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乎薄厚之間：康有為(wei) 孔教觀省察

作者：陳彥軍(jun) （三亞(ya) 學院講師、學術服務中心研究人員）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原道》第30輯，陳明 朱漢民 主編，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七月十七日癸酉

           耶穌2016年8月19日

內(nei) 容提要：康有為(wei) 是中國近代促發深刻變革的首批重要推動者之一，一生致力於(yu) 創發孔教、推動孔教建製化，其孔教觀的根本內(nei) 核就在《教學通義(yi) 》提出的教及民、吏。康有為(wei) 在晚清民初的孔教國教化努力，根本在於(yu) 從(cong) 今改製，使孔教成為(wei) 施於(yu) 全體(ti) 國民的包羅基礎教育、公共宗教、民眾(zhong) 教養(yang) 等的國家教化體(ti) 係，成為(wei) 施於(yu) 士人和官吏並由他們(men) 擔綱的國家文教和治理體(ti) 係。因應國竟時代的需要，康有為(wei) 也致力於(yu) 使孔教成為(wei) 教會(hui) 組織化的人道宗教。康有為(wei) 的努力最終無果而終，但在當代中國卻正在產(chan) 生可能有效的回響。今天的問題恰恰在於(yu) 中國社會(hui) 正處於(yu) 一種以新的士階層彷徨無主為(wei) 重要表征的深層次的失教狀態，“如何安置孔子”成為(wei) 亟待解決(jue) 的問題。重新思考康有為(wei) 孔教方案，看康有為(wei) 如何在薄厚之間拿捏孔教及其與(yu) 國家和社會(hui) 間的關(guan) 係，或許能帶給我們(men) 某種解決(jue) 問題的啟示。

關(guan) 鍵詞：孔教、教化、國家治理、公民宗教、康有為(wei)

秦漢以來兩(liang) 千年中華傳(chuan) 統社會(hui) 運轉到清代嘉道年間，已是危機四伏，亟待做出根本性的變革。康有為(wei) 是中國近代促發深刻變革的首批重要推動者之一，他在早年師從(cong) 朱九江次琦先生問學後，就已經敏銳地體(ti) 察到“隨流而靡亡，風俗殆至嘉、道而極矣”。[1]在其第一部係統總結這場千年危機及思考變革路徑的早期著作《教學通義(yi) 》中，康子將這場危機概括為(wei) “萬(wan) 馬齊喑”的人才危機：“朝無才臣，學無才士，閫無才將，武無才卒，野無才農(nong) ，府無才匠，市無才商”；他認為(wei) 根源在於(yu) “今天下治之不舉(ju) ，由教學之不修也”，[2]而變革路徑在於(yu) 師法三代，從(cong) 今改製，建立嶄新的寓於(yu) 國家治理之中的教化體(ti) 係，改變兩(liang) 千年來“教士而不及民”“教士而不及吏”的局麵。[3]康有為(wei) 一生致力於(yu) 創發孔教、推動孔教建製化，其孔教觀的根本內(nei) 核自於(yu) 《教學通義(yi) 》中創發後，雖曆經近代社會(hui) 巨變和他自身政見迭變卻始終沒變。[4]從(cong) 表層看去，康有為(wei) 推動的孔教運動可謂無果而終；但從(cong) 深層看去，曾將康有為(wei) 視為(wei) 保守落後的改良者的中國革命卻吊詭地奠定了康有為(wei) 所期望的教及民、吏的千年變革的宏大基礎，並且創造出眾(zhong) 多康有為(wei) 精思之而無位行之的寓於(yu) 國家治理的教化方法，以至於(yu) 今天的一些儒者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隱約視作一種“儒教型的政黨(dang) ”。[5]當然，今天的問題恰恰在於(yu) 中國社會(hui) 正處於(yu) 一種以新的士階層彷徨無主為(wei) 重要表征的深層次的失教狀態，“如何安置孔子”成為(wei) 亟待解決(jue) 的問題。重新思考康有為(wei) 的孔教方案，看康有為(wei) 如何在薄厚之間拿捏孔教及其與(yu) 國家和社會(hui) 間的關(guan) 係，或許能帶給我們(men) 某種解決(jue) 問題的啟示。

一、從(cong) 今改製

康有為(wei) 把捉這場千年危機，首先看到的是學之不修及士風猖獗。孔子歿後雖經朱子中興(xing) ，但道歧於(yu) 儒學之中的狀態卻愈演愈烈。[6]朱次琦深察清中葉以來學術思潮，掃除漢、宋之門戶，一切歸宗於(yu) 孔子，這無疑對康有為(wei) 產(chan) 生了深刻的影響。朱次琦臨(lin) 終盡焚己作，已無緣細辨他對學生康有為(wei) 的影響；但康有為(wei) 一生卓犖獨行，他以學風、士風來總結危機當有其自家精思之處。而康有為(wei) 在體(ti) 察到危機之前，已經探深佛道，攬識西學，但他做出教不及民、吏的判斷，在出發點上考慮的卻絕不是人的理性覺醒和民眾(zhong) 權利的啟蒙這一西方現代興(xing) 起時的主題。

