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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曉芒何許人也？中國思想界的風雲人物，武漢大學研究西方哲學的著名教授。在武漢大學官方網站，鄧曉芒的公開簡介如下：

 

鄧曉芒，1948年生，湖南長沙人，1964年初中畢業即下放湖南江永縣插隊落戶，10年後返城當搬運工，1979年考取武漢大學西方哲學研究生，師從陳修齋、楊祖陶先生，1982年留校任教，曆任講師（1987）、副教授（1988）、教授（1989），博士生導師（1993）。現為武漢大學哲學係教授，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湖北省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代表作有專著：《思辨的張力——黑格爾辯證法新探》，譯著有康德"三大批判”（《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均由楊祖陶校訂）。已出版論著11部，譯著7部，發表論文200餘篇。

 

其實，鄧曉芒之所以鼎鼎大名，不僅僅因為術業有專攻，而是一位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他以魯迅為榜樣，強調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責任。例如，在2005的“思想界炮轟文學界”事件中，鄧曉芒就與丁東、崔衛平、傅國湧、眾多国际1946伟德界的學者向當下中國文學開炮，認為中國作家已經日益喪失思考的能力和表達的勇氣，喪失了對現實生活的敏感和對人性的關懷，文學已經逐漸淪落為與大多數人生存狀態無關的“小圈子遊戲”。鄧曉芒認為，除了對社會曆史形態的批判，中國作家缺乏終極關懷和思考，缺乏對人性深層次的思考。“恐怕是因為中國文人天生有一種經不起誘惑的本質”。

 

而且，鄧曉芒曾經做過三件令學術思想界刮目相看的事情：

 

其一是，在1999年，鄧曉芒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因為缺少核心期刊上發表的論文，被武漢大學學位委員會拒絕授予學位。鄧曉芒因學位委員會的決定“不公”，憤而提出辭去博士生導師。1999年之後，鄧曉芒自動停招了一屆研究生，後來在校方的勸說工作下，鄧曉芒“心軟”了，才同意繼續招收研究生。

 

其二是，在2001年，鄧曉芒領銜在《博覽群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是可忍，熟不可忍》的文章，對湖北省哲學（1994－98年）優秀成果評獎中的學術腐敗現象進行痛斥，稱之為“學術腐敗在政府評價體製中的一次公開的粉墨亮相”。鄧曉芒並指名道姓批評“身居湖北省社聯主席、國務院學科評議組哲學組副召集人高位的武漢大學前校長、武漢大學哲學係教授陶德麟”，並譏諷陶德麟是“年屆七旬、在中國哲學界神通廣大、卻不曾寫過任何一本個人學術專著的‘著名哲學家’”。

 

其三是，在2006年，鄧曉芒和鄧正來、方流芳、陳平原、賀衛方等著名學者向“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各大學、地方社會科學院諸位領導”聯合發出了一封《關於抵製學術腐敗與學術不端行為的公開信》，陳言當前中國學術不端與腐敗現象的存在和猖獗，並不隻是一個學者個人道德的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在轉型時期的結構性問題或體製性問題。因此，對學術不端與腐敗的根本整治需要持久而堅定的教育和學術製度的改革。

 

正因為在鄧曉芒身上籠罩有一層炫目的社會批判的道德光環，使其在公共知識界聲名鵲起，毫不諱言，鄧曉芒在當今中國學術界的地位不謂不高，在公共知識界的影響力不謂不大，所以說，最近爆出的“鄧曉芒坑師案”，令人大跌眼鏡，引發巨大關注和爭議也是在情理之中。

 

2007年9月15日，有人在天涯社區網站發表了一篇《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無恥教授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的文章，作者署名為“高原草根”。此文痛斥鄧曉芒申報教育部第四屆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時，故意省略了《康德三大批判新譯》的校對者楊祖陶教授的名字，以鄧曉芒個人譯作的名義申報並獲得哲學類一等獎，一人獨吞了獎金及榮譽。該文作者認為鄧曉芒的無恥至少有二：一是見利忘義，在利益麵前不擇手段，為了貪圖名利竟然連自己的恩師也要坑蒙拐騙。二是剽竊他人成果，把兩人合作成果據為已有，這是典型的學術不端、學術腐敗行為。除此之外，作者疾言厲色地批評鄧曉芒給他的“恩師”楊祖陶先生帶來了巨大傷害，“楊祖陶先生已經年邁體衰”，無精力也不屑與弟子鄧曉芒計較，所以呼籲有關方麵“懲治鄧曉芒的學術不端行為，還楊祖陶先生一個公道”。

 

此文作者完全是一幅為楊祖陶打抱不平的架勢，並且言之鑿鑿，點出“當年鄧曉芒甭說是讀大學，連高中都沒有考上，是楊先生把他一初中生招來讀研究生的，更不要說他做研究和搞翻譯是楊先生手把手教的。”此言不虛。的確，年已八旬的楊祖陶教授真是鄧曉芒的“恩師”，而且這在學術界還是一段佳話。

 

鄧曉芒在自傳性的《我怎麽學起哲學來》一文中，坦言他在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專業碩士研究生，盡管考試成績已上了錄取分數線，並去北京順利通過了複試，但在政審上仍被卡了下來。但鄧曉芒並不感到特別遺憾：“因為這時，我填報的第二誌願武漢大學哲學係西方哲學專業的陳修齋先生收到了我在報考的同時給他寄的信和兩篇論文，給我來了封熱情洋溢的信，充分肯定了我的自學成績。後來知道我因政審落選，並決心明年第一誌願再報考他的研究生，又來信再三勉勵我。……在準備期間，陳修齋先生和他的搭檔楊祖陶先生還將他們主編的《歐洲哲學史(試用稿)》寄了一套給我”。在鄧曉芒公開的簡曆上，也注明“師從陳修齋、楊祖陶先生”的字樣。

 

關鍵問題是，鄧曉芒的“恩師”楊祖陶在康德“三大批判”全新中文譯本中起了什麽作用？

 

此事發生後，有人就質疑：“可笑的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一等獎，竟然是部翻譯作品，不知道這獎是應該頒給譯者，還是應該頒給康德？再看看該屆獲獎的其他作品，結果一公布就很令學術界質疑。說白了，現在的評獎就是分贓！”我們姑且不論評獎的公正性，但就譯著的翻譯人和校對人的關係來說，有人指出：“校譯稿，如果不負責，是很輕鬆愉快的事，那是‘附驥尾’之事。如果負責，則比翻譯更費力氣，是‘殿後’之事。翻譯者能懂的你也得懂，翻譯者不懂的你也得懂。需要訂正的，都是文稿中棘手的部分。這些棘手的部分，都得靠校對者兜著。”那麽，楊祖陶教授做的是“附驥尾”之事還是“殿後”之事呢？據轉引的鄧曉芒在康德《判斷力批判》中譯者序所言：“翻譯工作的程序是，首先由我在電腦中譯出一個初稿，打出樣稿，然後由楊祖陶先生用鉛筆仔細校訂，我再根據校訂過的樣稿加以訂正。……使我和所有見到過楊先生的校訂稿的同事們感到吃驚的是，盡管我在初譯時盡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謹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錯誤，但仍然被楊先生在初稿上用極細小的字體校改得密密麻麻，幾乎要把原文都淹沒不見了。算起來，楊先生校改所花的時間，比我譯出初稿所用的時間還多得多。”看來，鄧曉芒也公開承認，楊祖陶在此書翻譯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並非可有可無。

 

再根據丁三東寫的《“康德‘三大批判’全新中文譯本首發暨紀念康德逝世200周年會”紀要》一文，2004年2月25日，在北京華寶齋舉行了康德“三大批判”全新中文譯本首發暨康德哲學學術茶座。參加茶座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鐵映、許嘉璐，在北京的著名西方哲學專家張世英、汝信等，“三大批判”中文譯校者楊祖陶教授與鄧曉芒教授，以及來自武漢地區四所高校的西方哲學專家，而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鐵映同誌充分肯定了楊祖陶和鄧曉芒兩位教授的功績”，“著名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梁誌學研究員對楊祖陶、鄧曉芒譯著的出版表示感謝與祝賀”，他指出：“楊祖陶與我的老師賀麟先生，一生從事德國古典哲學的翻譯與研究，他要求我們把翻譯與研究結合起來。楊祖陶、鄧曉芒兩代人真正繼承、光大了賀麟先生的事業。”北京大學張世英教授特別指出，“這是師生合作的典範”。中國人民大學鍾宇人教授、清華大學哲學係主任萬俊人教授、北京大學哲學係主任趙敦華教授也“對楊、鄧師生二人合力完成這一譯事，對於他們二位以及武漢大學嚴謹治學的學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也就是說，學術界一致認為這部譯著是鄧曉芒和楊祖陶的共同學術成果，由兩人共同獲獎，應該也是大家所能同意和樂見的。

 

按理說，如果在申報程序和頒獎證書上出了問題，經人指出以後，鄧曉芒完全可以向楊祖陶教授和學術界發表一個公開道歉，承認錯誤，相信此事也就會煙消雲散。沒想到的是，在2007年9月20日，也就是揭露鄧曉芒“坑蒙老師”的文章發表後的第五天，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哲學在線”網站上，發布了一篇落款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的《關於“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一文的聲明》，《聲明》公布了五條“調查結論”，對“高原草根”所提出的問題一一進行了否定。

 

這個《聲明》一發布，頓時引發網友的激烈爭論。有人認為還了鄧曉芒清白，鄧曉芒遭了小人陷害。有人認為此事由武漢大學官方發布聲明不能令人信服，武漢大學有“自遮家醜”的嫌疑，應該由教育部學風委員會組織調查。有人則從法律角度分析鄧曉芒侵犯了楊祖陶的著作權，認為應該訴諸法律來解決。更多的人則質疑為什麽“受害人”楊祖陶教授不表態？就在聚訟不已之際，在2007年9月29日，法學評論網發表了一篇署名“陸不平”的文章《鄧曉芒申獎有沒有抹去合作者楊祖陶的名字？——對武漢大學關於鄧曉芒坑師案“聲明”的質疑及建議》，讓此事更加撲朔迷離。陸不平在文章中提出了五點質疑：誰是真正的受害者？誰發布了《聲明》？誰抹去了楊祖陶的名字？及時平分了獎金沒有？楊祖陶先生很高興嗎？獲獎證書究竟署了楊祖陶名字沒有？從這五點質疑和詳細的分析中，明顯可以看出，作者堅信楊祖陶教授受到了傷害，獲獎證書上並沒有楊祖陶的名字，而且鄧曉芒故意抹去了合作者的名字，這與教育部的申報程序和工作無關。尤其令人震驚的是，作者指出《聲明》至今沒有在武漢大學哲學院的官方網站上公布，反而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的網站上首發公布了，從而暗示這個《聲明》是鄧曉芒偽造的。

 

此事雖然沒有水落石出，但也基本上可以看出冰山一角了。被人奉為反學術腐敗標兵的鄧曉芒，不要再保持沉默了，是該站出來就此事表個態了。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不然，就真應了鄧曉芒自己所說的，是不是也“缺乏對人性深層次的思考”，“恐怕是因為中國文人天生有一種經不起誘惑的本質”？

 

 

 

 

 

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

關於“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一文的聲明

鄧曉芒申獎有沒有抹去合作者楊祖陶的名字？——對武漢大學關於鄧曉芒坑師案《聲明》的質疑及建議

荒誕滑稽莫過於此－－“鄧曉芒坑師案”獻疑

鄧曉芒坑師案中的“小人”指數表

不要再參與分贓了－－也說“鄧曉芒坑師案”

“親親相隱”庇護下的“鄧曉芒坑師案”

康德“三大批判”新譯的七個寒暑（楊祖陶）

當時他的這番話說的何等的好啊！——“鄧曉芒坑師案”真相大白

 

 

 

 

 

　　鄧曉芒，武漢大學哲學係西方哲學教授，2006年以譯著康德“三大批判”獨自申報並獲得教育部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該譯著封麵和版權頁上清楚注明係鄧曉芒譯、楊祖陶校。而且，從媒體報道的情況看，作為成果合作者之一，楊祖陶先生還應邀參加了人民出版社於2004年2月25日在北京華寶齋舉行的該譯著的首發式和座談會。讓人震驚的是，盡管鄧曉芒也承認康德三大批判是“由我和和我的老師楊祖陶先生合作翻譯( 我譯，楊老師校）的”( 見鄧曉芒：《讓哲學說漢語——從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譯說起》），承認“翻譯工作的程序是，首先由我在電腦中譯出一個初稿，打出樣稿，然後由楊祖陶先生用鉛筆仔細校訂，我再根據校訂過的樣稿加以訂正。……使我和所有見到過楊先生的校訂稿的同事們感到吃驚的是，盡管我在初譯時盡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謹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錯誤，但仍然被楊先生在初稿上用極細小的字體校改得密密麻麻，幾乎要把原文都淹沒不見了。算起來，楊先生校改所花的時間，比我譯出初稿所用的時間還多得多”( 見鄧曉芒：康德《判斷力批判》中譯者序），甚至還在其中文本序中說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譯是他與陶祖陶先生之間“以學術和真理為基礎的忘年交的最珍貴的紀念”，但鄧曉芒在申報教育部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時，卻愉愉隱去了在譯著上花費巨量心血的合作者楊祖陶先生的名字，把全部成果竊為已有，在申報表上的“作者”欄赫然隻填寫自己的名字。

 

