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學引論》與(yu) 公羊學
作者：景海峰（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公羊學引論》是蔣慶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迄今為(wei) 止影響最大的一部著作。

所謂“公羊學”，是指以《公羊傳(chuan) 》為(wei) 主來講《春秋》的學問。除了《公羊傳(chuan) 》一書(shu) 外，儒家五經中反映孔子“春秋”思想的內(nei) 容，漢代董仲舒以至何休諸人闡發“春秋”口義(yi) 的經說，漢代以後研討《公羊》的各種思想，皆為(wei) “公羊學”所包含。
　　
公羊學的曆史已逾兩(liang) 千年，大致經曆了漢代的極盛、三國至清初的衰微，以及清代的複興(xing) 等三個(ge) 階段。漢代的公羊學與(yu) 王朝政治有密切的關(guan) 聯，董仲舒以《春秋》決(jue) 獄，公孫弘以《春秋》而白衣為(wei) 天子三公，漢武帝嚐引《春秋》大複九世之仇義(yi) 以征伐匈奴。既便是王莽篡漢、改行新政，原本《周官》之禮，也多少摻雜了《春秋》之義(yi) 。更因儒經設之學官，誘以利祿，大師門徒甚眾(zhong) ，天下人才歸之，故爾公羊學極一時之盛。東(dong) 漢何休之後，公羊學漸漸地衰落了，以至到中唐時，韓愈有“近世公羊學幾絕”的說法。沉寂了一千多年的公羊學到了清代中葉忽然又起死回生，影響越來越大，終於(yu) 釀成晚清轟轟烈烈的托古改製運動。清代的公羊學起自莊存與(yu) 、孔廣森等經師，但為(wei) 今文經的學術研究而已；至龔自珍、魏源，風氣為(wei) 之一變，引“春秋”義(yi) 發為(wei) 政論時評；到了康有為(wei) ，更是借助公羊學以為(wei) 變法圖強的依據，於(yu) 是學術變成了政治的工具。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公羊學漸歸於(yu) 沉寂；特別是廢科舉(ju) 、舉(ju) 新政等措施和製度化儒學的解體(ti) ，使得傳(chuan) 統經學徹底退出了曆史舞台。西學觀照下的現代學術研究非孔辱經，於(yu) 公羊學攻擊尤為(wei) 激烈。如錢玄同以《春秋》為(wei) 五經中“最不成東(dong) 西”的東(dong) 西；顧頡剛說公羊學穿鑿附會(hui) ，多為(wei) 迷信與(yu) 神話；更有學者視“三統”為(wei) “妖魔鬼怪之談”，“三世”說多為(wei) “鬼話”（《古史辨》第一冊(ce) ）。經學變成了“曆史的陳跡”，一般學者對公羊學更形隔膜，漸漸地不知其為(wei) 何物。
　　
稍具有現代學術意義(yi) 的公羊學研究當推陳柱和熊十力二先生。上個(ge) 世紀20年代末，時任上海大夏大學教授的陳柱出版了他的《公羊家哲學》一書(shu) ，以“革命說”等十四義(yi) 闡發公羊思想，將“昔日治經之態度，乃變而為(wei) 考古之態度”（該書(shu) 《傳(chuan) 述考》），提煉出舊學的現代意義(yi) 。新儒學大師熊十力雖無關(guan) 於(yu) 《春秋》之專(zhuan) 門著述，但在其《讀經示要》（1945年）、《十力語要》（1947年）、《原儒》（1956年）等著作中，對春秋公羊思想多有現代詮釋，饒具創意。如在《讀經示要》中用將近百頁的篇幅說明公羊的“三世”義(yi) ，運用了現代進化論的觀念，闡明三世的治道與(yu) 治法，這可以說是超邁了前人的係統論述。又如對《春秋》與(yu) 《周易》、《周官》等經之關(guan) 係的考察，更是借助於(yu) 現代哲學的方法和眼界，做出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推論。
　　
正是在先輩學者們(men) 創造性轉化的基礎之上，蔣慶一方麵撥亂(luan) 反正、大力糾彈以古史辨派學者為(wei) 代表的現代史學研究對公羊學的塗汙，以恢複對經典、對經史、對前賢的應有敬意；另一方麵循著新儒家所開創的路向，把中國古代的思想資源和現代化的學術建設結合起來，尋求中國文化發展的未來之路。和新儒家不同的是，蔣慶在《公羊學引論》一書(shu) 中表達出一種更為(wei) 急切的社會(hui) 製度建構的願望，將公羊學資源和現代政治理念嫁接起來，做了許多大膽的論斷和臆想性的憧憬。他認為(wei) 儒學可分為(wei) 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心性儒學以宋明理學為(wei) 代表，而公羊學則代表了政治儒學。經學解體(ti) 以來，新儒家對心性問題闡發頗多，對心性儒學有重要的發展，對西方的精神性回應也算成功；但在製度化的建設方麵卻乏善可陳，長期地陷於(yu) 困境。“現在的問題是心性儒學偏盛，政治儒學受抑，儒家傳(chuan) 統不清、儒學資源不廣，所以需要劃清儒學的兩(liang) 大傳(chuan) 統，全麵正確地理解儒學，並需要重新講明以公羊學為(wei) 代表的政治儒學，還儒學傳(chuan) 統的本來麵目”（《公羊學引論》，第9頁）。所以他要做的工作似乎是想補上新儒家的缺失，為(wei) 所謂“新外王”探尋一條可行的道路。
　　
以製度化焦慮為(wei) 核心的急切的現實關(guan) 懷，使得蔣慶對公羊學寄寓了無限的深意，塗染上了過多的理想化的色彩。他不但相信《春秋》為(wei) 孔子所作，《公羊傳(chuan) 》為(wei) 孔子自傳(chuan) ，春秋公羊口義(yi) 為(wei) 孔子親(qin) 說；而且堅持孔子可以為(wei) 王，孔子作《春秋》是在為(wei) 千秋萬(wan) 世立法。在對公羊學基本思想（作者將其概括為(wei) “《春秋》新王說”等十二義(yi) ）的論述中，處處可見作者的執拗，於(yu) 曆史上某些公羊家的說法確信不疑，很少現代意識的分疏和批評。這在近一個(ge) 世紀以來的現代學術研究當中，殊為(wei) 罕見；比之被時論視為(wei) 是文化保守主義(yi) 者的新儒家們(men) 實在是又有過之。正像梁治平在該書(shu) 序中所言：“他的立場是信仰者的立場，他的信仰是生命鼓蕩其間的信仰。”而且《公羊學引論》也不可被視之為(wei) 是恢複傳(chuan) 統的經學述作，“這自然不是學究氣的經學研究，而是貫穿以生命信仰的致用之學”。正因如此，學界以現代學術的眼光和標準對此書(shu) 多不可置評，也難以置評，而大多保持了沉默。實際上，經學解體(ti) 以來涉及到公羊學的研究，基本上是走曆史學和文獻學的路子，而很少思想上的肯定和闡發，蔣慶《公羊學引論》的問世，不啻是為(wei) 經學資源與(yu) 現代性關(guan) 係的思考創辟了一條新路，當然在某種意義(yi) 上也算是出了一道待解的難題吧。

寫(xie) 於(yu) 西曆2006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