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釋奠“改製”思想研究

作者：常會(hui) 營（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副研究員）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13年05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七月二十日丙子

           耶穌2016年8月22日

摘  要：祭孔釋奠存在一個(ge) 時代性問題。縱觀祭孔釋奠的曆史，我們(men) 會(hui) 發現，無論是先秦、兩(liang) 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乃至民國和現代，不存在哪一個(ge) 時代祭孔釋奠跟前代完全相異，也不存在哪一個(ge) 時代跟前代完全相同，具體(ti) 包括跪拜禮、樂(le) 章和服飾等方麵，體(ti) 現了祭孔釋奠的時代變遷。其實早在西漢時期，董仲舒在其對漢武帝的上疏中便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問題。如果我們(men) 去除蒙在“改正朔，易服色”身上的種種神秘色彩，單就其思想之時代性而言，則我們(men) 現代之祭孔釋奠亦是應該“改正朔，易服色”的。現代的祭孔釋奠的改製應該遵循孔子“損益”的思想原則，既要強調其時代性，同時也不能完全擺脫古製，一味標新立異，從(cong) 而真正做到禮樂(le) 和諧、文質彬彬。

關(guan) 鍵詞：祭孔釋奠；改製；時代性；儒學；禮儀(yi) ；董仲舒；《春秋繁露》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065(2013)05-0009-09

一、祭孔釋奠的時代性

縱觀祭孔釋奠的曆史，我們(men) 會(hui) 發現，無論是先秦、兩(liang) 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乃至民國和現代，不存在哪一個(ge) 時代祭孔釋奠跟前代完全相異，也不存在哪一個(ge) 時代跟前代完全相同。這本身便是一個(ge) 曆史沿革問題，體(ti) 現了祭孔釋奠的時代變遷。而且，這種曆史沿革和時代變遷問題，不僅(jin) 僅(jin) 體(ti) 現在祭孔釋奠上，其他的禮儀(yi) 製度無不如此，譬如古代的祭天、祭地、祭祖等等概莫能外。其實，這便是孔子所言的“損益”原則：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子張》)

子張問孔子十世是否可以知曉，孔子告訴他，殷承襲夏禮，所損益，可以知曉；周承襲殷禮，所損益，可以知曉；那麽(me) 繼周之後的，即使百世也是可以知曉的。孔子所言給我們(men) 以啟示：後代皆因於(yu) 前代，傳(chuan) 統可以連綿延續。我們(men) 現在之所以能對古人的思想和禮儀(yi) 製度進行研究，不正是這種傳(chuan) 統在延續的體(ti) 現嗎？餘(yu) 英時先生在其《關(guan) 於(yu) 中國曆史特質的一些看法》一文中曾雲(yun) ：“中國文化的延續性是很高的。我們(men) 可以從(cong) 商周，下溯至明清，以至今日，在中國的土地上，一直存在著一個(ge) 獨特的政治傳(chuan) 統。這個(ge) 傳(chuan) 統在秦以後便表現為(wei) 一個(ge) 大一統的政府。政府結構的延續性，是中國與(yu) 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所不同的^[1]139。”

祭孔釋奠禮儀(yi) 其實也是中國政治文化傳(chuan) 統的一部分，它亦有著很強的連續性。同時，每一代與(yu) 前代相比，都會(hui) 有所變革。如據《欽定國子監誌》所載：

元釋奠儀(yi) ，亦因唐、宋之舊而加詳。其奠幣、酌獻，各先行三上香，則所新增者。奠幣後進俎，而後酌獻，此則參用唐禮而與(yu) 宋異。唐無分獻，宋則亞(ya) 獻將升，引分奠官行禮。茲(zi) 則竢終獻將升，始引分獻行禮，又其稍異。唐初獻行禮畢，即飲福、受胙。亞(ya) 、終獻行禮畢，各飲福而不受胙。宋則三獻行禮畢，初獻複升，飲福、受胙。亞(ya) 、終獻無之。茲(zi) 獨未詳飲福、受胙之儀(yi) ，其亦仍宋之舊與(yu) ？至於(yu) 省牲之告充、腯，各官之點視陳設等禮數則同，而文有繁簡焉耳^[2]417-418。

由此可以看出，元代遣官釋奠儀(yi) 實際上是在繼承唐、宋釋奠儀(yi) 基礎上增加和完善而成的。所繼承者，如省牲之告充、腯，各官點視陳設等，禮數與(yu) 唐、宋相同，隻是文字有繁簡而已。奠幣之後進俎，而後酌獻，這是參用唐釋奠儀(yi) (與(yu) 宋代相異)。唐朝無分獻禮，宋代亞(ya) 獻將升階，引分奠官行禮。元代是等到終獻將升階的時候，才開始引分獻官行禮。因此，元代分獻禮實際上是繼承宋代而來，同時又與(yu) 宋代有所差異。唐初獻行禮畢，就飲福、受胙。亞(ya) 、終獻行禮畢，各自飲福而不受胙。宋代則是三獻行禮畢，初獻複升階，飲福、受胙。亞(ya) 、終獻沒有。元代釋奠儀(yi) 因仍宋之舊禮，所新增加者，則是奠幣、酌獻以及各先行三上香禮。

另外，再如明清之釋奠禮，亦大致相似。但是，清代統治者為(wei) 了體(ti) 現與(yu) 明代之不同，將釋奠樂(le) 章由明代“和”字改為(wei) “平”字。同時，為(wei) 體(ti) 現自身對孔子之重視和推崇，將明代之四拜禮上升為(wei) 三跪九叩之禮，甚至皇帝親(qin) 詣釋奠時亦身體(ti) 力行。這足可以看出祭孔釋奠之連續性和時代性，體(ti) 現了禮之“損益”原則。

