因為(wei) 他們(men) 樸素的相信，“隻有社會(hui) 主義(yi) 能夠救中國”。從(cong) 當年共產(chan) 國際的一些領導人物，到當今美國的一些大學教授，都喜歡譏誚他們(men) 身上鮮明的愛國主義(yi) 性格特征，有意無意地將他們(men) 貶為(wei) 所謂“民族主義(yi) 者”。不知什麽(me) 時候開始，民族主義(yi) 似乎成了一個(ge) 貶義(yi) 性名詞。實際上，如果把民族主義(yi) 定義(yi) 為(wei) 對本民族根本利益和基本價(jia) 值的忠誠與(yu) 認同，那麽(me) ，這樣的民族主義(yi) 何罪？不管是否承認，對它的持守乃是包括共產(chan) 黨(dang) 在內(nei) 的一切社會(hui) 團體(ti) 獲得其存在合法性，追求其遠大目標的基礎或前提。“無產(chan) 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這是一種充滿激情和思辨色彩的修辭口號。現實中，我們(men) 無法設想，沒有民族的解放，會(hui) 有全人類的解放！檢視中國革命史的曲折坎坷，從(cong) 主觀的方麵來說，幾乎每一次大的失敗都是因為(wei) 偏執教條，而每一次大的成功則都是因為(wei) 尊重現實。因此，從(cong) 國際共運與(yu) 中國革命的關(guan) 係來看，三個(ge) 代表思想的提出遠不隻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對自己曆史經驗的簡單總結，更是基於(yu) 對時代潮流的深刻理解、對未來發展的準確把握而在理論和實踐上的自覺和成熟。由“救中國”到“中國特色”再到“奔小康”，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曆程作為(wei) 中華民族生命形態之近代展開，可謂越來越清晰明確。它的意義(yi) ，則將由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得到證明。

經典建黨(dang) 學說的科技背景、社會(hui) 背景以及其它諸多曆史條件，隨著科技的發展和資本主義(yi) 自身機製的更新，都已發生巨大改變。同樣，由於(yu) 曆史的原因，馬克思等人作為(wei) 革命家和理論家，主要是從(cong) 其思想的邏輯和革命的需要出發，提出了屬於(yu) 他們(men) 那個(ge) 時代的建黨(dang) 學說。而對奪取政權之後，處於(yu) 執政地位的共產(chan) 黨(dang) 如何定位處理其與(yu) 國際、國內(nei) 各種矛盾關(guan) 係，即如何執政的問題，卻沒有也不可能提供能夠滿足我們(men) 今天所需的現成方案。毛澤東(dong) 晚年提出的“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下的繼續革命”的學說，已由十年文革的慘痛教訓證明是極左的錯誤。要而言之，新時代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必須從(cong) 自己的經驗和責任出發，調動起自己的勇氣和智慧，去承擔這一思想探索和理論創新的曆史使命。

理論是需要的產(chan) 物，而需要則總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特定實踐主體(ti) 的需要。今天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所處的環境，其外在方麵的重要特征是：一方麵，冷戰結束的方式及其結束後的世界格局清楚無誤地表明，曾經輝煌的國際共產(chan) 主義(yi) 運動跌落穀底。相對於(yu) 西方社會(hui) ，現存的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無論政治、經濟還是科技、文化或者軍(jun) 事實力，都嚴(yan) 重不對稱；另一方麵，“不是東(dong) 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dong) 風”的零和遊戲性質業(ye) 已改變——基於(yu) 核威懾、核均勢的安全觀念雖然脆弱，卻基本得到維持，各方對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和環境諸公共議題也有著較為(wei) 廣泛的共識，因而和平與(yu) 發展一直是世界的主旋律。內(nei) 在方麵最重要的特征則是：唾棄教條，回歸現實，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改革開放的成就舉(ju) 世矚目；加入WTO使我們(men) 在更廣的範圍和更深的程度上參與(yu) 國際經濟合作與(yu) 競爭(zheng) ，在存在種種矛盾衝(chong) 突的同時，也存在相當程度的共同利益；雖然仍有許多具體(ti) 的利益關(guan) 係和內(nei) 部矛盾需要調節，社會(hui) 各階層人民的根本利益卻基本一致。

