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別人如何，張光芒幾篇據說頗受關(guan) 注的文章，《論中國現代文學的啟蒙敘事》、《中國近現代啟蒙文學思潮的哲學建構》、《道德形而上主義(yi) 與(yu) 百年中國新文學》、《道德實用主義(yi) 的陷阱》，我讀得非常吃力。立意橫空出世截斷眾(zhong) 流、論述自相纏繞自相矛盾。我不知道作者想說的到底是什麽(me) ，但文章中對啟蒙的新定義(yi) 、對現當代文學的新評價(jia) 、對今後文學走向的新規劃，感覺問題很多很大。

先說第一點。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其社會(hui) 內(nei) 涵和精神氣質乃是中華民族之生命曆程的展開和記錄。這就決(jue) 定了我們(men) 在對它進行邏輯把握時須謹防概念、方法的暴虐，而對其內(nei) 在完整性和豐(feng) 富性給予充分的尊重。張氏雖然反對“完全以西方後現代學說為(wei) 理論根據”來描述評價(jia) ，但他在堅持現代性前提下，自己定義(yi) 並用以讀解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啟蒙視角或進路，仍遠談不上同情的理解。在對自己所謂體(ti) 係的汲汲追求中，其概念、方法和結論，從(cong) 西方的曆史和思想角度看，是一種知識的錯誤；從(cong) 中國的曆史和文學的角度看，是一種事實的歪曲。

張說：“啟蒙哲學精神與(yu) 啟蒙美學建構表現於(yu) 審美結構中就是啟蒙敘事。……中國化的啟蒙哲學與(yu) 美學精神其特征在於(yu) ，從(cong) 人的本能欲望之發掘與(yu) 提升到人的自由意誌之塑造並進而實現創造性的自我”。從(cong) 文意看，前麵的“啟蒙哲學精神與(yu) 啟蒙美學建構”與(yu) 後麵的“中國化的啟蒙哲學與(yu) 美學精神”之間應該存在某種同一性，如個(ge) 別一般普遍特殊或理一分殊的關(guan) 係，這一論述在邏輯上才能成立。但實際呢？“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yu) 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wei) 力。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康德）這應該也就是啟蒙哲學的精神。那個(ge) 運用理智的主體(ti) ，則是作為(wei) 感性存在的個(ge) 人。布克哈特在《文藝複興(xing) 時期的文化》中對這一段曆史有生動描述與(yu) 精采論說。它的核心，則是“世界的發現和人的發現”。從(cong) 哪裏發現？教會(hui) 和神的籠罩下。

在“從(cong) 人的本能欲望之發掘與(yu) 提升到人的自由意誌之塑造並進而實現創造性的自我”中，隻有“本能欲望之發掘”與(yu) 啟蒙勾連。“自由意誌之塑造並進而實現創造性的自我”雲(yun) 雲(yun) ，與(yu) 文藝複興(xing) 和啟蒙無涉。至於(yu) “本能欲望—理性—自由意誌—創造自我”和“欲望—情感—自由意誌—創造自我”的複式結構，更像是思想史家對素樸曆史的過度詮釋。但是，我沒看到作者對材料的歸納和邏輯的推理，大概是訴之於(yu) “由胳臂到大腿”的幻想吧。從(cong) 當時北京大學文化人對再生（renaissance）的渴望和認同，應該是有所謂啟蒙主題奏響的。但作為(wei) 主旋律，充其量也隻唱了不足二十年，從(cong) 所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hui) 現實，以及由日本侵華戰爭(zheng) 導致的民族危機看，這種個(ge) 人本位的啟蒙根本就沒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展開，豈怎足以支撐如此“完整”的哲學架構？如果屬實，它又體(ti) 現在哪些作品、哪些作家上？魯迅具有麵對黑暗的勇氣，但心底並無多少亮色；巴金有追求幸福的熱情，筆下卻多是悲劇。郭沫若、茅盾、丁玲麽(me) ？他們(men) 帶著愛國熱情和理想主義(yi) ，高唱洪波曲，卻在陰差陽錯之中，連自己的人格也被扭曲，令人歎息造化弄人！

