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的語境變遷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的整體(ti) 定位

作者：趙峰（中共中央黨(dang) 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哲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29輯，陳明 朱漢民 主編，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六月初九日乙未

           耶穌2016年7月12日

內(nei) 容提要：本文由探討中西古今的文化難題入手，梳理了中國現代幾個(ge) 主要話語體(ti) 係的特點及其轉換，分析了這些話語體(ti) 係對傳(chuan) 統文化整體(ti) 定位的決(jue) 定性影響。五四以後，隨著中西問題被轉換為(wei) 古今問題，自由主義(yi) 者的現代性話語體(ti) 係與(yu) 馬克思主義(yi) 者的階級鬥爭(zheng) 話語體(ti) 係展開了話語權的爭(zheng) 奪，而傳(chuan) 統文化的整體(ti) 性質被二者聯手判定為(wei) 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新中國成立後，大陸依次出現了三種主流話語體(ti) 係。階級鬥爭(zheng) 話語體(ti) 係對傳(chuan) 統文化的總體(ti) 否定最為(wei) 堅決(jue) ；現代化話語體(ti) 係對待傳(chuan) 統文化相對溫和，但與(yu) 之相伴的現代性話語體(ti) 係對傳(chuan) 統文化的總體(ti) 否定則最為(wei) 徹底；正在形成的民族複興(xing) 話語體(ti) 係出現了將古今問題納入到中西問題來思考的趨向，意味著對傳(chuan) 統文化總體(ti) 肯定的重大轉機。

關(guan) 鍵詞：話語體(ti) 係、傳(chuan) 統文化、中西問題、古今問題

近代以來中國最大的文化問題莫過於(yu) 中西古今問題。曆史的軌跡朝著由中西而古今的方向進展，這是由中國落後於(yu) 西方的現實決(jue) 定的，因為(wei) 先進與(yu) 落後本身是一種時間性概念，而人們(men) 最初探討中西問題的本意，正是試圖解決(jue) 中國落後於(yu) 西方的問題，因而空間性的中西問題必然讓位於(yu) 時間性的古今問題。然而古今問題並不能完全取代中西問題。隨著中國落後於(yu) 西方的問題基本解決(jue) ，中西問題必然重新浮出水麵，因為(wei) 主體(ti) 身份認同問題，最終還是要回到中西問題上來解決(jue) 。

從(cong) 鴉片戰爭(zheng) 開始，中國落後於(yu) 西方的殘酷現實就擺在了人們(men) 麵前，迫使人們(men) 思以救之。人們(men) 首先注意到的中西差距是設備與(yu) 技術，接著認識到中西製度的不同，最後終於(yu) 發現中西之間的根本差異是思想觀念的不同，於(yu) 是開始了新文化運動。在這個(ge) 過程中，中西問題一直主宰著人們(men) 的思維。無論是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製夷”，還是張之洞的“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都是沿用或參照古老的華夷之辨模式來進行思考的。而華夷之辨本身以華夏文明為(wei) 中心的結構，暗藏著對華夏文明優(you) 越性的強烈自信。隨著中西問題的探討層層深入，中國人原有的文化自信迅速失落，最後幾乎蕩然無存。中西問題的發問方式，是通過與(yu) 洋人的對比來界定自我：由我的器物不如人，到我的製度不如人，最後到我的精神不如人，結果隻能走向對我的全麵否定，即我事事不如人。[1]

新文化運動完成了追問方式的轉變，把中西問題轉換為(wei) 古今問題：我們(men) 之所以事事不如人，不是因為(wei) 我們(men) 是中國人，而是因為(wei) 我們(men) 仍停留在古代，而西方已經前進到了現代；那個(ge) 事事不如人的我，是昨日之我；西方展現出來的現代麵貌，才是明日之我；我們(men) 要自救，就必須告別昨日之我，走向明日之我。這就把我是誰的問題，轉換為(wei) 我從(cong) 哪裏來、要到哪裏去的問題，從(cong) 而用明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正如馮(feng) 友蘭(lan) 總結的那樣：“一般人已漸覺得以前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you) 越的，並不是因為(wei) 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wei) 它是近代底或現代底。我們(men) 近百年之所以到處吃虧(kui) ，並不是因為(wei) 我們(men) 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wei) 我們(men) 的文化是中古底。這一覺悟是很大底。”[2]通過這種轉換，中西問題被化約為(wei) 古今問題，並深刻影響到中國現代思維方式的建立。一方麵，它使時代性認同成為(wei) 了現代中國人的普遍共識，使現代性追求成為(wei) 了現代中國人的持久動力；另一方麵，它也給傳(chuan) 統文化貼上了前現代的標簽，使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對立的思維模式變得牢不可破。

一

新文化運動持續的時間比較長，其中的一個(ge) 標誌性事件是五四運動的暴發。關(guan) 於(yu) 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性質，胡適有一個(ge) 經典的論斷：“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yi) 是承認中國舊文化不適宜於(yu) 現代的環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3]就是說，必須否定前現代的封建蒙昧主義(yi) 性質的傳(chuan) 統文化，以便確立現代性追求的正當性。而五四運動則是由巴黎和會(hui) 的一個(ge) 外交事件所引發的民眾(zhong) 的強烈抗議，帶有明顯的救亡性質。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啟蒙運動，從(cong) 來沒有離開過救亡的問題意識；啟蒙是由救亡所引發，並在救亡的強刺激下走向高潮。當五四運動成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標誌，而整個(ge) 新文化運動被冠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稱謂時，中國現代啟蒙精神的複雜性才真正得以完整地呈現。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被介紹到中國來的西方思想可謂五花八門，但最有影響力的還是自由主義(yi) 與(yu) 馬克思主義(yi) 。自此，自由主義(yi) 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在現代中國爭(zheng) 奪話語權的鬥爭(zheng) ，正式拉開了帷幕。自由主義(yi) 作為(wei) 西方發達國家的主要意識形態，一開始就以一種普遍主義(yi) 的麵貌強勢進入中國，並迅速贏得了多數知識精英的熱烈擁抱。這些知識精英以啟蒙為(wei) 己任，以歐美為(wei) 標杆，按照普遍主義(yi) 原則構造了中國現代第一套成熟的話語體(ti) 係。這套話語體(ti) 係把個(ge) 人的自由和權利作為(wei) 敘事原點，建立了一個(ge) 以前現代與(yu) 現代的曆史區分為(wei) 經線、以科學與(yu) 民主的發展水平為(wei) 緯線的敘事坐標，並以此作為(wei) 衡量一個(ge) 國家或一種文明的普遍標準。這套話語體(ti) 係結構簡單，但解釋力強大，不僅(jin) 說明了中國為(wei) 什麽(me) 落後、西方為(wei) 什麽(me) 強盛，而且指明了中國擺脫落後挨打命運的唯一出路，即在加入現代性的時代潮流，從(cong) 而成功地把救亡問題納入到啟蒙話語之中。然而，這套現代性話語體(ti) 係有一個(ge) 致命的盲點，即無法有力回答一個(ge) 從(cong) 本民族立場出發的嚴(yan) 重關(guan) 切：在尚未完成現代轉型的當下中國，如何抵禦帝國主義(yi) 列強的殖民侵略？嚴(yan) 既澄說，別說西方文化明顯比中國文化優(you) 越，即使西方文化不好，我們(men) 也必須學習(xi) ，因為(wei) “在目前的強盜世界裏，正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講不清的時候，我們(men) 總得把別人拿來欺負我們(men) 剝削我們(men) 的種種東(dong) 西，先拿在手裏，然後能夠和他們(men) 一同生存”。[4]這個(ge) 曾經引起人們(men) 普遍共鳴的說法，雖然雄辯地揭示了學習(xi) 西方的必要性，但同時又引發了更多的困惑：如此先進的現代性，為(wei) 什麽(me) 在西方列強身上卻表現出如此野蠻的特征？在沒有完全把這些先進的東(dong) 西拿到手的時候，我們(men) 又如何和強盜們(men) 一同生存？正是在解答這些難題上打開了缺口，馬克思主義(yi) 才得以在中國迅速傳(chuan) 播。