　　教育部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獲獎作品公示後，一些不知鄧曉芒早已搗鬼作假的媒體還按本來的事實作了報道，稱由鄧曉芒譯、楊祖陶校的康德三大批判擬獲一等獎。聽說自己付出巨大辛勞的成果將獲一等獎，楊祖陶先生自然是倍感慰藉。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楊先生就不免心生詫異：一些媒體報道說由鄧曉芒譯、楊祖陶校的康德三大批判已獲得一等獎，為什麽頒獎時沒有通知他去領獎？為什麽頒獎已那麽長時間了，而他始終沒見到獲獎證書，更沒有發給他一分錢的獎金？可憐的楊先生這時仍然還被蒙在鼓裏，他哪裏知道獲獎證書上隻有報獎時早已做了手腳的鄧曉芒一個人的名字，他也不知道鄧曉芒早已將2萬元的獎金悉數納入囊中，他更不知道自己辛苦栽培的鄧曉芒竟是那般無恥！

 

　　鄧曉芒的無恥至少有二：一是見利忘義，在利益麵前不擇手段，為了貪圖名利竟然連自己的恩師也要坑蒙拐騙。要知道，當年鄧曉芒甭說是讀大學，連高中都沒有考上，是楊先生把他一初中生招來讀研究生的，更不要說他做研究和搞翻譯是楊先生手把手教的。先哲亞裏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到了鄧曉芒這裏，這條古訓竟變成了見利忘利的人生信條：吾管他什麽吾師，吾隻愛錢財名利。嗚呼！鄧曉芒也是大學教授，不知他一向是用亞氏古訓還是用他的人生信條來訓導自己的弟子。二是剽竊他人成果，把兩人合作成果據為已有，這是典型的學術不端、學術腐 敗行為。你可別小看校對在翻譯中的作用，校對者可不是一般的合作者啊，那是比翻譯者更重要的角色，校對者的水平更高，他的工作直接決定著翻譯作品的質量。沒有楊先生那比鄧曉芒的翻譯花的時間還多的“密密麻麻”的校改，沒有楊先生在校對中的改錯、潤色和指正，他鄧曉芒翻譯的康德三大批判想獲教育部一等獎，做夢吧？這二恥加在一起，可謂是恥上加恥。整地球可能再也找不到幾個比他更無恥的教授了。

 

　　楊祖陶先生已經年邁體衰，自然是沒有精力也不屑於與這般無恥弟子計較。但日益走向規範的中國學術界豈能容忍這種欺世盜名的惡劣學術行徑！教育部不是成立了學風委員會嗎？它該不會對這般嚴重玷汙象牙之塔的學術不端行為聽之任之吧？我們強烈要求教育部學風委員會懲治鄧曉芒的學術不端行為，還楊祖陶先生一個公道。

 

 

        

 

　　近日，個別網站上出現署名為“高原草根”的文章：“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下稱高文）。本著對學術事業負責的態度，哲學學院會同校社會科學部對高文反映的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高文所述與事實完全不符。現將主要不實之處公布如下：

 

　　一、高文稱“鄧曉芒在申報教育部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時，卻偷偷隱去了在譯著上花費巨量心血的合作者楊祖陶先生的名字，把全部成果竊為已有，在申報表上的‘作者’欄赫然隻填寫自己的名字。”事實是：1、教育部社政司2005年12月印發的《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申報評審表》中根本沒有“作者”一欄。2、從鄧曉芒填寫該表的檔案看，申報人的確隻填寫了“鄧曉芒”三個字。這樣填寫，是與教育部社政司“關於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申報工作的通知”中的相關要求相符的。該通知第四款第2條明確要求，“合作研究成果必須由第一署名人申報”。3、在該表的“合作者情況”一欄，填寫有“楊祖陶”的名字及相關介紹。4、在該表“成果內容簡介”及“初審意見（學校學術委員會意見）”中，前者涉及到作者的內容采用的表述一直是“本人與楊祖陶”，後者是“鄧曉芒教授、楊祖陶教授”。

 

　　二、經查，“《康德三大批判新譯》（共三部）”的“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的獲獎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6年12月14日）上，主要研究者一欄內容為“鄧曉芒譯，楊祖陶校”。

 

　　三、經查，“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獲獎名冊”（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7年4月，北京）中，“《康德三大批判新譯》（共三部）”後的內容為“鄧曉芒譯，楊祖陶校”。

 

　　四、經查，該項成果的獎金到帳後，立即在鄧曉芒與楊祖陶兩位教授間進行了平均分配。

 

　　五、經查，高文對楊祖陶先生的心理描寫純屬捏造。

 

　　楊祖陶教授和鄧曉芒教授兩人的學術合作與師友之誼，一直被圈內人士傳為佳話。高文對兩位教授的描述充滿了侮辱性的言詞，個別網站在未經核實的情況下刊發此文，嚴重損害了楊祖陶教授、鄧曉芒教授和武漢大學的聲譽。武漢大學一貫注重學術的聲譽，歡迎大家監督，但對於惡意中傷，將保留采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

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

2007．9．20　　

 

新聞錄入：qiao    責任編輯：qiao

 

哲學在線

 

 

鄧曉芒申獎有沒有抹去合作者楊祖陶的名字？
——對武漢大學關於鄧曉芒坑師案《聲明》的質疑及建議 
 
陸不平

 
2007年9月中旬，網上爆出"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的信息，此信息一出，立即在學界引起軒然大波，相關網站多有轉載和評論，對鄧曉芒不尊重自己恩師楊祖陶先生著作權並獨占、獨吞國家大獎的事件感到震驚並予以嚴厲譴責。

 
按圖索驥地複查消息來源，可知爆出鄧曉芒坑蒙恩師獨占國家大獎的文章首先出自中國內地知名網站"天涯社區"（https://www.tianya.cn）"，文章發表在該網"學術中國"版，題目為《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無恥教授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發表該文的注冊署名為"高原草根"，發表時間為2007年9月15日22:06:04，後被其他網站轉載，但標題刪除了"無恥教授"四個字，9月16日著名的學術打假網"新語絲"（ https://xys.dxiong.com）也全文刊出了該文，署名也是"高原草根"。有的網站轉貼天涯原文網頁所顯示的發表時間稍後，故此文應不止一次被作者貼在天涯上，但這些原文均已被網站刪除，如 https://cache.tianya.cn/techforum/content/666/1271.shtml 
按"高原草根"《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無恥教授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一文的記述（下稱高文），武漢大學西方哲學教授鄧曉芒2006年以康德《三大批判》中譯本申報教育部第四屆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時，故意抹去了該譯作的另一著作權人、鄧曉芒恩師楊祖陶教授的大名，以鄧曉芒個人譯作的名義申報了教育部成果獎並成功獲得哲學類最高獎（一等獎），且一人獨吞了該獎的全部獎金及榮譽。高文說此事給該譯作的另一著作權人楊祖陶先生帶來了巨大傷害，說"楊祖陶先生已經年邁體衰"，無精力也不屑去再與弟子鄧曉芒計較，隻能無可奈何，文章最後呼籲有關方麵"懲治鄧曉芒的學術不端行為，還楊祖陶先生一個公道"。 

 
那麽"高原草根"爆出的這一消息是否可靠？高是什麽身份？是鄧曉芒坑蒙了自己的老師楊祖陶先生，還是記述該消息的高文純粹是在汙蔑鄧曉芒？或者說該文章所述事件是事實還是非法造謠誹謗？獨占國家學術大獎事件的真正受害者是學生身份的鄧曉芒還是老師身份的楊祖陶？真正的不道德者或學術敗壞者是誰？學界和網民，都希望公布該事件的真相。

 
高文揭露鄧曉芒坑師的第5天即9月20日，網絡上又流傳出一分落款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的"關於’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一文的聲明"的網文（下稱《聲明》），文章斥責高文所述"與事實完全不符"，並對鄧曉芒坑師一案發布了五條"經查"的"調查結論"。但是，該份《聲明》的敘述以及該份《聲明》本身的身份，令人更生疑竇，疑竇有五： 

 
質疑一：誰是真正的受害者？

 
按理說，申獎坑師案的受害角色是楊祖陶、得利角色是鄧曉芒，但為什麽楊祖陶不出來說話以申明事實？以及楊祖陶是否如高文所述在心理上受到傷害？為什麽鄧曉芒所在單位武漢大學某部門出來作有利於鄧曉芒的聲明或辯護呢？這種聲明或辯護可信嗎？

根據網上搜索到的資料，楊祖陶，1927年生，四川人，1945年入西南聯大哲學係，今年已80高齡，高文說"楊祖陶先生已經年邁體衰，自然是沒有精力也不屑於與這般無恥弟子計較"當有根據，已退休不擔任教學或行政工作當屬事實，年邁無法再追告自己的冤屈也符合老年人情況，健康方麵不允許。

再看鄧曉芒的情況，1948年4月生，湖南人，今年59歲，應是現職教授。那麽看看他們與單位或單位領導的工作關係，就知《聲明》作者沒有堅持避嫌或避親的調查原則，有舍楊祖陶、保鄧曉芒的嫌疑，反而有高文說的因楊祖陶年邁體衰，無力計較，故完全有欺人、欺老的可能性。

另外，此次事件的主角是鄧曉芒教授，鄧曉芒不對此事作回應，反而拋出一篇落款為鄧曉芒現職某單位的官樣文章作回應，其中大有蹊蹺，其蹊蹺就是59歲的鄧曉芒與現職單位（領導）的近關係以及80歲的楊祖陶與離休單位（領導）的遠關係。

 
質疑二：誰發布了《聲明》？

根據網上搜索到的資料，這份落款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的《聲明》於9月20日首發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主辦的"哲學在線"（https://philosophyol.com/pol04 ）網站首頁上，並以藍色字體為題顯著發布在首頁"最新信息動態"、"哲學動態"、"特別推薦文章"等欄目。另外有署名"冰原企鵝"並自稱鄧曉芒學生者帖在華夏複興論壇、儒教複興論壇等BBS上，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主頁"哲學在線"的"愛智論壇"等也有轉載或跟帖，並且時間上都不前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主頁發布該《聲明》的日期。 

 
但令人十分奇怪的是，查網上資料發現，直至2007年9月25日，落款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的該《聲明》並不見於武漢大學哲學學院（https://philosophy.whu.edu.cn/ ）、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https://ssroff.whu.edu.cn/ ）兩個單位的官方網站。自己發布的"辟謠"《聲明》（如果確有謠言）不發表在自己的官方網站上，反而發表在其它同行異地單位的網站上，這確實有悖常理。 

如果這個《聲明》確實是武漢大學哲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聯合簽署（或領導審查過）的正式文件，請問在現今的中國官僚體製或高校體製內，它為什麽不發布在自己單位網站上卻反暗渡陳倉式地發在其他"友好"單位的電子主頁上嗎？難道這僅僅是為了自己避嫌嗎？凡是了解中國國情或中國行政性機構日常運作規則的人，都會明白這種自家公告公函不自家園地登出反而別家園地登出意味著什麽。

 
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識是，如果是經單位領導審查通過而正式簽章的正式文件，領導必須對這文件負全部責任。未經單位責任人親自審查通過並正式簽章的落款為該單位的公告或公函，不能算是代表該單位的正式公告或公函。如果個別下屬以單位名義擅自發表這種實非代表單位意見或決定的公告或公函，則這種所謂的"公告"或"公函"就屬文件偽造。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懷疑落款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的《聲明》乃有人蓄意偽造，因為它未必代表落款單位的官方性意見，否則它為什麽不出現在武漢大學官方網站而出現在異地單位的萬維網？這有悖文件管理製度，十分蹊蹺。

如果該《聲明》不是偽造，那麽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的領導必須對該《聲明》所說的五點調查結論的真實性負全部責任，即如果該調查結論不屬實，那麽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的領導同誌必須對公然造假承擔全部法律責任。

如果一個單位的領導層公然對這種學術調查事件作假，並公開說："本著對學術事業負責的態度，哲學學院會同校社會科學部對高文反映的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高文所述與事實完全不符。"那麽，這種造假、作假可能成為比鄧曉芒坑師案更為嚴重的學術腐敗事件，令人深思。

 
質疑三：誰抹去了楊祖陶的名字？

先看獲獎事件中作品署名的問題，這是焦點問題。《聲明》第一條的第3、4小條及第二條、第三條文字如下：

｛ 3、在該表的"合作者情況"一欄，填寫有"楊祖陶"的名字及相關介紹。4、在該表"成果內容簡介"及"初審意見（學校學術委員會意見）"中，前者涉及到作者的內容采用的表述一直是"本人與楊祖陶"，後者是"鄧曉芒教授、楊祖陶教授"。 ｝
｛ 二、經查，"《康德三大批判新譯》（共三部）"的"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的獲獎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6年12月14日）上，主要研究者一欄內容為"鄧曉芒譯，楊祖陶校"。 ｝ 
｛ 三、經查，"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獲獎名冊"（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7年4月，北京）中，"《康德三大批判新譯》（共三部）"後的內容為"鄧曉芒譯，楊祖陶校"。 ｝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康德《三大批判》無疑是鄧曉芒、楊祖陶師生二人共同合作的成果（出版物的版權及序言等就是證明），既然《聲明》說鄧曉芒領銜申報獎勵時在涉及作品著作權的欄目裏都明書楊祖陶是作品合作者，說教育部獲獎證書、獲獎名冊也明寫"鄧曉芒譯，楊祖陶校"，那麽為什麽教育部官方網站所公布的《獲獎成果名單》及《擬獲獎成果名單》上，《康德三大批判新譯(共三部)》的著作權欄隻有"鄧曉芒"字樣而無任何"楊祖陶"、"楊祖陶 校"、"楊祖陶 合作"、"與楊祖陶合作"、"楊祖陶 幫助"、"楊祖陶 協助"等字樣？ 
究竟是教育部公布的名單是真實的，還是《聲明》說的證書、名冊是真實的？難道教育部發布《獲獎成果名單》、《擬獲獎成果名單》署"鄧曉芒 譯"，獲獎證書、獲獎名冊就署"鄧曉芒譯，楊祖陶校"？難道教育部官員如此草率和不嚴肅？俗話說"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隻有把獲獎證書、獲獎名冊拿出來公開展示，此事的真偽才能水落石出。

