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學、政之間的政治思想史書(shu) 寫(xie)

作者：顧家寧（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師，曆史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29輯，陳明 朱漢民 主編，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六月十一日丁酉

           耶穌2016年7月14日

較之往昔諸子百家皆務為(wei) 治，儒墨道法各稱顯學的輝煌，華夏先哲的政治思考似乎已與(yu) 今人的生活漸行漸遠。象牙塔內(nei) 波瀾不驚，故紙堆中乏善可陳，不乏斷潢絕港之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一狀況折射出的，正是古今中西碰撞之下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尷尬處境。

“政治思想史”概念本非中土固有，而是中西思想交通、現代學科分立的產(chan) 物，這就決(jue) 定了自其誕生伊始就必定是一門極富智識挑戰的學科——不僅(jin) 需要在學科體(ti) 係內(nei) 會(hui) 通人文法政，亦需要在思想視野上兼及中西。然而現代學院體(ti) 製下，人文學科作為(wei) 承載傳(chuan) 統文明的主幹，乃以考據、心性之學為(wei) 取徑；法政學科受製於(yu) 西風勁吹的整體(ti) 氛圍，治中學往往不脫批判、輕視的外在視角。而在二者之間，亦缺乏通過共同的問題意識來溝通彼此的有效管道。由此，不免造成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學術、人文與(yu) 法政學科之間“雙重斷裂”的結構性困境。在學術源頭上，缺少一種根植於(yu) 經史典籍的“元知識”意義(yi) 上的經典體(ti) 係、觀念話語與(yu) 曆史敘事的根基性支撐，就理論深度而言，亦缺少一種接引現代法政思想而將傳(chuan) 統資源係統化與(yu) 理論化的學術能力。

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這一困境，在國族崛起、“文明複興(xing) ”日益成為(wei) 值得認真對待的學理議題的當下，無疑顯露出亟待改變的必要。在任鋒博士新著《道統與(yu) 治體(ti) ：憲製會(hui) 話的文明啟示》（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中，標題所傳(chuan) 達的信息無疑是相當豐(feng) 富的：“道統”立定文明基礎，“治體(ti) ”指向廣義(yi) 秩序結構，而“憲製會(hui) 話”則貫穿古今而直指當下。如是，中國政治思想傳(chuan) 統就絕不僅(jin) 僅(jin) 是一具博物館化的往矣陳跡，而是在古今之間凝聚價(jia) 值、塑造秩序的鮮活之流。

一、典範開新：政治思想史的新書(shu) 寫(xie) 嚐試

任鋒先生史學出身，後負笈香江，師從(cong) 著名思想史家張灝教授，並長期任教於(yu) 政治學係。多元的學術經曆，塑造了作者史、政結合的知識背景，進而呈現在本書(shu) 醞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範式突破嚐試上。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個(ge) 重要瓶頸，在於(yu) 研究範式的單一。長期占據主流地位的專(zhuan) 製論敘事，從(cong) 曆史角度看，對於(yu) 傳(chuan) 統政治思想不免缺乏客觀整全之理解；今日觀之，亦已無法滿足轉型時代國族共同體(ti) 自我理解與(yu) 認同的需要。由此折射出的，正是一種道統散落、學統無繼的危機感。認真對待傳(chuan) 統，乃是重振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前提。正如奧克肖特指出的，“如果將曆史設定為(wei) 一種經驗形式，那麽(me) 它就必將被表現為(wei) 一種思維形式，一個(ge) 觀念世界。”[1]就作為(wei) 史學分支的思想史而言，研究者自身思維方式與(yu) 價(jia) 值觀念對於(yu) 作品的影響與(yu) 形塑更是尤為(wei) 明顯。不同於(yu) 傳(chuan) 統的專(zhuan) 製主義(yi) 敘事，作者秉持對於(yu) 故國文明之溫情敬意，體(ti) 現出一種柏克式的溫和保守氣質，而在研究方法上表現出諸多值得注意的新動向。