豐(feng) 富複雜的新文學在張氏筆下隻剩兩(liang) 個(ge) 字—啟蒙：“中國現代啟蒙主義(yi) 的建構雖是以救國、立國或政治敘事作為(wei) 緣起的，但當啟蒙主義(yi) 真正進入建構過程之後，政治與(yu) 國家觀念其實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拋掉了。”在民族的獨立解放麵前，個(ge) 人的自由幸福退居其次，既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chuan) 統美德，也是三十年代絕大多數作家的共識。將“救國、立國或政治敘事”與(yu) “本能、自由、意誌、自我”割裂對立，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雖然強勢集團利用前者打壓後者，但並不意味著二者無法在理論上調和，更不意味著現代作家在二者間作出了排它性的選擇（有些所謂自由主義(yi) 者指責丁文江等與(yu) 當局的合作，同樣是對近代曆史之複合性特征的無知）。“救亡壓倒啟蒙說”的問題正在於(yu) 此。它預設了救亡與(yu) 啟蒙的對立，似乎曆史應該且隻能是啟蒙邏輯一元舒展。這樣的思想命題適合對專(zhuan) 製的批判，卻未必適用於(yu) 對曆史尤其是文學史的意義(yi) 研究。

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此淩空蹈虛的自話自說，還有人稱為(wei) 新體(ti) 係。在我看來，作為(wei) 思辯，它太過混亂(luan) ；作為(wei) 描述，它完全不合事實。曆史是不可重複的，文化（活動和現象）的意義(yi) 內(nei) 在於(yu) 民族生命的發育過程之中。正如五階段論之類一樣，將基於(yu) 西方曆史和社會(hui) 經驗的理論框架用於(yu) 中國問題的解讀時，必須要有主體(ti) 的自覺，有一個(ge) “得意忘言”的轉換，切忌生吞活剝照貓畫虎。對此，張氏表麵看似有所意識，但實際卻是五十步笑百步（什麽(me) “中國啟蒙文學運動自身就包含著自我異化的基因”之類，根本就是霍克海姆《啟蒙的辯證法》之東(dong) 施效顰）。由於(yu) 學術準備不足，而創建體(ti) 係的衝(chong) 動又太過強烈，這種方法論上的病灶於(yu) 是被放大而成為(wei) 反麵標本。

結合第二點，對現當代文學的新評價(jia) ，我們(men) 對此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因為(wei) ，所謂“自由意誌之塑造並進而實現創造性的自我”，隻有在運用於(yu) 實際時，它的內(nei) 容及其荒謬性才能徹底反映出來。1949-1976年的文學被論者稱為(wei) 反啟蒙文學。但是在張氏理解的啟蒙文學脈絡裏，“恰恰是反啟蒙文學起到了啟蒙作用”；因為(wei) 它有一種“道德形而上主義(yi) ”。

讓我們(men) 來看三段話：“像魯迅的《呐喊》、《彷徨》，對人們(men) 認清封建主義(yi) 的真實麵目及批判國民性弱點具有偉(wei) 大的啟示意義(yi) ，但是麵對娜拉出走之後怎樣這樣一個(ge) 極具現實意義(yi) 的命題卻似乎無能為(wei) 力。而《青春之歌》、《閃閃的紅星》、《紅岩》等作品卻實實在在地塑造了一代至幾代人的靈魂世界。……受革命烏(wu) 托邦影響的人則具有堅定的人生信念，總能夠像誇父逐日般向著一個(ge) 既定的神聖目標義(yi) 無反顧地走下去” ；“江姐寧願犧牲也不屈服，對她來說，這一行為(wei) 更為(wei) 本質的動力並非解放全中國、解放全人類之美好願望本身，而在於(yu) 這種崇高的理想已內(nei) 化為(wei) 她一切幸福感、榮譽感、自尊自愛的源泉，隨著血液循環而在體(ti) 內(nei) 流淌、沸騰 ，提純、凝結為(wei) 個(ge) 體(ti) 性的主動追求。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為(wei) 此而獻身便是其個(ge) 人主義(yi) 的自我實現，是她自我價(jia) 值的最高意義(yi) 的確認”；“隻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這一信念使建國前後的文學取得了邏輯的一致性與(yu) 承傳(chuan) 性。……（並）解決(jue) 了一個(ge) 人人都要追問的方向與(yu) 道路的問題。十七年文學不正是將這一答案作為(wei) 一個(ge) 新的起點的嗎？”