在應對持續不斷的經濟社會(hui) 危機中，歐洲中世紀走到了盡頭，安德森試圖用絕對主義(yi) 國家的係譜描述16世紀開始展開的歐洲現代民族國家建立和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關(guan) 係確立的進程，這是一個(ge) 民族國家公共權威確立和市民社會(hui) 私人產(chan) 權強化的雙向進程。[7]關(guan) 於(yu) 這一進程，霍布斯、洛克以降的西方自由主義(yi) 理論家建立了一整套從(cong) 個(ge) 人權利出發的社會(hui) 契約進而國家、社會(hui) 與(yu) 民族建構的理論，與(yu) 安德森所運用的馬克思主義(yi) 理論一道，支配著迄今為(wei) 止的世界政治和文化解釋。而在這兩(liang) 套理論嵌入中國曆史進程並逐步獲取支配地位之前，康有為(wei) 已從(cong) 中國思想的自身脈絡裏，建立了一套以治理和教化為(wei) 中心的應對中華傳(chuan) 統社會(hui) 危機的理論。與(yu) 霍布斯等類似，康有為(wei) 亦是從(cong) 人的血氣、覺知、形體(ti) ，而不是傳(chuan) 統聖賢之言入手來構建自己的理論體(ti) 係。不同的是，康有為(wei) 以一種整體(ti) 思維豁開了一條治教一體(ti) 的理路，而霍布斯等其實是把暴力的手段留給國家，而把教化的底線留給宗教。

“治血氣，治覺知，治形體(ti) ，推以治天下；人之覺知、血氣、形體(ti) ，通治之術”。[8]治，猶治水，隨其性而導之。人是血氣之屬，生而有覺知，長而有形體(ti) ，所秉受的自然之性，在人與(yu) 人之間並沒有大的差別，在“性相近”的意義(yi) 上，人與(yu) 人生而平等。但緣於(yu) 人禽之別，人與(yu) 人之間也日漸呈現出差別。“人類之生，其性善辨，其性善思，惟其智也。禽獸(shou) 顓顓冥愚，不辨不思。人之所以異於(yu) 禽獸(shou) 者在斯”。[9]所謂辨思，即是覺知，覺知的不斷擴展，就是人的智力的不斷形成。“惟其任智而知學也”。[10]由血氣而來的覺知，除非遇到強烈的壓製和禁錮，必然會(hui) 伴隨著欲望的放縱而擴展，而學，在最基礎的意義(yi) 上，就是覺知，就是效仿。“幼者學於(yu) 長者，不能者學於(yu) 能者，此學之始也”。而伴之而來的就是“老者傳(chuan) 之幼者，能者告其不能者，此教之始也”。[11]教、學的發生，必然凸顯人際的差別。長者相比幼者善於(yu) 辨思，必然會(hui) 構建一套區分長幼上下的人倫(lun) 秩序，能者相比不能者善於(yu) 辨思，必然會(hui) 構建一套有利於(yu) 能者指揮不能者的製作規程。而隨著教、學的必然的製度化，秩序和規程會(hui) 長久保持並擴展，伴之而來的就是長老或賢能治理的人道秩序的形成。顯然，達成秩序的治理本身就是教化的過程，而既然通於(yu) 人的覺知、血氣、形體(ti) ，“以治為(wei) 教”[12]或者說治教一體(ti) 的內(nei) 容或形式也必然與(yu) 時俱進。考諸孟子、荀子、董仲舒、焦循等儒家前賢著作，康有為(wei) 這套思考其實並沒有超出曆代儒學所踐行的學思軌跡。

在康有為(wei) 看來，從(cong) 庖犧氏特別是堯舜起而至夏商周三代，中國建構起一整套融治教為(wei) 一體(ti) 的教學體(ti) 係：“今推虞製，別而分之，有教、有學、有官。教，言德行遍天下之民者也；學，兼道藝登於(yu) 士者也；官，以任職專(zhuan) 於(yu) 吏者也。下於(yu) 民者淺，上於(yu) 士者深；散於(yu) 民者公，專(zhuan) 於(yu) 吏者私。先王施之有次第，用之有精粗，而皆以為(wei) 治，則四代同之。微為(wei) 分之，曰教、學；總而名之，曰教。”[13]首先是教，人生幼壯，從(cong) 庶民到世家子弟，都要學習(xi) 幼學、德行學、六藝學和國法，這種公共的學習(xi) 是“身心之虛學”，貫穿於(yu) 凡民教育和生活的方方麵麵，與(yu) 國家官司和職事相勾連，並不局限於(yu) 學校；其次是學，壯而有室，為(wei) 民者“各擇九職”，在從(cong) 事職業(ye) 中學習(xi) ，而進於(yu) 士者，則入國學來養(yang) 成將來成為(wei) 國家卿士之儲(chu) 備，這種分類化的深入學習(xi) ，康有為(wei) 名之為(wei) “私學”，這種私人之學是“世事之實學”；最後是官，士人“分任六官”，繼續深造於(yu) 各自的專(zhuan) 門之學，並以職事而行各類教化。而周末失官亡學，雖有孔子紹述六經，但一則孔子無位，所教側(ce) 重士人之學，二則遭秦禁儒，所傳(chuan) 唯《春秋》以口說發揚王道。漢代“雜用王霸者，以今霸為(wei) 治，以古王為(wei) 教，於(yu) 是教學與(yu) 吏治分途”[14]，後世播衍，“禮樂(le) 雖失，而未失於(yu) 朝廷之上；義(yi) 理雖壞，而未忘於(yu) 魁壘之儒。此漢唐二千年來所由苟且為(wei) 治也。唯養(yang) 民教民之學，則無複幾微少存者”。[15]要重新使治教合一，使治理發揮教化的功能，必然要從(cong) 今製而立今學，可惜的是“孔子改製之意隱而不明，朱子編禮之書(shu) 遲而不就”[16]，今製未改而治理散漫，今學不成而士風日壞，百姓失教而德智日衰，中國風俗演變至嘉、道，終於(yu) 在國競時代到來之際崩壞到極點。