 
教育部的獎勵並且是一等獎，事關著作權人的巨大社會榮譽與學術聲譽，這麽重大的事教育部工作人員會疏忽大意？著作權人又許輕易隨人署名（但楊祖陶"年邁體衰"，沒有注意到相關公示材料未署自己名是完全正常的）？在《擬獲獎成果名單》上，著作權人方麵就比《獲獎成果名單》寫得要簡略得很多。

 
何況，教育部發布的正式《獲獎成果名單》有兩位著作權人以上的成果均明寫"○○○、○○○ 著"、" ○○○、○○○、○○○ 等著"、"○○○ 主編"、 "○○○ 總主編"等字樣，如經濟學一等獎《財務會計概念框架與會計準則問題研究》署"葛家澍、杜興強 著"，《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曆史與現實》署"顧海良、張雷聲 著"，藝術學一等獎《舞台燈光》不厭其煩連列四位著作權人名，署"金長烈、柳得安、姚涵春、沙曉嵐 等著"字樣．．．． 

 
可見，不署第二作者不是教育部正式發布該獎的統一格式，教育部領導和工作人員非常尊重著作權人的權利和利益、榮譽、尊嚴等，另外也不可能是教育部正式頒布時有意或無意疏忽，因為教育部《獲獎成果名單》、《擬獲獎成果名單》均隻署"鄧曉芒"，沒有發生作者變更。

 
如果教育部的公告材料屬實，那麽出問題的環節當在鄧曉芒上報材料上：鄧曉芒在著作權方麵隻列了自己的名字而隱去了他老師楊祖陶的名字，並且武漢大學有關部門在"初審意見"上把關不牢，導致該不尊重楊祖陶老先生著作權的申報材料遞到了教育部社科司成果處，而教育部日常工作人員並不從事專門學術研究且材料上已有申報人及申報單位的簽章（至少對真實性擔保責任），所以導致不署楊祖陶老先生名字的申報材料並未被質疑或退回。

 
如果教育部官方網公布的《獲獎成果名單》為真，則抹殺楊祖陶老先生功勞和權利的問題出在申報材料者鄧曉芒身上。如果武大方麵9月20發布的《聲明》為真，那麽問題就出在教育部，尤其是教育部網在上傳發布xls文本時出錯。不過這種出錯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因為網站人員上傳官方文件材料時不會、也不敢改寫裏頭的文件文字，若擅自改寫這種涉及諸多高校和諸多學者權利與名譽的重大文件，則該負其責。

 
然而，十分有意思的是，《聲明》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網站公開發布之後，在鄧曉芒坑師案的網上討論中，一位公開自稱"我是鄧老師的學生"網友在華夏複興論壇（https://www.hxfx.net/bbs/ ）自我轉貼出該《聲明》的次日早晨，於同一主題下跟帖貼出了這樣一段話：

 
｛ 一、關於獲獎和獲獎證書。問題恐怕出在評獎單位所製定的規則和程序上。既然成果封麵已經"赫然"印著"楊祖陶校"，而且成果申報書的相關欄目中也已寫明，為何評委還能審核通過，難道他們都是瞎子。 ｝

 
這位注冊網名叫"冰原企鵝"的鄧曉芒學生（？）大概覺得當天早上8:59:42發布的這話有不妥，遂於當天下午14點的時段內作了文字調整，刪改或調整的帖子有緊相聯的四條，比如14:35:50（修改痕跡所顯示）改定的標題為"一點辯護"的帖子說：

 
｛ 一、關於獲獎和獲獎證書。問題恐怕出在評獎單位所製定的規則和程序上。既然成果封麵已經"赫然"印著"楊祖陶校"，而且成果申報書的相關欄目中也已寫明，所以評委才能審核通過，可見，在評獎機構、評獎係統而言，這些都不是問題，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要改和修正的恰恰是評獎的規則和程序，相關評審機構應該出來說話，而不是鄧老師和楊先生出麵，他們都是不完善的規則和程序的受害者。另一方麵也可見是"高原草根"利用規則和程序的不完善性，借著絕大部分人不了解內情和網絡隱身的不負責任，在造謠中傷、混淆視聽。 ｝ 

 
"冰原企鵝"關於獲獎成果未署師爺楊祖陶大名的上述發言很耐人尋味：既然一再說出版物和申報書相關欄目寫明了"楊祖陶校"之類的著作權字樣，為什麽到了教育部兩次正式發布的《獲獎成果名單》、《擬獲獎成果名單》卻隻有"鄧曉芒"這一個著作權人？按鄧曉芒學生"冰原企鵝"的文字和口氣，鄧曉芒並沒有任何過錯或過失，那是"評審機構"即教育部的過錯或過失，故鄧曉芒學生"冰原企鵝"公然說"相關評審機構應該出來說話，而不是鄧老師和楊先生出麵，他們都是不完善的規則和程序的受害者"，甚至謾罵語氣地說："既然成果封麵已經’赫然’印著’楊祖陶校’，而且成果申報書的相關欄目中也已寫明，為何評委還能審核通過，難道他們都是瞎子。"並且，"冰原企鵝"帖還對高文之類"利用規則和程序的不完善性""造謠中傷、混淆視聽"表示了強烈憤慨和譴責．．．． 

 
按鄧曉芒學生"冰原企鵝"的細致描述和批評評述的指引方向，原來鄧曉芒並沒有任何過錯，反倒是給鄧曉芒頒發一等獎的教育部方麵錯了：他和他單位上交申報材料都是白紙黑字地寫清了作品合作人是楊祖陶，隻是材料到了教育部社會科學司成果處後，最終被該司、該處的他們或他們邀請的評審專家給畫蛇砍足、有中生無地抹去了楊祖陶先生大名。

 
如果真是"冰原企鵝"所說得那樣，那請問"冰原企鵝"：教育部社會科學司成果處的領導或工作同誌與楊祖陶老先生有何利益衝突？該司、該處邀請的評審專家與楊祖陶老先生又有何利益衝突或間隙？他們無端砍去了楊祖陶老先生的大名而枉顧白紙黑字的原始申報材料了？他們這樣做有何種動機和目的，具體行為是如何發生的？篡改者又具體是誰？而且"冰原企鵝"這樣為鄧曉芒說話究竟是什麽身份和什麽真實意圖？或許，教育部方麵找不出任何這樣砍削作品署名的動機，也找不出任何這樣砍削作品署名的行為環節，因為原始申報材料一式八份，之間不存在教育部社科司自作主張重填或換填的內部行為，這裏沒有表格出錯的中間環節，唯一的可能，倒是原始申報材料原本就是如此！ 

 
可以嚴格推斷的是，從鄧曉芒領銜申報教育部獎勵到教育部公開發布《擬獲獎成果名單》及《獲獎成果名單》這種官方正式文件，如果鄧曉芒方麵沒有抹去楊祖陶先生的大名，那麽就是教育部社科司在審定獲獎名錄及發布獲獎名錄時出錯了（抹去了另一作者"楊祖陶"）。但是，大家十分清楚，教育部發布文件電子版的過程中不太可能工作人員擅自修改文件文字，教育部下屬機構或下屬機構延請專家評審時也絕不可能擅自修改掉鄧曉芒的原始申報材料而隻改作歸鄧曉芒一人，沒有這些動機和環節。 

 
那麽，究竟是教育部網發布的官方文件有錯，還是教育部評獎過程中擅自更改了鄧曉芒的原始申報材料，抑或是鄧曉芒在申報獎勵時借教育部規定"申報人"與"其他合作者"分開填寫的情況（"申報人"欄隻能填領銜作者一人），故意隱去重要合作者楊祖陶先生的大名而不填寫（反正楊祖陶先生"年邁體衰"，也不會過問這種具體申報細節，也無從過問這種具體申報環節），如此則乘機把國家大獎囊入一個人口袋而瞞天過海？ 

 
究竟是教育部方麵弄錯了而對不起去楊祖陶、鄧曉芒？還是鄧曉芒弄錯了而對不起恩師楊祖陶？如果是鄧曉芒弄錯了的話那鄧曉芒又是何種居心和行為？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讓教育部核實教育部社科司成果處收到的鄧曉芒一式八份A4紙原始申報表的全部或其中一份，看看究竟"其他合作者"欄有沒有如《聲明》說的如實填寫了"楊祖陶"名字？

 
究竟是鄧曉芒教授自己弄錯了還是鄧曉芒學生"冰原企鵝"對教育部方麵罵道的"難道他們都是瞎子"對了？一份原始申報表格的複查和核對，就可以粉碎和擊穿任何歸咎教育部或鄧曉芒的流言及蜚語。而找一份原始申報表格，難道很難很難嗎？教育部社科司成果處都有存檔的，沒有八份也有一份，並且至少有不止一名評審專家親眼目睹了鄧曉芒申報材料。誰過誰錯，誰真誰偽，物證人證，隻要如實出具就行。教育部也隻有出具鄧曉芒原始申報材料，才能洗刷鄧曉芒學生在網上把該案公開歸責於教育部方麵的指責與謾罵。 

 
質疑四：及時平分了獎金沒有？楊祖陶先生很高興嗎？

 
《聲明》的第四、五條，落款單位的"調查結論"說："四、經查，該項成果的獎金到帳後，立即在鄧曉芒與楊祖陶兩位教授間進行了平均分配。五、經查，高文對楊祖陶先生的心理描寫純屬捏造。"

 
究竟獎金有沒有從教育部方麵下發後就"立即在鄧曉芒與楊祖陶兩位教授間進行了平均分配"？究竟高文對楊祖陶老先生深感痛苦以及無力而無奈的"心理描寫純屬捏造"與否？隻有去問問"坑師疑案"的弱者、受害者楊祖陶老先生，這才可靠有效，並且隻要一問即知；而其他人"代答"尤其與鄧曉芒有工作關係者"代答"，都有自家掩耳盜鈴、吹矛噓盾之嫌，不具有任何可靠性，而這也是網民多數對《聲明》表示懷疑的重要原因。 

 
隻要楊祖陶老先生通過可靠有效的方式（比如簽字文書、口述錄音、親屬敘述、記者訪談，或經楊祖陶本人及其他家庭成員授權後的他人代述），來表達一句"高文完全是假的，我和我弟子平分獎金並且很愉快"的意見，那麽高文就不攻自破並且屬惡意造謠，並當對詆毀鄧曉芒聲譽與武漢大學聲譽的"高原草根"予以追查和法辦。

 
如果楊祖陶老先生或家人沒有通過可靠有效的方式表達"謠言不屬實"，那麽"坑師疑案"的受害者楊祖陶其在獲獎事件中的確受到了傷害當是合符邏輯的推斷與觀察。這種學術事件他不出來"辟謠"誰出來"辟謠"？難道鄧曉芒出來"辟謠"或鄧曉芒的學生及現職同事出來"辟謠"？楊祖陶先生才是疑案中的受害者，而不是"冰原企鵝"之類說的無辜鄧曉芒是高文的受害者，鄧曉芒有辜無辜，不能鄧方麵單獨說了算。 

 
質疑五：獲獎證書究竟署了楊祖陶名字沒有？

 
根據有關報道，鄧曉芒的老師和合作者楊祖陶先生2004年2月出席了在北京華寶齋舉辦的關於康德哲學及三大批判新譯的學術座談會，出席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康德三大批判新譯首發式。但是，這次他與鄧曉芒共譯的康德三大批判獲國家人文社會科學最高獎，他卻沒有與鄧曉芒一起受邀出席2007年4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頒獎大會。

 
姑且不論楊祖陶先生是否是因健康原因而未參加北京的頒獎儀式（隻要身體允許，獲獎者誰都樂意出席），也不論楊祖陶先生是否平分了鄧曉芒帶回來或北京寄來的二萬圓獎金（這都不重要，楊祖陶老先生看重的不是錢，而是自己的學術尊嚴），且說《聲明》說楊祖陶老先生與鄧曉芒分享了這一大獎，並且分享大獎的第一個實物證據就是獲獎證書寫了"鄧曉芒譯、楊祖陶校"。那麽，教育部的獲獎證書是否寫有楊祖陶先生的大名呢？如果沒有，說明高文所述楊老先生的心理或心情當絕非什麽"純屬捏造"，獲獎事件對楊老先生不公也絕非什麽"純屬捏造"，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聲明》第二條說 ｛二、經查，"《康德三大批判新譯》（共三部）"的"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的獲獎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6年12月14日）上，主要研究者一欄內容為"鄧曉芒譯，楊祖陶校"。 ｝ 並在第三條又接著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7年4月的"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獲獎名冊"也署了楊祖陶的名字。

 
人們常說"口說無憑"，《聲明》費那麽大的力氣去極力"證明"該獎歸了兩著作權人，乃至出現"冰原企鵝"之類在網上極力辯解或轉移話題，甚至明目張膽地公開指責成果獲獎沒署楊祖陶是教育部的過錯，又有人說"不必公布證書"、"他們關係情如父子"之類，何苦啊，如果真是如此，你們何不幹脆來張有他師徒倆大名的教育部證書照片為據呢？輕而易舉、舉手之勞！ 

 
拿出獲獎證書來給大家看看，看看到底是高文汙蔑攻擊了鄧曉芒，還是鄧曉芒的確渾水摸魚獨吞了國家大獎？如果公開了蓋有教育部大印的獲獎證書，那麽此案一切煙消雲散或水落石出；如果一直不公開獲獎證書而作其他辯解，或者說些什麽"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流言終歸流言"、"沒有必要追查高文的汙蔑與造謠"之類的屁話而不再作任何回應或調查，說明他們完全"心虛"，也恰好反過來說明該官樣《聲明》"純屬捏造"。 