此外，這種時代性還體(ti) 現在祭孔服飾方麵。其實早在西漢時期，董仲舒在其對漢武帝的上疏中便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問題。也便是說，每當朝代更迭的時候，新政權都要改變曆法，規定第一個(ge) 月是何月。同時，也要根據五行更替原則，改變衣服的顏色。這一思想筆者在拙著《<論語集解>與(yu) <論語集注>的比較研究》中有所論述。

 二、《春秋繁露》中的“改製”思想

《春秋繁露》中曰：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luan) ，此治亂(luan) 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chuan) 其法於(yu) 後世也。春秋之於(yu) 世事也，善複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製。”自僻者得此以為(wei) 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le) 者，於(yu) 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yu) 樂(le) 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製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yu) 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製，修故業(ye) ，而無有所改，是與(yu) 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yi) 誌。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yu) 同，則不顯不明，非天誌。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誌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lun) 、道理、政治、教化、習(xi) 俗、文義(yi) 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乎！”言其王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yu) ！”(《楚莊王第一》)

這段話的意思是，董仲舒認為(wei) ，春秋之道，是講究奉天法古的，但是新王必改製。

為(wei) 什麽(me) 要奉天法古？聖者法天，賢者法聖，這是其大數；得大數國家就大治，失大數國家就混亂(luan) ，這是治亂(luan) 之分野；根據師說所聞，天下無二道，所以聖人用不同方法獲得大治而又同理，古今通達，所以先賢傳(chuan) 其法於(yu) 後世。蘇輿引《韓詩外傳(chuan) 》以證：“夫詐人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luan) 異道。而眾(zhong) 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yu) 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chuan) 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chuan) 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chuan) 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chuan) 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ju) 大，詳則舉(ju) 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yu) 湯齊。’古今一也^[3]15-16。”

對於(yu) “王者必改製”，蘇輿注曰：

此相傳(chuan) 舊說也。武帝冊(ce) 仲舒雲(yun)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製作樂(le) ，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荀子·正論篇》；“唯其徙朝改製為(wei) 難”，楊注：“謂殊徽號，異製度也。”《白虎通·封禪篇》：“始受命之日，改製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天也。”《風俗通·山澤篇》：“王者受命易姓，改製應天。”並以改製屬王者。其文甚明，其事則正朔、服色之類也。惟《春秋緯》雲(yun) ：“作《春秋》以改亂(luan) 製。”(《公羊序》疏亦引此語。)自是雖有以改製屬孔子《春秋》者。然雲(yun) “改亂(luan) 製”，是改末流之失，非王者改製之謂也。董子所謂立義(yi) 雲(yun) 爾。(見《王道》篇。)問者曰；“本書(shu) 《三代改製篇》，明以《春秋》為(wei) 一代變周之製，則何也？”曰：“此蓋漢初師說，所雲(yun) 正黑統、存二王雲(yun) 雲(yun) ，皆王者即位改製應天之事，托《春秋》以諷時王也。《對冊(ce) 》雲(yun) ：“《春秋》受命所先製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意可見矣。蓋漢有天下，沿用秦正，至於(yu) 服色禮樂(le) ，並安苟簡。賈誼在文帝時，即以改正朔、易服色、製度、定官名、興(xing) 禮樂(le) 為(wei) 言，草具其儀(yi) 法，色尚黃，數用五。文帝未皇更定，其後司馬相如作《子虛賦》，且以是諷諫焉。司馬遷，學於(yu) 董生者也。亦言曆紀壞廢，漢興(xing) 未改正朔，宜可正。事見《漢·兒(er) 寬傳(chuan) 》。迄武帝太初元年，始采諸人說正曆，以正月為(wei) 歲首，色尚黃，數用五。董子此書(shu) ，作於(yu) 太初前，蓋漢初儒者通論，非董軔說。故餘(yu) 以為(wei) 董子若生於(yu) 太初後，或不斷斷於(yu) 是。歐陽修譏其惑於(yu) 改正朔，殆未深究其時也。後人因此動言改製，則愈謬矣^[3]15。

由此可知，在漢代，已經流傳(chuan) 五帝三王之道，改製作樂(le) ；始受命之日，改製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天；並以改製屬王者。其事則正朔、服色之類。《春秋緯》雲(yun) ：“作《春秋》以改亂(luan) 製。”自此便有以改製賦予孔子《春秋》。近代康有為(wei) 作《孔子改製考》，想必亦受此說影響。但是，漢代改製並非在漢初便施行的，因為(wei) 我們(men) 皆知漢初“漢承秦製”。大概漢有天下後，沿用秦正，至於(yu) 服色禮樂(le) ，都苟且從(cong) 簡。所以當叔孫通為(wei) 漢高祖製定皇帝所受之禮儀(yi) 時，漢高祖劉邦驚歎不知皇帝之威赫尊貴若此。賈誼在文帝時，即以改正朔、易服色、製度、定官名、興(xing) 禮樂(le) 言上，草具其儀(yi) 法，色尚黃，數用五。文帝未來得及更定。直到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漢武帝才開始采諸人說正曆法，以正月為(wei) 歲首，色尚黃，數用五。而據蘇輿之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作於(yu) 太初之前，所以董子所言的改製大概是漢初儒者的通論，並非他所發軔。後儒如歐陽修等所評，可能是沒有深究時間的先後。

根據董仲舒所言，所謂新王必改製，不是要改其道，也非變其理，而是受命於(yu) 天，易姓更王，不是繼續前王而王，若都因襲前製，修故有的事業(ye) ，而沒有所改，是與(yu) 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分別。受命之君，是天之所大顯；事父者承其意，事君者儀(yi) 法其誌，事天亦然；今天大顯自已，事物因襲所代之舊，而都與(yu) 之相同，則不顯不明，非天之誌，所以必須遷徒居處，更改稱號，改正朔，易服色，無他原因，不敢不順天之誌，而表明自顯。像大綱，如人倫(lun) 道理，政治教化，習(xi) 俗文義(yi) 盡都如故，也不需要改。所以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說：“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乎！”言其秉承堯之道而已，這就是不易之效驗。