首先是對單一決(jue) 定論思維的解蔽，避免以某種根本性因素（無論政治、經濟或文化）作為(wei) 曆史解釋的關(guan) 鍵。單一決(jue) 定論固然有利於(yu) 塑造一套清晰嚴(yan) 密的理論體(ti) 係，然而其背後本質主義(yi) 、化約主義(yi) 的思維方式，亦不免有遮蔽曆史與(yu) 思想的複雜性的危險，甚或淪為(wei) 一種偏激的意識形態心智，所謂蔽於(yu) 一曲而失其正求。早在三十多年前，漢學巨擘史華慈曾告誡西方學人，“中國思想史研究麵臨(lin) 的主要任務不是要沉思於(yu) 那不變的本質，而應當去尋找中國思想的廣度、多樣性及其問題。”[2]今日觀之，斯言亦可謂大矣。

在思想史研究層麵，本書(shu) 深耕宋代這一曆史截麵，以觀念史研究為(wei) 基點進入傳(chuan) 統政治思想世界。以經世精神、公論傳(chuan) 統、實踐意識、治體(ti) 論為(wei) 中心，采取一種曆史實踐視角下的思想進路，既梳理政治思想自身的發展演變，亦關(guan) 注思想落實於(yu) 現實世界的實踐命運及其對觀念世界的反向塑造。所謂政治思想史，不再被僅(jin) 僅(jin) 處理為(wei) 觀念世界中的一係列精致闡釋，而力圖兼具曆史脈絡的連續性與(yu) 實踐感。此種在“觀念—實踐”交互作用中梳理秩序演進線索的方法論，正脫胎於(yu) “推闡理勢”“經史互證”的古典學術路徑。

思想史與(yu) 政治理論，構成了支撐全書(shu) 的兩(liang) 大主題。在觀念史研究的知識基礎上，全書(shu) 最終試圖落腳於(yu) 一套基於(yu) 中國曆史文明經驗的政治理論與(yu) 思想價(jia) 值表述。此種藉由思想史、政治史研究而通往政治理論的正向轉化，透露出作者宏大的理論抱負。對於(yu) 久處西方理論框架裁製之下的中國政治思想研究而言，此種嚐試可謂極富勇氣與(yu) 願力。宋代政治思想，尤其是南宋浙東(dong) 學派研究，構成了作者切入傳(chuan) 統政治思想世界的知識基礎。基於(yu) “理學—事功學”合轍的視角，作者對宋學精義(yi) 的把握是在一種經史結合的經世視野中展開的。在內(nei) 部社會(hui) 轉型、北方強鄰環伺的近世曆史處境中，如何依托文明傳(chuan) 統、因應時代問題塑造優(you) 良秩序？對於(yu) 作者而言，這一宋儒的深層問題意識，既是打開宋代思想世界的鑰匙，也透露出學術探研蘊含的現實關(guan) 注。延綿古今的問題意識，構成了切入傳(chuan) 統思想世界的著力點，而政治理論的闡發，則是基於(yu) 思想史探研的古今視域融合。此一研究範式，可以概括為(wei) “經史結合、經世取向”。“經”代表著一種文明主體(ti) 意識；“史”是作為(wei) 知識基礎的曆史經驗還原，“經世”則是基於(yu) 上述二者的政治理論生成力。

二、“新宋學”與(yu) 儒家現代政治論說

隨著儒學以一陽來複之勢崛起於(yu) 當今中國思想版圖，儒家與(yu) 現代政治也隨之成為(wei) 一大思想與(yu) 學術熱點。華夏舊邦，何以立定現代新命？正如戰國之變引發“儒分為(wei) 八”的學派分化，當儒家傳(chuan) 統走進現代政治，也充分發酵了自身內(nei) 部的思想分化。不同於(yu) 港台新儒家以儒家道德心性之內(nei) 聖接榫西方自由民主外王的單線取徑，晚近大陸新儒學的一大特質，就在於(yu) 嚐試立足儒家價(jia) 值開拓更具主體(ti) 性的現代政治論說。在此蘄向中，大陸新儒學思想取向上的分流奔競之勢也日益彰著。