 
楊祖陶先生是康德三大批判德文中譯本的主要貢獻人，如果高文的"坑師案"屬實，那麽譯書被授予國家高級獎勵或學術榮譽時，卻被利益關聯人無端抹去他的名字，從而把該獎勵及榮譽完全占為個人所有，巧心算計而瞞天過海，的確可為中國學術界的傳奇"佳話"。

 
我們注意到，"坑師案"的主角鄧曉芒正是一向以反對學術腐敗、倡導反對學術腐敗為學界所稱道，比如2001年公開批判湖北省社科成果評獎的合理性，2006年與鄧正來、方流芳、陳平原、賀衛方聯名發起呈送"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各大學、地方社會科學院諸位領導"的《關於抵製學術腐敗與學術不端行為的公開信》，鄧曉芒正是其主角。

 
如果鄧曉芒不能證明他的申報材料及他的獲獎證書上的確書寫了楊祖陶名字，或者"心虛"不作任何獨立回應而有意躲避（比如出國講學或幹脆裝不知道），或者獲獎證書沒有書寫楊祖陶名字並非純屬教育部的過失，那麽控告學者陶德麟先生學術腐敗以及向上級領導呈送請求嚴懲學術不端行為的《公開信》，其控告書及公開信的文字真實性或道德有效性是值得值得懷疑的，因為一個學術道德本身有問題的學者讓他高談學術道德，基本上屬"黃鼠狼"之類的童話故事。 

 
所以，鄧曉芒反對學術腐敗以及強烈呼籲對學術不端行為要給予嚴懲的文字及學術人格，已意味完全流產或瀕臨破產。一個瞞天過海坑蒙自己恩師合法權利的學術不端案，其主角正是口口聲聲反學術腐敗、反學術不端的鄧曉芒自己，而且坑蒙的竟是自己八十歲的恩師、一直提攜和恩德於自己的恩師（高文已敘出楊如何把鄧曉芒從一個初中生招收為研究生並培養成教授），鄧曉芒究竟居心何在？道德品格何在？學術品行何在？

 
要想弄清楚高文所述是事實還是純屬謠言，要想弄清楚鄧曉芒申報教育部獎勵時究竟有沒有如實填寫楊祖陶先生的姓名，以及要想知道究竟是教育部方麵弄錯了還是網上所流傳的落款為武漢大學某部門的《聲明》本身純屬未經單位領導審查和簽章的偽造品，建議相關個人和單位作如下幾項工作，也建議大家來關注如下幾項工作，以揭開問題的真相：

 
一、鄧曉芒等拿出真實獲獎證書來澄清真假。

 
請鄧曉芒教授以及出具《聲明》的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出具署有楊祖陶先生姓名的真實獲獎證書，如果有，說明高文造假，如果沒有，說明《聲明》造假以及鄧曉芒教授的確欺騙坑蒙了自己的老師，的確獨占了該項成果大獎而傷害了楊祖陶先生。

 
二、教育部出具原始材料澄清自己是否有過失。

 
請教育部負責此次評獎的司、處依據檔案材料調查鄧曉芒上報的申報材料是否真的如《聲明》所說署有合作者楊祖陶先生的姓名；如果原始材料上有楊祖陶名字而頒獎時無楊祖陶名字且事故出自教育部的失誤，那麽教育部應該專文或專人向楊祖陶、鄧曉芒兩位教授致歉，以澄清社會的傳言或誤會（如高文的誤會，責任不在鄧曉芒而在教育部）。

 
三、楊祖陶先生出麵澄清自己是否受到傷害。

 
高文最後所說："楊祖陶先生已經年邁體衰，自然是沒有精力也不屑於與這般無恥弟子計較。但日益走向規範的中國學術界豈能容忍這種欺世盜名的惡劣學術行徑！……我們強烈要求教育部學風委員會懲治鄧曉芒的學術不端行為，還楊祖陶先生一個公道。"高文是否屬實，高文的憤情呼籲是否正當，我們隻需楊祖陶先生親自出來作一句話兩句話的澄清即可。

 
四、立即調查"高原草根"的來曆及文章真實性。

 
從高文的行文來看，高文應是楊祖陶親近人所為，否則不會敘述那麽詳細以及憤情洋溢。"冰原企鵝"等渲染高文是與鄧曉芒有什麽私人恩怨或學術分歧者故意造謠或誹謗，說高文既不真實而且其他蓄意，那麽高文是否屬實和其意圖究竟何在，請武漢大學出麵要求天涯網協助調查"高原草根"注冊IP（這個調查非常容易，網站數據庫都依法保留有注冊者的登陸IP），以確定發布此文的IP屬哪個單位、哪個機群，並且如果前麵三者證實高文"純屬捏造"，那麽也正好可由此對高文的實際作者繩之以法，還鄧曉芒及武漢大學一個法律公道。 

 
五、立即調查網文《聲明》的來曆及其有效性。

 
從《聲明》的發布及流傳來看（目前僅見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發布此文，其他皆是網民身份的BBS轉貼），《聲明》的來曆有諱忌極深的隱情。該《聲明》是否是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的官方意見書，是否是該兩部門領導同誌親自審查通過的官方文件，或是否是某人以進一步傷害楊祖陶先生的尊嚴來保全鄧曉芒的聲譽而私自偽造了公文，請有關領導同誌作出回應並由上級部門著手調查。如果既不調查高文及高文作者，更不展示證明鄧曉芒無過錯、教育部也無過錯的獲獎證書，楊祖陶或楊祖陶親屬也未作任何回應，那麽一切的一切，就盡在不言之中。 

 
鄧曉芒"坑蒙恩師案"已經引發學界和社會關注，而武漢大學官方"辟謠"《聲明》首先發布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的主頁上，也是富有針對性地著意安排。但鄧曉芒究竟有沒有坑蒙自己恩師楊祖陶？鄧曉芒領銜申報該項獎勵時有沒有真實填寫著作權人欄目？而教育部在評定和確認所有獲獎名錄時有沒有出現抹殺著作權人的相關錯誤？我們拭目以待。

 
如果錯誤不在教育部而在原始申報材料上，那麽簽署審查意見的武漢大學科研監管部門是否有審查不嚴的一些責任？尤其是填寫原始申報材料的鄧曉芒是否須對材料的失真承擔第一責任？我們拭目以待。

 
而落款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並僅官方性公布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主頁的該《聲明》，它究竟是純屬偽造？還是落款單位領導經過調研後合議通過的集體意見？我們拭目以待。

 
《聲明》若為公然偽造或作假證，那麽擬寫這份《聲明》以及發布這份《聲明》責任人究竟是誰以及該承擔何種責任？武漢大學方麵會如何處置？我們拭目以待。

 
教育部及武漢大學是否會在如實調查的基礎妥當處置這件學術不端事件並責成相關責任人公開承認錯誤並適當致歉？我們拭目以待。

 
總之，高文所述坑師案及高文風波案，必有一真。有關人士或單位出具必要的證據以澄清何者為真何者為假，是還楊祖陶、鄧曉芒一個基本的公道與尊嚴。

 
希望楊祖陶先生的海內外學生、親人、朋友，對於楊祖陶先生八十高齡時的這種不幸遭遇多給予適當方式的關切和問候，關心此案此事的原委或來龍去脈。

 
我們拭目以待真相的水落石出，以及公道究竟屬於楊祖陶還是鄧曉芒。
 
2007年9月29日
 
法學評論網https://www.yadian.cc/blog/26246/

 

 

 

　　

　　因為鄧曉芒在學術界是反對學術腐敗的“急先鋒”和“標兵”，所以所謂的“鄧曉芒坑師案”發生後，我對此事也很好奇，仔細關注著事態的發展。但至今為止，當事人鄧曉芒和

　　

　　鄧曉芒的“恩師”楊祖陶緘默不語，使得此事更加撲朔迷離，疑問不斷。

　　　　

　　在獻疑之前，先引用三段文字作為所謂的“鄧曉芒坑師案”的背景材料：

　　　　

　　2007年9月15日，有人在天涯社區網站發表了一篇《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無恥教授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的文章，作者署名為“高原草根”。此文痛斥鄧曉芒申報教育部第四屆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時，故意省略了《康德三大批判新譯》的校對者楊祖陶教授的名字，以鄧曉芒個人譯作的名義申報並獲得哲學類一等獎，一人獨吞了獎金及榮譽。該文作者認為鄧曉芒的無恥至少有二：一是見利忘義，在利益麵前不擇手段，為了貪圖名利竟然連自己的恩師也要坑蒙拐騙。二是剽竊他人成果，把兩人合作成果據為已有，這是典型的學術不端、學術腐敗行為。除此之外，作者疾言厲色地批評鄧曉芒給他的“恩師”楊祖陶先生帶來了巨大傷害，“楊祖陶先生已經年邁體衰”，無精力也不屑與弟子鄧曉芒計較，所以呼籲有關方麵“懲治鄧曉芒的學術不端行為，還楊祖陶先生一個公道”。（駱佳山：《天生有一種經不起誘惑的本質－－“鄧曉芒坑師案”掃描》）

　　　　　　

　　在2007年9月20日，也就是揭露鄧曉芒“坑蒙老師”的文章發表後的第五天，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哲學在線”網站上，發布了一篇落款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的《關於“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一文的聲明》，《聲明》公布了五條“調查結論”，對“高原草根”所提出的問題一一進行了否定。

　　　　

　　這個《聲明》一發布，頓時引發網友的激烈爭論。有人認為還了鄧曉芒清白，鄧曉芒遭了小人陷害。有人認為此事由武漢大學官方發布聲明不能令人信服，武漢大學有“自遮家醜”的嫌疑，應該由教育部學風委員會組織調查。有人則從法律角度分析鄧曉芒侵犯了楊祖陶的著作權，認為應該訴諸法律來解決。更多的人則質疑為什麽“受害人”楊祖陶教授不表態？就在聚訟不已之際，在2007年9月29日，法學評論網發表了一篇署名“陸不平”的文章《鄧曉芒申獎有沒有抹去合作者楊祖陶的名字？——對武漢大學關於鄧曉芒坑師案“聲明”的質疑及建議》，讓此事更加撲朔迷離。陸不平在文章中提出了五點質疑：誰是真正的受害者？誰發布了《聲明》？誰抹去了楊祖陶的名字？及時平分了獎金沒有？楊祖陶先生很高興嗎？獲獎證書究竟署了楊祖陶名字沒有？從這五點質疑和詳細的分析中，明顯可以看出，作者堅信楊祖陶教授受到了傷害，獲獎證書上並沒有楊祖陶的名字，而且鄧曉芒故意抹去了合作者的名字，這與教育部的申報程序和工作無關。尤其令人震驚的是，作者指出《聲明》至今沒有在武漢大學哲學院的官方網站上公布，反而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的網站上首發公布了，從而暗示這個《聲明》是鄧曉芒偽造的。（駱佳山：《天生有一種經不起誘惑的本質－－“鄧曉芒坑師案”掃描》）

　　　　

　　就在人們在熱議武漢大學哲學院的官方“聲明”是否偽造的時候，又爆出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消息：有網友指出，即使武漢大學哲學院發布的辟謠《聲明》是“真”的，但也沒有任何說服力和權威性，因為這個《聲明》是由鄧曉芒的學生負責調查並公布的。

　　　　

　　如果此事為真，那簡直是天下最荒誕滑稽之事了。

　　　　

　　這事還要從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主辦的網站愛智論壇的一則“聲明”說起。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本來與武漢大學哲學院隻是兄弟單位關係，但在鄧曉芒坑師案上卻越陷越深，武漢大學哲學院的官方《聲明》至今沒有在武大的任何網站公布，但卻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的網站上首發公布了，這難免令人生疑。而就在人們質疑中國人民大學為什麽要給武漢大學哲學院“擦屁股”的時候，愛智論壇發表了一個《關於“鄧曉芒事件”的聲明》，不但武斷宣布這一“無中生有”的事件已有武漢大學哲學院的聲明做出澄清，而且確信某些人不顧事實、甚至編造事實，橫生是非，肆意誹謗，從而作出決定“本論壇不允許再就這一所謂‘事件’肆意炒作，相關帖子一律鎖定。有再發誹謗言論者，封無赦。”看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為鄧曉芒出頭是出定了。

　　　　

　　無獨有偶，儒教複興論壇也發布了一個聲明，也不歡迎網友再繼續討論這個“瑣碎”的問題。但是，網友在儒教複興論壇回答網友疑問中的材料中，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秘密，那就是與儒教複興論壇負責交涉的武漢大學哲學院的官方代表竟然是鄧曉芒的學生蘇德超博士。

　　　　

　　署名“高原草根”的文章《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在儒教複興論壇網站轉載後，儒教複興論壇的管理員在2007-09-21 16:00:46收到一封自稱是“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和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的電子郵件，信件內容如下：

　　

　　儒教複興論壇,貴論壇所發高原草根的文章(https://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replyid=8025&id=2483&page=1&skin=0&Star=2),經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和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的調查,純屬無中生有的誣蔑.現在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和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的聯合聲明(在"哲學在線"https://philosophyol.com/pol04/news/p_news/home/200709/3239.html已經發布)複製如下,希望貴論壇能夠做出恰當處理。　　

　　

　　儒教複興論壇管理員收到此信後，立即給發信人回信：

　　　　

　　貴處高啟：來函收悉，謝謝告知。本論壇即刻將原帖撤下並轉移至版務室，並告誡該帖發帖人注意轉發類似帖子應認證與核實，以免造成不必要誤會。如貴處同意，本論壇可將貴處來函原文發布；否則，則即做如上處理。

　　

　　該發信人給儒教複興論壇的管理員回信如下：

　　　　

　　儒教複興論壇,同意將我信於貴論壇原文發布,感謝及時回複及做恰當處理.