毛澤東(dong) 說：“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wan) 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可是，“帝國主義(yi) 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為(wei) 什麽(me) 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馬克思關(guan) 於(yu) 資本主義(yi) 貪婪本性的論述回答了這一問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men) 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yi) ”，於(yu) 是，“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5]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現代中國提供了一個(ge) 結構更複雜的話語體(ti) 係。它以物質力量來建構精神力量，以具體(ti) 的社會(hui) 實踐來解構抽象的普遍觀念，以生產(chan) 力作為(wei) 人類社會(hui) 的最基本的物質力量，以階級關(guan) 係作為(wei) 迄今為(wei) 止的文明社會(hui) 的最基本的現實關(guan) 係，而推動曆史前進的基本力量是建立在一定生產(chan) 力基礎上的階級鬥爭(zheng) ；它把不斷進步的人類曆史細分為(wei) 若幹階段，將現代性的正當性限製在由封建社會(hui) 向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過渡的進程中，其本質上是一種高級的剝削和壓迫形式取代低級的剝削和壓迫形式，而人類未來的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則必然要削除一切形式的剝削和壓迫；最後，它把階級認同、時代認同和民族認同結合起來，對外反對帝國主義(yi) 的殖民侵略以捍衛民族的獨立和尊嚴(yan) ，對內(nei) 反對封建主義(yi) 的專(zhuan) 製奴役以追求現代性，二者統一於(yu) 國際國內(nei) 的階級鬥爭(zheng) ，從(cong) 而將救亡問題與(yu) 啟蒙問題一並納入到階級鬥爭(zheng) 的敘事邏輯中。在中國革命時期，由於(yu) 馬克思主義(yi) 者堅決(jue) 站在被壓迫被剝削階級一邊，用剩餘(yu) 價(jia) 值理論解構了最高級的剝削形式的合法性，因而他們(men) 占據了社會(hui) 價(jia) 值的製高點並獲得了特殊強大的社會(hui) 動員能力，從(cong) 而在爭(zheng) 奪革命話語權的鬥爭(zheng) 中擁有著自由主義(yi) 者難以企及的理論和實踐的優(you) 勢。

無論是現代性的話語體(ti) 係還是階級鬥爭(zheng) 的話語體(ti) 係，盡管它們(men) 預設的明日之我有所不同，前者指向西方，而後者指向超越西方的更高級的狀態，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它們(men) 都把傳(chuan) 統文化定位為(wei) 應當拋棄的昨日之我的東(dong) 西。在兩(liang) 股力量的夾擊下，傳(chuan) 統文化被強行貼上了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的標簽，並且幾乎被剝奪了為(wei) 自己申辯的權利。隻要一有人提倡傳(chuan) 統文化，就會(hui) 立即被冠以複辟倒退的罪名而淹沒在潮水般的討伐中。事實上，複辟倒退的勢力的確特別願意打出傳(chuan) 統文化的旗號，這更加深了人們(men) 把傳(chuan) 統文化等同於(yu) 複辟倒退的觀感。傳(chuan) 統文化留有前現代的印記，是無可置疑的。問題是，任何政治勢力想要利用某種文化資源，優(you) 先考慮的總是其利用對象能否為(wei) 它提供某種政治正當性。傳(chuan) 統文化能提供的最重要的東(dong) 西，也是複辟勢力特別想要借重的，就是民族認同。我們(men) 本不應因為(wei) 痛恨複辟勢力而遷怒於(yu) 傳(chuan) 統文化並傷(shang) 及民族認同，但在當時，兩(liang) 個(ge) 主流話語係統都沒能顧及這一點。

現代中國的兩(liang) 套主流話語體(ti) 係都是在亡國滅種之焦慮的推動下構建起來的。這種焦慮本身是以民族認同為(wei) 基礎。然而，失敗和屈辱的不斷疊加，使得人們(men) 消除焦慮的渴望變得如此急切，以至於(yu) 任何救國方案都被要求立竿見影且容不得半點閃失，一有閃失其方案就會(hui) 被宣布為(wei) 無效而遭到否決(jue) 。時勢的急迫，催生了急功近利的情緒，更催生了越來越徹底的變革訴求。一切改良的企圖都被唾棄，革命成了唯一的選項。自由主義(yi) 者拿出了立足於(yu) 個(ge) 人的革命方案，馬克思主義(yi) 者拿出了立足於(yu) 階級的革命方案，它們(men) 都具有變革的徹底性，並且前者有西方的實效證明，而後者有俄國的實效證明。相比之下，傳(chuan) 統文化既顯保守，更無近效，因為(wei) 它注重的是延續而不是顛覆，它強調的是潛移默化而不是立竿見影。魯迅曾引朋友的話說：“要我們(men) 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men) 。”[6]從(cong) 相對主義(yi) 的實用態度來看，傳(chuan) 統文化的確未能振衰起弊，我們(men) 似乎有理由鄙視它；但從(cong) 現代資本主義(yi) 全球擴張的趨勢來看，隻有中國的前現代文明沒有被徹底地殖民化，傳(chuan) 統文化畢竟為(wei) 我們(men) 積聚了足夠的力量來抵禦這股殖民浪潮，為(wei) 我們(men) 自主變革贏得了寶貴的時機，因此我們(men) 倒是應該對它感恩。但在激進的革命者眼裏，愛國主義(yi) 的民族認同是我們(men) 與(yu) 生俱來的東(dong) 西，因而在構造其話語體(ti) 係時反而沒有把它放在足夠重要的位置上。而自由主義(yi) 者的世界公民情結和馬克思主義(yi) 者的“工人階級沒有祖國”的坦蕩，都在有意無意地用某種普遍主義(yi) 的理性壓製著民族認同的情感。