從(cong) 來認為(wei) 儒者崇古製、習(xi) 古學，康有為(wei) 的今製今學說其實對儒學實質有廓清之功。在寫(xie) 《教學通義(yi) 》時，康有為(wei) 依清製、尊朱子，揣孔子改製之意，“盡可能參考朱子的相關(guan) 做法和想法，依次提出他的一整套教學複興(xing) 主張，計有幼學、德行、讀法、六藝、敷教、言語、師保等內(nei) 容”。[17]據現存《教學通義(yi) 》，康有為(wei) 的複興(xing) 主張中有七章內(nei) 容篇目俱失。唐文明對所存篇目做了詳細分析，指出康有為(wei) 這裏提出的應對危機的方案就是隨後在《康子內(nei) 外篇》中首次使用並在其後的政學生涯中闡揚和實踐的“孔教”。[18]

二、孔教國教義(yi)

“孔教”一名，康有為(wei) 之前極不常用，偶用在與(yu) 他教對舉(ju) 之處。[19]《康子內(nei) 外篇》也正是在與(yu) 佛教、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等比較中提出“孔教”：

“天地之理，惟有陰陽之義(yi) 無不盡也，治教亦然。今天下之教多矣：於(yu) 中國有孔教，二帝、三皇所傳(chuan) 之教也；於(yu) 印度有佛教，自創之教也；於(yu) 歐洲有耶酥；於(yu) 回部有馬哈麻，自餘(yu) 旁通異教，不可悉數。然餘(yu) 謂教有二而已。其立國家，治人民，皆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lun) ，士、農(nong) 、工、商之業(ye) ，鬼、神、巫、祝之俗，詩、書(shu) 、禮、樂(le) 之教，蔬、果、魚、肉之食，皆孔氏之教也，伏羲、神農(nong) 、黃帝、堯、舜所傳(chuan) 也。凡地球內(nei) 之國，靡能外之。其戒肉不食，戒妻不娶，朝夕膜拜其教祖，絕四民之業(ye) ，拒四術之學，去鬼神之治，出乎人情者，皆佛氏之教也。耶穌、馬哈麻、一切雜教皆從(cong) 此出也。聖人之教，順人之情，陽教也；佛氏之教，逆人之情，陰教也。”[20]

自孟德斯鳩以降，西方學者傾(qing) 向於(yu) 把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視為(wei) 停滯的社會(hui) ，安德森在無法將16世紀從(cong) 西歐擴展的以封建主義(yi) 向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改變為(wei) 基礎的民族國家與(yu) 市民社會(hui) 的雙向進程合乎邏輯地推進到近代中國的時候，他以亞(ya) 細亞(ya) 生產(chan) 方式和東(dong) 方專(zhuan) 製主義(yi) 的概念來粗暴化解。[21]20世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yi) 其實多是繞開產(chan) 生源頭處的糾纏，簡單套用五階段論來解剖中國社會(hui) 以工具性地達到宣傳(chuan) 、推動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的目的。而當中國取法蘇俄、創造性地完成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之後，曾被繞過的西方資本主義(yi) 發展路徑，卻在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遭遇困難而向西方再度學習(xi) 的時候，以西方自由主義(yi) 的學術和意識形態占領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和官員頭腦及形成相應的製度化的形式，工具性地部分支配著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中國社會(hui) 。[22]從(cong) 突破基督宗教統治的中世紀中產(chan) 生的馬克思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出發，我們(men) 無法實質性地理解康有為(wei) 所言的“二帝、三皇所傳(chuan) ”的作為(wei) 陽教的孔教。

耶穌決(jue) 裂舊約而自創宗教，耶教在組織化地實現從(cong) 下到上廣納教徒後，被晚期羅馬帝國當作一種自救之方奉為(wei) 國教，後在羅馬帝國的廢墟上成為(wei) 蠻族的教化者，推動形成雙頭對峙的歐洲中世紀秩序。而孔教卻是連續性的中華文明自生自發的融入並連接倫(lun) 理、政治、經濟、文化等等文明體(ti) 各方麵的以治為(wei) 教的體(ti) 係，孔子因在周秦之變中創生性地保持文明連續性的功績而得以被冠名這一體(ti) 係。康有為(wei) 的貢獻在於(yu) 他在一個(ge) 新的曆史性巨變的當口，全力維護孔教，而且抉發出久已湮滅的孔教保持連續性與(yu) 創生性的統一的“秘訣”，那就是“孔子改製”。三代以來，中國社會(hui) 迭經多變，可謂翻天覆地，從(cong) 沒有停滯；但在師古意、從(cong) 今製、立今學的孔教精神指引下，中國成為(wei) 世界上唯一沒有斷滅或換血的文明。隻有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體(ti) 察康有為(wei) 如何在薄厚之間拿捏孔教及其與(yu) 國家和社會(hui) 間的關(guan) 係，才可能理解康有為(wei) 反複言說的孔教國教義(yi) 。

