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叫朱學勤的自由主義(yi) 思想家認為(wei) ，90年代振興(xing) 儒學的努力“與(yu) 其說是學術思潮，不如說是一種在外力作用下的生存技巧，未必具有真實的社會(hui) 基礎學理根據。”雖然《原道》 的生存景況之艱難足以說明它並不曾在生存技巧上費什麽(me) 心思，但我還是想就此對個(ge) 人走近 儒學的心路曆程作一告白，但願這能把問題引向對其“社會(hui) 基礎與(yu) 學理根據”的思考。

首先，我必須承認港台新儒學對自己的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它引導我這個(ge) 80年代的 全盤西化論者嚐試從(cong) 正麵走近傳(chuan) 統，走近儒學，啟發我研究自身的文化當取“內(nei) 在視角”， 即視此文化為(wei) 生長中的生命，而作為(wei) 中國文化的研究者，我們(men) 本來就負有去更新豐(feng) 富此生命 形態之責任與(yu) 義(yi) 務。也正是在對此傳(chuan) 統文化與(yu) 民族生命之關(guan) 係的體(ti) 認中，我意識到，儒學並 不是某種描述客觀世界的知識，或者規定某種基本價(jia) 值的宗教(當然，它並不排斥此二者)， 而是一種因應生活問題，滿足生存和發展需要的真正人類學意義(yi) 上的文化。理解它，不僅(jin) 需 要“腦”的認知，也需要“心”的感悟以及“情”的認同(Commitment)。“天之大德曰生 ”，“聖人因時 設教而以利民為(wei) 本”，我認為(wei) 是對該文化特征的最好表述。千百年來儒學之所以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主幹，主要在於(yu) 它乃是滿足中國人群體(ti) 生存發展之需的“相對最佳”的方案。

近代以來之所以“儒門淡薄”，則主要是因為(wei) 隨著人類行為(wei) 能力的增強(科技進步，生 產(chan) 力發展)，其攫取財富的欲望也日趨膨脹，世界進入了以民族國家為(wei) 單位，以實力為(wei) 基礎 ，以生存空間為(wei) 目標的新戰國時代。十分不幸，中華帝國的專(zhuan) 製體(ti) 製不能很好代表民族的公 共利益，無法將全社會(hui) 的資源有效組織調動起來以應付列強的挑戰。因此，我們(men) 在這場競爭(zheng) 中敗下陣來。

由於(yu) 儒學與(yu) 政治關(guan) 係複雜，國家競爭(zheng) 失敗的原因首先是在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的理論框架中被處 理為(wei) 人種的優(you) 勝劣汰，繼而又在社會(hui) 發展階段論的理論框架中被判定為(wei) “封建文化”——必然被“資本主義(yi) 文化”所代替，致使文化，尤其是儒學成為(wei) 中國之貧弱的替罪羊。這種判定的理論缺陷在於(yu) ，它隻注意到了作為(wei) 符號係統的文化對人之行為(wei) 的影響塑造作用，而忽視了其在 根本上乃是“意欲”活動過程中的選擇和創造，即受動性的一麵，從(cong) 而在誇大文化功能的同時掩蓋了問題的真正症結所在。

於(yu) 是，在“打倒孔家店”的情緒發泄聲中，就有所謂古史辨派登場，以學術求真為(wei) 名，消解傳(chuan) 統史觀的知識合法性，從(cong) 而滿足消解傳(chuan) 統文化的價(jia) 值合法性之潛在訴求。在民族困厄尚未終結的現實情境中，作為(wei) 回應，新儒家學者將自己的工作定位在重建儒家文化的知識合法性這一層麵，用李明輝的話來說就是重建儒家的“學統”。

需要指出的是，他們(men) 所使用的知識框架或範型主要是移植自西方，如熊十力對形上學的執著，馮(feng) 友蘭(lan) 對新實在論的借鏡，牟宗三對康德的鍾情等。我不是懷疑知識的普遍性或將一切意識形態化，也無意抹煞這一層麵工作的必要性，但如果這就是新儒學的理論全部，那麽(me) 今天至少可以從(cong) 兩(liang) 方麵進行質疑。其一是中國的學問是否具有自己的係統性質，即是否不以近代西方學科為(wei) 參照則不能自明，則無從(cong) 彰顯其意義(yi) ?其二是，這種知識論研究進路是否符合儒學作為(wei) 文化的特性從(cong) 而實現其與(yu) 現代社會(hui) 生活的貫通?因此，盡管對新儒學深懷敬意，世紀末的我隱然覺得話語轉換已是現實的要求與(yu) 邏輯的必然。

儒學要進入社會(hui) 生活就象一切思想要進入社會(hui) 生活一樣，必須滿足兩(liang) 個(ge) 條件：邏輯上成立，實踐中有效(用)。現代人接受一種觀點必須要求其或者合乎“真理”，或者合乎“道理”。這是不錯的。但我們(men) 不能將，“真理”“道理”抽象為(wei) 超越時空的上帝的原則，並且應該走出近代進化史觀所潛藏的傲慢，以為(wei) 人類曆史也如科學技術一樣，現在勝過去，明天一定更好。