對前者，用不著深入的分析就能看出其荒謬，因為(wei) 它違背常識：憑什麽(me) 將兩(liang) 類作品中的兩(liang) 類人物綁到一塊，由你按照自己對啟蒙的理解打分？《呐喊》、《彷徨》與(yu) 《青春之歌》、《閃閃的紅星》、《紅岩》的文學史地位孰高孰低？你想說的到底是文學作品還是現實中的人物事件？對江姐這一形像的解釋，更是自作多情強作解人，不僅(jin) 作者們(men) 、領導們(men) 不會(hui) 認同，江竹筠大姐自己恐怕也會(hui) 更加死不暝目—你究竟是要褒獎我還是要貶低我？而最後一點，將1949至1966年的文學創作按照自己的啟蒙定義(yi) 評價(jia) 定位，則多少讓人聯想起新左派用所謂複數現代性對紅色傳(chuan) 統的包裝。十七年有成就也有黑暗，個(ge) 中曲折需要深入細致的具體(ti) 分疏。張文概括簡單粗暴，最客氣的評語也隻能是，感覺錯位，不倫(lun) 不類。

不過，我們(men) 卻可由此大致窺知張氏啟蒙新論的後半截內(nei) 容，“人的自由意誌之塑造”、“創造性自我之實現”，即是將崇高的理想內(nei) 化，凝結為(wei) 個(ge) 體(ti) 性的主動追求。所謂道德形上主義(yi) ，則是對這一理性感性之結合的美學命名。在張氏筆下，哪怕所謂的理性（理想）屬於(yu) 烏(wu) 托邦，隻要它能解決(jue) 一個(ge) 人人都要追問的方向與(yu) 道路的問題，它就是“人的自由意誌之塑造”，就是“創造性自我之實現”，就是道德形上主義(yi) 。因此，張斷定“反啟蒙文學思潮不僅(jin) 不是對啟蒙文學的反動，在某種程度上它恰恰是後者自身發展的結果。”他還反問：“既然可以置《離騷》的政治/封建性於(yu) 不顧，而隻觀照其審美/道德精神，為(wei) 什麽(me) 就不能姑且拋離後者的革命語境，而從(cong) 深層考察其審美/道德的內(nei) 在秘密呢？”顯然，他認為(wei) 梁生寶的啟蒙意義(yi) 是不言而喻的。把這樣一種結合或結構作為(wei) 啟蒙的精髓，作為(wei) 理解和評價(jia) 文學的關(guan) 鍵，也許不失為(wei) 有趣的一家之言，但是，它與(yu) 人們(men) 的常識相去實在太過遙遠。至於(yu) 在另一處說“道德形而上主義(yi) 既是1949-1976年反啟蒙文學思潮較之此前與(yu) 此後啟蒙文學的高妙之處，又是它能夠長久地戕害人們(men) 心靈的內(nei) 在秘密”，更讓人困惑。因為(wei)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要肯定還是否定1949-1976年的反啟蒙文學；或者，是要從(cong) 社會(hui) 、人生上否定，而從(cong) 文學、美學上肯定？文學和道德在他的文本中時分時合，恐怕隻有他自己搞得清楚。

文藝複興(xing) 以來的啟蒙，其旨趣十分明確，就是要把人從(cong) 其與(yu) 神的不對稱關(guan) 係中分離出來，把原本屬人的東(dong) 西歸還給人，因此，從(cong) 根本上說它乃是一個(ge) 批判的概念。而這種批判性，首先就表現在對形形色色的所謂與(yu) 人性結合之理念的警惕上。所以，有必要提醒，在張氏鼓吹的結構中，如果不明確感性對理性在邏輯和價(jia) 值上的優(you) 先性，而一味強調雙方結合的重要性，必然走向啟蒙的反麵，走向烏(wu) 托邦，走向宗教。