抗日戰爭(zheng) 的全麵暴發，一下子把民族認同的重要性凸顯了出來。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國家的利益壓倒了內(nei) 部的階級利益和黨(dang) 派利益，民族認同被提升到了時代認同和階級認同之上。民族認同，在現代性敘事中未曾提及，而在階級鬥爭(zheng) 敘事中也隻是一個(ge) 為(wei) 階級鬥爭(zheng) 和時代追求提供特定背景或次級支撐的常識性基礎，但此時卻在所有話語體(ti) 係中突然變成了中心。生死攸關(guan) 的民族戰爭(zheng) ，不但打斷了現代啟蒙的進程，而且打亂(luan) 了階級鬥爭(zheng) 的節奏。這個(ge) 被李澤厚稱之為(wei) “救亡壓倒啟蒙”的現象本身恰恰說明，在現實中，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不但是現代性追求和階級鬥爭(zheng) 推進的出發點，而且是其歸宿處。因而在中國現代的主流話語體(ti) 係中，民族認同不應僅(jin) 僅(jin) 享有基礎性地位，更應提升至最高的邏輯位階。然而，當時的兩(liang) 大主流話語體(ti) 係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隻是把激烈的民族戰爭(zheng) 當作某種特殊的例外情形，並滿足於(yu) 對自身的話語結構稍作策略性調整。傳(chuan) 統文化依然背負著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的惡名，隻是由於(yu) 其中珍藏著民族認同的根基，故人們(men) 對其抨擊的力度和規模明顯降低。此時，錢穆針對主流話語體(ti) 係對本國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的鄙薄，痛切地指出：“斷斷無一國之人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於(yu) 天地之間者。”“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先民文化傳(chuan) 統猶未全息絕故。”正因為(wei) 中華文化悠久而偉(wei) 大，所以我們(men) 的抗戰必勝：“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燦爛光輝，而遽喪(sang) 其國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斷絕，而其國家之生命猶得長存者。”[7]錢穆的《國史大綱》一出版，便立即被官方指定為(wei) 全國大學用書(shu) ，並未遭到激進主義(yi) 者的合力圍攻，也可見當時的文化語境確已發生了某種驚人的變化。隻不過這種變化持續的時間不長，隨著抗戰的勝利，一切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

二

新中國建立後，革命年代成熟起來的階級鬥爭(zheng) 話語體(ti) 係主宰了大陸。把馬克思主義(yi) 的普遍原理與(yu) 中國革命的具體(ti) 實踐結合起來，是這套話語體(ti) 係最成功的地方。它通過貼近中國實際的階級分析，把中國革命的目標、任務、途徑和手段等異常清晰地勾勒出來；它通過對剩餘(yu) 價(jia) 值理論的通俗解讀，使反剝削反壓迫的革命鬥爭(zheng) 獲得了不容置疑的正當性，如毛澤東(dong) 就曾把馬克思主義(yi) 的道理概括為(wei) 一句話：“造反有理”；它還通過土地政策和訴苦大會(hui) 等操作方式把廣大農(nong) 民階級高效地動員起來，並按照工人階級的現代組織形式把動員起來的農(nong) 民高效地組織起來，從(cong) 而為(wei) 中國革命打造了一支無敵的力量。相比之下，自由主義(yi) 者構建的現代性話語體(ti) 係則陶醉在普遍主義(yi) 的抽象原理中，在以農(nong) 民為(wei) 主體(ti) 的現實中國，顯得目標空洞且手段匱乏，尤其是在革命浪潮高漲的背景下，失去話語權也就不足為(wei) 怪了。

新政權在成功實施既定的土地政策後，在蘇聯的援助下，迅速推動全國範圍內(nei) 的工業(ye) 布局，正式開啟了由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的現代化進程。然而，蘇聯式的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隻是階級鬥爭(zheng) 話語體(ti) 係的某種擴容性的延續。階級鬥爭(zheng) 敘事依然是位階最高的頂層邏輯；社會(hui) 主義(yi) 被當作高於(yu) 資本主義(yi) 的更高階段，從(cong) 而把現代性的一些重要內(nei) 容納入其中。蘇聯模式社會(hui) 主義(yi) 的敘事邏輯是以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的對立為(wei) 基礎的，於(yu) 是，現代性敘事邏輯中前現代與(yu) 現代的對立，被轉換為(wei) 封建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的對立，而整個(ge) 現代性敘事被定位為(wei) 資產(chan) 階級的意識形態。自由、人權等現代性理念連同私有製和市場經濟遭到無情批判，而社會(hui) 主義(yi) 優(you) 越於(yu) 資本主義(yi) 的主要特征則集中體(ti) 現為(wei) 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並且這一切都要由階級鬥爭(zheng) 的敘事邏輯來闡明。無論如何，發展現代生產(chan) 力乃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自身任務，它需要相應的建設邏輯支撐；而階級鬥爭(zheng) 敘事則是一種革命邏輯。隨著國際國內(nei) 形勢日趨嚴(yan) 峻，在階級鬥爭(zheng) 話語體(ti) 係中，革命邏輯輕易地壓倒並取消了建設邏輯，“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便成為(wei) 了一切領域的最高原則。

在這種話語體(ti) 係中，整個(ge) 中國曆史被敘述為(wei) 一部階級鬥爭(zheng) 的曆史，農(nong) 民起義(yi) 成為(wei) 一條曆史主線；中國思想史的中心線索相應地被敘述為(wei) 唯物主義(yi) 與(yu) 唯心主義(yi) 的鬥爭(zheng) 史，其典型形式表現為(wei) 儒法鬥爭(zheng) 史；傳(chuan) 統文化作為(wei) 曆史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成果，則被總體(ti) 定位為(wei) 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套完備的政治意識形態。人們(men) 討論的焦點集中在：農(nong) 民起義(yi) 為(wei) 什麽(me) 總是失敗？即使偶爾成功，為(wei) 什麽(me) 總是被封建意識形態所俘虜？思想理論的背後隱藏著什麽(me) 樣的社會(hui) 政治訴求？階級和階級矛盾的變化如何決(jue) 定著曆史的演進和分期，而曆史的演進和分期又是如何決(jue) 定著思想家的思想理論的性質？等等。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就是按照這一敘事邏輯對傳(chuan) 統文化所作的徹底清算。在這部著作裏，思想史的秘密要由社會(hui) 史的闡釋來揭示，每個(ge) 曆史人物都被重新劃定了階級成份，其思想理論也完全按照其階級立場來重新審定，最終作者以一種空前的大手筆完成了對幾乎所有的古代思想家著述的顛覆性評判：凡是以往被推崇的“正宗思想”都是反動的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隻有那些具有反叛精神的“異端思想”才被有限度地肯定。為(wei) 了使這種宏大敘事更加豐(feng) 滿，作者還著力發掘了被曆史長期埋沒的邊緣人物，並取得了可觀的成績。盡管侯外廬的一些具體(ti) 的學術觀點存在著相當大的爭(zheng) 議，但其致思方向和敘事邏輯卻得到了當時的普遍認可，並影響深遠。

