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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作者簡介:陳明,男,西元一九六二年生,湖南長沙人,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博士。曾任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副研究員,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現任湘潭大學碧泉書(shu) 院教授。一九九四年創辦《原道》輯刊任主編至二〇二二年。著有《儒學的曆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維》《文化儒學》《浮生論學——李澤厚陳明對談錄》《儒教與(yu) 公民社會(hui) 》《儒家文明論稿》《易庸學通義(yi) 》《江山遼闊立多時》,主編有“原道文叢(cong) ”若幹種。 |
在我的閱讀範圍內(nei) ,《草根的力量》是這些年來唯一能叫人讀得下去的本土文化研究著作。因為(wei) 這些年出的大多數書(shu) 稿,正如傅謹在引言中所說,總是過於(yu) 自信地以為(wei) 自己有資格直接告訴他的研究對象“應該是怎樣的”,而對其“實際是怎樣的”又“為(wei) 什麽(me) 是這樣的”這兩(liang) 個(ge) 邏輯上顯然更加重要的問題卻忽略不顧。這種輕狂產(chan) 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兩(liang) 點我想指出,一是學界流行的話語對事實的傲慢,一是研究者個(ge) 人的幼稚無知。
傅謹不是,至少在《草根的力量》他是低調進入。
雖然他認為(wei) 自己所以如是為(wei) 了從(cong) 整體(ti) 上對對象有所把握,找出能夠使一些碎片事件獲得意義(yi) 的所謂構型,但我並沒在書(shu) 裏讀到什麽(me) 具有人類學意義(yi) 的答案。當然,我並不失望。事實上吸引我讀下去的並不是台州戲班的生存狀況,而是傅謹麵對研究對象所選取的低調進入的姿態和心態。因著這種姿態和心態,在書(shu) 中我看到文化符碼與(yu) 人心、與(yu) 生活需要之間的本體(ti) 論意義(yi) 上的連接被重置,看到文化作為(wei) 一種產(chan) 品被生產(chan) 進入市場並被人們(men) 消費的真實流程。我認為(wei) ,對任何一種文化的理解和評價(jia) 首先都應該以其與(yu) 特定情境中特定群體(ti) 的生活需要的相互關(guan) 係為(wei) 參照係展開。有一種對文化的發生發展的解釋叫地理環境決(jue) 定論。當然,它是有片麵性的,但它至少告訴我們(men) ,文化不是從(cong) 什麽(me) 抽象的邏輯平台中演繹出來的。環境既是創造的條件也是創造的製約,人的努力隻能在給定的參數係統中展開,對於(yu) 他無從(cong) 選擇也無法改變的許多東(dong) 西,是不能也不應苛求的。比如建築,有的用石材有的用木材,由此形成的審美差異,首先並不是什麽(me) 文化觀念決(jue) 定的。我的意思是說後人對起人留下的文化遺產(chan) 在給出否定的評價(jia) 之前,先對其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詣的曆史條件加以了解。對此卑之無甚高論的東(dong) 西強調再三,隻是希望作為(wei) 後來者的我們(men) 對他人的文化成果有更多同情的理解,同時以接力棒交在自己手裏的責任感,跑出此時此刻的最好成績,以更好的替代方案代替居高臨(lin) 下指手劃腳的批評。傅謹對此顯然有著清醒的自覺。他說:“在這項研究中,我試圖超越以往戲劇研究比較關(guan) 注的藝術層麵,更逼近人性的基本麵,通過對民間戲班自然形成的經濟運作規範的描述讓戲班回歸它的逐利本性。並且拂去過於(yu) 文人化和理想化的知識分子話語的迷思。”