首先，孔教是施於(yu) 全體(ti) 國民的、包羅基礎教育、公共宗教、民眾(zhong) 教養(yang) 等的國家教化體(ti) 係。“下於(yu) 民者淺”“散於(yu) 民者公”，普及性和公共性是孔教此層義(yi) 的特點。比如六藝，作為(wei) 士人之學，一經可翻出無窮義(yi) ，務求博厚；而作為(wei) 國民之學，要隨時代發展不斷從(cong) 俗更新，削薄也就是簡易至能達成六藝之教即可。“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wei) 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shu) 教也。廣博易良，樂(le) 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jian) 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禮記·經解》）孔子所言的顯然是國民教化而不單指士人。

康有為(wei) 曾經感慨三代百姓全習(xi) 六藝而後世即便士人也已經為(wei) 難。其實，康有為(wei) 很清楚地看到，孔子刪述六經，就是適應時代變化的改製，而漢代起的“教學與(yu) 吏治分途”，明尊孔子而“以古王為(wei) 教”，實則以繁難把多數人堵塞在教育和治理之外，至宋代置六經而重四書(shu) ，仍隻能限於(yu) 少數士人，明清士紳輔以善書(shu) 、佛文、道經為(wei) 教，卻也離六藝之全麵教化遠矣。一代有一代之製，一代有一代之學。康有為(wei) 力辨新學偽(wei) 經，其意圖就在於(yu) 說明孔子為(wei) 今學；闡發孔子改製，其根本就在於(yu) 說明孔子為(wei) 時王。不明今製，不立今學，不能使治教合途而對國民施以全麵的教化，那就是不管如何口誦孔子之言也是背離孔子之教。在與(yu) 朱一新討論中，康有為(wei) 說：“孔子大義(yi) 之學，全在今學。每經數十條，學者聰俊勤敏者，半年可通之矣。諸經皆無疑義(yi) ，則貴在力行，養(yang) 心養(yang) 氣，以底光大。於(yu) 是，求義(yi) 理於(yu) 宋、明之儒，以得其流別；求治亂(luan) 、興(xing) 衰、製度沿革於(yu) 史學，以得其貫通；兼涉外國政俗教治，講求時務，以待措施；而一皆本之孔子之大義(yi) 以為(wei) 斷。其反躬之學，內(nei) 之變化氣質，外之砥厲名節，凡此皆有基可立，有日可按。”[23]其薄厚之次第，可側(ce) 麵理解康有為(wei) 對國民之教與(yu) 士人之教的分擘。

康有為(wei) 在《上清帝第一書(shu) 》中以“國勢危蹙”而直指國民教養(yang) 之無法和地方官製之不當，立陳革曆代之積弊而變法。康有為(wei) 的變法思想根本上在於(yu) 複興(xing) 孔教以應對千年之危機。不斷向清帝上書(shu) 通下情、變科舉(ju) 、獎工商、廣建孔子廟、設教官傳(chuan) 教等一係列主張，不斷組織戒纏足會(hui) 、強學會(hui) 、聖學會(hui) 、保國會(hui) 等各種教化團體(ti) ，不斷整理體(ti) 現日本、俄國等變政圖強的書(shu) 刊，直至參與(yu) 戊戌變法上折“請尊孔聖為(wei) 國教立教部教會(hui) 以孔子紀年”[24]，這總總合在一起，當能展示康有為(wei) 依托當局複興(xing) 孔教的全副思考。而變法失敗後周遊列國考察政教，組織保皇會(hui) 、孔教會(hui) 並在辛亥革命前後將之在一定意義(yi) 上政黨(dang) 化，共和體(ti) 製建立後不斷倡言孔教入憲為(wei) 國教，直至晚年在上海做寓公仍時赴各地宣講孔教，這樣樣並在一處，當能看到康有為(wei) 遭逢亂(luan) 世保存孔教的滿腔努力。康有為(wei) 的所有思考和努力，都在於(yu) 將施於(yu) 全體(ti) 國民的國家教化體(ti) 係能改進則改進之，能保存則保存之，最低也要作為(wei) 國俗和“國魂”[25]得到尊重。

