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治道源流，傳(chuan) 承儒家法政

——《原道》第29輯專(zhuan) 題導言

作者：陸娓（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博士生）

來源：《原道》第29輯，陳明 朱漢民 主編，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五月初十日丁卯

            耶穌2016年6月14日

一

師者，所以傳(chuan) 道授業(ye) 解惑也。作為(wei) 一名講授傳(chuan) 統法文化的青年教師，我卻時常感到困惑。在初始的光景中，我也許隻是為(wei) 教而教，但在輕車熟路後，卻不由得開始思考“為(wei) 何而教”的問題。事實上，我自己目前還是一名在讀法律史博士生，也時常耳聞目睹對於(yu) 自身職業(ye) 和專(zhuan) 業(ye) 的疑慮。

帶著教與(yu) 學的雙重困惑，我求教了從(cong) 事傳(chuan) 統法文化教學研究數十年，同時深度參與(yu) 當代立法司法實踐的俞榮根先生。先生答道：“唐律自初創至完備用去近四十年時間，明朝用了三十年，清朝更是用了近百年才完成這個(ge) 過程。如果從(cong) 自漢而始的正統思想的轉換時間來計算，曆時更是遙遠。可是，近年來有些學者卻認為(wei) ，當今中國的法製已經趨於(yu) 完備。從(cong) 傳(chuan) 統的經驗來看，似乎並沒有那麽(me) 容易。這就是我們(men) 教習(xi) 傳(chuan) 統法文化的原因！研習(xi) 傳(chuan) 統，是為(wei) 了傳(chuan) 承文化。”

“研習(xi) 傳(chuan) 統，是為(wei) 了傳(chuan) 承文化。”我似乎有所得，進而回念起錢穆先生的語錄：“斷斷無一國之人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於(yu) 天地之間者。”我國數千年弦歌不息的傳(chuan) 統文化絕非一蹴而就，而且曆經千年風霜磨洗更顯光芒璀璨。近年來時人倡言民族複興(xing) ，但唯有傳(chuan) 承傳(chuan) 統方可複興(xing) 中華。而我們(men) 每個(ge) 人，其實都應當是傳(chuan) 統文化的傳(chuan) 承者。也許在歲月的星辰大海中，我們(men) 今日之教與(yu) 學不過滄海之一粟，但正是在此種薪火相傳(chuan) 與(yu) 代際接力中，我們(men) 的文化得以傳(chuan) 承。在這個(ge) 過程中，也許大部分人一輩子都是平庸而寂寞的，但我們(men) 的努力構成了文化傳(chuan) 承的根基。這就是我們(men) 的文化使命，也是我們(men) 的信念源泉。

思慮至此，當《原道》輯刊征集第29輯專(zhuan) 題時，我便不自餒於(yu) 後學晚輩，自告奮勇提出以“儒家法政傳(chuan) 統的源與(yu) 流”為(wei) 主題組稿，以期為(wei) 發明傳(chuan) 統治道理論實踐、傳(chuan) 承儒家法政經驗智慧略盡綿薄。此種設想得到刊物執事與(yu) 學界師友的大力支持，於(yu) 是有了這篇專(zhuan) 題文稿。在進入專(zhuan) 題之前，作為(wei) 組稿者照例應有一番交代，於(yu) 是我寫(xie) 下了這篇專(zhuan) 題導言。

二

首先解題。所謂“治道”，即“治理之道”，大則治國平天下，小則修身齊其家，要旨不外乎公共事務之妥善處理，而內(nei) 含著優(you) 良秩序之追求。我國傳(chuan) 統治道源遠流長，而以儒家治理主張為(wei) 核心，或者說，儒家治理主張構成了我國傳(chuan) 統治道的核心代表。而儒家治理主張本身，是一個(ge) 禮樂(le) 政刑綜合為(wei) 用的整體(ti) ，並不獨以法政為(wei) 麵相。因此，僅(jin) 就“儒家法政”而言“傳(chuan) 統治道”，不免有矮化窄化之嫌。但考慮到傳(chuan) 統治道首在治國理政，治國理政要在良法美政，今時今日更以法治為(wei) 治國之基本方略，故仍以“儒家法政傳(chuan) 統的源與(yu) 流”作為(wei) 切入。同樣的道理，本篇導言“發明治道源流  傳(chuan) 承儒家法政”之標題實為(wei) 互文之修辭，要在以儒家法政而管窺傳(chuan) 統治道，於(yu) 治道脈絡而省思法政古今。