在《春秋繁露》中，有人提出，事物更改而天授命，這很明顯，新王必須更作音樂(le) ，這是為(wei) 什麽(me) ？董仲舒認為(wei) ，樂(le) 跟改製不太一樣，製為(wei) 應天而改，樂(le) 為(wei) 應人而作，那些所受命者，必是民之所同樂(le) 者。所以大改製於(yu) 初始，是用來表明天命所授；又作樂(le) 於(yu) 結束，是用來見天之功；根據天下之新樂(le) ，而為(wei) 之條文，且以之和政事，且以興(xing) 德化。天下未普遍合和，王者不虛為(wei) 作樂(le) ，樂(le) ，是盈於(yu) 內(nei) 而動發於(yu) 外者，應其大治時，製禮作樂(le) 以完成，完成者本末質文，都具備了。所以作樂(le) 者，必反求於(yu) 天下之所始樂(le) 於(yu) 己以為(wei) 根本。舜時，民樂(le) 其昭顯堯之業(ye) ，所以稱《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le) 其三聖相繼，故作《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le) 其救之於(yu) 患害，故作《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le) 其興(xing) 師征伐，故作《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le) ，這是統一，其所同樂(le) 之端，不可統一。作樂(le) 之法，必反本所樂(le) ，所樂(le) 不同事，樂(le) 怎麽(me) 能不隨世異！所以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樂(le) 不同名，則各順其民始樂(le) 於(yu) 己，我見其效驗。詩雲(yun)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yu) 崇，作邑於(yu) 豐(feng) 。”這是樂(le) 風。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時，紂為(wei) 無道，諸侯大亂(luan) ，民樂(le) 文王之怒，而歌詠之。周人德已融洽天下，反本以作樂(le) ，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le) ，是武也。所以凡樂(le) ，作之於(yu) 終，而名之以始，是重本之義(yi) 。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製禮作樂(le) 之異，是人心之動，二者離而複合，所為(wei) 是統一的。

《春秋繁露》又曰：

《春秋》曰：“王正月。”《傳(chuan) 》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wei) 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一統於(yu) 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yu) 天也。王者受命而王，製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三代改製質文第二十三》)

在此處，董仲舒認為(wei) ：“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一統於(yu) 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yu) 天也。王者受命而王，製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也就是說，王者受命而王，首先必須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統一於(yu) 天下。改正朔意思是要改正月初一，例如夏朝以第十三月為(wei) 正月(即今夏曆正月)，商朝以十二月為(wei) 正月，周朝則以十一月為(wei) 正月。我們(men) 知道，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先師孔子於(yu) 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醜(chou) 日卒，這是用的周曆，實際上按夏曆計算是二月，因為(wei) 夏曆的正月要比周曆晚兩(liang) 個(ge) 月。除了改正朔之外，還要更易服色，製禮作樂(le) ，統一於(yu) 天下。

那麽(me) 王者改製作科是怎樣的呢？“三統說”又是如何？董仲舒曰：

當十二色，曆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複。絀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複，禮樂(le) 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複。鹹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製禮作樂(le) 。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親(qin) 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nong) 為(wei) 赤帝。作宮邑於(yu) 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作《濩樂(le) 》、製質禮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親(qin) 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為(wei) 黃帝，推神農(nong) 以為(wei) 九皇。作宮邑於(yu) 豐(feng) 。名相官曰宰，作《武樂(le) 》、製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宮邑於(yu) 鄗，製爵五等，作《象樂(le) 》，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yu) 洛陽，成文武之製，作《汋樂(le) 》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qin) 周，故宋。樂(le) 宜親(qin) 《招武》，故以虞錄親(qin) ，樂(le) 製宜商，合伯子男為(wei) 一等。然則其略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於(yu) 營室，鬥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綬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卵。冠於(yu) 阼，昏禮逆於(yu) 庭，喪(sang) 禮殯於(yu) 東(dong) 階之上。祭牲黑牡，薦尚肝。樂(le) 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chan) ，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曆正日月朔於(yu) 虛，鬥建醜(chou) 。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初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綬幘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角繭。冠於(yu) 堂，昏禮逆於(yu) 堂，喪(sang) 事殯於(yu) 楹柱之間。祭牲白牡，薦尚肺。樂(le) 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黑統，故日分鳴晨，鳴晨朝正。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者，曆正日月朔於(yu) 牽牛，鬥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輿質赤，馬赤，大節綬，幘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騂，犧牲角栗。冠於(yu) 房，昏禮逆於(yu) 戶，喪(sang) 禮殯於(yu) 西階之上。祭牲騂牡，薦尚心。樂(le) 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yang) 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三代改製質文第二十三》)

董仲舒認為(wei) ：“當十二色，曆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複，絀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複，禮樂(le) 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複，鹹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製禮作樂(le) 。”意思是說，一年十二月，則當有十二色，每月物色各不同，於(yu) 十二色中取三微之月(即天地人三正之始)，各法其一，以為(wei) 正色，而改曆法。所謂“逆數三而複”，蘇輿注：   

《白虎通·三正篇》引《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複。”案逆數者，如夏以十三月孟春為(wei) 正，殷以十二月季冬為(wei) 正，周以十一月仲冬為(wei) 正，推之以前皆然。繼周者則當複以孟春月為(wei) 正，乃合逆數也。互見《二端篇》。《白虎通》又雲(yun) ：“天質地文，質者據質，文者據文。周反統天正何也？質文再而複，正朔三而改。三微質文，數不相配，故正不隨文質也。”^[3]185-186