細究起來，這樣一套宏大敘事，是抗日戰爭(zheng) 勝利後發展成熟起來的。由於(yu) 抗戰期間民族認同問題得到普遍關(guan) 注，馬克思主義(yi) 者也認識到不能對傳(chuan) 統文化一概否定，而應對其中的精華予以繼承，這也契合把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現實需要。毛澤東(dong) 指出：“我們(men) 這個(ge) 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men) 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an) 。這對於(yu) 指導當前的偉(wei) 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8]當然，這種繼承是在對傳(chuan) 統文化加以全麵批判的基礎上進行的，所以被後來概括為(wei) “批判地繼承”或“批判繼承”。批判繼承的最重要的原則，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衡量糟粕的標準很明確，即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衡量精華的標準，則主要是人民性、民主性和革命性。這些標準都是由革命話語體(ti) 係的總體(ti) 構架決(jue) 定的，即強調時代性內(nei) 容和階級認同。此外，精華還包括民族的形式，即所謂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從(cong) 時代性看，傳(chuan) 統文化是比資本主義(yi) 更落後的封建主義(yi) 的文化；從(cong) 階級性看，傳(chuan) 統文化是比資產(chan) 階級更反動的封建地主階級的文化。這種總體(ti) 性否定之所以可以不嚴(yan) 重傷(shang) 及民族認同，是因為(wei) 我們(men) 的階級認同延伸到了曆史上一切被剝削階級，形成了“人民”這個(ge) 概念，從(cong) 而為(wei) 這套話語體(ti) 係建立了跨越時代的主體(ti) 意識。於(yu) 是，一切對封建統治的抗議和反叛，一切屬於(yu) 人民的偉(wei) 大創造，都是中華民族偉(wei) 大生命力的展現；即使是統治階級的代言人，當他們(men) 還能代表人民的時候，也能說出若幹真理，盡管這些真理是片麵的，並且常常被淹沒在整體(ti) 的謬誤中。就像魯迅那樣，他可以對傳(chuan) 統文化發起最猛烈最徹底的批判，但他在民族認同上不會(hui) 有大問題，因為(wei) 他在黑暗的曆史中找到了民族的脊梁。

批判繼承預設的前提是，傳(chuan) 統文化的精華被淹沒在整體(ti) 的糟粕中。整體(ti) 的糟粕，決(jue) 定了精華通常隻能以片麵的方式零星存在。要取得精華，就需要砸碎整體(ti) 擇而拾之，至少也要讓精華從(cong) 整體(ti) 中分離出來以擺脫其束縛，然後將精華鑲嵌在現代語境中以獲得新的生命。這就是“古為(wei) 今用，推陳出新”的操作原則。向古人學習(xi) 是為(wei) 了現在的活人，繼承傳(chuan) 統的精華是為(wei) 了開創現代的生麵。毛澤東(dong) 喜歡用“實事求是”“愚公移山”等成語典故來說明現代主張，還曾通過評《水滸》批宋江來發動黨(dang) 內(nei) 政治運動，這些都是“古為(wei) 今用”的生動事例。由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時代的階級的內(nei) 容被整體(ti) 否定了，隻有民族文化的形式可以比較完整地拿來改造運用，因而“民族的形式”加“時代的內(nei) 容”就成了比較盛行的“古為(wei) 今用”模式，如《紅燈記》等革命現代京劇、建築中的大屋頂設計等等。然而，在內(nei) 容與(yu) 形式的關(guan) 係中，內(nei) 容是主導因素，內(nei) 容決(jue) 定形式，而不是相反。因此，在階級鬥爭(zheng) 話語體(ti) 係裏，對傳(chuan) 統文化內(nei) 容的否定遠遠高於(yu) 對其形式的肯定，而對傳(chuan) 統文化整體(ti) 糟粕的批判最終壓倒了對其零星精華的繼承。傳(chuan) 統文化此時所遭受的毀滅性破壞，可謂空前絕後。

三

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展開，大陸主流話語體(ti) 係發生了重大變化，現代化的敘事邏輯逐漸上升到頂層位階。從(cong) “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到“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需要完成由革命邏輯過渡到建設邏輯的話語轉型。最初引起我們(men) 關(guan) 注的是四個(ge) 現代化，它主要是生產(chan) 力的現代化。要實現這個(ge) 目標，必然要求產(chan) 生關(guan) 係的現代化，要求體(ti) 製機製的現代化，最終要求思想觀念的現代化，進而要求經濟、政治、社會(hui) 、文化的全方位現代化。全方位的現代化自然要求有一套說明其合理性與(yu) 合法性的敘事邏輯。鄧小平在訪問了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後，產(chan) 生了再不改革開放就要被開除“球籍”的焦慮，把能不能實現現代化上升到關(guan) 係黨(dang) 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的明確提出，標誌著一套新的現代化話語係統初步形成。其中，麵向未來，可以接續原來的分階段的曆史進程的敘事，最終通向共產(chan) 主義(yi) 未來；麵向世界，把敘事的重心由時間性的未來挪到空間性的當下，即挪到人類已經達到的西方發達國家現有的先進生產(chan) 力水平；而麵向現代化，則是敘事的焦點和核心。這套現代化敘事的邏輯構架的拱頂石，是十三大報告裏提出的“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理論”，因為(wei) 它調整了以往的曆史進程的敘事，把關(guan) 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的探討，從(cong) 坐在共產(chan) 主義(yi) 門檻前的思考，變成了站在現代性門檻上的思考。此後，把計劃和市場都定位為(wei) 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的手段，並提出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現代經濟發展方向，也就順理成章了。

現代化話語體(ti) 係與(yu) 自由主義(yi) 者的現代性話語體(ti) 係有所不同。它沒有放棄階級鬥爭(zheng) 敘事，從(cong) 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到後來強調的既要反左又要防右，以階級鬥爭(zheng) 敘事為(wei) 前提的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始終在堅持；它也沒有忘記民族振興(xing) 敘事，實現四個(ge) 現代化的最初動力，就集中體(ti) 現在“振興(xing) 中華”的口號裏。但是，在這套話語體(ti) 係中，現代化敘事在邏輯優(you) 先性上要高於(yu) 其他兩(liang) 種敘事。“貧窮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肯定了實現現代化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先決(jue) 條件；而對被開除“球籍”的焦慮，則肯定了實現現代化是民族振興(xing) 的先決(jue) 條件。從(cong) 理論上看，階級鬥爭(zheng) 敘事把焦點放在由產(chan) 生關(guan) 係決(jue) 定的人與(yu) 人的階級關(guan) 係上，而現代化敘事則直接把焦點放在生產(chan) 力上，由此也可以把馬克思主義(yi) 最基本的原理概括為(wei) 一句話，即“發展是硬道理”。盡管現代化話語體(ti) 係包含多個(ge) 層次，但現代化敘事本身卻與(yu) 五四以來的現代性敘事有著天然聯係。現代性敘事是當今世界的主流話語係統，在這一點上，我們(men) 與(yu) 國際接軌了，但主要是在現代生產(chan) 力層麵的接軌。