其次，孔教是施於(yu) 士人和官吏並由他們(men) 擔綱的國家文教和治理體(ti) 係。

“上於(yu) 士者深”“專(zhuan) 於(yu) 吏者私”，專(zhuan) 業(ye) 性和經世性是孔教此層義(yi) 的特點。按照康有為(wei) “以治為(wei) 教”的思想，士人治學，官吏治國，自身心而推至天下，古今一切學問和製度沿革，都當研深探幾，成一代之治自然成一代之教。康有為(wei) 批評秦漢以來兩(liang) 千年苟且為(wei) 治，首先在於(yu) 文教係統與(yu) 當時當世的製度生活脫節，好古賤今，碎義(yi) 逃難，使士人之學愈走愈窄，不能納新知以自廣，也喪(sang) 失對現實製度的研究和幹涉能力，如漢代的三老等好的製度竟不能在後世得以總結、傳(chuan) 續；其次在於(yu) 治國細務委之於(yu) 無教之吏胥，蕭規曹隨，端拱而治，官製“疏闊粗略”難以應對日益繁複的官民事務，更不能應新時而有合法渠道加以修治、改良，積弊難返，官民萎靡，在萬(wan) 國競爭(zheng) 時代到來時敗下陣來也是難免。

康有為(wei) 自己深研理學，同時留心一切古今中西學問。早年編製《萬(wan) 身公法書(shu) 籍目錄提要》，列實理公法全書(shu) 、公法會(hui) 通、禍福實理全書(shu) 、地球正史、地球學案等五類，後兩(liang) 類都以教為(wei) 首，“於(yu) 地球教術，尤為(wei) 加詳”，“地球學案”約可等於(yu) 一個(ge) 世界宗教史。[26]萬(wan) 木草堂時期形成一整套士人教育方案，通今會(hui) 古，廣納西學，所教育的學生如梁啟超後來成為(wei) 中國現代學術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這一時期，康有為(wei) 帶領眾(zhong) 弟子完成《新學偽(wei) 經考》《孔子改製考》，以“二千年通人大儒輩出而莫之知，而待康某於(yu) 二千年後發之”[27]的擔當和勇氣，建立起適應並開啟新時代的孔教理論，為(wei) 傳(chuan) 承和創新一切古今學問，啟士智，新士德，成士力，敞開道路。康有為(wei) 批偽(wei) 經、發孔子三世和大同義(yi) ，都要在為(wei) 研討一切學問和新知敞開道路及將國家與(yu) 社會(hui) 發展建立在審慎的理性研究基礎上才能得到恰當的理解。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康有為(wei) 因應時變，研究並創作了大量直麵現實疑難問題的著作，如《理財救國論》《物質救國論》《中華救國論》《共和平議》等，廣涉各種學問。同時著手於(yu) 整理新經學，創作出《春秋筆削大義(yi) 微言考》《論語注》《孟子微》《大學注》《中庸注》《禮運注》等一係列經學新著。“經學以經世”，不能更好經世就要自身變革。把經學瓦解等的責任推到康有為(wei) 身上，完全是懶人的思維。

古來變法都少有全身而退者，康有為(wei) 參與(yu) 戊戌變法，包括後來參與(yu) 張勳複辟，使他成為(wei) 近代以來遭到毀譽最多、最烈的曆史人物之一。康有為(wei) 認定“王霸論心不論跡”，曆史上各王朝所建立的治理製度，或許基於(yu) 馬上打天下而成，但作為(wei) 時人所處之今製，誌士仁人發“不忍之心”，精沿革之跡，聳身而入以改良之，它就能變霸製為(wei) 王製。康有為(wei) 從(cong) 孔子改製、董仲舒策對、朱子編禮看到了前賢之榜樣，投身改良從(cong) 來是將毀譽置之度外。從(cong) 以一介書(shu) 生七次上書(shu) 清帝起，康有為(wei) 就不斷對國家治理製度的改良提出方方麵麵的建議，廢省以緊湊地方治理，設議院以積眾(zhong) 智修治弊政，改官製以形成科學有效的官僚體(ti) 係，推公民自治以完善基層治理，等等，都意在改良兩(liang) 千年以君主為(wei) 中心的中央集權體(ti) 製，揚長補短，振作官民，使國家治理成為(wei) 達至社會(hui) 良序、民情良善的重要源頭，在國競時代亦能立於(yu) 不敗之地。如果說早期對借鑒西方製度還有一些浪漫幻想，變法失敗後流亡十四國，康有為(wei) 對於(yu) 西方製度的優(you) 劣有了更深切審慎的認識。辛亥革命推翻兩(liang) 千年帝製，建立共和，種種康有為(wei) 所擔心的問題諸如政治之分裂、民生之凋敝、風俗之敗壞等一一呈現。[28]麵對共和肇造，康有為(wei) 顯示出大立法者的宏闊、通達與(yu) 審慎。他在《中華救國論》中明白提出：“夫共和者，聽人民自治，乃治之極軌也。而政無全美，必有利弊，共和之最患者，在無政府與(yu) 暴民為(wei) 亂(luan) 也”。針對當時輿論日熾的效仿西方政黨(dang) 政治，對於(yu) 作為(wei) 政府與(yu) 人民之機軸的政黨(dang) 之弊再三致意。指出欲成良政黨(dang) ，一要輸進通識，二要崇獎道德，因為(wei) “共和之治，合全國民之知識道德織成之”。而“欲重道德之俗，起敬畏之心，舍宗教何為(wei) ？”英德之國，信教自由與(yu) 推尊國教並行。在中國，“欲宜其民之風氣事勢，以養(yang) 其性情，而形其法律，不能舍孔子之道矣”。“孔子有平世大同之道，以治共和之世，吾國人正可歡喜恭敬，講明而光大之。”“自昔中國號一統，而孔道托之士夫。今則列國競爭(zheng) ，政黨(dang) 為(wei) 政，法律為(wei) 師，雖謂道德宜尊，而政黨(dang) 必尚機權，且爭(zheng) 勢利，法律必至詐偽(wei) ，且無恥心，蓋與(yu) 道德至反。夫政治法律，必因時地而行方製，其視教也誠，稍迂闊而不協時宜，若強從(cong) 教，則國利或失。故各國皆妙用政教之分離，雙輪並馳，以相救助；俾言教者極其迂闊之論以養(yang) 人心，言政者權其時勢之宜以爭(zheng) 國利，兩(liang) 不相礙而兩(liang) 不相失焉。今吾國亦宜行政教分離之時”。“今在內(nei) 地，欲治人心、定風俗，必宜遍立孔教會(hui) ，選擇平世大同之義(yi) ，以教國民”。“今若上之政府舉(ju) 之，收效可速。不爾則國之誌土，守死善道，應以為(wei) 任矣。”[29]可以說，康有為(wei) 對於(yu) 中國建立共和製度做了十分深邃的思考，對於(yu) 共和之製下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和推行方式的古今變異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而且願意善用一切時勢而身體(ti) 力行，以奠定中華共和之牢固基礎。