率先揭櫫政治儒學大旗的蔣慶代表了當代儒學政治思考的一種代表性的麵向：以反思現代性與(yu) 自由民主為(wei) 基本立場，試圖直尋經典義(yi) 理，構造一套完備自足的政治體(ti) 製。其學術精神承自漢代春秋公羊學，主張以製說經，進而依經創製，可稱為(wei) “公羊學模式”。從(cong) 漢儒之通經致用，到廖平、康有為(wei) 等晚清今文家之托古改製，依托公羊學建章立製的努力可謂其來有自。相比之下，本書(shu) 對於(yu) 儒家當代政治價(jia) 值的思考則顯現出另一種精神氣質與(yu) 思想形態，或可稱為(wei) 經史結合的“新宋學模式”。

不同於(yu) 現代公羊學試圖從(cong) 去古未遠的漢儒微言中求取靈感，本書(shu) 對儒家政治傳(chuan) 統的吸收更多地源自近世宋學傳(chuan) 統。錢穆言漢學精神在“通經致用”，宋學精神在“明體(ti) 達用”，一詞之差，個(ge) 中異同值得深味。漢儒“通經”，采取鮮明的政製取向；而宋學“明體(ti) ”，則在一種兼及政治社會(hui) 與(yu) 個(ge) 體(ti) 修身的更廣闊領域中展開。晚近以來，諸學賢於(yu) “新宋學”之建構皆措意良多，陳寅恪、錢賓四對於(yu) 宋學之嘉許，端在其能吸收外來學說而不忘本民族地位，實現立足於(yu) 中國文明的“更生之變”；張君勱“複活新宋學”之呼籲，著眼於(yu) 在科學主義(yi) 、工具理性編織的現代性牢籠中彰顯道德理性價(jia) 值；餘(yu) 英時對宋學精義(yi) 的把握，在於(yu) 其包舉(ju) 內(nei) 外的秩序重建規模。作為(wei) 一種政治思考的“新宋學模式”，無疑繼承了上述前賢之思。沿此而下，作者進一步開拓宋學與(yu) 宋製在治體(ti) 、治道方麵的典範意義(yi) 。宋學的思想特質，使立足於(yu) 此的政治思考能夠在一種貫通內(nei) 外的整體(ti) 維度上開展。通過中道倫(lun) 理與(yu) 儒家公民、文明自覺與(yu) 道統意識等主題的溝通轉化，儒家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政治的對接乃獲得了一片更加寬廣的對話空間。

宋學的重要性，既源自其文明成就，亦在於(yu) 近世中國與(yu) 現代中國的曆史延續性。嚴(yan) 複曾斷言，中國所以成於(yu) 今日現象者，宋人所造就者十之八九，錢穆亦指出不識宋學則無以識近代。因此立足宋學的政治思考即直接地體(ti) 現在對於(yu) “近世—現代”一體(ti) 連貫的曆史脈絡的把握之中。作者敏銳地把握到源於(yu) 近世儒學之於(yu) 現代中國政治思維與(yu) 實踐的深刻影響，在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連續與(yu) 變異中，發掘思想的深層次“原型”及其經過現代轉換之後的新意與(yu) 困境。如對近世公論觀念與(yu) 公共話語的研究，在詳密的觀念史爬梳的基礎上，作者著力展現以公論、講學為(wei) 代表的公共話語與(yu) 公共政治空間在近世曆史中的孕育，進而探究其現代轉型之複雜命運。古典政治思維中的公論觀念，既為(wei) 現代公共理性的興(xing) 起作了準備，同時，褪去“天理”規約之後世俗化、扁平化、對抗性的現代公共政治觀導致的“理不一理，心不一心”的群體(ti) 共識危機，同樣需要借助古典公論觀蘊含的德性精神、超越維度與(yu) 曆史成憲意識予以中和調治。至於(yu) 對於(yu) 現代中國政治影響深遠的實踐真理觀，作者同樣在近世傳(chuan) 統中探索其精神源頭。