也就是說，三微之月是逆數三而反複。舉(ju) 例而言，夏商周各有其正月，而繼周者應逆數三即以夏之十三月孟春為(wei) 正。根據《白虎通》所言，改正朔與(yu) 質文不同，正朔是曆三而更改，質文則是曆二而恢複。所以三微與(yu) 質文，數量不相配，則天地人三正不隨文質而改變。

在三代之前是五帝(董仲舒認為(wei) 是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時代，五帝更迭用首色，順數五而反複。蘇輿注：“此五行更王之義(yi) 。如黃帝土德，以黃為(wei) 首色是也。後世因之，有曆代所尚之色，大抵取五行生尅為(wei) 義(yi) 。至元明服禦專(zhuan) 用黃色，國朝因而不改，始闢五德舊說矣^[3]186。”由此可知，五帝時代是沿用五行生尅為(wei) 法，金木水火土五行分別為(wei) 首色。所謂的“易服色”應是謂此。這種取義(yi) 方法，直到元明清才廢除，而改用皇帝專(zhuan) 用黃色。無論三王還是五帝，都要創立國號，遷宮邑，更易官名，製禮作樂(le) 。在此基礎上，董仲舒進一步提出了黑、白、赤三統說。

那麽(me) “改正”的理論又是從(cong) 何處來的呢？《春秋繁露》曰：

改正之義(yi) ，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製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群神，遠追祖禰，然後布天下。諸侯廟受，以告社稷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yi) ，天子純統色衣，諸侯統衣纏緣紐，大夫士以冠，參近夷以綏，遐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yi) 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wan) 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yu) 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nei) 而外應，動作舉(ju) 錯，靡不變化隨從(cong) ，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三代改製質文第二十三》)

董仲舒認為(wei) ，改正之義(yi) ，是奉元(天)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製稱號正月(即正朔)，服色定，然後行郊禮(一般於(yu) 冬至)告天地及群神，遠追祖禰，然後公布天下。諸侯受正朔於(yu) 祖廟，以告祭社稷宗廟山川，然後授時有定序，氣候有常推。三統之變，四夷遠鄰無有，生殺之禮唯獨中國有。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根據《漢書(shu) ·律曆誌》：“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yu) 三正也，黃鍾子，為(wei) 天正，林鍾醜(chou) ，為(wei) 地正，太簇寅，為(wei) 人正，三正之始。”

董仲舒認為(wei) ，三統五端，是化四方之本，天廢舊始新，地必然待於(yu) 中，因此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是以朝正之義(yi) ，天子循天統以為(wei) 衣色(玄色)，諸侯則各以玄色緣邊而紐係之以明降殺(據蘇輿說)，大夫士則以冠相分別而已(蘇輿曰：禮，天子與(yu) 其臣玄冕以視朔，諸侯與(yu) 其臣皮弁以視朔。又大夫冕而祭於(yu) 公，士弁祭於(yu) 公，知非服別。)，近夷藩屬朝見以綏(非純色)，遠方夷狄各衣其服而朝，用以明天統之義(yi) 。其所謂統三正，意思是說：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wan) 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yu) 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nei) 而外應，動作舉(ju) 錯，無不變化隨從(cong) ，可謂法正，故君子說：“武王其似正月矣。”也即說武王光大文王事業(ye) ，使天下應而正。《說苑》又雲(yun) ：“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wan) 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wan) 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3]197。”

漢代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三統說”，即黑、白、赤三統，以此來解釋朝代的興(xing) 衰和更替，這其實也是在為(wei) 漢代統治的合法性進行論證。同時，他也提出統治者要改正朔、易服色。很明顯，他的這一學說是采自戰國時期陰陽家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即認為(wei) 各個(ge) 朝代都有其自身的五行屬性，也就是金木水火土中的一種，而根據五行生克的規律，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依次相克，則它所代表的國家也會(hui) 依次興(xing) 旺更替。由於(yu) 各月所代表的五行及代表的顏色不同，所以每個(ge) 新興(xing) 朝代的正朔會(hui) 不同，而其服色也會(hui) 做相應改變。

《春秋繁露》又曰：

《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製，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qin) 親(qin) 而多仁樸。……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yi) 節。故立嗣與(yu) 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qin) 親(qin) 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三代改製質文第二十三》)

這些思想在東(dong) 漢的《白虎通》中都有所繼承，並提出了“文質三統”說。

東(dong) 漢《白虎通》接續雲(yun) ：

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明一陽二陰不能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wei) 質。地受而化之，養(yang) 而成之，故為(wei) 文。《尚書(shu) 大傳(chuan) 》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yi) ，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章也。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shu) 傳(chuan) 略說》雲(yun) ：“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士有三王，王特一生死。”

又《春秋緯·元命包》及《樂(le) 緯·稽耀嘉》雲(yun) ：

“夏以十三月為(wei) 正，息卦受泰。”注雲(yun) ：“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wei) 朔。”“殷以十二月為(wei) 正，息卦受臨(lin) 。”注雲(yun) ：“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為(wei) 朔。”“周以十一月為(wei) 正，息卦受複，其色尚赤，以夜半為(wei) 朔。”

又《三正記》雲(yun) ：

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複。

邢昺《論語注疏》曰：

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書(shu) 》“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yu) 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為(wei) 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為(wei) 正，尚白，故曰其餘(yu) 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為(wei) 正，尚黑，故雲(yun) 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為(wei) 正，尚赤，故雲(yun) 高陽氏之後用赤繒。有少皞以十二月為(wei) 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為(wei) 正，尚黑；神農(nong) 以十一月為(wei) 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為(wei) 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雲(yun) “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cong) 伏羲以下文質再而複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地，質法天。周文法地而為(wei) 天正，殷質法天而為(wei) 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複，各自為(wei) 義(yi) ，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為(wei) 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為(wei) 百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為(wei) 天統。建醜(chou) 之月為(wei) 地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為(wei) 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為(wei) 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yang) 萌牙，故為(wei) 地統。建寅之月為(wei) 人統者，以其物出於(yu) 地，人功當須修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為(wei) 正者，以其此月物生細微，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yang) 微細，又取其歲初為(wei) 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徵》雲(yun) ：“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shu) ；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麵長人。《洛予命》雲(yun) ：“湯觀於(yu) 洛，沈璧而黑龜與(yu) 之書(shu) ，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yu) 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yi) ，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shu)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製，改正易服。”是從(cong) 湯始改正朔也。

