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談和班固對儒家的評價(jia) 之比較

作者：餘(yu) 東(dong)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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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六月三十日丙辰

           耶穌2016年8月2日

司馬談是司馬遷之父，太史令。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介紹了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指”。其論儒家說：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cong) ；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意謂儒學廣博但不能抓住要領，花費氣力卻很少功效，因此它的主張難以完全遵從(cong) 。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則是不可改變的。雖然有所肯定，顯然過於(yu) 貶低。

儒家說廣博當然廣博，說簡單特別簡單，《易經》三原則：簡易，不易，變易，講得就是儒家的特點。論其要領，不外乎中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王曆代相傳(chuan) 的就是“允執厥中”的中道。

《易經》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cong) ；易知則有親(qin) ，易從(cong) 則有功；有親(qin)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ye)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試問，《易經》這段話，儒道兩(liang) 家誰更配得上；論曆史性的功德事業(ye) ，又是誰家更持久偉(wei) 大？

儒家何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後麵有解釋：“夫儒者以六蓺為(wei) 法。六蓺經傳(chuan) 以千萬(wan) 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六藝指六經，即《易》《書(shu) 》《詩》《禮》《樂(le) 》《春秋》。“儒者以六蓺為(wei) 法”這句話，無意中說明了唯儒家是六經的集大成者和全麵繼承者，高於(yu) 其他五家，蓋五家無不發源於(yu) 六經。道家不可能超越六經，而六經則可以涵蓋道家。同時，“六蓺經傳(chuan) 以千萬(wan) 數”，透露了一個(ge) 消息：儒經雖隻六部，解釋經文的傳(chuan) 則非常多。可見秦始皇焚坑和項羽火燒阿房宮之前，儒家經傳(chuan) 何其豐(feng) 富。

司馬談認為(wei) 儒家、陰陽家、墨家、名家、法家等五家都有缺陷, 唯道家圓融周該，盡善盡美。在論道家時又順便批評儒家。他說：

“道家使人精神專(zhuan) 一，動合無形，贍足萬(wan) 物。其為(wei) 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yu) 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wei) 人主天下之儀(yi) 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yu) 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yu) 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對道家的讚美、對儒家的批評都不副實，將對道家的讚美移置於(yu) 儒家身上方才合適。道家絕聖棄智，有嚴(yan) 重的反禮製和反知識傾(qing) 向，於(yu) 六經唯推崇易經，於(yu) 易經隻學得半部，怎麽(me) 談得上“采儒墨之善”？儒家“詩書(shu) 禮易樂(le) 春秋”六經，統形上形下於(yu) 一體(ti) ，集內(nei) 聖外王之大成，內(nei) 則格致誠正，外則齊治平，內(nei) 外統於(yu) 修身。這才有資格說“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也。

《太史公自序》說司馬談“學天官於(yu) 唐都，受易於(yu) 楊何，習(xi) 道論於(yu) 黃子”雲(yun) 。唐都是漢代著名的觀測星象的專(zhuan) 家，所謂學天官，就是學觀測日月星辰的天文之學；楊河是漢初傳(chuan) 《易經》者之一，《易經》為(wei) 儒道兩(liang) 家所共尊。

黃子即黃生，景帝時博士，好黃老之術,曾與(yu) 《詩》學博士轅固生爭(zheng) 論過湯武革命問題。轅固生認為(wei) 湯武革命高度正義(yi) ，黃子則認為(wei) 湯武革命是篡弑行為(wei) ，大逆不道。司馬談以之為(wei) 師，向他學習(xi) ，立場和見識也就可想而知了。於(yu) 此亦可見，司馬談應是道家。

司馬談由於(yu) 偏見作祟，導致學術觀、曆史觀和政治觀有失中正，未能對儒道兩(liang) 家作出正確的評判，誤導後人不淺，其子司馬遷也在所難免。班固在《漢書(shu) ·司馬遷傳(chuan) 》中指出：“又其是非頗謬於(yu) 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xia) 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班固是東(dong) 漢大儒，著名史學家和經學家，所著《漢書(shu) 》是繼《史記》之後又一部重要史書(shu) ，“前四史”之一；其編撰的《白虎通義(yi) 》，集當時經學之大成。班固在《漢書(shu) ·藝文誌·諸子略》中，對儒家、道家、陰陽家、名家、墨家、從(cong) 橫家等六家亦分別有評論。其評儒家說：

“儒家者流，蓋出於(yu) 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yu) 六經之中，留意於(yu) 仁義(yi) 之際。袓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yu) 道最為(wei) 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ye) ，己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眾(zhong) 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

這是站在中道立場上的評論，相當中肯。

班固認為(wei) ，儒家出於(yu) 司徒之官，但經過孔子集大成，就不再限於(yu) 司徒，司空司寇、從(cong) 文從(cong) 武、為(wei) 臣為(wei) 君無不宜。所以班固接著說，儒家涵泳於(yu) 六經文章，特別注意仁義(yi) 道德，繼承堯舜的道統，效法文王武王的典章，尊崇孔子為(wei) 師表，以增加言論的重要性，在各派道術中為(wei) 最高。堯舜的興(xing) 隆，商周的盛世，孔子的德業(ye) ，都是儒家之道試驗的成效。

孔子集大成，一是作為(wei) “聖之時者”，集伊尹、伯夷、柳下惠之仁、清、和諸德之大成，二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堯舜文武之大成，繼承了堯舜之道和文武之製。所以，儒家可以完全代表中道，可以與(yu) 中道劃等號。

一些學者根據“儒家者流，蓋出於(yu) 司徒之官”這句話，認為(wei) 儒家思想隻是中道之學的一部分，是斷章取義(yi) 地狹隘化儒家了。唐虞之隆、殷周之盛是王道的典範，仲尼之業(ye) 是聖德的體(ti) 現，內(nei) 聖外王，可見儒學之全麵，非一般司徒之官所能及也。

綜上所述可見，司馬談和班固文化立場不同，司馬談立足於(yu) 道家，貶低儒家；班固立足於(yu) 儒家，態度中正，實事求是。2016-8-2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