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今文經學的緣起

作者：黃開國

來源：《光明日報》（2016年06月27日16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五月廿三日庚辰

           耶穌2016年6月27日

依照馮(feng) 友蘭(lan) 關(guan) 於(yu) 區分子學與(yu) 經學的觀念，經學的確立開始於(yu) 西漢武帝時。西漢經學的顯學是今文經學，但東(dong) 漢時古文經學的發展就超越了今文經學，漢代以後今文經學更是默默無聞，而在兩(liang) 千年後君主專(zhuan) 製製度即將崩潰的晚清，今文經學卻重新興(xing) 起，成為(wei) 最有影響的社會(hui) 思潮。究竟是什麽(me) 原因造成今文經學在晚清的興(xing) 盛一時？

影響經學的變化因素是多方麵的。最主要的因素有兩(liang) 個(ge) ：一是社會(hui) 政治因素。政治的因素常常從(cong) 統治者眼前的現實利益出發，從(cong) 政治需求出發來詮釋經典，並通過誘以利祿等手段，來加強政治對經學的影響，政治與(yu) 經學之間，不是政治要符合經典的原則精神，而是要經學成為(wei) 為(wei) 政治服務的工具。二是經學所依托的經典。經典所具有的原創性、權威性、法典性，使忠實於(yu) 原著成為(wei) 解經的第一法則，所以，曆代經學家無不以“本義(yi) ”“正義(yi) ”等自我標榜。相對而言，現實政治對經學發展的影響盡管直接重大，但最終不能決(jue) 定經學的發展之路，對經學發生深遠、決(jue) 定性影響的是經典所蘊含的價(jia) 值觀念與(yu) 信仰導向。即使現實政治使經學發展出現曲折的變化，但經典最終會(hui) 引導經學歸於(yu) 正常。

梁啟超的名著《清代學術概論》提出“複古”之說，以清代經學是一個(ge) 不斷向以往曆史回複的過程，乾嘉漢學是複東(dong) 漢之古，今文經學是複西漢之古。按照這一說法，清代今文經學似乎出現在乾嘉漢學之後，其實，在乾嘉漢學盛行時，就已經有莊存與(yu) 等人講今文經學。隻不過與(yu) 晚清的今文經學有著完全不同的時代內(nei) 容。晚清以前是照著講，晚清則是接著講。照著講隻是對漢代今文經學已有理論的闡發，沒有今文經學與(yu) 現實結合的真精神，缺乏與(yu) 時俱進的時代內(nei) 容；接著講則是根據時代的需要，對經學作出結合現實的創新發展，帶有融合古今中西的時代特色。論清代今文經學的緣起，必須區分開照著講與(yu) 接著講的不同。而無論是照著講還是接著講的出現，都是由經學自身發展內(nei) 在邏輯所決(jue) 定，也與(yu) 清代社會(hui) 曆史的發展密切相關(guan) 。

由少數民族的滿人所建立的清王朝政權，麵對著以漢族為(wei) 絕大多數人口的被統治者，從(cong) 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從(cong) 思想上來防止人民，自康熙初年就不斷上演一幕幕文字獄的冤案。清王朝的文字獄雖然有嚴(yan) 厲鎮壓一切反滿情緒的政治訴求，但還不同於(yu) 否定文化的文化專(zhuan) 製主義(yi) 。曆史已經證明，清王朝是中國曆史上最重視儒學與(yu) 經學的一個(ge) 王朝，不僅(jin) 推行“崇儒尊道”的文化政策，還開設博學鴻儒科，以“稽古右文”相標榜。皮錫瑞曾從(cong) 經學史的角度將清王朝稱為(wei) “經學複盛時代”。在這樣的軟硬兩(liang) 手的文化政策下，清王朝的早中期雖然不是思想家輩出的時代，卻也是大師輩出、文獻整理成就最為(wei) 輝煌的時代。

一代有一代之學，清代經學與(yu) 以往經學的最大不同，是從(cong) 宋明經學的重視四書(shu) 之學變為(wei) 以《爾雅》《說文》為(wei) 經典，出現以訓詁考據為(wei) 中心的新經學。清王朝的文字獄固然對清代經學的出現有直接影響，但還不是清代新經學出現的根本原因。清代新經學出現最深層的原因，乃是由中國經學曆史發展的邏輯所決(jue) 定。依經學發展史上典籍訓釋變化的不同，我將經學分為(wei) 三個(ge) 時期或三派：從(cong) 漢到唐為(wei) 第一期，是以詮釋五經為(wei) 主的學派；宋元明為(wei) 第二期，是以訓釋四書(shu) 為(wei) 主的學派；清代為(wei) 第三期，是以《爾雅》《說文》為(wei) 據的學派。可稱之為(wei) 五經學派、四書(shu) 學派、爾雅學派，用通行的術語來表示，就是漢學、宋學與(yu) 清學。漢學主要是從(cong) 政治方麵，從(cong) 五經中尋找君主專(zhuan) 製政治製度的理論依據，關(guan) 注的中心是王道；宋學主要是從(cong) 四書(shu) 中，發揮道德倫(lun) 理學說，天理、心、性等成為(wei) 最重要的術語；清學以考證經典文字、名物製度為(wei) 重點，重在訓詁考據的成就。