於(yu) 是，應該製訂怎樣的行動方略才能保持自己的先進性以確保自己的執政黨(dang) 地位不動搖？成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當前最大的理論需要。“三個(ge) 代表”思想從(cong) 先進生產(chan) 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個(ge) 方麵展開這一論述：從(cong) 滿足先進生產(chan) 力的要求和適應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重新論證其作為(wei) 一個(ge) 政治實體(ti) 在義(yi) 理價(jia) 值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以反映維護和增進實現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重新闡述其作為(wei) 執政黨(dang) 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鞏固拓展其社會(hui) 基礎。這一切，卑之無甚高論，實際卻是寓雄奇於(yu) 平淡：作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在中國發展的最新成果，它以理性而開明的眼光與(yu) 心態，兼具原則性和靈活性的思維方法——既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yi) 和曆史唯物主義(yi) 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又為(wei) 執政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當代中國和世界的新形勢下審時度勢進行戰略部署打開了前所未有的思維空間，從(cong) 而既徹底又穩妥地解決(jue) 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由革命黨(dang) 向執政黨(dang) 的角色轉換問題，使自己的先進性與(yu) 時俱進。十六大把這一理論“上升到黨(dang) 的性質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黨(dang) 的指導思想的高度”，意味著在國際共產(chan) 主義(yi) 運動舉(ju) 步惟艱的時候，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將引領自己的國家大踏步匯入時代潮流。
黨(dang) 的先進性既是個(ge) 理論問題，也是個(ge) 實踐問題。如果說江澤民同誌提出“三個(ge) 代表”思想主要是從(cong) 與(yu) 國際共運的內(nei) 部關(guan) 係中，對經典黨(dang) 建理論進行創造性更新，旨在重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性質的先進性，那麽(me) ，胡錦濤總書(shu) 記的《講話》則主要是從(cong) 與(yu) 現實社會(hui) 的外部關(guan) 係中，將這一理論的精神落實為(wei) 相對具體(ti) 的施政原則，明確政治體(ti) 製改革的基本方向。作為(wei) “三個(ge) 代表”思想指導意義(yi) 和理論邏輯的深刻闡述和充分展開，我認為(wei) ，《講話》的創造性表現在它完善了“三個(ge) 代表”思想一些理論和結構上的環節，使其沿著黨(dang) 建學說的軸心，進一步拓展為(wei) 立黨(dang) 、執政、興(xing) 國三者統一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係統結構。

《講話》用四個(ge) “關(guan) 係”論述全麵貫徹落實“三個(ge) 代表”重要思想的意義(yi) ：關(guan) 係黨(dang) 和國家工作的全局，關(guan) 係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hui) 的宏偉(wei) 目標，關(guan) 係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關(guan) 係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的長遠發展。那麽(me) ，今天先進生產(chan) 力的發展要求是什麽(me) ？今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什麽(me) ？今天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什麽(me) ？更重要的是，作為(wei) 執政黨(dang) 角色的我們(men) 究竟應該如何去做，才能真正在現實性上成為(wei) 這一切的代表者？這是全麵貫徹落實“三個(ge) 代表”重要思想首先必須正視的問題。為(wei) 什麽(me) 人們(men) 普遍對《講話》以“立黨(dang) 為(wei) 公，執政為(wei) 民”八個(ge) 字概括“三個(ge) 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令人印象深刻？我認為(wei) ，關(guan) 鍵就在於(yu) 它是對前述問題的最好回應——打開了落實的通道、提供了落實的保證。“發展先進生產(chan) 力和先進文化是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礎和前提，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發展先進生產(chan) 力和先進文化的目的和歸宿”。通過對“人民曆史主體(ti) ”地位的凸顯，《講話》將“三個(ge) 代表”思想中的可能性轉化為(wei) 現實性、邏輯要求轉化為(wei) 具體(ti) 方針。“各級黨(dang) 委和政府都要堅持把廣大群眾(zhong) 是否讚成、是否受益作為(wei) 決(jue) 策和工作的重要依據”。這意味著這一落實同時也是一種保證，因為(wei) 是否真正做到了“三個(ge) 代表”要由人民說了才算。——曾幾何時，勞民傷(shang) 財的“窮過渡”“共產(chan) 風”可都是以代表人民利益的所謂革命的名義(yi) 發動！