人首先是曆史的存在物，這意味著社會(hui) 發展的連續性與(yu) 現實存在的有限性。陳寅恪強調“對古人之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詣應具一了解之同情”，我認為(wei) 這是今人體(ti) 悟接受古聖賢之理論沉思與(yu) 製度探索之合理性的有效途徑。這並不隻是陳寅恪作為(wei) 文化保守主義(yi) 者的情緒表達，也是哲學解釋學、文化人類學的學理要求。比如“嫡長繼承製”在今天看來是與(yu) 民主政治相去甚遠的封建世襲製，但儒者之所以認可，是因為(wei) 在特定社會(hui) 條件下它不失為(wei) 符合公共利益的“次優(you) 選擇”。韓愈分析說，“前定雖不當賢，尤可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zheng) 且亂(luan) ”。同樣，“淫”之所以被視為(wei) 萬(wan) 惡之首，乃是由於(yu) 古代社會(hui) 以家族性組織為(wei) 其基 本結構，且避孕手段不完善，而性行為(wei) 所導致的生殖，不僅(jin) 造成社會(hui) 的倫(lun) 理傷(shang) 害，而且還會(hui) 導致財產(chan) 繼承諸直接的經濟法律糾紛。與(yu) 此相應，促進家族整合和諧的“孝”與(yu) “貞”則成為(wei) 百善之先，雖然它可能導致對某些個(ge) 體(ti) 之自由和個(ge) 性的壓抑。明乎此，我們(men) 不難發現，古人的主張既合“道之理”，也合“真之理”，並非“冬烘”、“假道學”即可一言蔽之。

近百年來，中國和世界的麵貌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個(ge) 需要文化巨人的時代，儒學和其它領域一樣尚未出現具有原創性的金聲玉振的大師，我認為(wei) 根本的原因在於(yu) 我們(men) 的民族對自己生命意識的自覺雖已喚醒但尚未成熟。這應該才是傳(chuan) 統在改革二十年後重受重視的根本原因。在這個(ge) 業(ye) 已啟動的曆史進程中，作為(wei) 學者，我們(men) 應做的工作首先是將“聖人之法”還原到特定曆史情境中彰顯其意義(yi) ，以意逆誌，把握“聖人之所以為(wei) 法”作為(wei) 創造性轉換的樞軸，建構作為(wei) 自身而不是作為(wei) “他者”的民族敘事。

論證傳(chuan) 統在當代生活實踐中的意義(yi) 之所以困難，在於(yu) 它實際首先是一個(ge) “行”的問題。 李澤厚先生勾勒了大陸的新儒學框架，但我對這種擬測沒有多少信心或興(xing) 趣。這倒不是貶低學術價(jia) 值的“反智論”。有德斯有言；聖人學於(yu) 眾(zhong) 人。盡管大陸新儒學必然呈現為(wei) 某種係統的理論，但儒學之文化屬性決(jue) 定了其新形態隻能是伴隨著曆史的遞嬗，在與(yu) 現實的應答中逐漸感生，而不可能按邏輯編程對著電腦敲定。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絕對的生命意誌與(yu) 相對的現實存在鼓摩相蕩是一切“道”的發生學基礎。很遺憾，在學術成為(wei) 一種產(chan) 業(ye) 的今天，識其文者眾(zhong) ，知其情者鮮，知識的泡沫覆蓋了生命之河，再也聽不到什麽(me) 激越的驚濤拍岸之聲。時髦的理論家們(men) 熱衷的是炫奇耀博，馳騖高遠。撇開其它原因不論，我覺得，華辭多而實道闕的關(guan) 鍵在於(yu) 他們(men) 所預設的這樣一個(ge) 前提並不成立：把握曆史情境，解決(jue) 現實問題的金鑰匙早已被某一學術文化中心打造出來，對我們(men) 來說隻是一個(ge) 拿來對號的問題。實際上，西方人有將自身的曆史經驗與(yu) 現實感受普遍化為(wei) 人類法則的偏好，如果不加反思地簡單“拿來”，隻能是依從(cong) 他人預先給定的可能性規定自己，而不是從(cong) 自身的可能性中發展自己。這實際是主體(ti) 生命意識的沉論，正跟“寧信度 無自信也”的宋人一樣可笑複可悲。

人是曆史的存在，也是社會(hui) 的存在，價(jia) 值與(yu) 正義(yi) 從(cong) 來就與(yu) 每一代人的生活狀況密切相關(guan) ，因而總是要求文化對此作出自己的明確表述與(yu) 深刻論證。梁啟超早就指出，“中國學術以研究現實生活之理法為(wei) 中心，即人生哲學及政治哲學諸問題也。”但近代以來由於(yu) 按西方學術分類對中國思想“格義(yi) ”蔚為(wei) 風氣，儒學被肢解為(wei) “哲學”或“倫(lun) 理學”而經院化，其生動豐(feng) 富的意義(yi) 世界被幽閉扭曲，其與(yu) 現實的連接管道也被堵塞切斷。如果說西方文化的正義(yi) 觀念主要是通過對社會(hui) 基本結構如何安排的討論得到表達的，——這種理性主義(yi) 的進路(即世界是一個(ge) 設計的應然)與(yu) 基督創世說及古希臘的城邦製度有關(guan) ，那麽(me) 儒家文化的正義(yi) 觀念 主要是通過對權力的合理運用這個(ge) 中心加以展開的，——這種曆史主義(yi) 的進路(即世界是一個(ge) 發生的實然)與(yu) 中國文明的原生性或連續性有關(guan) 。從(cong) 這一角度解讀儒學，我們(men) 可以對當代社會(hui) 中的諸多問題作出積極的回應，並使傳(chuan) 統在這種互動中成為(wei) 不斷生長的生命之樹……

世紀雲(yun) 暮，回首90年代，學界的特點並非“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而是知識分子群體(ti) 由於(yu) 思想資源，社會(hui) 關(guan) 注及價(jia) 值取向不同而形成的內(nei) 部分化。這當然不是一件壞事。 如果各種“主義(yi) 者”都能意識到其所持之論效用的有限性和邏輯的非自足性，進而尋求互相 發明，互相補充，而不是“得一察焉以自好，以其有為(wei) 不可加”，那就更是學術之幸，民族 之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