現代化敘事可以包容現代性敘事，因為(wei) 隻要是能解放和發展現代生產(chan) 力的一切製度的和觀念的設置，都體(ti) 現了現代性，而西方隻是展示現代性的方案之一；而自由主義(yi) 者的現代性敘事卻往往排斥現代化敘事，因為(wei) 他們(men) 隻認可西方唯一完整地體(ti) 現了現代性，把與(yu) 之不同的任何東(dong) 西都排除在現代性之外。這種隻承認現代性敘事具有正當性的現代性話語體(ti) 係，首先在學術界隨後在全社會(hui) 廣為(wei) 流傳(chuan) ，幾乎成為(wei) 了民間主流話語體(ti) 係。上世紀80年代啟蒙思潮的興(xing) 起，就是要把被抗日戰爭(zheng) 中斷了的五四啟蒙運動接續起來。這個(ge) 說法本身，就把抗戰暴發以來的40年曆史排除在中國現代性進程之外。按照現代性敘事邏輯，不是現代性的東(dong) 西，就隻能是前現代的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的東(dong) 西，那麽(me) 這空闕的40年也就被隱晦地判為(wei) 前現代的性質。這樣一種敘事方式，難免要與(yu) 官方主流話語體(ti) 係發生衝(chong) 突。現代性敘事以激進的方式推動著現代化話語體(ti) 係盡可能徹底地擺脫階級鬥爭(zheng) 話語體(ti) 係的束縛，然而，在對待傳(chuan) 統文化上，現代性敘事再度與(yu) 階級鬥爭(zheng) 敘事產(chan) 生共鳴，阻礙著現代化話語體(ti) 係整理自身的邏輯結構以妥善處理民族認同問題。

在現代性敘事的裹挾下，曆史進程的邏輯，被聚焦於(yu) 前現代與(yu) 現代的分界線上。中國古代曆史被籠統地劃歸為(wei) 前現代，並把重點放在其後期的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而前現代的傳(chuan) 統文化，自然是我們(men) 走向現代的最大障礙。在這種敘事中，我們(men) 對曆史的關(guan) 注難免自覺不自覺地集中在一些負麵的話題上，如：中國近代為(wei) 什麽(me) 落後？中國的封建社會(hui) 為(wei) 什麽(me) 如此漫長？中國究竟有沒有出現過資本主義(yi) 萌芽？為(wei) 什麽(me) 這點萌芽沒有發展壯大？近代科學為(wei) 什麽(me) 沒有在中國產(chan) 生？等等。金觀濤的《興(xing) 盛與(yu) 危機》為(wei) 中國古代社會(hui) 找出了一個(ge) “超穩定結構”，雄辯地回答了中國漫長的黑暗中世紀為(wei) 什麽(me) 會(hui) 停滯不前；柏楊《醜(chou) 陋的中國人》更是把“中國人的劣根性”歸罪於(yu) 傳(chuan) 統的“醬缸文化”，竟贏得大陸青年一片喝彩。在激情澎湃的喧囂中，人們(men) 爭(zheng) 先恐後地激揚文字、糞土傳(chuan) 統。就像五四時期一樣，傳(chuan) 統文化完全成了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的象征符號，人們(men) 把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和憤怒一股腦地砸向了它，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簡單對立的思維模式在一般人心目中重新變得天經地義(yi) 。由於(yu) 現代性話語體(ti) 係特別標榜普世主義(yi) 的現代價(jia) 值，根本不屑於(yu) 談論階級認同和民族認同問題，以至於(yu) 在否定傳(chuan) 統文化方麵顯得尤為(wei) 激進和決(jue) 絕。在這種敘事邏輯下，前現代的中國曆史和文化似乎隻有一片黑暗而不見一絲(si) 光明，其結果不免深深傷(shang) 及對民族主體(ti) 的認同，一些人竟然對西方的殖民主義(yi) 唱起了讚歌。

與(yu) 此同時，嚴(yan) 謹的學術研究也開始接續五四後期“整理國故”的任務，把當時的一些重要成果追認為(wei) 經典。馮(feng) 友蘭(lan) 的《中國哲學史》是自覺按照現代性話語體(ti) 係把中西問題化約為(wei) 古今問題來對國故加以整理的，其子學時代與(yu) 經學時代的劃分，隱然可見古希臘與(yu) 歐洲中世紀的影子。然而，他在抗戰時期通過《貞元六書(shu) 》整理自己的哲學體(ti) 係時，似乎已撐破了隻見古今的邏輯構架，其《新原人》對覺解和境界的闡發，某種程度上回到了中西問題。在經曆了幾十年的坎坷後，他決(jue) 心把各種敘事邏輯結合起來，最終完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在《新編》第五冊(ce) 裏，他明確提出了中國哲學走的是倫(lun) 理學路子，不同於(yu) 西方哲學所走的本體(ti) 論和認識論路子，這實際上是對傳(chuan) 統文化進行某種整體(ti) 性的哲學思考。而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雖然也是在“整理國故”的氛圍中完成的，但似乎並沒有受到現代性敘事的太多影響。他固執地沿著中西問題的路徑，謹慎地逐一考察古代經典中出現的每一個(ge) 主要哲學範疇，試圖總結出中國文化不同於(yu) 西方的思維特征。他的這種超常冷靜的治學態度，不僅(jin) 幫助他自己抵禦住外界的喧嘩而專(zhuan) 心完成其學術使命，也幫助他的弟子們(men) 抵禦了啟蒙思潮的亢奮和隨後出現的經濟大潮的浮躁，始終堅守著那片學術研究的園地。

出於(yu) 對現代與(yu) 傳(chuan) 統簡單對立的思維模式的不滿，學者們(men) 開始尋找各種理由，試圖在不觸動原有的總體(ti) 判斷的前提下盡可能恢複傳(chuan) 統文化的尊嚴(yan) 。如龐樸提出，應把“傳(chuan) 統文化”與(yu) “文化傳(chuan) 統”區分開來：傳(chuan) 統文化可以因為(wei) 其過時而否定，但文化傳(chuan) 統卻自古而今深入我們(men) 的骨髓，化為(wei) 了我們(men) 的集體(ti) 意識和集體(ti) 無意識，想否定也否定不了；哪怕我們(men) 激烈反傳(chuan) 統的行為(wei) ，也有文化傳(chuan) 統的因素在起作用。這種說法機智但於(yu) 事無補，因為(wei) 它已經默認人們(men) 對傳(chuan) 統文化的總體(ti) 否定，隻是想把傳(chuan) 統文化的靈魂從(cong) 被否定的整體(ti) 中挽救出來。文化傳(chuan) 統如何才能夠找得到、看得清？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文化傳(chuan) 統放進傳(chuan) 統文化中，從(cong) 傳(chuan) 統文化中抽出文化傳(chuan) 統來。如果傳(chuan) 統文化整體(ti) 上是壞東(dong) 西，文化傳(chuan) 統又能好到哪裏去？隻要不把傳(chuan) 統文化看成靜態的僵死的東(dong) 西，它本身就包含著文化傳(chuan) 統概念，似乎不必如此費事。