由此我們(men) 可以看出，在漢代，所謂的“天命”，指的是天的意誌和命令，其代表學說是“文質三統”說，即黑、白、赤三統相互更替相代。三統說不但規定了一個(ge) 朝代的正朔之月，而且規定了其服色製度。三統之說似乎可以從(cong) 緯書(shu) 中得到許多例證，譬如《尚書(shu) 大傳(chuan) 》《禮三正記》《書(shu) 傳(chuan) 略說》《春秋緯·元命包》及《樂(le) 緯·稽耀嘉》《禮緯·稽命徵》《洛予命》等皆是。

如何評價(jia) 董仲舒的三統說以及班固《白虎通》中的“文質三統”說？我們(men) 認為(wei) 它摻雜了戰國及秦漢時期流行的陰陽五行學說，同時結合《春秋公羊傳(chuan) 》，用今文經學經世致用的思想來為(wei) 漢朝統治的合法性作論證，帶有很強的政治性色彩。同時，它也是代表那個(ge) 時代人對宇宙和現實政治的一種理解和解釋，且居於(yu) 正統地位。以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它自然顯得幼稚和不可取，然卻是彼時人的一種思想範式乃至信仰，即如現代科學是我們(men) 大多數人的思想範式和信仰一樣。

三、祭孔釋奠中的“改製”思想

下麵我們(men) 再來看一下祭孔禮儀(yi) 和樂(le) 舞的曆史沿革及其體(ti) 現的“改製”特色。

首先我們(men) 來看一下親(qin) 詣釋奠儀(yi) 的曆史沿革。所謂親(qin) 詣釋奠，是指皇帝親(qin) 自參加祭祀孔子的典禮，親(qin) 自參與(yu) 釋奠，以示對至聖先師孔子的尊敬和優(you) 渥，以及對於(yu) 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的褒獎和推崇。在傳(chuan) 統的封建社會(hui) ，皇帝是一國之君，號稱九五之尊，如果皇帝能夠親(qin) 自詣孔廟行釋奠儀(yi) 祭祀孔子，那真是對於(yu) 孔子及其家族無上的殊榮。而且，通過皇帝的率先垂範，尊孔重儒、尊師重教之風必然靡及天下。

在中國封建時代，一共有12位皇帝先後親(qin) 詣闕裏祭祀孔子，兩(liang) 漢至唐期間就有8位，其中包括西漢高祖(公元前195年)、東(dong) 漢光武帝(29年)、漢明帝(72年)、漢章帝(85年)、漢安帝(124年)、北魏孝文帝(495年)、唐高宗(666年)、唐玄宗(725年)^[4]93。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過曲阜，拜孔廟，加諡孔子為(wei) “玄聖文宣王”，讚頌孔子為(wei) “人倫(lun) 之表”，儒學為(wei) “帝道之綱”(宋真宗《玄聖文宣王讚(並序)》)。五年(1012年)，又改諡玄聖為(wei) “至聖文宣王”。

我們(men) 主要來看一下元明清三代親(qin) 詣釋奠儀(yi) 的曆史沿革。由於(yu) 元代親(qin) 詣釋奠史料匱乏(主要應是遣官釋奠)，所以我們(men) 主要考察親(qin) 詣釋奠儀(yi) 在明清的曆史沿革。   

明永樂(le) 四年(1406年)春三月辛卯，一向以凶悍殘忍著稱的永樂(le) 帝釋奠先師孔子時卻明確規定：釋奠儀(yi) 禮不可簡慢，釋奠必須服皮弁，要行四拜禮。自成化之後，皇帝視學釋奠開始用牲、樂(le) ，而且命令衍聖公分獻、賜服、與(yu) 宴，並及於(yu) 三代(顏、曾、孟)後裔。弘治元年(1488年)春三月甲申，弘治帝釋奠孔子規定，必須先期致齋一日，釋奠須加幣。清雍正四年(1726年)秋八月丁亥，世宗憲皇帝親(qin) 詣先師廟釋奠，規定凡進帛爵於(yu) 先師，皆行跪獻禮，並規定以後皇帝釋奠時，亦應行跪獻禮。雍正十一年(1733年)春二月丁巳，雍正帝親(qin) 詣先師廟釋奠，規定今後親(qin) 詣行禮，必須於(yu) 迎神後，在香案前行三上香禮。乾隆三年(1738年)春二月丁酉，乾隆帝親(qin) 詣先師廟釋奠，始行三獻禮，並按照雍正帝所定親(qin) 祭之禮，間年舉(ju) 行。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十一月戊申，詔升孔子為(wei) 大祀，所司議典禮以聞。西太後讚頌孔子“德配天地、萬(wan) 世師表”，將孔廟祭祀規格由中祀升為(wei) 大祀，擬將孔廟全部改為(wei) 黃瓦，後因“物力維艱、良材難得，若從(cong) 新工程改造，鞏固恐不及前，不如擇要修理，以示尊崇”(《孔府檔案》5011卷)。中祭用六佾，大祭則用八佾。據韓國趙駿河先生考察：“文廟的房頂使用黃瓦，八佾舞中又加進了武舞，釋奠當中帝王親(qin) 身前行，行三跪九拜之禮，上香及祭奠帛和爵時，都是跪坐著進行的，並且三獻皆由帝王親(qin) 行，文廟也開始實施九楹·三階·五陛製度^①。”