在因應現代政治的問題上，作者嚐試在以道德心性對接自由民主的港台新儒家與(yu) 堅持特殊主義(yi) 德性優(you) 越論的“公羊學模式”之間開辟一條新路。對於(yu) 西方現代政治典範，基本采取一種廣義(yi) 的容受態度——既有別於(yu) 前者的全盤接受，亦不認可後者的激進批判。一方麵認可並接受民主、平等、自由、憲政等現代政治的結構性要素；另一方麵對於(yu) 中國政治傳(chuan) 統中固有智慧的尊重與(yu) 激活，同樣被視作構造優(you) 良現代秩序的基礎性資源，“外引”與(yu) “內(nei) 生”合璧，方能共同構造中國式現代政治的完整基盤。現代政治的普遍價(jia) 值並非全然引自歐西，而自有其本土淵源，同樣，中國古典政治智慧亦非偏適東(dong) 土，而亦具有可分享的普遍性。正如書(shu) 名所提示的，中國優(you) 良現代政治的形成，並非一種在中國與(yu) 西方、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之間由此及彼、進化論、終結論意義(yi) 上的全盤移植與(yu) 邯鄲學步式的機械模仿，而是在中西古今之維中相互補充，損益發展的實踐整合過程。由此，不難理解“新宋學”式現代政治思考的特質：強調經典精神與(yu) 曆史實踐的結合，而不試圖進行一套依經創製的烏(wu) 托邦設計。基於(yu) 經史結合的審慎心智，避免呈現一套向壁虛造的整全理論與(yu) 製度，而是以具體(ti) 問題為(wei) 契機，尋求今古一脈的思想勾連，以求返本開新。此種心智典型地體(ti) 現在對儒家與(yu) 憲政、道統與(yu) 公民兩(liang) 大主題的思考之中。

儒家文明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中國憲製建構之關(guan) 聯，可謂近來一大思想熱點。儒家傳(chuan) 統能否匹配憲政秩序？這既是一個(ge) 思想史、製度史課題，也是一個(ge) 深具現實感的法政理論問題。此中湧現的諸多“儒家憲政論”思潮，大體(ti) 可歸為(wei) “強路徑”與(yu) “厚路徑”兩(liang) 種取徑。前者的典型代表，即前述“公羊學模式”之依經創製。所謂“強”者，首先指儒家經典製度與(yu) 義(yi) 理精神在其中占據強勢主導地位，以此構想一套完備自足的政教體(ti) 係；其次，傾(qing) 向於(yu) 采取政治取向的上層取徑，強調“政”之於(yu) “教”的守護之責。

與(yu) 之相對，本書(shu) 所代表的理論形態可用一個(ge) “厚”字來形容。“厚”，意味著一種曆史感、開放性與(yu) 包容度，並不汲汲追求但憑儒家義(yi) 理而引申出一套具體(ti) 、整全、獨特的政製安排，而是強調儒家在中國現代秩序中有必要作為(wei) 一種根本性的支援意識而發揮作用。其對“憲政”的理解，既不囿於(yu) 西方、現代之典範，亦不局限於(yu) 狹義(yi) 的憲法文本與(yu) 政製本身，而強調須以一種曆史、柔性、開闊的視野，充分考慮到道德、信念、風俗、慣例、法律、政製等多方麵因素對於(yu) 共同體(ti) 秩序的多維形塑，由此凸顯政治秩序的文明向度。有效運轉的憲政傳(chuan) 統必然具有其複雜性與(yu) 長期性，故必須從(cong) 文明意義(yi) 上夯實其信念根基與(yu) 德行淵源。緣乎此，同時亦出於(yu) 學理的審慎，作者更傾(qing) 向於(yu) 使用“憲製”而非“憲政”一詞來指稱此種對於(yu) 根本秩序的理解。在這裏，完整的憲製秩序被理解為(wei) 四大維度：政教關(guan) 係（政治的道德、宗教、文化基礎）、治理結構（族群、地域整合機製）、政體(ti) 架構以及政治認同。儒家傳(chuan) 統乃是作為(wei) 一種文明資源滲透到上述四維的構造整合之中的，現代中國優(you) 良憲製的確立，正是一個(ge) 在曆史文明、西方典範與(yu) 現實處境之間開放會(hui) 話，損益提升的過程。質言之，此種儒家式的憲製觀是既“厚”且“廣”的。