　　　　

　　以武漢大學哲學院、社會科學部的名義發信件給儒教複興論壇管理員是蘇德超。在武漢大學中西比較哲學研究中心上，蘇德超的簡曆是：“蘇德超，男,1975年3月生。四川巴中人。1998年 武漢大學人文科學試驗班畢業，獲哲學學士學位；2001年武漢大學外國哲學碩士研究生畢業，獲哲學碩士學位；2003年10月留校任教，2004年武漢大學外國哲學博士研究生畢業，獲哲學博士學位。”而眾所周知的事實是，鄧曉芒是蘇德超的博士生導師。

　　　　

　　這就很耐人尋味了。但真相隻有一個，不過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就是武漢大學哲學院發布的這個《聲明》是真的，但沒有權威性。為什麽呢？因為在調查人員的組成上沒有避嫌。由鄧曉芒的學生去調查鄧曉芒是否“坑師”，不用調查結果也可想而知了。所以，武漢大學要證明這個《聲明》的權威性，必須公布調查此事的人員組成情況。但無論如何，由鄧曉芒的學生來負責處理，是非常荒誕的。

　　　　

　　第二種，就是武漢大學哲學院、社會科學部聯合發布的這個《聲明》是偽造的。如果真的是偽造的，那偽造人肯定就是蘇德超。至於蘇德超為什麽要偽造這個《聲明》，則不言而喻。

 

 

 

 

 

　　

　　 庸眾總是渴望德高望重的人身敗名裂。

　　 －－陀思妥耶夫斯基

　　　　

　　

　　 所謂的“鄧曉芒坑師案”越來越邪氣，信者堅信鄧曉芒坑蒙恩師獨吞榮譽，疑者堅疑是鄧曉芒遭小人陷害誣陷報複，雙方各執一詞莫衷一是。鄧曉芒是學術思想界的“大哥”級人物，又是反對學術腐敗的“急先鋒”，在他身上傳出這樣的新聞，如果不爆，也不正常。但是，在一個眾聲喧嘩的網絡時代，人聲嘈雜，往往在一片口水中會淹沒了真相，也冤枉了好人。在下不才，願意從網絡上紛繁複雜的信息中，為大家進行一個“深度分析”。

　　

　　 分析的前提有二，一是鄧曉芒確實遭了小人陷害，一是鄧曉芒確實自身有過錯。

　　

　　 先分析第一種情況，鄧曉芒確實遭了小人陷害。如果鄧曉芒確實遭了小人陷害，那這個小人是誰呢？下麵，依照可疑度指數由高到低一一排列：

　　

　　

　　 可疑的“小人”之一：陶德麟（可疑指數9）

　　

　　 鄧曉芒和武漢大學前校長陶德麟早就結了梁子，有私人恩怨，起因也是因為學術腐敗。幾年前，陶德麟榮獲湖北省哲學（1994-98年）學術大獎，鄧曉芒怒不可遏，“與趙林、彭富春三人在《博覽群書》2001年第5期撰文，揭露這次評獎的主持者、身為國務院學科評議組哲學組副召集人、湖北省社聯主席和武漢大學前校長的陶德麟教授，利用手中的職權，違規操作，控製評獎程序，最終把自己評為一等獎，其餘‘有功之臣’亦各有所獲，言之鑿鑿，鐵證如山。”鄧曉芒不但撰寫專門的文章質疑陶德麟的“學問”算“哪門子”，公開在文章中說陶德麟是“年屆七旬、在中國哲學界神通廣大、卻不曾寫過任何一本個人學術專著的‘著名哲學家’”，極盡挖苦譏諷之能事。幸虧陶德麟是個“老運動員”，經曆過大風大浪，沒有被鄧曉芒尖酸刻薄活活氣死，不但挺了過來，而且正在從“七旬”向“八旬”邁進。陶德麟和鄧曉芒有深仇大恨，在鄧曉芒榮獲國家級大獎之際，借機報複，可能性極大。而且，在鄧曉芒的學生和粉絲眼中，老陶的可疑度也最高。

　　　　

　　 可疑的“小人”之二：郭齊勇（可疑指數8）

　　

　　 武漢大學哲學院前院長郭齊勇是鄧曉芒的同事和學術死敵，郭齊勇高舉的是文化保守主義大旗，鄧曉芒高舉的是文化批判主義大旗，兩軍對陣，由來已久。鄧曉芒在前段時間又連續發表文章，猛烈批評郭齊勇主編的一本書《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親互隱”為中心》。特別寫了一篇《就“親親互隱”問題答四儒生》的長文，言辭激烈，比較情緒化，有失“大宗師”的風度。而郭齊勇的學生陳喬見所寫的答辯文章《虛妄的批判－－答鄧曉芒教授》，反唇相譏，也充滿了火藥味，失了小輩的禮數。所以，在鄧曉芒“學術醜聞”初爆的時候，就有人懷疑是郭齊勇指使學生所為：“這大概就是前段所謂‘學術爭論’的延續”，“從所謂的學術爭論，到了人身攻擊。其實，這種所謂的‘學術爭論’，從一開始動機就並不純潔。”這種懷疑不無道理。

　　　　

　　 可疑的“小人”之三：楊祖陶（可疑指數7）

　　

　　 “鄧曉芒坑師案”是由一篇為楊祖陶打抱不平的文章《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引發的，作者署名“高原草根”。從文章內容來看，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這位“高原草根”絕非局外人，而是對此事比較了解的人。這個人咬定楊祖陶對鄧曉芒“恩重如山”、“情同父子”的師生關係做文章，應該是一個比較近便的人，下手狠，積怨深。從壞了想，是楊祖陶指示人做的，這確實不夠正大光明。從好了想，是楊祖陶對鄧曉芒在此事上“坑蒙”自己不滿，但又不想家醜外揚，就給自己親近的人傾訴了心中悶氣，於是這位“高原草根”在“義憤填膺”之下自作主張，向外爆料。

　　　　

　　 可疑的“小人”之四：方舟子（可疑指數4）

　　

　　 “高原草根”的文章本來是在天涯社區的“關天茶社”首發的，隨後在方舟子主辦的“新語絲”網站有發表，所以有人就質疑是方舟子故意炒作。不過，耐人尋味的是，“高原草根”揭露鄧曉芒“坑師”的文章在方舟子主辦的新語絲上有轉發，但在楊玉聖主辦的學術批評網上沒有轉發。相反，以“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名義發布的《關於“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一文的聲明》，在新語絲上沒有轉發，但在學術批評網上有轉發。同為中文界兩大學術“打假”網站，方舟子“倒鄧”，楊玉聖“保鄧”，難道真的和網站主辦者的個人好惡有關？

　　　　

　　 可疑的“小人”之五：王達三（可疑指數4）

　　

　　 在王達三主辦的儒教複興論壇接到以“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名義發布的辟謠《聲明》的電子郵件之後，要求網站進行“恰當處理”，於是儒教複興論壇就把有關帖子鎖定，並且發布了一個《儒教複興論壇不歡迎轉載和討論鄧曉芒事件的說明》。可是，在回複網友詢問和質疑武大官方是否真的給儒教複興論壇來函時，王達三將這封電子郵件的原件粘貼在論壇上，被人發現這個發信人竟然是鄧曉芒的學生蘇德超，於是人們更加懷疑這個《聲明》的可信性和真實性，更有人批評王達三是“鄉願”。王達三雖然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博士，與武漢大學的楊祖陶非親非故，但在思想立場上和鄧曉芒針鋒相對，和郭齊勇是一個戰壕的，不排除“作案”的可能性。

　　　　

　　 分析罷第一種情況，我們再來分析第二種情況：鄧曉芒確實自身有過錯。

　　

　　 如果鄧曉芒確實有過錯，在申報國家獎勵的時候“忽略”了恩師楊祖陶，無論是因為出於主觀上的一念之差，還是因為客觀上的疏忽大意，但在此事的處理上，幾個相關人和單位都負有處理不當之責任。下麵，依照負責任指數由高到低一一排列：

　　　　

　　 處理不當者之一：鄧曉芒（負責任指數9）

　　

　　 鄧曉芒最清楚此事的真相，如果自己確實有過錯，在經人指出後，首先應該向恩師楊祖陶說明情況，負荊請罪，懇請恩師的寬諒；其次向學術界公開道歉。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隻要鄧曉芒勇於承認錯誤，及時道歉，相信又會博得一片喝彩聲的。可惜，鄧曉芒錯過了這一大好時機。（至於有人質疑鄧曉芒一直高調反對體製性的學術評獎，但卻積極參與政府主辦的國家級學術評獎，是典型的言行不一；而且，有人質疑這次哲學類一等獎竟然頒發給一部譯作，簡直就是最大的“學術腐敗”，是一次“分贓”。這些則是另外一個意義上的事情了。）

　　　　

　　 處理不當者之二：武漢大學哲學院（負責任指數8）

　　

　　 按理說，鄧曉芒“坑蒙”恩師的事情，武漢大學哲學院可管可不管。可管，是因為當事人都是本單位的人員，有關本單位的聲譽；可不管，是因為此事是匿名爆出的，而且評獎單位是教育部，應該由教育部負責調查才對。再說了，所謂“家醜不可外揚”，這種自查自糾的事情，需要加倍的小心。可是，武漢大學哲學院發布的聲明破綻百出，非常“蹊蹺”，結果引發了更大的爭議。最可疑是，武漢大學哲學院沒有說明負責調查的人員組成情況。如果隻是幾個領導私下調查並下的定論，當然不能服人。如果有各方關係人都參與了調查，如鄧曉芒、楊祖陶、陶德麟、郭齊勇各派代表參加，那公布出來的調查結果肯定沒得說。

　　　　

　　 處理不當者之三：鄧曉芒的學生蘇德超（負責任指數8）

　　

　　 蘇德超之所以要負這麽高的責任，是因為他使得外界懷疑武漢大學官方《聲明》是他負責處理甚至“偽造”的。身為鄧曉芒的學生，在這種事情上理應避嫌，但根據網友發現的信息，他以“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和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的名義向各網站發布《聲明》公告。如果蘇德超發布此《聲明》的確得到了官方授權，則可免責；如果蘇德超出於護師心切而“偽造”聲明，則弄巧成拙，罪不可赦。

　　　　

　　 處理不當者之四：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網站（負責任指數4）

　　

　　 本來武漢大學哲學院教授“鄧曉芒坑師案”與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風馬牛不相及，沒想到人大哲學院也被牽扯其中。以“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名義發布的《關於“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一文的聲明》，是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哲學在線”網站上首發的。而且在網友質疑這個《聲明》是偽造的時候，同樣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主辦的網站“愛智論壇”發布聲明封殺刪除一切有關討論鄧曉芒坑師的文章，被網友質疑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為武漢大學哲學院“擦屁股”，是赤裸裸的“學學相護”，“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已經和鄧曉芒是一個繩子上的螞蚱，不得不相護包庇隱瞞”。假如這個《聲明》真的是偽造的，哲學在線和愛智論壇的站長則難辭其咎，但情有可原，原因就是過於輕信，屬於工作疏忽

 

 

 

 

　　　　

　　以反對學術腐敗聞名的武漢大學教授鄧曉芒自身爆出學術醜聞，真是令人感慨萬千。在中國眾所周知的一件事就是腐敗無所不在，腐敗分子也在各行各業無處不在，就連一向在象牙塔裏自命清高的大學教授們也紛紛加入腐敗的行列，更讓人難以接受。大學是一個國家的精神燈塔，學者是社會的良知，如果這個群體也集體墮落了，整個民族國家距離墮落的日子也就不遠了。想當年，鄧曉芒不畏權貴批判武漢大學校長陶德麟搞學術腐敗，拒絕招收研究生堅辭博導，贏得學術界的一片喝彩聲，也被人譽為反對學術腐敗的“標兵”、“急先鋒”，但萬萬沒想到的是，鄧曉芒在申報國家級學術獎過程中，卻被人揭露出“坑蒙老師”、“獨吞榮譽”的事情，也難怪被人批評說他嘩眾取寵、沽名釣譽、欺世盜名。

　　

　　在網上看到鄧曉芒寫的一篇文章《如何避免學術評獎成為腐敗的溫床？》，鄧曉芒說“造成學術腐敗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是一個體製問題，也就是學術民主的問題。”“在利益的驅動下，學術評獎很容易就達成了一種互相關照、利益均沾的默契。”鄧曉芒明明知道在目前的體製下學術評獎就是利益分配，為什麽還要加入這個分贓的隊伍呢？這不是言行不一嗎？正如有人指出來的，鄧曉芒這次得的是教育部頒發的哲學類一等獎，這個獎不象人家諾貝爾獎是由評委會發給學者的，而是由學者自己填表申報去要的，凡是在中國填過各種申報表的人都知道這件事會有多麻煩和不人性，鄧曉芒在填的時候不知道是什麽心態，也不知道費了多少心思和心血。有一個網友說得深刻：鄧曉芒填表申報得了個國家一等獎，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鄧曉芒的粉絲辯護說鄧曉芒淡泊名利不拘小節?那鄧曉芒填表求獎怎麽解釋?看見申請表,竟然不懂這是國家權力的"判斷學術"的認定書?鄧曉芒懇請政府承認學術標準\給予學術獎勵,不僅喪失自己獨立人格,而且把學術標準,把發現真理的判斷權利叫給政府,對中國學術來說,是一場影響幾代人的危險和危害。不管鄧曉芒現在頭頂上的光環多麽耀眼,是何等人,但填寫申請獎勵表格總不是他人作刀的,這樣嚴重的問題豈有披一張自由主義外衣能脫幹係的,請鄧曉芒自己來說說,批評他的人怎麽跳梁了?