我們(men) 來看一下元明清三代的遣官釋奠儀(yi) 的曆史沿革。所謂遣官釋奠，顧名思義(yi) ，便不是皇帝本人親(qin) 自參加祭孔釋奠，而是改派大臣去參加祭孔釋奠，以表達自己對先師孔子的敬重以及對於(yu) 儒家文化的推崇。

前麵已述，元代遣官釋奠儀(yi) 實際上是在繼承唐、宋釋奠儀(yi) 基礎上增加和完善而成的。所繼承者，如省牲之告充、腯，各官點視陳設等，禮數與(yu) 唐、宋相同，隻是文字有繁簡而已。所新增加者，則是奠幣、酌獻以及各先行三上香禮。

大德十年(1306年)八月丁巳，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le) 用登歌。製法服三襲。(《元史·成宗紀》)

至大二年(1309年)春正月丙午，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元史·武宗紀》)

延祐三年(1316年)秋七月，詔：春、秋釋奠於(yu) 先聖，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元史·祭祀誌》)

謹案：《宋史》神宗元豐(feng) 七年(1084年)，陸長愈請以兗(yan) 、鄒二公並配享聖廟，至度宗鹹淳三年(1267年)，始升曾子、子思並配。自後江南諸路學廟皆行之，是為(wei) 四配之始。元循金舊，京師與(yu) 河北諸路府學，皆左顏右孟，與(yu) 夫子並居南麵。至是詣南北異禮，乃依宋製，升曾子、子思為(wei) 四配，並列夫子之左，而虛其右隅，以避古者神位之方。迨文宗至順元年，複詣先師父叔梁公未加諡號，因褒封聖父為(wei) 啟聖王，並加稱四子為(wei) 複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ya) 聖孟子之號，稱名允協，尤足見有元一代典章雲(yun) 。

六年(1319年)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改釋奠於(yu) 中丁。(《元史·仁宗紀》)

天曆二年(1329年)秋七月辛巳，遣使以上尊臘羊鈔十錠，至大都國子監，助中秋上丁釋奠^[2]411-412。(《元史·文宗紀》)

明代遣官釋奠於(yu) 北京國子監實始於(yu) 永樂(le) 元年八月，因為(wei) 之前明初釋奠，皆是在應天即現在南京。成化十三年閏二月丁醜(chou) ，釋奠初用八佾，籩豆各十二。(《春明夢餘(yu) 錄》)當時祭酒周洪謨奏請加孔子封號，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籩十豆，各增為(wei) 十二。六佾之舞，增為(wei) 八佾之舞。成化帝命禮官商議。尚書(shu) 鄒幹說：“洪武中新建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北監所有塑像，皆因元舊，而籩豆、佾舞之數，則祖宗斟酌，已有定式，俱當仍舊。”九月，洪謨又進言，成化帝聽從(cong) 了^[2]418。

嘉靖九年，嘉靖帝聽從(cong) 了大學士張璁的建言，並經議臣商議，不但改孔子塑像為(wei) 木主，而且將四配、十哲之塑像統統改為(wei) 木主。同年，嘉靖帝聽從(cong) 大學士張璁所言，厘正祀典，更定先師廟籩豆、樂(le) 舞之數。十年，國子監建啟聖公祠成。嘉靖帝從(cong) 尚書(shu) 李時所言，春、秋祭祀與(yu) 文廟同日，籩、豆、牲、帛視四配；東(dong) 、西配位視十哲；從(cong) 祀先儒視兩(liang) 廡。輔臣代祭文廟，則祭酒祭啟聖祠。二十二年，定孔廟陪祭之製。自是六品以下官，皆先日謁廟，免陪祀。

清崇德元年(1636年)，太宗文皇帝遣官致奠先師。五年，定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行釋奠禮。順治二年，定春、秋丁祭，遣大學士一人行禮，翰林官二員分獻，國子監監丞、博士分獻兩(liang) 廡，祭酒祀啟聖公於(yu) 後殿，均以先賢、先儒配饗從(cong) 祀。遇有他事，改次丁或下丁日。四年，定致祭先師孔子，遣滿官讚禮，祝詞兼用滿文。康熙二十三年，祭酒王士禎等請定先師祀典樂(le) 舞、籩豆，酌用成化、弘治年間儀(yi) 。(注：釋奠用八佾，籩豆各十二。)二十五年，令春、秋釋奠，武官二品以上，並入陪祭。二十六年，令春、秋釋奠，國子監用籩十、豆十，舞用六佾。四十九年，諭大學士等：“嗣後祭先師孔子時，令武臣與(yu) 文臣一體(ti) 行禮，於(yu) 理甚合。著照馬見伯所請行。”

雍正九年，增釋奠上香禮。乾隆元年，令祭文廟前一日陳設，飭太常寺如群廟儀(yi) 治之。祭畢交國子監分胙。十一年，增崇聖祠配位分獻官二員。其陳設四案，增帛二、爵六。乾隆十八年，從(cong) 禮部奏言：兩(liang) 廡位次皆東(dong) 西向，先賢、先儒南北分列。向於(yu) 中間空處涉案，分獻官各一人奠獻，於(yu) 禮未協。應請兩(liang) 廡各用分獻官二人，增香帛一案，就位行禮，以嚴(yan) 昭格。至十二哲、兩(liang) 廡、向皆於(yu) 各位前豫奠一爵，其分獻官行三獻禮，則統奠三爵於(yu) 香案，以太常寺執事人不充數故也。嗣後丁祭，十二哲、兩(liang) 廡三獻，請均令肄業(ye) 諸生奉爵。令東(dong) 、西分獻翰林官各奠三爵，兩(liang) 廡分獻國子監官各統奠三爵。又從(cong) 《會(hui) 典》館奏言：兩(liang) 序、兩(liang) 廡以國子生執事，而殿內(nei) 正位、配位及崇聖祠殿、廡仍用樂(le) 舞生，揆諸典禮，實有未協。請嗣後遣官釋奠，司香、司帛、司爵，大成殿正位、配位用國子官，兩(liang) 序、兩(liang) 廡及崇聖祠殿、廡，均以國子生充。賜福胙、受福胙，各用國子生二人。五十二年，諭內(nei) 閣：相沿一揖之禮，本不可行，嗣後著於(yu) 儀(yi) 注內(nei) 改正，以昭誠敬。(注：至此去一揖之禮。此一揖之禮，俱在上香、獻爵、飲福、受胙之後。)嘉慶七年，宣諭：嗣後大祀、中祀，如適遇忌辰，當以祀典為(wei) 重，不必改祭祀日期，以昭虔肅。(注：至此，以前所行之釋奠遇先皇帝忌辰則改日祭祀之禮廢止。)