林毓生、杜維明都在談對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他們(men) 都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事實上已經崩解，但傳(chuan) 統文化並非全盤荒謬，其散落的某些因素通過創造性的加工，可以用來建造新的中國現代文化。林毓生強調，西方現代文化不是可以簡單拿過來的，如果不與(yu) 中國原有文化元素（如符號、價(jia) 值係統等）融合，是不會(hui) 生根的，因此，隻有通過對傳(chuan) 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才可能建立一個(ge) “中國的自由主義(yi) 體(ti) 係”。對外來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不是要把自己變成他者，而主要是使自身文化獲得某種整體(ti) 提升，這就是陳寅恪所說的“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文化的升級是整體(ti) 性的，升級前的任何一個(ge) 部分都承擔著某些特定的功能，它隻能在升級後被更高級的功能所取代，但不能被簡單地取消。杜維明則認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必須區分精華與(yu) 糟粕，已經崩解的糟粕是封建主義(yi) 的“儒教中國”，如“三綱”之類，不死的精華是人文主義(yi) 的“儒學傳(chuan) 統”，如“五常”所體(ti) 現的精神；這種人文主義(yi) 精神傳(chuan) 統，過去曾與(yu) 前現代的政權化儒教相伴而行（它們(men) 不是同一類型、同一層次），現在通過創造性轉化，也完全可以適應現代社會(hui) ；不僅(jin) 如此，這種古老的人文精神還契合於(yu) 超越了西方啟蒙心態的新人文主義(yi) ，隻要經過創造性的現代轉化，它還可以對治現代文明目前遇到的種種困境，為(wei) 全球文明的健康發展做出貢獻，這將是“儒學的第三期發展”。也就是說，我們(men) 應該拋棄糟粕，然後把精華拿來進行創造性轉化，使其適應現代性。這種挑挑撿撿的創造性轉化看不到文化的整體(ti) 功能，是思想懶漢的取巧敷衍。真正的創造性轉化是使文化獲得整體(ti) 升級的艱苦創新，是化腐朽為(wei) 神奇的轉化。比如《易傳(chuan) 》對《易經》的重新解釋，就是一種創造性轉化。《易經》是一套原始的巫術文化，但《易傳(chuan) 》的作者並沒有對它區分精華糟粕，而是把它完整地拿過來，當作經典，心懷敬畏，用自然主義(yi) 的陰陽學說和人文主義(yi) 的仁義(yi) 價(jia) 值對它重新解釋，甚至連算卦的符號係統和操作方法都加以重新解釋，構造出一套精致的宇宙論模式，結果，原始的巫術文化被創造性地轉化為(wei) 軸心時代的理性主義(yi) 文化。可我們(men) 今天動不動對著傳(chuan) 統文化指指點點，這是精華，那是糟粕，一付居高臨(lin) 下的樣子，哪有半點敬畏之心！正因為(wei) 進行了這種創造性轉化，《易傳(chuan) 》作者認同了《易經》，《周易》文化的主體(ti) 才得以延續並成長起來。為(wei) 什麽(me) 西方現代價(jia) 值隻有與(yu) 中國文化元素融合才能生根？為(wei) 什麽(me) 傳(chuan) 統的人文精神可以經由創造性轉化而跨越時代？離開了我們(men) 自身的文化主體(ti) ，或否定了對這個(ge) 主體(ti) 的曆史認同，這些問題就是無解的。

對於(yu) 這樣一些學術爭(zheng) 論，官方主流的現代化話語體(ti) 係一般是不介入的。從(cong) 主流媒體(ti) 發表的相關(guan) 文章來看，對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度呈現出越來越溫和的趨勢。即使是最溫和的時候，也是一種“一分為(wei) 二”的看法：一部分是精華，一部分是糟粕；精華部分越來越多地提到某些精神理念，而糟粕部分始終如一地指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傳(chuan) 統文化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還是被否定的，所以在談到取其精華時，也要強調創造性轉化。現代化敘事取代階級鬥爭(zheng) 敘事而居於(yu) 整個(ge) 話語體(ti) 係的最高層級，並沒有改變對傳(chuan) 統文化總體(ti) 否定的基本格局。這種否定之所以日趨溫和，一方麵是因為(wei) 在整套話語體(ti) 係裏還存在一個(ge) 強調民族認同的基礎敘事，另一方麵是因為(wei) 整套話語體(ti) 係總體(ti) 上是一套建設的邏輯。革命的邏輯總是傾(qing) 向於(yu) 使矛盾激化，而建設的邏輯則總是傾(qing) 向於(yu) 使矛盾緩和。正是在這雙重因素的作用下，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十七大報告更提出要“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在時代認同與(yu) 階級認同保持穩定的前提下，對民族認同的強調力度不斷加大，終於(yu) 達到了對傳(chuan) 統文化予以總體(ti) 肯定的臨(lin) 界點。

四

隨著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成為(wei) 新的敘事主軸，大陸的主流話語係統正在發生新的變化。十八大閉幕的當天，習(xi) 近平發表當選感言，講到三個(ge) 責任。第一條就是對民族的責任，這個(ge) 責任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第二條對人民的責任，是指對現時代人民群眾(zhong) 的責任，而現時代的人民不但要求改善生活條件提高生活質量，更要求跟上時代步伐追求現代性；最後一條是對黨(dang) 的責任，共產(chan) 黨(dang) 作為(wei) 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其階級認同特別鮮明。這樣一種敘事過程，已經預示了一套新的話語體(ti) 係的基本結構。2天後，習(xi) 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體(ti) 學習(xi) 時說，“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是黨(dang) 和人民長期實踐取得的根本成就”，因為(wei) 它“從(cong) 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不可逆轉地結束了近代以後中國……的悲慘命運，不可逆轉地開啟了中華民族……走向偉(wei) 大複興(xing) 的曆史進軍(jun) ”；他還談到，我們(men) 的總任務是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而這個(ge) 總任務要放在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中來理解和把握。[9]也就是說，整個(ge)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以及我們(men) 對現代化的追求，都要放進民族複興(xing) 的敘事邏輯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說明。又過了12天，他在參觀《複興(xing) 之路》展覽時，談到了中華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並且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定義(yi) 為(wei) “中國夢”。一旦民族複興(xing) 的敘事邏輯上升到最高位階，整個(ge) 話語體(ti) 係的結構必然發生重組，結果將形成一種新的民族複興(xing) 的話語體(ti) 係。