　　　　

　　鄧曉芒卑躬屈膝向政府求獎，也就罷了，但也要遵守內部分贓的潛規則啊，不能隻想自己吃獨食，本來有人就說：“可笑的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一等獎，竟然是部翻譯作品，不知道這獎是應該頒給譯者，還是應該頒給康德？再看看該屆獲獎的其他作品，結果一公布就很令學術界質疑。說白了，現在的評獎就是分贓！”既然是分贓就要分才對，尤其不能坑蒙自己的同夥，可鄧曉芒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坑蒙了自己的同夥兼恩師八十歲高齡的楊祖陶，也讓人實在看不下去了。鄧曉芒坑師案不僅僅是一次中國哲學界的分贓不均，也是武漢大學哲學院內部的分贓不均。

　　

　　現在中國的學術界，不管是評獎還是申報課題申報學位點，眾所周知的事實是非學術之外的關係第一，朋友關係、同學關係、同事關係、師生關係、親戚關係，以至於關係的關係，總之都是利益關係，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左右了評價活動。種種非學術因素在其中成為一種不可忽略不計的重要變量，嚴重地幹擾了正常的學術發展，把這些現象稱作“分贓”，一點都不為過。真希望鄧曉芒坑師案能給中國學術界提個醒，也求求中國的學者們，不要再參與分贓了！

 

 

引用地址：https://www.xici.net/b15420/d59915034.htm

 

 

　　以研究康德知名的武漢大學哲學院的鄧曉芒教授，最近爆出了坑蒙恩師獨吞榮譽的學術醜聞。鄧曉芒申報教育部的年度獎勵，得了個哲學類一等獎，沒想到卻惹了一身騷，被人指出在申報的過程中故意省去合作者楊祖陶（鄧曉芒的老師）的名字，讓年屆八旬的楊祖陶老先生“很受傷”。不但如此，在醜聞爆出後，武漢大學哲學院又自遮家醜，讓鄧曉芒的學生出麵處理這件事（也有人說是鄧曉芒的學生偽造了一份以武漢大學哲學院名義公布的《聲明》），反而弄巧成拙，越抹越髒，引起公憤。

　　

　　沒辦法，誰讓鄧曉芒是反對學術腐敗的鬥士呢？其實，鄧曉芒不但是反對學術腐敗的鬥士，也是反儒反傳統的自由派鬥士。用鄧曉芒的話說，他用康德道德哲學的視角對儒家倫理“聖法心傳”和“誅心之論”的內在結構進行了分析，指出儒家雖然強烈反對“鄉願”，但其“道德為政治服務”的政治實用主義基本立場使它具有一種結構性的和體製性的鄉願，因而兩千年來儒學作為統治意識形態的曆史就是一個不斷走向偽善化的曆史，是一個成批量地製造出越來越多的“假人”、“偶人”，因而“以理殺人”和“吃人”的曆史。而要解決這個問題，鄧曉芒開出的藥方是康德哲學：“西方自康德以來的道德觀念已形成了一個共識，就是隻有建立在人的自由意誌上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這就促進了近代西方自由主義道德的越來越完善，雖然不時麵臨道德危機和諸多道德問題，但總能在動態中自我修複和更新而不至於全麵崩潰。”不過，很吊詭的是，知道什麽是“真正的道德”的鄧曉芒，還是沒有走出“偽善”的怪圈，不知道是儒學錯了呢，還是康德哲學錯了？目前看來，鄧曉芒坑師是一定的了，但精通並服膺康德哲學的鄧曉芒為什麽要坑師，這才是問題的所在。看來，不管是儒家，還是康德，提倡一種道德原則是一回事，能否真正踐行則又是另一回事。

　　　　

　　鄧曉芒不但猛烈批判儒家文化是“偽善”的“鄉願”，而且儒家所肯定的“親親相隱”是滋生腐敗的根源。雖然鄧曉芒也說在法律上，中國和西方自古以來都有“親親相隱”的製度，但中西容隱製度隻有表麵相似性，而兩種製度所依據的基本原則則有本質區別。那本質區別是什麽呢？鄧曉芒認為，就是西方容隱製重視保護個人，中國容隱製重視保護家族等級或差等關係。現代西方法律規定的容隱條款與中國古代（以及古羅馬）容隱製度的一個根本區別，就在於它不再是一個義務條款，而僅僅是一個權利條款。鄧曉芒先生的上述觀點見於他所發表的《再議“親親相隱”的腐敗傾向—評郭齊勇主編》長文，隨之引來四位“儒生”學者的回應，鄧曉芒又與之進行了一場論戰。這場論戰的勝負，當然永遠不會有分曉，因為雙方都堅持著一個不變的信念，那就是中國文化或西方文化就是好就是好。

　　　　

　　我對鄧曉芒和儒生之間關於“親親相隱”的爭論不感興趣，但是鄧曉芒坑師案發生後的各方“親親相隱”的處理方式，倒引發了我的興趣。鄧曉芒的“恩師”楊祖陶，在這件事上雖然是受害者，但卻沒有正大光明地為自己討公道，所以也陷入“鄉願”。當然，楊祖陶沒有堅持“親親相隱”，或許也是符合他速研究的西方文化價值觀吧。武漢大學哲學院為了維護自身的名譽，不得不力保鄧曉芒；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也“出頭”保護鄧曉芒，雖然蹊蹺，但經人指出方才明了真相，原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的院長馮俊教授是鄧曉芒的師弟。對“親親相隱”大肆批撻深惡痛絕的的鄧曉芒，這次卻安享“親親相隱”的庇護，不知有何感想？

　　

 

 

 

 

    春風化雨，大地春回。武漢大學哲學係經曆了在湖北襄陽隆中長達10年（1968-1978）的“文革鬥批改”、“開門辦學”、直至粉碎四人幫後分校撤消，我才重上珞珈山，這時我已是知天命之年了。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文革結束後，西方哲學界撥亂反正的呼聲相當高，在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中，1978年10月16日在安徽省蕪湖市召開了“全國西方哲學討論會”，出席會議的有來自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的西方哲學研究和教學工作者，新聞出版方麵的代表，共204人。武漢大學有江天驥先生、陳修齋先生和我出席。這次討論會是打倒“四人幫”以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西方哲學學術討論會，會議的重點是對西方哲學研究的性質、對象、方法等基本問題進行討論。會議圍繞著錢廣華同誌提供的會議主題論文《試論作為認識史的哲學史》進行了熱烈深入的討論。與會者一致同意：不要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絕對對立起來，而是要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對立和發展看做是人類認識史的一個過程，承認它們之間也有互相影響、互相聯係，客觀地評價唯心主義哲學的地位和作用。很顯然，30年前的“蕪湖會議”在當代中國西方哲學研究史上具有裏程碑的意義，是推動西方哲學走上健康發展道路的一個重要標誌。那次會議提交的論文共有45篇，有關方麵選編了其中的一部分以《西文哲學史討論集》為書名，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12月出版。其中有我提供的論文：《黑格爾哲學是普魯士王國的國家哲學嗎？——黑格爾哲學研究中的一樁公案》。在這次盛會上，我見到了闊別多年的賀麟先生，聆聽了他關於《黑格爾哲學體係與方法的一些問題》的報告。正是在這次會議期間，賀麟先生提出希望我能翻譯黑格爾的《耶拿邏輯》。這時，我也有幸第一次會見了我敬仰已久的著名古希臘哲學專家、翻譯家嚴群先生。此外，我還見到了陳啟偉、王樹人、薛華、梁誌學等許多同行學者，大家似乎有一種“劫後餘生大幹一番”的感覺。會後，會議組織與會者遊黃山。在“鯉魚背”前我稍微猶豫了一下，還是毅然決然地大膽越過這個險關，直奔“天都峰”絕頂。當我“一覽眾山小”時，內心深處不禁浮現了這樣一種感覺：年逾50的我也應當這樣勇往直前，不避險阻，向著學術的高峰攀登不止！

 

    粉碎四人幫，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各種學術會議如雨後春筍不期而至。我至今也說不清楚的是，我對各種會議並無太大的熱情，30年來我參加的會議屈指可數。除了上述“蕪湖會議”，我還參加了1988年4月在武漢召集的一次有德、法、美、日著名哲學家參加的“國際哲學學術討論會”，我提供了《黑格爾邏輯學中的主體性》的論文。十分意外的是，在我報告完畢休息之際，法國哲學協會主席董特教授樓上樓下到處找我交換意見，並在會上建議就我論文提出的“作為目的性的主體性”問題再開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德國波恩大學哲學係主任施米特教授針對我的論文說，在中國看到對黑格爾哲學這樣精深的研究使他驚訝。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格羅伊在發表的《會議側記》中說：““文章顯示了作者重構其艱難的反思和論證過程的能力，正如他在黑格爾的《邏輯學》中發現的那樣。”我為自己的研究獲得國際同行專家這樣的評價感到十分驚喜與欣慰。1992年在東北沈陽召開的中華外國哲學史換屆年會，在醞釀理事長人選時，朱德生、王樹人教授找到我，讓我出任。考慮到自己已65歲，我婉言謝絕了。同時，我發自內心地力薦當時認為更年青有為的鄧曉芒為常務理事。當時的常務理事是很少的。在1994年在南京召開的“現代西方哲學研討會”上初次見到了許多有成就的優秀的中青年學者，深感我國的西方哲學研究大有希望。這次南京之行是應夏基鬆先生邀請、肖靜寧極力促進的。因為她是解放前夕在南京著名的二女中（夏夫人告訴她已改為梅園中學）上的初中，每天都要經過“總統府”，很想舊地重遊。有意思的是，回武漢時我們逆江而上，恰好在船上度過了她的60歲的生日，她有緣用長江的鮮魚火鍋宴請了她欽佩的陳家琪、張誌揚、萌萌“三劍客”學者。1998年在安徽黃山召開的外國哲學史學會年會，主題是紀念我在前麵提到的有重大意義的“蕪湖會議”召開20周年，在會上我仍是舊調重彈，認為我國的西方哲學研究還處在初始階段，要準備走至少50年、上百年的學術化的道路。繼1978初登黃山20年後，重上黃山時，年屆古稀的我竟然走在年青人的前麵，不僅越過陡峭狹窄驚險的“一線天”，還健步登上海拔1240米的“光明頂”。1999年我作為特邀代表赴北京出席新中國成立50周年的“全國哲學研討會”，在大會發言中，我首次大聲疾呼要倡導源自古希臘哲學、在德國古典哲學得到典型發展、被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評價的“為真理而真理的理論精神”和“為自由而自由的實踐精神”，引起高度關注。根據此次發言精神撰寫的學術論文——《論德國古典哲學研究的現代價值》，不久就見諸於《哲學研究》。改革開放30年來，我出席的主要學術會議就隻能數出這幾個。

 

    參加的會議這樣少，我究竟在醉心於什麽呢？我堅持長年站在“外國哲學史”課程的講台上。高考招生製度的恢複，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麵對“百人爭過獨木橋”的擇優錄取的大學生，我把麵對學生的第一線教學真正視為自己的天職，主動承擔了1977、78、79這三屆大學生的外國哲學史課程，每周4學時、為時一學年，輪回通講了兩遍。此課程本是為哲學係開的，但深深地吸引了不僅是哲學係以外的文科、還有理科的武漢大學學子，教二樓的大教室座無虛席，課堂氣氛熱烈，興趣盎然，紀律良好。同學們在校報發表的文章上、在當時的高音喇叭的廣播中時常有這樣的話語：“楊老師的課把我們帶入哲學史的迷宮”、“聽楊老師的課是一種享受”……。20餘年後，當年的大學生如今已是有影響的學者還記得，我講西方哲學史從來不帶講稿，最多是一張卡片，完全靠哲學史的內在思想脈絡、邏輯發展和融會貫通的豐富內容來吸引同學。同學們用“邏輯魅力”來形容我講課的特點。他們也記住了一些饒有興味的哲學家的軼事。我後來才聽說，我的學生中竟有一位被同學稱為“女康德”的。原來我講到康德每天準時出現在哥尼斯堡街頭散步，一個女同學每周準時要洗她的秀發，同學們說她準時得就像康德一樣，於是就把她叫做女康德了。我覺得教學不僅是付出，我從同學們的求知欲和互動中、所受到的思維訓練對其日後工作的影響中，從對我自己實踐教學、科研與翻譯的“三結合”的深化中，從奪回四人幫時期損失的時間中，我體會到自身工作的價值。當然也得到係、校兩級領導的充分肯定和表彰，並於1981年獲得了湖北省高校先進工作者稱號。這兩個大輪回的教學是我從事西方哲學史教學以來講授時間最長、最係統、最深入、影響最大、也是對我的研究與翻譯最有促進和最難忘的一段經曆。其實，有幾年我的身體很不好，患有嚴重的“白細胞減少症”，精力很差，正在打針、服中藥，按照醫生的觀點，我早就應該休息。但我騎著自行車來到教室，一站上講台，不知怎的精神就飽滿起來了，而且每次課前總能享受到讀書、思考、收獲的樂趣，力求更加從容，精益求精。這裏必須特別提出的是，我要感謝我的良師益友陳修齋先生對我教學的支持。1978年起，我與他開始聯合招收西方哲學史碩士研究生，首屆擇優錄取了段德智、張傳有、陳家琪、何建南、陳宣良等五人，陳先生主動承擔了大部分指導研究生的工作。1983年以後，隨著新生力量畢業留校和成長，我作為教研室主任對西方哲學史這門必修課的教學安排有很大的改變。我不再講授這門必修課了，而是投入了新的教學任務，我先後努力為本科生（研究生來聽講的也不少）開出了“黑格爾邏輯學研究”和“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研究（康德認識論研究）”這樣難度較大的研究型的選修課，每門課又都講了三屆，直到1989年我才退出本科生的教學課堂。其間，我還應邀到中山大學、華中師範大學、中南財大講學和到陝西師範大學作學術演講。令我難以忘記的是，在我講授“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研究”期間，我的摯友、當時還是講師的黃見德教授，每次都準時從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趕來聽課，並渴望我能將《純粹理性批判》的講授內容整理出版，以便作為學習此書的引導。對他的建議，我也未嚐沒有動心過，甚至暗中想到它可以命名為《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指要》。大約在1989年—1990年間，黃見德教授又熱心地談到此事，並慨然允諾協助我進行整理。他花了很多時間與精力，根據我的講授提綱、他自己幾次聽課的筆記和當時的碩士生馮俊教授的筆記，整理出了一個約20餘萬字的、體現我集中講授康德這部名著的主體部分的初稿，雖然就其已經講到的部分而言，已達到相當的深度與新度，我並沒有想就此出版。但這個初稿對於我後來與鄧曉芒通力合作完成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指要》的問世來說，是一個重要的過渡環節，其全部內容都發揮了應有的作用，納入到了《指要》之中。在此我要向黃見德教授表示謝意。在多次講課、醞釀寫書的過程中，我想起1945我在西南聯大第一次買到鄭昕先生的《康德學述》時的欣喜，以及聽鄭先生講康德時起初如在雲霧中的感覺。於是，一種新的想法突然呈現出來：如果說我國的讀者和學術界當前在這方麵還有什麽新的、迫切的需要的話，那就應該是一本逐章逐節解讀《純粹理性批判》的書。這樣的書也許有幾分類似於鄭昕先生寄希望於後學為康德這部巨著所作的“長編”吧。在《指要》的序言中，我對與鄧曉芒的合作方式與過程以及對他的工作給予了必要地肯定。為了堅持我提出來的《指要》的撰寫方針——既要指要，又要解惑，最後達到讀懂《純粹理性批判》全書的目的的宗旨，我進行了十分艱苦的工作。對合作者提供的初稿我又用了半年多的時間，著重對我過去沒有講到的部分和問題進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和修改。隨後又對他提供的修整稿全文進行了審閱和修改。經過這樣兩遍修改，《指要》才由我最終敲定定稿。在收到湖南教育出版社的清樣後，我又進行了十分細致地編輯意義上的校對。為了慎重起見，還請暑期留校的曾曉平博士再校對了一遍。這樣，《指要》的問世就指日可待了。緬懷鄭昕先生，使我對《指要》的出版多了一種特殊的情懷，那就是我竭盡全力、合作完成的這部著作似可看作是60餘年前先生所期望的“長編”，這是我對我的老師的最真誠的奉獻和告慰！在這期間，充分體現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的是我發表的《康德範疇先驗演繹初探》，《康德哲學體係問題》等這樣殫精竭慮的探源性的研究之作。那時我們為碩士生、博士生開設的以“哲學史方法論”為主要課程的多門學位課程基本上是采取討論式，那種教學相長的學術氣氛至今同樣令人難以忘懷！關於“哲學史方法論”這門課是陳修齋、蕭萐父與我為中外哲學史的研究生共同開設的特色課程。80年代中期出了一本《哲學史方法論》論文集，其中收入了我的一篇5萬字的長文。陳先生在該書付印前來我家，我至今還記得他和藹的笑容。他給我看這本書署的是陳修齋 、蕭萐父 、楊祖陶主編，我想一本篇幅不是很大的書不用這麽多人主編，就當即劃去了我自己的名字。