最後，孔教是應對國競時代需要的組織化的人道宗教。

趙翼曾以精粗之別論孔教為(wei) 何不像基督教一樣向外傳(chuan) 教，康有為(wei) 則認為(wei) 緣於(yu) 天為(wei) 之中國地勢：“以環境皆山，氣無自出，故孔子之教，未嚐遠行。”[30]因為(wei) 不傳(chuan) 教，孔教組織就自然弱化。而傳(chuan) 統上孔教教化與(yu) 國家治理混一，當國家製度積弊，養(yang) 民教民之法連累著日益衰敗，當麵臨(lin) 晚清時兩(liang) 千年製度全麵崩塌之局，孔教則可能消失無著。因此，在著名的公車上書(shu) 中，康有為(wei) 提出“亟立道學一科”，建立國子官、州縣教官、講學生這樣的組織係列，廣立孔子廟，“講明孔子之道”，並獎勵海外傳(chuan) 教。[31]另外還走下層路線，組織了聖學會(hui) 、強學會(hui) 、保國會(hui) 等宗教性組織。在戊戌奏折中，康有為(wei) 第一次明確提出設立國家教會(hui) 。“吾舉(ju) 國皆在孔子教中，何待設教會(hui) ？”“通變酌時”以對等處理教案也，改革積弊以與(yu) 洋教爭(zheng) 奪民眾(zhong) 也，變革八股以出人才、美風俗也。[32]這個(ge) 方案就是一個(ge) “政教雙馳”的方案。近代西方通過宗教改革，基本實現了從(cong) 政教對峙到政教雙馳的改變，而中國，則由康有為(wei) 變法開始了從(cong) 政教一體(ti) 到政教雙馳的變革。在1910年致梁啟超書(shu) 中，康有為(wei) 很自信地說：“吾一生發明孔學之道，其不中絕矣。方今國爭(zheng) 方競，舊理誠間有不適於(yu) 時用者。今必當政教分行，雙輪並馳，乃不偏弊。故教會(hui) 教部之設，不可以已。計將來不能不用吾此說也。”[33]

辛亥革命後，康有為(wei) 屢屢通過背後的政黨(dang) 運作和公開的投書(shu) 發文推動孔教作為(wei) 國教入憲並建立孔教教會(hui) 。[34]但最終，在基督教界抓住孔教是否宗教的模糊性展開運作下，不僅(jin) 國教案被否決(jue) ，“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wei) 修身大本”也被撤銷。[35]康有為(wei) 在國家建製中實現政教雙馳的努力就此以失敗告終。而後來通過建立民間孔教會(hui) 來實現政教雙馳的努力最後也無果而終。

康有為(wei) 晚年倡導人人於(yu) 家中設立“三本堂”，敬天法祖崇聖，敦請學校讀經，開設天遊書(shu) 院培養(yang) 人才，似乎是又要回到創獨立教會(hui) 前的孔教的存在狀態。1923年他在西安易俗社對山西學界演講時將“宗教”一詞釋為(wei) 神道教，認為(wei) 孔教是人道教，這又似乎回到了他早年陽教、陰教之分的立場。[36]也許，這是康有為(wei) 把捉時勢，在厚薄之間拿捏孔教，其目的隻是使孔教以其適當的時代形式長存於(yu) 中國。

三、公民宗教與(yu) 一個(ge) 宗教

1919年5月6日，康有為(wei) 通電聲援五四學生運動：“自有民國，八年以來，未見真民意、真民權。有之，自學生此舉(ju) 始耳。”[37]後代的曆史闡釋賦予了五四運動太多的意識形態意義(yi) ，而其實質不過是一場“外爭(zheng) 國權、內(nei) 懲國賊”的救亡運動。康有為(wei) 感應學生之怒，其實也是他自己怒了。