正在形成的這套話語體(ti) 係，將現代化敘事和階級鬥爭(zheng) 敘事置於(yu) 民族複興(xing) 敘事之下，就是要以民族認同統領時代認同與(yu) 階級認同。民族複興(xing) 的敘事邏輯將曆史的深度和世界的廣度結合起來，在曆史的時代變遷中確立了中華民族的主體(ti) ，在世界性的現代潮流中關(guan) 注這個(ge) 主體(ti) 的命運。如果說階級鬥爭(zheng) 敘事邏輯滿足了革命的根本要求，推動了處在危機中的中華民族完成獨立和解放的偉(wei) 大事業(ye) ；現代化敘事邏輯滿足了建設的緊迫要求，推動了這個(ge) 民族以超高速發展的方式獲得了現代生產(chan) 力；那麽(me) ，民族複興(xing) 的敘事邏輯則把這些階段性的曆史使命統一起來，前瞻性地聚焦於(yu) 民族主體(ti) 的未來命運上。當今中國的改革已進入到深水區，它牽涉到的不單是直接影響現代生產(chan) 力發展的相關(guan) 領域，而是全方位的改革，它意味著要摸索建立一種能夠進一步促進現代生產(chan) 力升級發展的、不同於(yu) 西方的現代性新模式。當今世界也處在力量分化和重組的大變革時期，各種華麗(li) 抽象的理念亂(luan) 花迷眼，但都無法掩蓋國與(yu) 國之間綜合實力的較量的基本事實。如何加強民族認同，對內(nei) 防止分裂，對外抵禦擠壓，進而構建一種具有整體(ti) 現代性的中國模式，已經變得刻不容緩。民族複興(xing) 的話語體(ti) 係，正是因應這一新變局而產(chan) 生的。

民族複興(xing) ，前提是我們(men) 的民族曾經輝煌過。按照這種敘事邏輯，我們(men) 重新審視自己的曆史，就不會(hui) 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中國近代為(wei) 什麽(me) 落後，更要關(guan) 注中國古代為(wei) 什麽(me) 能夠創造輝煌；我們(men) 重新審視自己的傳(chuan) 統文化，就不會(hui) 僅(jin) 僅(jin) 糾纏於(yu) 哪些東(dong) 西導致了近代的落後，更要挖掘哪些東(dong) 西促成了曾經的輝煌；我們(men) 還要進一步追究，那些導致我們(men) 近代落後的東(dong) 西，究竟是傳(chuan) 統文化中固有劣根性的惡性膨脹，還是傳(chuan) 統文化中固有真精神的人為(wei) 失落。隻有找到這種曾經推動我們(men) 的祖先走向輝煌的文化真精神，那種跨越時代的文化自信才能真正重建起來，而整個(ge) 民族在現代文明的競爭(zheng) 性發展中才不會(hui) 失落自己的主體(ti) 意識。在這樣一種語境中，對傳(chuan) 統文化的整體(ti) 肯定，不僅(jin) 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傳(chuan) 統文化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是此前的曆代先民在各個(ge) 曆史時期中創造的文明成果的積澱。由於(yu) 中華文明從(cong) 未中斷，我們(men) 可以從(cong) 這些文明成果中看到其傳(chuan) 承和統緒，甚至可以追溯到中華民族原始先民的生存智慧。從(cong) 石器時代（原始社會(hui) ）到青銅時代（奴隸社會(hui) ）再到鐵器時代（封建社會(hui) ），每一次時代大變遷都是一次文明的大危機，隻有通過文化的整體(ti) 升級才能化解，而我們(men) 的先民們(men) 卻都能安然渡過危機而走向輝煌，並且保持自身文化的傳(chuan) 承和統緒不墜。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罕見的，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人類文明正常發展的一個(ge) 範本。在這種文明連續發展的進程中，我們(men) 的原始先民及其後繼者用他們(men) 各自的生存智慧共同創造了中華文明最基本的生存和發展的價(jia) 值係統和信仰結構，這種有關(guan) 整個(ge) 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價(jia) 值觀念和精神信仰的基本結構才是傳(chuan) 統文化最底層的根基，它是中華民族能夠戰勝曆次生存挑戰並實現自身文化整體(ti) 升級的根源性動力。每個(ge) 時代的先民們(men) 都會(hui) 對這個(ge) 文化的根源性結構及其蘊含的根源性力量作出符合自己時代要求的典型表述，我們(men) 不能因為(wei) 其表述的前現代特征而斷言這個(ge) 文化根源性結構是前現代性的，更不能因此否定這個(ge) 根源性結構和動力的存在，否則中華文明能夠跨越時代變遷而持續發展的現象就會(hui) 變得不可理解。正因為(wei) 中華文化擁有多次跨越大時代變遷而積累的深厚底蘊，才使得中西問題沒辦法化約為(wei) 古今問題。當西方文明第一次以自身不被打斷的方式親(qin) 曆了大時代的變遷，變遷前後的巨大差距造成的震撼如此強烈，以至於(yu) 這種差距被無限放大，結果就產(chan) 生了現代性話語體(ti) 係。然而，由於(yu) 中華文明所親(qin) 曆的大時代變遷已不止一次，所以這種源自西方的現代性話語體(ti) 係始終難以在中國大陸占據絕對主流的地位。五四時期的激進思潮，完全可以看作中華民族記憶深處實現自身文化整體(ti) 升級的根源性智慧的折射變形。中國革命的狂飆式勝利，很可能就是啟動了沉睡數百年的文化根源性力量的結果。尤其是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是在缺乏任何現成理論指導因而也飽受各種權威理論責難的前提下取得的，並且至今得不到任何理論的合理解釋。把它歸結為(wei) 實用主義(yi) 的偶然成功是膚淺的，所以全世界都在關(guan) 注這個(ge) 令人困惑的中國模式。當中國人民及其政治精英在經曆了各種試錯之後，痛切感受到了大時代變遷帶來的巨大的生存壓力，下定決(jue) 心徹底拋棄一切教條，他們(men) 實際上回歸到了早已化為(wei) 集體(ti) 無意識的文化的根源性結構和根源性動力。追求現代性意味著必須完成新一輪中華文化的整體(ti) 升級，在這一過程中我們(men) 不可避免地會(hui) 運用以往曆次文化升級所留下的經驗和智慧。如果不能用現代語言闡明中華文化的根源性結構及其力量，所謂中國模式就注定是個(ge) 謎。