君子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公民，是溝通儒家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政治的另一座橋梁。“道統與(yu) 公民”的板塊標題，清楚表明了一種積極融入現代，亦保持古典精神的反思視角。如果說公民一詞表達了對於(yu) 現代政治平等化潮流與(yu) 公共性理念的肯認，道統概念的標舉(ju) 則顯示了借助古典文明資源克製現代政治之負麵產(chan) 品的用意。如通過對儒家中道倫(lun) 理的公共意義(yi) 解讀，借以祛魅一元、排他的現代意識形態激情，又如從(cong) “身—家—國—天下”四元四域的《大學》思維中提煉天下公民理念，對天然帶有我族中心主義(yi) 傾(qing) 向的現代民族國家定勢予以反省，升華國族思想的普世品格。

從(cong) 梁任公主張以私德涵育公德，到現代新儒家諸賢試圖以儒家道德內(nei) 聖開出民主外王，融通儒家傳(chuan) 統與(yu) 自由主義(yi) 的努力一直延綿不絕，是謂鍛造現代中國精神之一大事因緣。儒家與(yu) 自由主義(yi) 的對話，同樣是本書(shu) 的一個(ge) 重要議題。較之以往以道德心性結合民主政製的單向模式，作者力圖展現出一種雙向開放的新特質。狹義(yi) 民主政體(ti) 的建立，不再被視作現代中國秩序轉型的唯一要件，而政治共同體(ti) 良性運轉所必須的風俗、信念與(yu) 認同，則被認真納入思考視域之中。上述論域，並非自由主義(yi) 之擅場，而必有賴於(yu) 文明傳(chuan) 統之滋養(yang) 涵育。如此，儒家傳(chuan) 統與(yu) 自由主義(yi) 之間就不再是一維平麵的對立抑或對接關(guan) 係。借助自由、民主、人權理念，儒家傳(chuan) 統能夠獲得育成自身現代形態的契機；同樣，經過與(yu) 道統、人倫(lun) 、德性觀念的對話，自由主義(yi) 亦能夯實自身的文明根基，擺脫“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的百年尷尬。

作為(wei) 對各類現代意識形態思維的超越，作者著力強調儒家中道心智之於(yu) 現代政治的重要意義(yi)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道心智意味著基於(yu) 儒學的現代政治思考拒絕將自身定位為(wei) 一種新意識形態，而強調理論與(yu) 現實的開放性，尤其著意避免成為(wei) 一種與(yu) 國家崛起相伴相生的特殊主義(yi) 固閉。其次，中道心智意味著對二十世紀新儒家群體(ti) “花果飄零”之文化悲情意識的超越，實現從(cong) 批判抗議到積極建設的態度轉變。當然，這種轉變絕非意味著對儒家傳(chuan) 統中風裁獨持、處士橫議之批判精神的消解，而是指在新的曆史環境中積極超越文化悲情意識與(yu) 邊緣人心態，以一種身處其中的在場感審慎負責地參與(yu) 到現代中國的轉型事業(ye) 之中。

問題展望：經史之學與(yu) 開放對話

奧克肖特曾區分“曆史的過去”與(yu) “實踐的過去”——“隻要這一過去被視為(wei) 政治智慧的存儲(chu) 器，這一過去就不是曆史中的過去”。[3]可見政治思想史生而為(wei) 一種“實踐的過去”。如何做到思想史還原與(yu) 理論闡發的相得益彰，是為(wei) 決(jue) 定其研究品質的高下的關(guan) 鍵，借用傳(chuan) 統學術語言，此即向經史傳(chuan) 統的回歸。“經”凝聚了中國古典文明的核心精神，而“史”則是經之價(jia) 值精神在時空中的實踐呈現。經學之於(yu) 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意義(yi) ，體(ti) 現在一係列體(ti) 現中國經典秩序想象的“元概念”之提煉。至於(yu) 史學研究的推助，則體(ti) 現在對思想、觀念、人物的重新語境化理解，進而提煉一套融合政治、社會(hui) 、經濟史背景的思想敘事。借用溝口雄三的表述，此即“以中國為(wei) 方法”，不是沿著預先準備好的外在框架來斟酌曆史事實，而是從(cong) 典籍所呈現的曆史當中提煉輪廓和主題。[4]