以上便是遣官釋奠儀(yi) 在元明清三代的曆史沿革情況。通過考察研究，我們(men) 可以發現，元代遣官釋奠儀(yi) 基本上是在沿用唐、宋舊禮基礎上增加和完善而成。所新增加者，則是奠幣、酌獻以及各先行三上香禮。明清之遣官釋奠亦是在元代釋奠之基礎上損益而成。

此外，由於(yu) 後來在祭孔時，又有孔子弟子及其他儒者配享，所以祭孔時，也同時祭祀這些配享者。唐開元八年(720年)，以“十哲”從(cong) 祀，所定十哲是閔損、冉雍、言偃、曾參、仲由、卜商、冉耕、宰予、冉求、端木賜。自唐迄清，京師及府州縣孔廟每年春秋二季仲月上丁日均舉(ju) 行“釋奠”祀儀(yi) 。其祭祀範圍逐步擴大到曆代諸賢。祭祀孔子的禮儀(yi) 稱正獻禮，祭祀配享者的禮儀(yi) 稱分獻禮。

其次，在《春秋繁露·楚莊王第一》中，我們(men) 看到了《六代之樂(le) 》的形成原因和發展過程。祭孔樂(le) 舞有其民族的傳(chuan) 統和曆史的繼承性，它也是在我國古代祭祀樂(le) 舞——《六代之樂(le) 》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無論從(cong) 內(nei) 容還是形式上講，都受到《六代之樂(le) 》，尤其是《大韶》和《大武》的影響。

《韶》是虞舜時期歌頌領袖賢德的樂(le) 舞，《武》是歌頌周武王伐紂得勝的樂(le) 舞。《六代之樂(le) 》是我國古代著名成套的大型古典樂(le) 舞，它包括《雲(yun) 門大卷》《大鹹》《大韶》《大夏》《大頀》《大武》等6部不同時代、不同內(nei) 容的樂(le) 舞。從(cong) 周初以後，皆用於(yu) 各種祭祀場合，並在應用中有所提高和發展。到了周代末期，由於(yu) 周王朝的覆滅而禮崩樂(le) 壞，6部古代樂(le) 舞大都失傳(chuan) 。據《通典》記載：“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le) 唯《韶》《武》存焉。”因而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來說，孔廟祭孔音樂(le) 即是《大韶》和《大武》二樂(le) 的繼承和發展。

孔子卒後翌年(公元前478年)，孔門弟子在孔廟前演奏《六代之樂(le) 》來緬懷孔子。東(dong) 漢元和二年(85年)，章帝劉炟用《六代之樂(le) 》祭孔，開創了封建帝王用樂(le) 祭孔之先河。隋文帝楊堅仁壽元年(601年)，創製了釋奠孔子的專(zhuan) 用樂(le) 章《誠夏》，標誌著曆史上祭孔專(zhuan) 用音樂(le) 的正式形成。釋奠樂(le) 舞雖然名稱和形式亦經曆了一番變化，但其基本內(nei) 容仍然相對完整地保存下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於(yu) 洪武六年(1373年)命宮廷樂(le) 官重新製定丁祭樂(le) 舞的曲譜。二十六年(l393年)頒行了祭孔專(zhuan) 用的《大成樂(le) 》。清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皇帝親(qin) 製《中和韶樂(le) 》，用於(yu) 祭孔。為(wei) 何祭孔要用《韶樂(le) 》？因為(wei) 孔子生前特別鍾愛《韶樂(le) 》，這在《論語》中有顯著體(ti) 現：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wei) 樂(le) 之至於(yu) 斯也。”(《述而》)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八佾》)

朱熹注曰：韶，舜樂(le) 。武，武王樂(le) 。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le) 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四書(shu) 章句集注》)

至清乾隆八年(1743年)，清高宗重新頒定《中和韶樂(le) 》於(yu) 全國文廟祭孔。乾隆欽定的祭孔禮儀(yi) 為(wei) :迎神、初獻、亞(ya) 獻、終獻、撤撰、送神6種程序。分別奏《昭平》《宣平》《秩平》《敘平》《懿平》《德平》之章。史載明代洪武六年(1373年)所定祭孔樂(le) 章(詹同、冷謙作曲)分為(wei) 迎神、撤饌與(yu) 飲福、送神與(yu) 望瘞用《鹹和之章》，奠幣用《寧和》之章，初獻用《安和之章》，亞(ya) 獻、終獻用《景和之章》。可知清代對樂(le) 章還是做了很大改變的，這也充分體(ti) 現了董仲舒的“王者必改製”思想。

祭孔音樂(le) 大體(ti) 經曆了2 000餘(yu) 年的曆史發展過程。應該說，祭孔樂(le) 舞的發展演變，也充分體(ti) 現了古代每逢朝代更替一般都要更製禮樂(le) 的特點，也就是所謂“王者必改製”。