 

    我在前麵說過，重返珞珈山我已是知天命之年，最能幹實事的黃金歲月被一浪高一浪的階級鬥爭白白葬送了十幾年！一個人的一生能有幾個十年！重返珞珈山，麵對田園荒蕪、青黃不接的現實，我與陳修齋先生不僅自己用最大的努力耕耘，還以極大的熱情培養擇優錄取的大學生、研究生，使外國哲學教研室的麵貌一新，在全國產生良好的影響。而我對於有天賦、有哲學悟性又勤奮的自願從事德國古典哲學研究的優秀人才更是傾注心血，刻意扶持、甘為人梯，寄予厚望，這在學術界早已傳為佳話。事實證明，這樣做對推進學術事業是大有益處的。我是一個十分低調實事求是的人，是一個如前所說“自知、自製而又心無旁騖的人”，是能夠與同輩、晚輩同工作、共事業的。我遵循的是優勢互補、取長補短，盡我所能、合作雙贏的共事原則。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切都在變化之中。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教育界、學術界已悄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學術評價、學術規範、學術道德都在變。我還是沿用我接受教育和以往實施教育時的老一套，執著地走在教學、研究、翻譯“三結合”的道路上，把它溶入自己的生存方式中，以至對上述的種種變化毫無覺察。這使我的學術事業有時甚至陷入一種難以承受的無奈之中。

 

1998年11月，學校決定在全國率先推行博士生導師退休製度，我與江天驥、蕭萐父、劉綱紀教授同時首批退休。校方原先許諾退休後一切待遇三年不變，開始幾個月還按當時水平發給400元的職務津貼，後來在職者職務津貼節節高升，而我們就一點也不給了，但博士生還要繼續帶完。這對於經過三年困難時期和十年浩劫磨練的我來說，完全不會在意。後來，我的身體也還算可以，心想退了休也好，我就可以集中精力與時間邁向我譯事中的新的征程、實現自己的追求了。前麵寫的幾個譯事回眸所作的一些翻譯工作是在我的老師賀麟、洪謙，學兄王太慶的指導幫助和鼓勵下進行的。古稀之年的我也應該對先輩的栽培、學界的期望作出自己最大的回報了。

 

    本來我是打算先把1962年接手的黑格爾《精神哲學》搞出來的，還有黑格爾早期的《耶拿邏輯》的翻譯，我對《純粹理性批判》的研究式的教學成果已經反映在合著的《指要》之中了，講授黑格爾《邏輯學》研究的課程講稿也有待我去整理完成。可以說，退休對我來說不會改變什麽。但是，具體做什麽，好像總是有一些偶然因素引發的。在我還沒有想到退休之事時，人民出版社張偉珍同誌1997年1月20日的一封手寫書信，似乎對我退休後的學術工作作了“小長征”式的安排了。信的全文如下：

 

    楊祖陶先生：

    您好！

    我是人民出版社第五編輯室的編輯，現在為遼寧教育出版社的大型係列叢書《新世紀萬有文庫》做點編輯組織工作。因為我曾在武漢華中工學院哲學所黃見德麾下幹過三年，也曾有幸聆聽過楊先生講課，所以今日冒昧地去信，不知楊先生可否接受我的請求，加盟“西方學術文化讀本”的編選翻譯？

 

    楊先生是西方哲學的專家，如能加盟，當是對我們的鞭策與鼓舞。目前已簽合同的有王太慶、汪子嵩、張世英、陳樂民、梁誌學等，楊先生多年來致力於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是否可以考慮“康德讀本”？隨信寄去計劃，恭候楊先生的答複！此致

 

    祝好！

張偉珍 97 .1. 20

 

    當我看到張偉珍同誌的來信認真考慮了一下，特別是看到我所信賴的學長老友王太慶、汪子嵩已經先行簽定了合同，感到這是一次不容推卻的機遇，當即在電話中謝謝她的邀請，表達了加盟的意向。然後，我就問鄧曉芒的意見，他也欣然同意參加。我們基本上是一拍即合地確定了《康德讀本》的選編原則、選編內容……。我把自己手寫的詳細的“編輯大要”隨信寄給了張偉珍同誌，並告知我們對選編內容擬全部由德文原版重譯。張偉珍的第二封信是寫給我們兩個人的：

 

    楊先生、鄧先生：

    你們好！

    寄來的《康德讀本》提綱收到了。仔細閱讀了你們的計劃，十分讚同。就根據二位先生的意見來做康德讀本。出版社方麵也已通過。

    將合同寄給你們，簽字後再寄回我，待出版社簽字後我再返回一份給你們。此事前期工作就算完成，餘下的事就是靜俟二位先生的佳音。這期間如有什麽困難，隨時同我聯係。

 

    此致

    春安

    張偉珍 1997 .3 .5

   

    前期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合同上規定譯者為乙方，1997年3月10日楊祖陶、鄧曉芒分別親筆簽了字；甲方為遼寧教育出版社的俞曉輝1997年3月20日簽了字。我們經過三年的通力合作、埋頭苦幹到2000年5月《康德讀本》即將全部完稿時，我再次與張偉珍聯係，告訴她我們一直留心“西方學術文化讀本”出版情況，很想看到先行出版的“讀本”以便借鑒。可惜始終沒有見到。我記得在世紀之交的那一段時間，各種大、中型叢書名目繁多，有大轟大擂的勢頭，但是這樣辦學術肯定是不行的。遼寧教育出版社的大型係列叢書《新世紀萬有文庫》之“西方學術文化讀本”的編選翻譯計劃原共有30餘項，最終因良莠不齊等原因，原出版計劃未能實現。我們也無法與原合同方聯係。我在得知原合同方的具體情況後，也不放心再把稿件給他們了。征得張偉珍同誌的同意後，稿件就先寄給她了。她慧眼識珠，看到這嚴謹規範的40萬字的稿件很是滿意。我就趁機提出能否就在人民出版社出，張偉珍說這得由作者提出來，我就明確表達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意願，於是戲劇性的變化就發生了：書稿的書名由《康德讀本》暫定為《康德三大批判選集》，最終的合同與出版單位由遼寧教育出版社改為人民出版社了。甲方（著作權人）楊祖陶 、鄧曉芒都親筆簽了字；乙方（出版者）由劉麗華簽字並加蓋公章。交稿一年餘後，2001底，由楊祖陶與鄧曉芒編譯的、以《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為名的一部嶄新的作品終於問世了。《精粹》的全部譯文由鄧曉芒根據三大批判著作的德文原版譯出，由楊祖陶逐一校訂。

 

    必須著重指出的是，《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作為康德“三大批判”的一個選集，是後來由人民出版社陸續推出的《康德三大批判》全集（分別作為《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三個單行本出版）的前身，它所包含的40多萬字的譯文原封不動地納入了上述的三個中譯本中。之所以能夠這樣原封不動地納入，這與我們的選編原則是分不開的，對這個問題在我在為《精粹》所撰寫的二萬七千字的“編譯者導言”中作了詳細的論證。此外在所選《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部分的正式譯文之前均由我撰寫了簡明扼要的“編譯者導語”，以有助於讀者閱讀。

 

    我們的合作翻譯采取的是一環扣一環的流水作業的方式，即首先由鄧曉芒用快捷的電腦操作提供一份約2-3萬字的初譯樣稿，我再對它進行逐字逐句地校閱修改，他再根據修改稿在電腦上訂正；下一部分的初譯稿又來了，如此周而複始，經過一、二十個回合的輪替，才完成《精粹》40萬字的艱巨的工程！這種流水作業的方式是有效的，它一直沿用到日後擴大到三大批判的三個全譯本翻譯的全過程。

 

    也就是說，這種分段進行的流水作業的工作方式，對於特別巨大的、兩人合作的經典名著的翻譯工程，既能保證工作進度，又是保證翻譯質量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這種合作不是表麵的，而是深刻的；不是走過場走形式的，而是切切實實的；不是鬆散的，而是緊密的；不是輕鬆的，而是絞盡腦汁的；不是短暫的，而是持久的。對我來說，能夠堅持下來，靠的是為了學術自找苦吃、自我折騰的嚴謹與毅力，一往無前的使命感，一絲不苟的責任心。

 

    《精粹》出版後，受到廣大讀者和學術界的熱烈歡迎，它立刻為一些高校指定為研究生的教材。許多青年研究者和學術界老專家都迫切希望我們能在《精粹》的基礎上譯出三大批判的全本，特別是《純粹理性批判》的全譯本。一位西方哲學專家在得到《精粹》後隨即在來信中向我們提出了“一點想法”，頗具代表性：“對於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這一極其重要的經典著作，迄今我國尚無從德文原文翻譯過來的全譯本……現在二位先生既然已經精譯了約一半多，何不乘勝前進，將它全譯出來，以填補此項空白而滿足我國學界之迫切需要! 這無疑將是一項裏程碑意義的更偉大的曆史貢獻，此乃後學們衷心仰求於二位先生者。”另一位專家也在《讀書》上發表評論說：“兩位作者既已付出了巨大的勞動，完成了一部《精粹》選本，何不再接再厲，提供給讀者三部完整的批判？”（參見《純粹理性批判》中譯本序）。學術界同仁對於得到從德文原本直接譯出的康德三大批判全譯本的渴望，對於我們的這種厚望和信賴，我們能夠無動於衷而淡然置之嗎?何況通譯康德三大批判著作實在也是我們長久以來的心願，甚至是多年來我們視為不可推卸而應勉力承擔的一種職責。這樣，我又與人民出版社的張偉珍同誌聯係，我們的想法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很快就於2001年8月9日首先簽訂了《判斷力批判》的合同；接著又在2003年8月2日簽訂了《實踐理性批判》的合同，同年8月9日簽下了《純粹理性批判》的合同。這三份合同我仍是第一著作權人，隻是作品的署名由我安排為鄧曉芒譯、楊祖陶校。工作方式不變，仍與《精粹》一樣采用電腦初譯——手工校改——電腦訂正的流水作業式的三部曲。

 

    我似乎已經忘記，2001年把譯事從三大批判的選譯擴大到全譯，我已是74歲高齡的老人了，《精粹》已使我疲憊不堪。我這樣持續地高強度的、獻身康德經典名著的翻譯工作一頭栽下去就是七年！這100餘萬字的巨大工程的每一個詞、每一個句子都是經過我精心的思索、審視與修正的。署名方式變了，我的負擔一如既往，隨著初譯者提供的樣稿質量的差異，我的辛苦與勞累的程度也有差異。由於是我主動安排自己作校譯者的，心中坦然。後來，卻由於這一“校者”的身份，我的艱難付出竟然受到了個別領導的漠視，甚至忽視和以訛傳訛。這豈是一個“校”字了得？

