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以來的文化熱中，學界普遍接受了這麽(me) 一個(ge) 解釋中國近代史進程的理論框架，即傳(chuan) 統社會(hui) 在外力衝(chong) 擊下向現代社會(hui) 變遷，對應於(yu) 文化由表及裏的器物、製度、價(jia) 值三層麵，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五四運動構成該變遷的三大階段。這種描述最早出自晚清的曾廉：“變夷之議，始於(yu) 言技，繼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後來，殷海光、金耀基、龐樸等當代學人先後在台灣、香港和大陸三地對此加以闡釋。當然，與(yu) 曾氏所擔憂的“變於(yu) 夷”不同，殷、金、龐諸氏均旨在論證，西化乃是出自文化科學本身之內(nei) 在邏輯。於(yu) 是，整個(ge) 近代史就被整合成一個(ge) 認識越來越深刻、行動越來越正確的現代化過程，潛台詞則是，當今文化討論的任務仍然是“打倒孔家店”，擁抱“藍色文明”。

盡管立論者的動機應予充分肯定，但不能不指出這種邏輯在理論上是難以成立的，在現實中也會(hui) 帶來一些消極影響。

首先，這個(ge) 理論框架所隱含的文化結構說前提不能成立。誠然，文化在外部描述中呈現為(wei) 物質文化、製度文化與(yu) 精神文化三個(ge) 塊板。但三者並非由表及裏的同心圓，更不是鐵板一塊，它們(men) 隻是經由人這個(ge) 文化主體(ti) 才獲得其統一性或結構關(guan) 係。物質文化對應於(yu) 人的物質生活需要；製度文化對應於(yu) 人的社會(hui) 分工與(yu) 合作的需要；精神文化對應於(yu) 人追求理想渴望永恒的需要。因此，三者間並不直接決(jue) 定，彼此間的互相影響，均需通過人這個(ge) 中介環節才能展開完成。從(cong) 經濟決(jue) 定論到價(jia) 值決(jue) 定論，均因忽略了活生生的人之“軸心”地位，而把複雜的社會(hui) 存在和曆史運作過分簡單化了。尤其製度一維，某種程度上乃是一種由社會(hui) 強勢集團支配的對現實利益關(guan) 係的劃分，又怎麽(me) 能夠籠統地以（傳(chuan) 統）文化目之並寄望於(yu) 通過文化的批判或建設即可予以改變或改造呢?

其次，對於(yu) 個(ge) 體(ti) 來說，文化塑造其個(ge) 體(ti) 人格，對於(yu) 民族來說，文化反映該民族之氣質，但我們(men) 卻不能據此推出文化宿命主義(yi) ，得出“借思想文化以解決(jue) 問題”的結論。佛經是佛陀所說之法，先於(yu) 眾(zhong) 沙門而存在，但作為(wei) 淨飯王太子的喬(qiao) 答摩•悉達多對於(yu) 所謂佛法而言顯然又是邏輯在先。道者生於(yu) 心，法者因於(yu) 事，器者應於(yu) 物。如果道、法、器可以對應於(yu) 前述文化諸要素，那麽(me) 這應該是作為(wei) 特定文化主體(ti) (如民族、人類)與(yu) 諸文化符號之間的真實關(guan) 係。正因每一文化首先隻能是“為(wei) 人的存在”，它就必然內(nei) 在地包含著自我更新的必要與(yu) 可能，構成該文化麵向未來的生長點。在我看來，關(guan) 鍵在於(yu) 受此文化熏染浸潤之人能否挺身而出，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和義(yi) 務，法聖人之所以為(wei) 法，回應挑戰，繼往開來，而不是從(cong) 知識的完備性預設出發對古人求全責備，把現實的困境誤解成傳(chuan) 統的危機。文化的發展從(cong) 來就有如接力賽，每一代都須盡其所能跑出自己的最大速度，一代一代的成績就構成一個(ge) 民族整體(ti) 的文化景觀。前述以變教為(wei) 尋求富強之前提的觀點，則正犯了錢穆先生所謂“指生原為(wei) 病原”的錯誤。
此外，即使該理論框架邏輯上能夠成立，也與(yu) 曆史事實不盡相符。因為(wei) 戊戌維新本身並未獲得成功，康、梁他們(men) 做出的製度安排並未通過實踐驗證出其效果究竟如何，能否富國強兵或現代化。因此，按照該理論框架，接下來的應該是新一輪製度變革的努力與(yu) 嚐試，否則，變教的五四運動倉(cang) 促登場顯然就有點師出無名了。——戊戌變法與(yu) 五四運動之間有一辛亥革命，但總不至於(yu) 有人把五四運動作為(wei) 辛亥革命的接班人或後續手段來加以定位吧?相反，辛亥革命不在其解釋場域之內(nei) 正是該理論框架存在內(nei) 在缺陷的明顯標誌。

應該說，這個(ge) 理論框架從(cong) 曾廉的《與(yu) 友人書(shu) 》中脫胎而出，依次席卷台、港地區及中國大陸並非偶然。它孕育於(yu) 知識分子對政治不滿而又無能為(wei) 力的五四時期，既是由此而來的文化激進主義(yi) 的產(chan) 物，又為(wei) 這種文化激進主義(yi) 提供了知識上的合法性支持，強化了這種心理定勢。

文化熱的思維特征是以文化為(wei) 綱，不論什麽(me) 問題，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層麵即不可謂之深刻。實際上離開對人與(yu) 人的諸種關(guan) 係的探討，將特定社會(hui) 結構變遷的問題化約轉換成觀念文化變遷的問題，隻會(hui) 導致對問題之真實性的遮蔽，可能永遠也找不到問題的症結。當然，茲(zi) 事體(ti) 大，這裏無法展開，而隻能簡單指出該解釋框架導致的某種影響，最直接的一點就是對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整體(ti) 評價(jia) 過低，對它們(men) 的指導思想與(yu) 具體(ti) 措施沒有足夠估價(jia) 。實際上張之洞、康有為(wei) 均屬於(yu) 代表民族文化生命力的“聖之時者”，正是他們(men) ，將民族的危機化作了一次重構傳(chuan) 統的機會(hui) 。半個(ge) 世紀以來，解釋近代史的理論框架均以科學性相標榜，實際近代史的主題與(yu) 數千年來的主題與(yu) 每一代人的生活主題並無根本的不同，首先應該從(cong) 存在的人文性角度來把握。即每一代人總是從(cong) 曆史給定的情境中，從(cong) 有限的生命存在中，調動自己全部的心智力量，使自己所屬的生命共同體(ti) 戰勝挑戰，蓬勃生長。和諧，公正，和效率則顯然是以此為(wei) 出發點和終極目標的文化所必然追求的。站在某種特別設定的終極立場，給曆史人物的生平與(yu) 誌業(ye) 評分排座次，不僅(jin) 在理智上顯得狂妄，情感上也有些輕佻，因為(wei) 古聖先賢之名作為(wei) 文化符號既是一個(ge) 曆史事件，更是一份精神遺產(chan) 。捫心自問，我們(men) 之於(yu) 時代，是否也有所作為(wei) 有所貢獻因而足以傲視古今？

陳寅恪先生認為(wei) 文化的發展須一方麵接納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民族之地位。而該文化之主體(ti) 以“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立足現實，沉潛以對，則不僅(jin) 是成功實施這一發展戰略的前提，我想，也應是陳氏所歸依的張南皮曾湘鄉(xiang) 中體(ti) 西用說之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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