事實上，在第三點，即其對今後文學走向的新規劃中，我們(men) 就看到了這種危險。他說，“從(cong) 道德的角度，尤其是形而上的角度，來反思與(yu) 重構中國新文學的啟蒙精神與(yu) 反啟蒙是極其必要的。”張文三番五次地引用康德的話來說明道德之重要。實際康德處人們(men) 對道德的服從(cong) 乃是意誌自由的個(ge) 體(ti) 出於(yu) 幸福的目的，對規律的服從(cong) ，與(yu) 張氏將文學將生命的本質道德化並進一步將道德形上化，完全是兩(liang) 回事。“對《青春之歌》、《創業(ye) 史》、《紅岩》等紅色文本來說，無論在其藝術生產(chan) 中，還是在其藝術鑒賞中，革命的因素都已轉化為(wei) 道德的因素，以道德衝(chong) 動為(wei) 中介激動著作家感染著讀者。”在這裏，重要的不是理性的使用、理念的正當，而是是否內(nei) 化、是否與(yu) 感性結合。張認為(wei) 這種道德中介乃美的觸媒和酵母，從(cong) 祥林嫂身上，他也感到了這種美麗(li) 。他寫(xie) 道，“主人公形象多是一個(ge) 政治上愚昧、經濟上貧窮、惟獨道德上強大的結合體(ti) 。這就意味著，當他自覺在為(wei) 自身、為(wei) 自身的信仰而獻身時，他實際上是幸福地做了另一種東(dong) 西的祭品”。當別人對此提出批評時，他又抱屈說自己與(yu) 批評者觀點一樣。冤什麽(me) 冤！你寫(xie) 下這一切，不正是要從(cong) “一種審美道德形而上主義(yi) 來反觀20世紀中國啟蒙文學思潮史”，“以凸顯其獨特的精神價(jia) 值”麽(me) ？

道德，形上，接下來，對了，自然是宗教。所謂形上道德主義(yi) 的謎底至此終於(yu) 浮出水麵：“上帝就是愛的基督教精神，本身就是先驗的，因此這種道德訴求充盈著形上光彩。……基督教承認並正視人間苦難的事實，意識到人的有限，就是同時意識到無限；不滿於(yu) 局限，就是超越的開始，因此任何實用主義(yi) 都是可笑的，可憐的，都是井蛙之見。……上帝之愛的意義(yi) 不在於(yu) 為(wei) 現代自我回歸精神家園提供了一個(ge) 具體(ti) 的路徑，而在於(yu) 為(wei) 現代個(ge) 人的道德超越指明和確證了終極關(guan) 懷和信仰的意義(yi) 。這是深化啟蒙精神和升華人性的重要精神導向和資源。”

由道德和烏(wu) 托邦領銜的體(ti) 係，不是意識形態就是宗教。在引用一段《聖經》中的故事後，張直言不諱地宣稱：通天塔是“人類形而上衝(chong) 動的外化與(yu) 象征。道德形而上主義(yi) 的建構正是為(wei) 了通往這座偉(wei) 大的精神巴別塔”。這不禁讓我想起契訶夫《黑修士》中的主人公柯甫陵。柯氏因一黑衣修士的啟示，聽到了主的聲音，從(cong) 而由一個(ge) 普普通通的大學老師一躍成為(wei) “為(wei) 永恒真理服務”、“為(wei) 公眾(zhong) 幸福不惜一死”的“選民”。冷峻的契訶夫告訴讀者，當柯在“為(wei) 永恒真理服務”時，他其實是個(ge) 神經病患者；當他沒有這種幸福感覺時，他倒是個(ge) 正常人。柯甫陵最後吐血而死時，臉上掛著幸福的微笑。顯然，他相信自己正在“誇父逐日般向著神聖的目標”走啊走。

康德說：“我把啟蒙運動的重點，亦即人類擺脫他們(men) 加之於(yu) 其自身的不成熟狀態，主要放在宗教事務方麵，因為(wei) 我們(men) 的統治者在藝術和科學方麵並沒有向他們(men) 的臣民盡監護之責的興(xing) 趣；同時，這一不成熟狀態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又是最可恥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