康有為(wei) 立孔教是為(wei) 使中國自主地解決(jue) 千年之危機，卻先被帝製之末政拒，後被共和之敗政阻，說他作為(wei) 改良家找不到出路可以，說孔教不能救中國則不可，因為(wei) 康有為(wei) 的孔教方案在中外力量的圍堵下並無機會(hui) 實施，共和初年之敗政恰恰與(yu) 草率的政客和辯士貿然背棄或變亂(luan) 孔教有莫大關(guan) 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作為(wei) 一個(ge) 共和製下湧現出的新精英團體(ti) ，恰恰是通過“教育農(nong) 民”[38]和改造舊官紳等與(yu) 康有為(wei) 孔教方案的“教及民吏”相通的作為(wei) ，實現了亂(luan) 世中的崛起，並主導了具有數千年中國特色的承擔教化功能的中央集權式國家治理結構的重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建政已然六十多年，其治國理政卻仍致隨其意識形態變遷而成長起來的或馬克思主義(yi) 或自由主義(yi) 的新的士階層內(nei) 心彷徨，而在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儒學複興(xing) 運動，卻越來越堅定地打出“回到康有為(wei) ”的旗幟。

作為(wei) “回到康有為(wei) ”的兩(liang) 個(ge) 主將，蔣慶的方案，幾乎可以對應上康有為(wei) 孔教方案的各種具體(ti) 內(nei) 容，陳明的方案，則頗師康有為(wei) “從(cong) 今改製”之意。孰是孰非，怕不是可以簡單論定。筆者更傾(qing) 向於(yu) 陳明的方案。

列國競爭(zheng) 中的現代國家已然是中國製度的現實，中國固然保留了文明國家的內(nei) 核，但在一個(ge) 較長時期裏還無力建立自己的新天下秩序，在現實操作的層麵，必然要遵循既有的國際規則。這就是孔教重建所要麵對的“今製”。陳明提出的作為(wei) 公民宗教的儒教和作為(wei) 一個(ge) 宗教的儒教兩(liang) 個(ge) 層麵並進的方案恰恰是從(cong) 今製出發而尋求改良。借助公民宗教這個(ge) 對現代國家在國家建構、國族建構上需要神聖價(jia) 值的事實的解釋性概念，陳明實現了對當代中國政治現實的介入、與(yu) 現代學術思想的對接、對傳(chuan) 統儒教資源的激活，可謂一舉(ju) 多得。而實際上，正如幹春鬆通過研究康有為(wei) 的國教設想是否符合公民宗教而得出要放棄簡單的比附[39]一樣，陳明使用公民宗教概念，也沒有對西方公民宗教學說做簡單的借鑒，而是從(cong) 中國曆史上“霸王道雜之”的新型政教關(guan) 係的合理性入手，提出儒教的當代發展如何“為(wei) 當下的國家建構和國族建構及其相關(guan) 的思想文化問題之解決(jue) 應對提供資源和方案”。[40]顯然，陳明看到了當代中國現有的公民宗教建構尚不足以形成各民族、各階層對國家的穩定認同，而基於(yu) 傳(chuan) 統的儒教資源恰恰在良好運作的條件下可以促成當代中國的公民宗教的完善。陳明認為(wei) ，在傳(chuan) 統儒教已然崩塌的情況下，通過公民宗教完善建構的過程，作為(wei) 一個(ge) 宗教的儒教“或許就此漸漸發育”，從(cong) 而實現它在現代中國“對功能的有效承擔”。[41]陳明研習(xi) 哲學出身，因為(wei) 對複興(xing) 儒學的哲學進路不滿意，他轉移到宗教進路。在他的眼裏，宗教這個(ge) 在現代世界已更具解釋性的概念才能承載儒教複興(xing) 的豐(feng) 富內(nei) 容。他其實並不像蔣慶那樣關(guan) 心儒教這個(ge) 宗教未來會(hui) 成為(wei) 什麽(me) 樣子，他更像是把宗教當作了實踐。所以，他會(hui) 根據時勢和進程不斷地修正自己的方案，對作為(wei) 公民宗教的儒教和作為(wei) 一個(ge) 宗教的儒教做削薄或加厚的處理。[42]反觀當年的康有為(wei) ，幾乎做的也是在以治為(wei) 教和獨立宗教之間轉圜的類似的工作。當然，由於(yu) 所麵對的“今製”和時代條件不同，陳明與(yu) 康有為(wei) 看上去有很大的差異。

今天的中國，已經穩穩地站立在了一個(ge) 新千年局麵展開的當口，康有為(wei) 當年曾被視為(wei) 狂妄，被鄙為(wei) “貌孔實夷”，但他憂勤致力解決(jue) 的很多實質性問題都已化解，雖然可能以新的麵貌還在出現，但都不再像清代嘉、道間那樣事關(guan) 全局。現在的問題是晚年康有為(wei) 百般思慮的孔教的安頓問題，陳明一輩新的儒者正在接過這個(ge) 曆史的接力棒，同時徜徉乎薄厚之間，創生性地保守中國近代以來百年變遷的實質性成果。