就經學的義(yi) 理而論，不過內(nei) 聖外王兩(liang) 大方麵，可以說，經過漢學、宋學的發展，內(nei) 聖外王的理論已經發掘殆盡，不可能再講出什麽(me) 新東(dong) 西，隻能在以前隻是經學附屬的小學去拓展新天地。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清學以訓詁考據為(wei) 中心乃是經學兩(liang) 千年邏輯發展的必然產(chan) 物。隻有到了具備成熟的社會(hui) 條件整理經學文獻，以及經學的發展在文獻整理的領域能夠作出巨大成就的時候，才會(hui) 出現清學的曆史輝煌。如果沒有這種曆史發展趨勢的內(nei) 在邏輯，即使清王朝再厲害的文字獄也不可能創造出有巨大學術成就的清學。

以訓詁考據為(wei) 主幹的清學的出現，在經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yi) 。以前隻是用來為(wei) 經典的義(yi) 理作文字說明的小學，擺脫了對經學義(yi) 理的依附地位，而得以獨立開來。這不僅(jin) 是經學發展史上典籍主次的曆史變化，而且是經學史上不同曆史階段的重大轉變。這一變化，透露出來的正是這樣一種信息：經學義(yi) 理的闡發已經走到盡頭，經學的發展隻有在典籍的文獻整理上才會(hui) 有所作為(wei) 。而以訓詁考據為(wei) 中心的典籍文獻整理，即使沒有西學傳(chuan) 入中國的影響，也必然會(hui) 從(cong) 傳(chuan) 統的經學中分化出語言、文字、音韻、訓詁、校讎學、史學、地理學、金石學等，西學的傳(chuan) 入則加速了經學的這一分離。

清代最早出現的照著講的今文經學，是作為(wei) 清學的一個(ge) 部分而存在的。從(cong) 莊存與(yu) 、劉逢祿到魏源，他們(men) 的治學方法、話語範式等，與(yu) 當時的清學家別無二致，都是從(cong) 整理已有文獻、學術的角度，對曆史文化的發掘整理。劉逢祿的《釋例》發明何休之學，魏源的《詩古微》《書(shu) 古微》發明西漢之學，都是典型的代表。所不同的是照著講的今文經學重在已有經學義(yi) 理的說明，而不是以訓詁考據為(wei) 主。而當清學在訓詁考證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後，整個(ge) 經學的發展無論從(cong) 義(yi) 理上，還是從(cong) 名物製度的考證上都已經沒有多少發展餘(yu) 地了。可以說，漢武帝以來的經學發展到此，已經麵臨(lin) 不得不終結的曆史命運了。

為(wei) 什麽(me) 晚清還會(hui) 出現今文經學照著講向接著講的發展？這是因為(wei) ，曆史發展需要產(chan) 生嶄新理論，但新理論還不具備出現的成熟社會(hui) 條件，而不得不到已有思想庫去尋求理論資源的艱難抉擇。中國曆史發展到明末清初，就已經出現了新興(xing) 的資本主義(yi) 經濟因素，與(yu) 此變化相應的是思想文化領域新觀念的出現。盡管中國向資本主義(yi) 發展的進程，被清王朝的入主中原所打破。然而，曆史的向前發展是不可阻擋的。在經過一段曲折的發展之後，曆史又會(hui) 重新提出清初以來被淹沒的問題。但是，正如一個(ge) 難產(chan) 的嬰兒(er) ，不同於(yu) 順產(chan) 的嬰兒(er) 一樣。中國近代所謂社會(hui) 轉型是一個(ge) 難產(chan) 的坎坷過程，它不僅(jin) 在內(nei) 部受到頑固派的極力反對，還受到外部西方列強入侵的打壓，雙重的阻擾壓製，使中國新興(xing) 的資本主義(yi) 隻能在夾縫中艱難地成長。正是這種難產(chan) ，使中國在晚清適應社會(hui) 變革需要的新思想文化，不能以正常的形態出現，而隻能以曲折的形式表現出來。晚清接著講今文經學的出現，就可以從(cong) 這一大的曆史背景來認識。

晚清代表中國社會(hui) 變革的新興(xing) 力量，一方麵與(yu) 舊社會(hui) 有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另一麵沒有與(yu) 西方列強對抗的力量，還沒有形成一個(ge) 獨立的社會(hui) 階層，正如沒有獨立的人格就沒有獨立的思想一樣，這些人在思想文化上不可能提出一套與(yu) 舊製度根本不同的思想體(ti) 係來，隻能倚賴中國舊有的思想文化，從(cong) 中去尋找其社會(hui) 變革的理論依據。漢學的古文經學以經典為(wei) 本位，宋學講心性之學，清學重訓詁考據，都缺乏與(yu) 現實政治結合的契合點。隻有今文經學尤其是春秋公羊學，不僅(jin) 與(yu) 政治有緊密聯係，而且具有經學詮釋學的極大靈活性，這些獨特價(jia) 值，使今文經學在曆史上可以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製度提供理論依靠，同樣也可以成為(wei) 否定舊製度的理論工具，或成為(wei) 挽救舊製度的理論稻草，而成為(wei) 晚清最適合曲折表達各種社會(hui) 需要的理論形式，這就是晚清今文經學接著講得以出現的根本原因。但是，無論是希圖從(cong) 今文經學中找到救世良方的接著講，如廖平的尊孔尊經，還是為(wei) 維新變法的接著講，如康有為(wei) 的舊瓶來裝新酒，都以失敗而告終。晚清接著講的今文經學，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nei) 容上，都不是西漢今文經學的簡單回複，如果說西漢今文經學能夠很好地完成時代賦予的理論任務，那麽(me) ，晚清的今文經學卻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wei) 解決(jue) 近代中國社會(hui) 向何處去這一時代課題的有效理論，而隻能曲折地表現漢武帝以來經學終結的曆史必然性。

（作者單位：四川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