隻要承認中華文化裏有這樣一種根源性的結構和動力，那麽(me) 它就是中華民族的根本精神，而整個(ge) 傳(chuan) 統文化就是不同時代對這一根本精神的闡發和擴展的總和，因而它在總體(ti) 上必須得到肯定。盡管每個(ge) 時代的闡發都必然帶有其時代局限性，但這種闡發本身才使得中華民族根本精神真正成為(wei) 整個(ge) 傳(chuan) 統文化的活的靈魂。肯定了文化的真精神，而不肯定闡發這一真精神的文化整體(ti) ，邏輯上是不通的。比如，傳(chuan) 統文化的真精神曾經被表達為(wei) “三綱五常”，並且得到了那個(ge) 時代人們(men) 的普遍認可，我們(men) 不可以機械地“一分為(wei) 二”，把“三綱”當糟粕，把“五常”當精華。按照賀麟和陳寅恪的解讀，“三綱”表達了單方麵盡自己義(yi) 務的絕對倫(lun) 理，而這種絕對倫(lun) 理在任何時代的任何文明中都是最崇高的精神追求。所以“一分為(wei) 二”的原則不應是把一與(yu) 二看成是整體(ti) 與(yu) 部分的關(guan) 係，而應把它們(men) 看成是對象與(yu) 不同視角的關(guan) 係：從(cong) 文化的時代性角度來看，把焦點鎖定在君臣關(guan) 係準則的表述本身，則“三綱”確乎是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的糟粕；但從(cong) 文化的民族性角度看，把焦點鎖定在君臣關(guan) 係準則背後的單方麵盡義(yi) 務的絕對倫(lun) 理，則“三綱”仍是體(ti) 現了民族精神的精華。如果以文化的時代性淩駕於(yu) 其民族性之上，時代性的普遍主義(yi) 因素將不可避免地消解民族性，因為(wei) 時代性常常被抽象為(wei) 某種無主體(ti) 的理念；如果以文化的民族性統領其時代性，則時代性由於(yu) 獲得了具體(ti) 真實的主體(ti) 反而顯得更加生動，因為(wei) 民族性從(cong) 來就是以時代性方式來表達的。抗日戰爭(zheng) 的曆史再次證明，民族認同本來就高於(yu) 時代認同，因為(wei) 民族認同看護的是民族利益的底線，而時代認同追求的是民族利益的上限；這條底線所標著的，不是某種初級的東(dong) 西，而是某種根本的東(dong) 西；一旦觸動了這條底線，就意味著傷(shang) 及到民族的最高利益。在文化問題上，類似於(yu) 道德，隻要守住了底線，追求上限就總有希望；盲目追逐上限，往往會(hui) 丟(diu) 失底線；而丟(diu) 失了底線的所謂追求上限，永遠是自欺欺人之談。所以，以底線托舉(ju) 上限是文化發展的正途；而一味追逐上限則是激進主義(yi) 的迷思。

麵對中國最重大的文化問題，五四以來的總趨勢是把中西問題納入到甚至化約為(wei) 古今問題來尋求解決(jue) ；民族複興(xing) 的話語體(ti) 係將扭轉這一趨勢，把古今問題納入到中西問題來思考。表麵上看，這似乎又回到了五四前的狀態。然而，五四前對中西問題的關(guan) 注與(yu) 此時的類似關(guan) 注有著明顯的不同。首先，關(guan) 注的出發點不同：前者是想解決(jue) 中國為(wei) 什麽(me) 落後的問題，而後者是想回答中國的改革為(wei) 什麽(me) 成功。其次，關(guan) 注的背景不同：前者是長期的閉關(guan) 鎖國以致對世界的無知，對自己的盲目自大；後者是長期向西方學習(xi) ，並同時對自己的文化進行自虐式批判。最後，其結果將截然相反：前者使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不斷跌落，最終導致對傳(chuan) 統文化的總體(ti) 否定；而後者將使中國人的文化自信逐漸重建，最終必然對傳(chuan) 統文化總體(ti) 肯定。在此前的各主流話語體(ti) 係中，傳(chuan) 統文化就像一大團汙泥，所謂的精華隻是被這團汙泥埋沒的幾粒零散真金；而在民族複興(xing) 的話語體(ti) 係中，傳(chuan) 統文化將是一座金礦，盡管它必然伴隨著大量泥沙。古今問題的本質是討論今天與(yu) 昨天的差別，最後必然要落到現代性問題上；中西問題則本質上是通過中西對比弄清我是誰，最後必然要落到文化的民族主體(ti) 上。立足於(yu) 古今區別的現代性話語體(ti) 係，是普世主義(yi) 的，不關(guan) 心我是誰這類民族主體(ti) 問題，並且，從(cong) 古今差別來看，中西問題不過是一個(ge) 古今問題。如果將古今問題納入中西問題來思考，我們(men) 會(hui) 發現，中國有中國的古今，西方有西方的古今，其最大的不同就在於(yu) ，中華文明是一個(ge) 經曆過多次自主升級的連續性文明，從(cong) 而使我們(men) 的文化主體(ti) 具有深厚的曆史根基。我們(men) 應該有一個(ge) 基本的判斷，即從(cong) 未中斷的連續積累的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正常發展的經典樣式。基於(yu) 這一基本判斷，我們(men) 可以斷言，傳(chuan) 統文化就是人類文明正常發展所積累的寶貴財富，是推動人類文明正常發展的智慧結晶，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曾經做出的偉(wei) 大貢獻，我們(men) 理應為(wei) 之驕傲為(wei) 之自豪，理應對其加以總體(ti) 肯定。這種總體(ti) 肯定，不僅(jin) 是對我們(men) 的文化主體(ti) 的肯定，而且是對人類文明正常發展的肯定。有了這種總體(ti) 肯定，我們(men) 的文化自信才能堂堂正正地重建起來，我們(men) 的文化主體(ti) 才能堂堂正正地挺立起來。雖然，民族複興(xing) 的話語體(ti) 係尚在建構當中，但它足以激活中國當下各種話題的巨大能量已經開始顯現。可以預料，對傳(chuan) 統文化進行縱深研究的新階段即將來臨(lin) 。

注釋：

[1] 胡適語意，見《胡適論學近著》，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3頁。

[2] 馮(feng) 友蘭(lan) ：《新事論》，《貞元六書(shu) 》上，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頁。

[3] 胡適：《新文化運動與(yu) 國民黨(dang) 》，《新月》第2卷第6期。

[4] 轉引自楊深編《走出東(dong) 方——陳序經文化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頁。

[5] 《論人民民主專(zhuan) 政》，《毛澤東(dong) 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頁。

[6] 《隨感錄》35，《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306頁。

[7]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商務印書(shu) 館1997年版，第31-34頁。

[8]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民族戰爭(zheng) 中的地位》，《毛澤東(dong) 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9] 《習(xi) 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ti) 學習(xi) 時強調：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深入學習(xi) 宣傳(chuan) 貫徹黨(dang) 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9日。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