政治思想史研究需具有鮮明的主體(ti) 意識，而立基於(yu) 此的政治理論闡發則務必保持開放性。回歸經史固然是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但進入傳(chuan) 統經史世界的切口，必定是在現代轉型的問題意識中立定的。本書(shu) 中以“洪範模式”切入近世儒學政治正當性理論的相關(guan) 研究，可謂經學政治學研究的有效嚐試，而對近世儒學之實踐意識、公論觀念的專(zhuan) 題研究，則更多體(ti) 現出思史結合的思想史研究特質。事實上，上述兩(liang) 方麵研究，包括由此引出的對經世、經製、道統、治體(ti) 等古典政治概念的發掘，都是在正當性思考、烏(wu) 托邦反思、憲製會(hui) 話等現代問題意識的激發下生成、展開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論意義(yi) 上的回向傳(chuan) 統，與(yu) 政治理論領域中的開放融合，二者實相輔相成而並行不悖。經過長期努力而或可達致的一種理想狀態，是從(cong) 自身文明脈絡中探索提煉一套對於(yu) 優(you) 良政治秩序的理解與(yu) 表達，進而進行中西政治思想的深度交流與(yu) 對話。對此，本書(shu) 在提供了一種嚐試努力的同時，也留下了可待進一步耕耘的廣闊餘(yu) 地。

就傳(chuan) 統思想話語的現代轉換技藝而言，從(cong) 經史典籍中挖掘概念，固然有助於(yu) 避免時代意見的遮蔽，更加貼切地理解自身，但傳(chuan) 統概念若欲在現代語境中充分獲得說明自身的能力，則仍需直麵西方、現代概念的比較與(yu) 辯難。因此，在理論層麵折中今古，破除西方中心論與(yu) 現代性傲慢的同時，還需要在現代視野下直麵古今之辨中的一係列根本問題。比如，現代政治的民主正當性原則如何溝通古典德性主義(yi) 精神？具有人倫(lun) 差序特質的“仁—禮”秩序結構，如何嵌入到以權利平等為(wei) 前提的預設的現代社會(hui) 之中？惟其如此，傳(chuan) 統政治思想研究方能在現代性的追趕與(yu) 批判之間立定腳跟，不至在趨新與(yu) 守舊的潮流進退中出主入奴、彷徨失據。

無論是經史典籍中元知識元概念的發掘，政治、社會(hui) 、經濟史演進脈絡的再敘事，還是當代中國內(nei) 外秩序問題的激發，都是構成政治思想史研究共業(ye) 的基礎。中華文明的曆史活力，在於(yu) 思想與(yu) 實踐結合中“道—學—政”三位一體(ti) 之良性互動。同樣，今日語境下思想史、政治理論與(yu) 公共生活實踐的交互促進，也是建立一種兼具文明主體(ti) 性與(yu) 理論開放性的學術新典範的必由之徑。由是觀之，本書(shu)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所展現的新研究典範及其透露出的理論願景，無疑令人期待。

注釋：

[1] [英]邁克爾·奧克肖特：《經驗及其模式》，吳玉軍(jun) 譯，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頁。

[2] [美]本傑明·史華慈：《思想的跨度與(yu) 張力》，王中江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頁。

[3] [英]邁克爾·奧克肖特：《經驗及其模式》，吳玉軍(jun) 譯，第104頁。

[4] [日]溝口熊三：《作為(wei) 方法的中國》，孫軍(jun) 悅譯，三聯書(shu) 店2011年版，第198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