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典、律典和習(xi) 慣法共同追求良法善治  認真對待中華法係傳(chuan) 統

作者：俞榮根（西南政法大學教授）

來源：《人民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七月十三日己巳

           耶穌2016年8月15日

今天，中國的法學研究和法治建設進入了一個(ge) 轉型時期。這種轉型主要體(ti) 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從(cong) 階級專(zhuan) 政工具論的革命法學向實現良法善治的治理法學轉型；從(cong) 百多年來移植歐美以及一度仿照蘇聯的移植法學、法治向具有現代民主法治精神和中國特色的法學、法治轉型。在這個(ge) 過程中，我們(men) 應當認真對待自己的法律傳(chuan) 統，深刻認識中華民族祖先創製的傳(chuan) 統法律文化，從(cong) 傳(chuan) 統良法善治智慧中汲取營養(yang) 。

中華法係是禮與(yu) 法的結合

長期以來，很多學者認為(wei) 中國古代法係屬於(yu) 律令法係，許多中國法律史教材也按律令法係模式編寫(xie) 。所謂律令法係，是指國家主要法律由律和令兩(liang) 種形式組成。這種觀點深化了諸多方麵的微觀研究，但也容易造成對中華法係的片麵理解，因為(wei) 它不能完整表達中華法係的豐(feng) 富內(nei) 涵及特質。

實際上，禮法法係可能更適合概括中華法係的特征。資料顯示，我國早在殷周時代就有禮與(yu) 刑的規範形式。經過長期演化，中國古代形成了複雜的禮法法律規範體(ti) 係，內(nei) 含三個(ge) 子體(ti) 係。

禮典子體(ti) 係。禮典是由朝廷編纂、頒布的禮儀(yi) 大典。在禮法體(ti) 係中，禮典的地位最高。現存儒家經典“三禮”中的“儀(yi) 禮”，堪稱禮典之祖。唐代的“開元禮”集禮典之大成，成為(wei) 禮典的典範。除了成文禮典，禮典係統還包括儒家經典以及記載於(yu) 其中的古代製度、事例；還有祖宗之法、故事、舊典，也就是在王朝運作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禮儀(yi) 慣例或行政慣例。禮典首先要解決(jue) 的是一代王朝“受命於(yu) 天”的政治統治的正統性、合法性問題。另一個(ge) 重要功能就是確定王朝內(nei) 部、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王朝和藩邦屬國的權力與(yu) 責任，規範君臣、百官、百姓的尊卑秩序。現代法理學認為(wei) ，法律規範須具備假定、指示和製裁三個(ge) 要素。禮典具備假定和指示兩(liang) 個(ge) 要素，但缺乏製裁要素。其實，對違禮行為(wei) 的製裁是由刑律來承擔的。這正是禮法法係的特色。

律典子體(ti) 係。即以成文律典為(wei) 主幹的律令體(ti) 係。律典是由朝廷編纂、頒布的刑律大典，是具有國家強製力的剛性規範。現存《唐律疏義(yi) 》是律典代表。不過，律典必須以禮典為(wei) 依歸，即所謂“一準乎禮”，不得違反禮典的精神原則與(yu) 具體(ti) 規範。換言之，中國古代法中的律典體(ti) 係是禮法統攝下的法律規範。

習(xi) 慣法子體(ti) 係。就是以禮義(yi) 為(wei) 宗旨、以禮俗為(wei) 基礎的鄉(xiang) 規民約、家法族規等民間習(xi) 慣法。習(xi) 慣法規範著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它們(men) 無處不在、無人不曉。正是這些民間“活法”，使得禮法精神紮根社會(hui) 土壤、滲入百姓心田。古代中國疆域遼闊、民族眾(zhong) 多、人口稠密、業(ye) 態繁富，在民商事關(guan) 係上卻沒有製定出成千上萬(wan) 條成文法條，然而社會(hui) 生活基本上井然有序，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yu) 民間習(xi) 慣法發揮了重要規範作用。

禮法體(ti) 係有獨特治理智慧

禮法體(ti) 係是中華法係的特質，是一個(ge) 成文法和非成文法共生共榮、和諧一體(ti) 的法律體(ti) 係，成文刑事律典僅(jin) 是其中一部分，諸法並非合於(yu) 律典，民法自有獨立體(ti) 係。這種法律規範體(ti) 係在維護國家運行和調整社會(hui) 關(guan) 係中展現出獨特智慧。

有自己的對待權利義(yi) 務方式。在禮法體(ti) 係中，天道、天理、經義(yi) 等都具有高於(yu) 律令、高於(yu) 實在法的理想法、正義(yi) 法特色。禮法也並非簡單的義(yi) 務本位法。以古代家產(chan) 製為(wei) 例，戶也即家庭是社會(hui) 和經濟基本單位，是適格的民事行為(wei) 主體(ti) 和行政相對人；戶主也即家長則是它的代表，法律上的權利和義(yi) 務統一於(yu) 戶而不是戶內(nei) 的成員個(ge) 體(ti) 。不能簡單以西方近現代法律中以單個(ge) 人為(wei) 權利人的模式來斷言中國傳(chuan) 統法係中的個(ge) 人隻是義(yi) 務人。

法律糾紛的解決(jue) 並非隻有審判一種渠道。數量巨大、情由複雜的民商事和輕微刑事案件之類的“細故”，基本上由民間調處化解。那些刑事重案，首先由州縣審理，實行嚴(yan) 格的罪刑法定主義(yi) 。少數疑難案件上報中央，交由大臣依據“經義(yi) ”等定讞，並最後呈報皇帝裁決(jue) 。尊重社會(hui) 上曆史積澱的禮俗規則和習(xi) 慣法等在調整民事秩序中的價(jia) 值和作用，鼓勵民商事糾紛多渠道解決(jue) ，有助於(yu) 疏解司法審判壓力。

不存在法治和人治非此即彼的格局。古代中國無論在法理上還是在法律實務上均不存在法治與(yu) 人治對立鬥爭(zheng) 那樣一條主線。崇尚法、勢、術的法家並非法治論者。而儒家賢人政治所追求的是德禮政刑綜合運用的良法善治，名曰禮法之治，不可以人治一言蔽之。比如，將應天理、順民心作為(wei) 政治統治合法性和法律、政策合理性的依據，就是這一觀念的體(ti) 現。

保持法律與(yu) 道德相輔相成。在立法、執法和司法的理論和實務上，“德之所去，刑之所取”。以孝為(wei) 本，認可“親(qin) 屬相容隱”，維護孝道和孝行的親(qin) 屬權利，避免以法律的名義(yi) 撕裂人性和人之為(wei) 人的基本倫(lun) 理。

禮法體(ti) 係及禮法之治固然存在時代性缺陷，但它維係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社會(hui) 秩序，其中可供我們(men) 今天借鑒的智慧和經驗仍然不少。深刻認識中華法係的法律傳(chuan) 統，認真對待這一傳(chuan) 統，讓現代中國法治得到傳(chuan) 統文化的滋養(yang) ，是學者應有的擔當。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