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態的知識分子研究》

上海：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儒學的曆史文化功能——以中古士族現象為個案》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原道文叢）

 

 

 

（2004年，陳明和他的博士指導老師餘敦康先生）

 

 

（2003年，陳明在北京的書房）

 

 

 

 

本書認為夏、商、周三代屬於社會組織係統與國家組織係統二元合一的基本結構，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儒學其基本精神在於以自然形成的文化秩序規範一切，將政治運作及其過程置於文化價值理想的指導之下。周秦之變以後，該結構分裂為state與society二元分立且矛盾對抗的結構，儒生執著於王道理想與三代情結進行社會整合，政治上發揮批判調整的功能。

 

書中特別將這一理論分析框架運用於中古士族的個案研究，描述分析了南朝玄學士族“保江東以存中國之統”、北朝經學士族憑借儒學文化的價值原則通過家庭人倫與典章製度製約、統攝胡族統治政治活動“以夏變夷”的具體活動及深刻意義。

 

今天，幾乎每個人都對儒學有自己的印象和看法。這些印象和看法究竟對還是不對？《儒學的曆史文化功能》應該是一個不錯的參照。

 

 

 

原道文叢·總序

序一

序二

前言

 

 

第一章 殷周之變

第二章 周秦之變

第三章 霸道與王道

第四章 士、士大夫與土族

第五章 儒學與漢代吏治

第六章 儒學與漢代王權

 

 

第一章 敘論

第二章 王導及其玄學政治

第三章 庾亮：經學政治之遺響

第四章 桓溫的性格與命運

第五章 謝安：風流宰相？

第六章 士族的衰落及其他

 

 

第一章 南學與北學

第二章 十六國胡主與漢族士人

第三章 北魏前期的漢化與崔浩的政治理想

第四章 北魏後期的漢化與李衝等漢族士人

第五章 東魏北齊政權中的漢化反動與漢族士人的反抗

第六章 西魏北周的胡漢融合與關隴文化的精神

簡短的結語

參考文獻

 

附錄 六朝玄音遠 誰似解人歸

 

 

簡短的結語（重版《儒學的曆史文化功能》）

文化是一個有著自己內在結構的係統，其核心是一套價值觀念體係。如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自由、平等、理性、博愛等，就主導著歐洲人的生活，並逐漸為世界範圍內的人類群體所接受。雖然它們在現實中的實現程度或許有很，但它們卻成為人類生活的基本準則或者說所追求的共同理想。

我們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國。但是談到文化傳統或傳統文化，卻隻是跟長城、京劇、或尊老愛幼這些十分具體和表層的事物或觀念符號聯係在一起。作為與西方次生文明相對的中華原生文明，有著自己獨特的起源和發展曆史，曾經為人類進步創造了非凡的業績，難道它就沒有自己獨具特點的基本價值觀念凝聚成為我們民族獨具文化風格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同時也使人類文化更加完整健全嗎?湯因比、斯賓格勒諸西方文化學者都在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弊病和衰落之時，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遠東的中國。

文藝複興後，希臘的自由和理性精神孕育出了現代工藝文明。它的成功之光使我們的文化顯得黯然失色。鴉片戰爭失敗，清帝國崩潰，在廢墟上重建中華的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喪失了信心。經濟的貧困，政治的黑暗，民智的愚昧，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造成的。這種偏激的反傳統情緒構成20世紀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心理特征之一。有位美國漢學家撰有一本關於梁漱溟先生的學術和生平的著作，稱這位正直，博學，為生民福祉奔忙一生的老人為“中國最後的儒者”。這是儒者的光榮，卻又何嚐不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海外華人學者群體中有一個被稱為新儒家的學術流派。其於古聖先賢典籍和西方學術思想的鑽研了解不可謂不深，於傳統文化之根的執著嗬護之情也叫人敬佩感動，但是，由於他們遠離儒家文化生存的大陸本土，遠離億萬生活於這一文化之中的當代中國人主體，缺少了對於理解本民族文化所必不可少的親切感受及其生存體驗，所以他們的儒學成了無所附麗的“離體之魂”。李澤厚先生正確指出，“這種儒家傳統的道德主義與現代西方的科學，民主以及個體主義究竟有何關聯，它應如何對待它們，現代新儒家未能作出深刻的交代。這種道德至上的倫理主義如不改弦更張，隻在原地踏步，看來已是到窮途了。”[1] 

我們認為，儒學生存發展的根本契機在於對當代中國人的生活問題作出自己的論證回答。新儒家把儒家學說理解為一種心性哲學，或曰道德理想主義，以內聖定義儒學，以內聖統攝外王。所謂內聖即是關於人格理想及其實現的問題和理論，外王即是關於社會理想及其實現的問題或理論。這二者實乃一體之兩麵，無法分割。雖然對於個體實踐來說，他必須以修身齊家作為治國平天下的第一步，但對整個儒學思想體係而言，內聖並不因此而具有邏輯或價值意義上的優位。作為一種文化，儒學有自己產生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從發生學角度看，最先出現的是社會群體的問題，換言之，即是外王的問題更具原發性。孔子主要證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到孟子才提出完整的性善學說為仁政進行論證。從理論體係來說，內聖是實現外王的手段，外王才是目的；內聖須通過外王才能得到完成或證明。更重要的是，就內聖外王的關係說，內聖並非真是天道的賦稟，而是現實社會存在的投影。儒學千百年的曆史表明，正是社會結構的變化發展，刺激著儒學思想家對新內聖的理解和追求，並落實在新外王上。

新儒家以宋儒直承先秦諸子尤其是孟子，而對漢唐及近代諸儒學尤其是荀子一係的意義一筆抹煞，正反映了他們以某種理念形態規範儒學本質的主觀片麵。[2]走出新儒學的理論誤區，十分重要的一步就是重新厘定內聖與外王的關係。把儒學理解為一種開放的社會理論而不是封閉的道德學說，不僅可以拓展與儒學的思維空間，更加符合它在曆史上的實際發展，也是它要在今天繼續存在發展下去的現實需要。我認為，儒學可大致定義為一種關於人類存在狀況，存在價值及期實現的人文學說。如果把儒學的基本精神理解為以文化秩序統攝政治秩序，將一切社會活動及其過程置於文化價值原則的基礎之上，那麽它不僅可以開出現代的民主政製之路，也可以在廣闊的領域內實現與世界文化普遍價值的交流的對接。

儒學的基本價值係統究竟是什麽，不是本文要回答的問題。本文試圖證明的隻是，從具體曆史活動過程看，儒學發生的作用是積極的：作為一種道，它為社會生活，政治運作，以及個體安身立命確立了價值標準；作為一種術，對於社會整合，社會均衡和發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就目前來說，這是必須做好的第一步工作。

我知道，要真正把這一工作做好，尤其是使儒家文化走入當代中國人的生活，並匯入當代世界文化之流，對儒學基本價值係統的研究闡發，不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十分緊迫的，刻不容緩。

這裏，我想引自己喜歡的一句名言為這篇論文作結。它的作者是荷蘭史學家John Huizinga:    “對史學言，問題永遠是向何處去。”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於西八間房

[1]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第309，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年。
[2]徐複觀先生是一個奇特的例外。吳森的《當代東方哲學》，劉述先為傅偉勳主編的《二次大戰後世界宗教運動》所撰當代儒家一章，均未把徐氏列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