注釋：

[1]《南海朱先生墓表》，《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2]《教學通義(yi) 》，《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19頁。

[3]《教學通義(yi) 》，《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21頁。

[4]參看唐文明：《敷教在寬：康有為(wei) 孔教思想申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5]在《敷教在寬》的序文和結語，曾亦和唐文明都認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作為(wei) 一種新型政黨(dang) ，曾發揮了文教的功能，但隨著它蛻變為(wei) 一種執政黨(dang) ，教化功能已喪(sang) 失。不過，陳明、秋風恰恰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作為(wei) 執政黨(dang) 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或許有益於(yu) 儒家教化功能的恢複。

[6]《南海朱先生墓表》，《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1頁。

[7][英]佩裏·安德森：《絕對主義(yi) 國家的係譜》，劉北城、龔曉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南海朱先生墓表》，《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1頁。

[9]《教學通義(yi) 》，《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20頁。

[10]《長興(xing) 學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341頁。

[11]《教學通義(yi) 》，《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21頁。

[12]《南海朱先生墓表》，《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1頁。

[13]《教學通義(yi) 》，《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21頁。

[14]《教學通義(yi) 》，《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45頁。

[15]《教學通義(yi) 》，《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44頁。

[16]《教學通義(yi) 》，《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46頁。

[17]唐文明：《敷教在寬》，第66頁。

[18]唐文明：《敷教在寬》第67-75頁。

[19]檢索電子版四庫全書(shu) 發現以下數條，如南朝梁釋僧祐《弘明集》“既違釋典，複乖孔教”，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公謂佛經為(wei) 妄，廣亦謂孔教不真”，《明儒學案》載泰州學派管誌道言“孔教與(yu) 二教峙，故不期佛老之徒爭(zheng) 而自爭(zheng) ”等。

[20]《康子內(nei) 外篇》，《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103頁。

[21]參看《絕對主義(yi) 國家的係譜》第三部分“結論”及附錄筆記“亞(ya) 細亞(ya) 生產(chan) 方式”。

[22]這裏所用的“工具性”的概念，得益於(yu) 年初與(yu) 陳明老師的探討。在陳明老師看來，在推動中國重新走上統一和富強的道路上，馬克思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都曾經發揮了工具性的作用。

[23]《與(yu) 朱一新論學書(shu) 牘》，《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317頁。

[24]《請商定教案法律匣正科舉(ju) 文體(ti) 聽天下鄉(xiang) 邑增設文廟謹寫(xie) 〈孔子改製考〉進呈禦覽以尊聖師而保大教折》，《康有為(wei) 全集》第4集，第96頁。

[25]參看唐文明《敷教在寬》論辛亥革命後康有為(wei) 的孔教思想。唐文明總結康有為(wei) 思想，認為(wei) “孔教為(wei) 中國成立、得以維係的曆史根源，即國魂”，見該書(shu) 第174頁。

[26]《萬(wan) 身公法書(shu) 籍目錄提要》，《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144頁。

[27]《與(yu) 朱一新論學書(shu) 牘》，《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316頁。

[28]曾亦：《共和與(yu) 君主：康有為(wei) 晚期政治思想研究》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9]《中華救國論》，《康有為(wei) 全集》第9集，第322-327頁。

[30]《康子內(nei) 外篇》，《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第110頁。

[31]《上清帝第二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2集，第43頁。

[32]《請商定教案法律匣正科舉(ju) 文體(ti) 聽天下鄉(xiang) 邑增設文廟謹寫(xie) 〈孔子改製考〉進呈禦覽以尊聖師而保大教折》，《康有為(wei) 全集》第4集，第93-95頁。

[33]《致梁啟超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9集，第166-167頁。

[34]如《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以孔教為(wei) 國教配天議》等，見《康有為(wei) 全集》第10集。

[35]唐文明：《敷教在寬》，第186-187頁。

[36]《長安演講錄》，《康有為(wei) 全集》第11集，第275-276頁。而在之前一心要立教會(hui) 時，康有為(wei) 曾詬病“宗教”這一日譯，認為(wei) religion是“凡能樹立一義(yi) ，能倡徒眾(zhong) 者之意”，不專(zhuan) 為(wei) 神道。

[37]《請誅國賊救學生電》，《康有為(wei) 全集》第11集，第105頁。

[38]毛澤東(dong) 自從(cong) 事革命起就以重視教育和組織農(nong) 民而與(yu) 生搬硬套馬克思主義(yi) 和蘇俄經驗的黨(dang) 內(nei) 同誌顯著區別開來，並在新中國建國前夕鄭重向全黨(dang) 提出“嚴(yan) 重的問題是教育農(nong) 民”。

[39]參看幹春鬆：《保教立國：康有為(wei) 的現代方略》，北京三聯書(shu) 店2015年版，75頁。

[40]陳明：《儒教與(yu) 公民社會(hui) 》，東(dong) 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6頁。

[41]陳明：《儒教與(yu) 公民社會(hui) 》，第91頁。

[42]參看陳明《儒教與(yu) 公民宗教》第104、134、139、144頁關(guan) 於(yu) 儒教厚薄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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