第三，如果從(cong) 服飾來看的話，盡管元明清皇家不再沿襲五行更替的服飾製度，而用黃色來標識九五之尊的高貴地位。但就朝廷官員的服飾來看，我們(men) 也認為(wei) 它依然體(ti) 現了五行更替的“易服色”製度。例如，明代官員的官府主色調是紅色，即象征明代屬火德，而清代則用黑色，即象征清代屬水德，所謂水克火。而與(yu) 之相應，明清兩(liang) 代的樂(le) 舞生著裝顏色亦與(yu) 之相應，明代著紅色，清代則著黑色，服飾冠帶皆如此。

如果我們(men) 去除蒙在“改正朔，易服色”身上的種種神秘色彩，單就其思想之時代性而言，則我們(men) 現代之祭孔釋奠亦是應該“改正朔，易服色”的，而且也是講究製禮作樂(le) 的。20世紀40年代後期祭孔，參加者並非長袍馬褂，而是著當時時行的服飾，軍(jun) 人仍穿軍(jun) 裝，其他人都穿中山裝，行的也是鞠躬禮，等等，這些也都是無可厚非的。如有的學者所認為(wei) 的，形式上的某些可取之處，也可“拿來”，如祭孔時進香(表示對被祭者的崇敬)、朗誦《論語》章句、唱《大同歌》等。

隻是，我們(men) 是否亦應該尊重前代保留下來的禮俗。例如，民國曲阜之祭孔釋奠要求參加者一律著長裝，否則拒絕入內(nei) ，我們(men) 應該保持尊重，而不應認為(wei) 不合時宜，甚至肆意詆毀。至於(yu) 祭以“太牢”(即豬、牛、羊三牲)有的學者認為(wei) 那就沒有必要了，因為(wei) 這畢竟是春秋戰國延續下來的一種古禮，將血淋淋的三牲改成金燦燦的五穀，不僅(jin) 是一種進步，而且也於(yu) 史有據。筆者認為(wei) ，這其實是不可取的。太牢之禮，是自西漢高祖劉邦在曲阜祭祀孔子之時便采用的，體(ti) 現了統治者對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視，是統治者馬上得天下但以文治天下的為(wei) 政方略，後來曆朝曆代統治者莫不效此。太牢之禮，並非僅(jin) 僅(jin) 是一種形式，它體(ti) 現了深刻的思想內(nei) 容。而且，談及此處，我們(men) 不能不回憶起先師批評弟子子貢的一番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八佾》)

根據朱熹《論語集注》：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yu) 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也就是說，古代天子常在冬天最後一個(ge) 月，向諸侯頒布來年十二月的第一天，諸侯接受而藏在祖廟裏。每月之第一天，則以小羊告廟，請出來頒行。餼羊也就是活羊。魯國自文公開始便不再視朔了，而執事者仍然供此羊於(yu) 祖廟，所以子貢想去除。但是孔子並不這樣認為(wei) ，他對子貢說：“賜呀，你愛惜那隻小羊，我卻更愛惜告朔之禮。”值得一提的是，後代祭孔除了每年仲春、仲秋的釋奠禮外，還有釋菜禮。而釋菜禮的行禮日期便是每月的第一天，同古代告朔之禮是同一天。孔子既然珍惜告朔之禮，我們(men) 又怎忍心將祭祀孔子的太牢之禮廢除呢？子愛其豬牛羊，吾愛其釋奠禮乎？

從(cong) 周代釋奠先聖先師，到漢代普遍釋奠孔子，東(dong) 漢時期祀周公為(wei) 先聖，孔子為(wei) 先師，三國齊王芳正始時釋奠禮停祀周公，專(zhuan) 祭孔子於(yu) 辟雍，以顏回配享。自此，整個(ge) 六朝釋奠均隻祭孔子。其後，在唐高祖武德二年和唐高宗永徽中，曾短暫恢複祀周公為(wei) 先聖、孔子為(wei) 先師，但很快就停周公祀，隻祀孔子為(wei) 先聖，以孔門弟子和儒學經師配享。唐貞觀四年(630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闕裏文獻考》卷四)。唐高宗時，又敕“州縣未立廟者速事營造”。從(cong) 此，“孔子之廟遍天下矣”(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也就是說，經過了一番釋奠周公、孔子的反複之後，唐貞觀年間開始才真正確立了孔子的無與(yu) 倫(lun) 比的曆史地位，周公則從(cong) 此湮沒無聞。之後，宋元明清諸朝代都將釋奠孔子之禮儀(yi) 延續貫徹下來。而且，通過對孔子的封號如宋代的“至聖文宣王”，到元代的“大成至聖文宣王”，到明代及清代的“至聖先師”，可以看出宋元明清的皇帝對孔子之尊崇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但其間又有反複，如嘉靖帝廢黜孔子封號諡號，僅(jin) 保留“至聖先師”，順治帝時又加封“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後又改“至聖先師”。其尊奉規格亦有反複，主要在六佾與(yu) 八佾、籩豆為(wei) 十與(yu) 十二之間)。這其中自然有維持其政治教化與(yu) 君主統治的一方麵，但是，我們(men) 亦不能不看出，孔子憑藉其個(ge) 人魅力和人格風采(道德與(yu) 博學)已經成為(wei) 後代所尊奉的曆史楷模，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文化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得到了最為(wei) 廣泛的推崇，特別是其“和而不同”的思想對於(yu) 維護國家的繁榮穩定與(yu) 長治久安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而其所主張的禮樂(le) 並行的為(wei) 政方略亦極大地提升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修養(yang) 與(yu) 道德水平。 

注釋：

①趙駿河《朝中釋奠與(yu) 祭孔大典》。出自馬來西亞(ya) 孔學研究會(hui) 編《孔學論文集(一)暨孔子聖誕2553周年，曲阜祭孔紀念特刊》第533頁，2002年9月25日—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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