 

    但是，初譯者在《判斷力批判》中譯者序中是這樣明明白白地敘述的：“翻譯工作的程序是，首先由我在電腦中譯出一個初稿，打出樣稿，然後由楊祖陶先生用鉛筆仔細校訂，我再根據校訂過的樣稿加以訂正。由於電腦操作，省去了很多重複抄寫的麻煩。但使我和所有見到過楊先生的校訂稿的同事們感到吃驚的是，盡管我在初譯時盡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謹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錯誤，但仍然被楊先生在初稿上用極細小的字體校改得密密麻麻，幾乎要把原文都淹沒不見了。算起來，楊先生校改所花的時間，比我譯出初稿所用的時間還多得多。這種認真的程度，在目前的國內翻譯界還是很少見的。所以我的二次訂正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甚至比我自己直接翻譯還更加令人望而生畏。”

 

    我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譯本序中對初譯者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肯定、甚至讚歎有加，因為能直接用電腦操作較快地拿出一個那怕不夠準確、不很完善的，可供進一步加工的初譯稿，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它為整個翻譯工作開了頭。下麵的校改，就是我自己逼著自己去折騰自己了。我的根深蒂固的翻譯理念首先是譯文要忠於原文的原旨原意，必須是可信的。本著一種揮之不去的對康德、對學術、對讀者也對譯者負責的心態，我不得不根據德文原本，參考不止一種英譯本(特別在校訂《純粹理性批判》譯稿時是如此)和中譯本，再三推敲，用鉛筆(這原是為了便於譯者對校者的意見作取舍或變通)對初稿進行了逐一仔細的校改，以致(誠如譯者在《判斷力批判》的“中譯者序”中所言)“在初稿上用極小的字體校改得密密麻麻，幾乎要把原文都淹沒不見了”。每當我把校改完的譯稿交給譯者時，我都感到有一種內心的不安。這時我也出現過下次再不這麽挑剔的念頭或決心。可是當我執筆校改新的初譯稿時，卻又鬼使神差地一頭栽了進去，什麽念頭和決心都忘記得幹幹淨淨，仍是“積習難返”，以致結果依然如故。我所堅持的“四個負責”的精神是我繼承老一輩的賀麟先生、王太慶先生的嚴謹的翻譯風格的具體體現。但是校改達到幾乎要把初譯稿原文都淹沒不見了的這種情況還是很少見的。初譯者說，“算起來，楊先生校改所花的時間，比我譯出初稿所用的時間還多得多”。我想他那時的表達是如實的。在“三大批判”新譯的七個寒暑的日日夜夜中，撇開年齡與工作習慣的差異的因素，我實際投入的時間、精力與心血是難以估量的。令我最為緊張的是，初譯稿源源不斷地來到，這往往是寒暑假之前，我隻有采取“冬校三九、夏改三伏”的方式來對付。初譯者看到的用極細小的鉛筆寫在他打出的樣稿上的文字，我也不是信手寫來的。對於一些誤譯和較大的不當之處，我在校改時不得不采取重譯，這更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反複推敲，先在稿紙上試譯，組織好句子，再用極細小的鉛筆謄寫上去。可見，我校改時的“四個負責”的精神，歸根到底是“對自己負責”。這是一種拋開一切身外之物的鬼使神差式的執著，沒有這樣的依然故我、積習難返、自我折騰，我是不敢輕易使譯稿進入“流水作業”的下一站的。我自認為不這樣做，“三大批判”的新譯本要達到可信的程度是無從談起的！

 

    2004年春，康德“三大批判”新譯的完成、並由人民出版社陸續全部出齊後，正值康德逝世200周年。正是由於這一難得的曆史機遇，使得這一套純學術的康德經典名著的新譯本意義更加重大，受到院、校領導和學術界的極度重視，引發了一係列堪稱轟動的效應。（1）最引人注目的是，2月25日至26日，連續兩天，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和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聯合舉辦了兩場大型活動：一是關於康德哲學及“三大批判”翻譯的學術座談會，除國內著名的專家學者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鐵映和許嘉璐先生也出席座談會並講了話；二是次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康德“三大批判”的高規格的首發式，許嘉璐副委員長也出席了，並再度作了《渴望瞻其華美》的精彩發言，他“對楊祖陶，鄧曉芒兩位先生費時七載，以對哲學的忠誠嘔心瀝血，完成由德文原版進行翻譯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表示由衷的敬佩與感謝”。座談會和首發式我都參加了，見到了我在北大中老胡同的學兄摯友汪子嵩先生，他也對我表示特別的祝賀與關切；（2）中央電視台的“讀書時間”對“三大批判”問世及時作了介紹，並在屏幕上顯示了兩位譯者的照片；（3）全國最具影響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本省的湖北日報、長江日報等等都競相作了醒目的專門報導並全文刊載了許嘉璐副委員長的講話全文。至於校報——武漢大學報，更是有先期、追蹤、專訪等多方熱點報導；（4）武漢大學還專門行文（武大科文字〔2004〕8號）、並在人文館南廳舉行了有校黨委書記、副校長等出席的隆重表彰會，還對鄧曉芒教授與楊祖陶教授共獎勵人民幣兩萬元；（5）康德“三大批判”的圓滿完成與巨大影響， 還連續兩年被評為武漢大學10大新聞……。所有這些，對於我這樣一心埋頭做學問的人而言，真是始料不及、大開眼界、感慨萬端！但我沒有時間沉浸在“三大批判”成功完成的喜悅中，就馬不停蹄地轉向黑格爾《精神哲學》的翻譯工作了！

 

    總之，由於傳媒不斷反複地同時宣傳：從事康德“三大批判”新譯的兩位專家通力合作，曆時七年，在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翻譯，嘔心瀝血，態度嚴謹，才使這一百餘萬字的新版譯著得以問世。致使鄧曉芒、楊祖陶兩人的名字與“三大批判”新譯本似乎是不可避免地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了！

 

    歲月如梭！我在71歲高齡退休後，還能堅持合作完成康德“三大批判”的“小長征”，這也是我心中特別踏實和值得慶幸的地方。我在北京大學工作時的學長、摯友黃枬森先生原來是西南聯大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師從鄭昕先生，曾專門研究過康德哲學。在首發式後及時得到我托趙敦華教授送去的“三大批判”新譯本後，專門來電話祝賀，說北大、社科院對“三大批判”多次立項都沒有搞出來，你們悄悄地搞出來了，真不簡單！黃枬森學兄雖比我年長，目前還活躍在學術界，他思維非常清晰，說話不緊不慢，極有條理。我送給他的書他還真是大致看了的。在看到書上寫的我具體的“密密麻麻”的校譯情況後，不無感歎的說，你那哪叫“校”啊！他還非常細致地第一個發現了《精粹》的內容與“全譯”的三個本子的相關部分的完全一致性。對於我扶持後學，不計個人名利隻說了一句“你還是那個樣子！”

 

    我為合作翻譯的“三大批判”的持續良好而非常可觀的社會效應、為其有利於學人研讀康德哲學和推動學術界對康德哲學的研究而感到欣慰和心中無比的踏實。康德三大批判新譯在經受學界的反複考量後，第一個5年合同期已經結束。伴隨著“三大批判”進入耄耋之年的我，心中沒有任何奢望，隻求一種心情的寧靜。人民出版社在2008歲末、2009年初始與作者續簽了有關“三大批判”的多份6年合同。今舉一例，來表明原“二方合同”已改為“三方合同”了。

 

    圖書出版合同：甲方（著作權人）：楊祖陶 鄧曉芒

    乙方（出 版 者）：人民出版社

    作品名稱：康德三大批判合集

    作者署名：康德 著 鄧曉芒 譯 楊祖陶 校

    第十七條 本合同一式叁份，甲（貳人）乙方各執一份為憑，自簽字之日起生效。

    最後，我要引用除提供初譯稿、還承擔了大量具體工作的合作者鄧曉芒教授在《實踐理性批判》的中譯者序的最後兩句話作為我的全文的結束：“楊先生傾其平生所學有以教我，令我終身難忘。目前已全部完稿的三大批判的翻譯，就是我們以學術和真理為基礎的忘年交的最珍貴的紀念”。當時他的這番話說的何等的好啊！

   

    楊祖陶 已醜年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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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中國學術界爆發了一件特大“奇聞”，被人稱之為“鄧曉芒坑師案”。此事來龍去脈，可見有關文章：

　　

　　2007年9月15日，有人在天涯社區網站發表了一篇《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無恥教授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的文章，作者署名為“高原草根”。此文痛斥鄧曉芒申報教育部第四屆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時，故意省略了《康德三大批判新譯》的校對者楊祖陶教授的名字，以鄧曉芒個人譯作的名義申報並獲得哲學類一等獎，一人獨吞了獎金及榮譽。該文作者認為鄧曉芒的無恥至少有二：一是見利忘義，在利益麵前不擇手段，為了貪圖名利竟然連自己的恩師也要坑蒙拐騙。二是剽竊他人成果，把兩人合作成果據為已有，這是典型的學術不端、學術腐敗行為。除此之外，作者疾言厲色地批評鄧曉芒給他的“恩師”楊祖陶先生帶來了巨大傷害，“楊祖陶先生已經年邁體衰”，無精力也不屑與弟子鄧曉芒計較，所以呼籲有關方麵“懲治鄧曉芒的學術不端行為，還楊祖陶先生一個公道”。（駱佳山：《天生有一種經不起誘惑的本質－－“鄧曉芒坑師案”掃描》）

　　　　　　

　　在2007年9月20日，也就是揭露鄧曉芒“坑蒙老師”的文章發表後的第五天，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哲學在線”網站上，發布了一篇落款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部”的《關於“武漢大學驚爆學術醜聞，鄧曉芒學術不端坑蒙老師”一文的聲明》，《聲明》公布了五條“調查結論”，對“高原草根”所提出的問題一一進行了否定。

　　　　

　　這個《聲明》一發布，頓時引發網友的激烈爭論。有人認為還了鄧曉芒清白，鄧曉芒遭了小人陷害。有人認為此事由武漢大學官方發布聲明不能令人信服，武漢大學有“自遮家醜”的嫌疑，應該由教育部學風委員會組織調查。有人則從法律角度分析鄧曉芒侵犯了楊祖陶的著作權，認為應該訴諸法律來解決。更多的人則質疑為什麽“受害人”楊祖陶教授不表態？就在聚訟不已之際，在2007年9月29日，法學評論網發表了一篇署名“陸不平”的文章《鄧曉芒申獎有沒有抹去合作者楊祖陶的名字？——對武漢大學關於鄧曉芒坑師案“聲明”的質疑及建議》，讓此事更加撲朔迷離。陸不平在文章中提出了五點質疑：誰是真正的受害者？誰發布了《聲明》？誰抹去了楊祖陶的名字？及時平分了獎金沒有？楊祖陶先生很高興嗎？獲獎證書究竟署了楊祖陶名字沒有？從這五點質疑和詳細的分析中，明顯可以看出，作者堅信楊祖陶教授受到了傷害，獲獎證書上並沒有楊祖陶的名字，而且鄧曉芒故意抹去了合作者的名字，這與教育部的申報程序和工作無關。尤其令人震驚的是，作者指出《聲明》至今沒有在武漢大學哲學院的官方網站上公布，反而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的網站上首發公布了，從而暗示這個《聲明》是鄧曉芒偽造的。（駱佳山：《天生有一種經不起誘惑的本質－－“鄧曉芒坑師案”掃描》）

　　

　　就在人們在熱議武漢大學哲學院的官方“聲明”是否偽造的時候，又爆出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消息：有網友指出，即使武漢大學哲學院發布的辟謠《聲明》是“真”的，但也沒有任何說服力和權威性，因為這個《聲明》是由鄧曉芒的學生負責調查並公布的。

 

   此事盡管熱議不斷，但當事人楊祖陶和鄧曉芒都不公開表態，讓人更覺蹊蹺。

 

終於，在2008年11月25日，鄧曉芒和蘇德超在一個“鏗鏘三人行，哲學攬天下”的節目中，對這個公案進行了初次回應：“當時我和楊老師就用魯迅的方法對待這些謠言，即‘眼睛珠子都不轉過去’，時間長了，不實的謠言終會散去。”

 

雖然鄧曉芒如此輕描淡寫，但當事人楊祖陶始終沒有表態，給人的感覺仍是“迷霧未散”。楊祖陶為什麽不說話？如果說話，他又會怎麽說呢？

 

2009年3月，楊祖陶在網絡上公開發表了《康德“三大批判”新譯的七個寒暑》文章，在詳細回憶了這段學術曆程後，文章結尾如此寫道：

 

〔人民出版社在2008歲末、2009年初始與作者續簽了有關“三大批判”的多份6年合同。今舉一例，來表明原“二方合同”已改為“三方合同”了。

 

圖書出版合同：甲方（著作權人）：楊祖陶 鄧曉芒

乙方（出 版 者）：人民出版社

作品名稱：康德三大批判合集

作者署名：康德 著 鄧曉芒 譯 楊祖陶 校

第十七條 本合同一式叁份，甲（貳人）乙方各執一份為憑，自簽字之日起生效。

 

最後，我要引用除提供初譯稿、還承擔了大量具體工作的合作者鄧曉芒教授在《實踐理性批判》的中譯者序的最後兩句話作為我的全文的結束：“楊先生傾其平生所學有以教我，令我終身難忘。目前已全部完稿的三大批判的翻譯，就是我們以學術和真理為基礎的忘年交的最珍貴的紀念”。當時他的這番話說的何等的好啊！〕

 

楊祖陶以“當時他的這番話說的何等的好啊！”為結束語，可謂意味深長，也為“鄧曉芒坑師案”正式給了自己的說法。不知道鄧曉芒看到此話時有何感想？是不是也和自己的恩師一樣心涼而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