主體(ti) 的意誌和曆史的條件被凸顯之後,文化就變得真實可感。而真實不僅(jin) 是理解的起點,也是去進行創造更新的前提。胡塞爾說,文化科學的研究方法是“看,而不是想”。為(wei) 什麽(me) ?看,生成的是存在者的感受;想,產(chan) 生的是知識分子的解釋。前者是訴諸經驗,後者訴諸知性,它很可能是概念對事實的肢解、霸權。——我覺得用“看,而不是想”來對我所理解的傅謹的低調進入,不僅(jin) 準確而且傳(chuan) 神。傅謹說本書(shu) 在他的“學術生涯裏占據特殊的位置”,我認為(wei) 其在學術上的意義(yi) 可以也應該放在近代尤其是這二十年文化熱的脈絡裏麵來論評。
我感覺,過去的二十年裏我們(men) 所謂的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以中外比較視域、政治批判訴求、形而上學思辯、西方話語參照為(wei) 整體(ti) 特征。工業(ye) 革命的成功使得世界史的一體(ti) 化成為(wei) 必然,各民族間文化的交流融合亦當隨之展開多姿多彩的圖畫。非常不幸,在由此而來的民族國家的博弈互動中我們(men) 處於(yu) 弱勢位置並因此遭受重創。個(ge) 中緣由自是十分複雜,但在知識分子觀念中相因成習(xi) 的解釋則是文化不如人。大概也就是由此開始,中西文化比較便成為(wei) 了中國知識分子無法遏止的衝(chong) 動和無法解開的心結。且不說以文化說事是否周全成立,這一解釋至少在兩(liang) 個(ge) 層麵存在問題或負麵影響:一是將利益的爭(zheng) 奪轉換成為(wei) 了文明間的較量乃至遞嬗,二是扭曲了文化理解和評估的參照係。遺憾的是,這種理論上的先天缺失在近二十年的文化熱中不僅(jin) 沒有得到有效糾正,反而因特定情境裏的現實需要而被惡性發展。文革積聚起來的忿懣與(yu) 睜眼看世界後的焦慮,使人們(men) 急欲展開一場大煉鋼鐵般的政治躍進。於(yu) 是,或者出於(yu) 指桑罵槐的策略考慮,或者出於(yu) “思想深刻”的理論追求,文化二字成為(wei) 絕大多數文稿的的關(guan) 鍵詞,獲得了許多原本不屬於(yu) 它的榮光與(yu) 羞辱。因為(wei) 在形而上學的思辯中,在西方話語係統的參照下,文化成為(wei) 了幹癟的沒有個(ge) 性的離體(ti) 遊魂或七巧圖塊,任人拚接賦值。可以說二十年的文化熱更像一種情緒的發泄或表達,不僅(jin) 離真正意義(yi) 上的研究距離頗遠,甚至可說與(yu) 因焦慮而至進退失據的知識分子內(nei) 心的真正目標,國家強盛,民族振興(xing) ,亦是背道而馳。
其實傅謹自己的心路曆程就是這這二十年的真實寫(xie) 照。傅謹是我的老同學,至今我還清晰記得他崢嶸歲月裏揮斥方酋的那份書(shu) 生意氣。他給《原道》第一期寫(xie) 的稿子即烙有時代打下的清晰印記,認為(wei) 鴉片戰爭(zheng) 之起,在於(yu) 尚處農(nong) 業(ye) 文明的滿清王朝不能理解大英帝國所代表的工商文明的遊戲規則。但在他分配到基層工作,做過一些田野調查後,我感覺到某種變化在他身上悄然發生。到《草根的力量》,憤怒的青年已是一位成熟的學者。最近,他又跟我說,也許我們(men) 需要通過無數個(ge) 類似的個(ge) 案研究,見證我們(men) 與(yu) 自己身處的文化之間的血肉聯係,走出近二十年來不無虛妄的“文化熱”。
由文化與(yu) 人的連接悟出自己與(yu) 社會(hui) 與(yu) 傳(chuan) 統的連接,是低調進入的境界的提升。認知人類學所謂emic的方法可為(wei) 之詮解:明確意識到自己的需要,在給定的情境中厘清自己的可欲與(yu) 可求,堅定意誌,去努力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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