用現代政治學的語匯來說，“立黨(dang) 為(wei) 公”的公，就是公義(yi) （socialjustice）和公利（publicgoods）；“執政為(wei) 民”的民，就是公民（百姓、民間）及其願望和需求。荀子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zheng) 。爭(zheng) 則亂(luan) ，亂(luan) 則窮。”於(yu) 是而有政府之起。西方文化中，主流的國家理論與(yu) 此相近。在這樣的論述中，人們(men) 的行為(wei) 都是趨利的；但政府的運作，卻不能如此。亞(ya) 裏士多德的《政治學》認為(wei) ：公共利益或曰普遍利益，才是政府行政運作的出發點和目標。公共利益並不抽象，大致可理解為(wei) 社會(hui) 各集團利益之和。儒家的《大學》也指出：“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也。”這個(ge) 國就是指政府；這個(ge) “義(yi) ”則是“利之和”，即各個(ge) 利益主體(ti) 之間的利益均衡點。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反複宣示，除了人民群眾(zhong) 的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立黨(dang) 為(wei) 公，執政為(wei) 民”的八字方針在以現實關(guan) 注代替烏(wu) 托邦衝(chong) 動，確立“人民曆史主體(ti) ”地位，意味著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已不僅(jin) 僅(jin) 是從(cong) 理論出發，從(cong) 合規律性來論證自己立黨(dang) 和執政的合法性，同時也注意從(cong) 實踐出發，從(cong) 合目的性來論證自己立黨(dang) 和執政的合法性。這樣，就建立起了與(yu) 人類優(you) 秀的政治文明傳(chuan) 統交流對接的窗口，從(cong) 而使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政治的製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進程獲得廣泛的基礎和強大的支持。

儒家的社會(hui) 理想是“均、富、安、和”。由於(yu) 地區、階層間的發展狀況有欠均衡，“立黨(dang) 為(wei) 公，執政為(wei) 民”在現階段要求對弱勢群體(ti) 給予較多的重視。但從(cong) 執政者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看，尋找各個(ge) 利益主體(ti) 之間的利益均衡點，建立起公平高效的政治、經濟和法律諸方麵的製度，求取社會(hui) 效益的最大化，才是事半功倍長治久安之道。據“新華社”報道，中共政治局最近一次集體(ti) 學習(xi) 安排的內(nei) 容是“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文明”。胡錦濤總書(shu) 記在這項學習(xi) 活動上強調，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ti) 製改革，擴大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健全社會(hui) 主義(yi) 法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國家，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政治的製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在八月份的瑞金講話中，對“立黨(dang) 為(wei) 公，執政為(wei) 民”落實是與(yu) 黨(dang) 風建設聯係在一起的。從(cong) “黨(dang) 風”到“製度”，無疑是一種推進和深化。這一切都是“三個(ge) 代表”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yi) 。譬如，由武漢青年孫誌剛冤死廣州收容所的慘劇，而決(jue) 定將所謂城市收容製度取消而改造為(wei) 城市救助製度，就是一個(ge) 精彩案例。“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麵對這樣一份親(qin) 民情懷，我們(men) 心底自然也燃起更多的期待。

最近，一位俄共黨(dang) 員在談到中共的改革為(wei) 什麽(me) 會(hui) 造福人民時寫(xie) 道：“因為(wei) 他們(men) 是真正的中國人，與(yu) 自己的國土血肉相連。中國是一個(ge) 偉(wei) 大的文明社會(hui) ，是唯一至少3000年沒有改變自己文化基礎的文明社會(hui) 。有著這樣曆史的人民不會(hui) 自暴自棄，不會(hui) 把其他文明社會(hui) （哪怕是取得重大成就的社會(hui) ）看作完美的標準和模仿的榜樣。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在未來仍將是地球上的一個(ge) 非常偉(wei) 大的文明國家。”

果如是，則共產(chan) 黨(dang) 幸甚！共和國幸甚！中華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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