解題之後，再就傳(chuan) 統治道與(yu) 儒家法政之源流略陳管見。

上古時代，堯舜開啟華夏治道統緒。曆山之典如同後世風草之喻，暗示了華夏治道的重“德”屬性，亦即德行先於(yu) 政令，有德始有位，無德即失政。三代之時，政令出於(yu) 宗廟，治理之道“明德”而“慎刑”。此時“德”“刑”皆備，且“德”“刑”尚相通。東(dong) 周列國，禮崩樂(le) 壞，王道式微，“道術為(wei) 天下裂”，百家皆以“治道”為(wei) 核心競相標榜爭(zheng) 鳴，其中以儒、法兩(liang) 家影響最甚。

儒家治道理論是對上古“明德”“明刑”治道的傳(chuan) 承與(yu) 升華。儒家強調“德”，“德”為(wei) “為(wei) 己之學”，以“親(qin) 親(qin) 、尊尊、尚賢”為(wei) 體(ti) ，此為(wei) “內(nei) 聖”；而“內(nei) 聖之德”要求統治者治理國家時“為(wei) 政以德”，以達“正德、利用、厚生”三目，此為(wei) “外王”。“德”通過“禮樂(le) ”教導而成，遵“禮”方為(wei) 有“德”，違“禮”即為(wei) “違法”，須通過“刑”進行懲罰。故而，後世多稱儒家治道之核心為(wei) “德治”“禮治”“人治”。法家的治道理論則強調“法”在治國理政中的首要性與(yu) 客觀性，“為(wei) 政以法”，要求“不別親(qin) 疏，不殊貴賤，一斷於(yu) 法”，通過嚴(yan) 刑峻法予以壓製，維護社會(hui) 秩序穩定。彼時尚有主張“無為(wei) 而治”的道家和“尚賢”“非攻”的墨家等，但其後世影響皆不如儒、法兩(liang) 家。

公元前221年，贏秦統一天下，延續秦國自“商鞅變法”開啟的“法治”策略，專(zhuan) 任刑罰，嚴(yan) 刑峻法，並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將其推向極致，終致“二世即亡”。漢興(xing) ，統治者吸取前朝速亡教訓，恤民“苦秦久矣”，采用黃老思想，奉行“無為(wei) 而治”，以輕徭薄賦、約法省刑之治，“與(yu) 民休息”，社會(hui) 經濟得以恢複發展。至武帝時，天下安定，諸政待新，遂“舉(ju) 賢良方正”招納賢士。董仲舒對以“天人三策”，武帝納其所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遂定儒家為(wei) 正統思想，傳(chuan) 統治道也由此上升到新高度。此時的儒家已有別於(yu) 先秦儒家，其以先秦儒家治道理論為(wei) 本原，兼采道、法、陰陽諸家精華，而建立起一個(ge) 新的治道思想體(ti) 係。由是，“禮法合一”成為(wei) 接下來兩(liang) 千餘(yu) 年中國傳(chuan) 統法政實踐的主題與(yu) 基調。

曆經魏晉南北朝喪(sang) 亂(luan) ，隋唐重回華夏治道正統。李唐以“德禮為(wei) 政教之本，刑罰為(wei) 政教之用”，定“德禮”為(wei) 治國之基，製武德、貞觀、顯慶、開元等多部禮典以為(wei) 政事準則，又以德禮為(wei) 原則製定刑律，所成《唐律》“一準乎禮，得古今之平”，被奉為(wei) 中華法係之圭臬，為(wei) 當時各國所學習(xi) 效仿。後世雖經宋、元、明、清幾朝政權更迭與(yu) 社會(hui) 變革，但以儒家治道傳(chuan) 統與(yu) 法政思想為(wei) 主體(ti) 的治國理政模式始終傳(chuan) 承延續，中國傳(chuan) 統治道也在二千多年的磨合下，漸臻完善。

季清以降，吏治腐朽、武威不在、列強眈眈。清廷憂於(yu) 內(nei) 外之困，被迫引進西學，變法修律，傳(chuan) 統治道與(yu) 法政模式開始發生轉變。在民族和國家生死存亡之際，誌士仁人就治道改革展開激烈論戰。尤其“禮教派”與(yu) “法理派”就法律應一味照搬西方還是應保留倫(lun) 理綱常條款發生了諸知朝野的“禮法之爭(zheng) ”，雖然爭(zheng) 論中“禮教派”略占上風，但形勢比人強，自晚晴以至民國，法製近代化大潮勢不可擋，中華法係土崩瓦解，儒家法政傳(chuan) 統日益式微，傳(chuan) 統治理體(ti) 係也逐步消融，國家治理開始進入“曆史的三峽”而艱難地朝著近現代西方式治理模式轉型。

1949年以後，同樣是西來的“革命式”治理之道占據中國曆史舞台中央，在留下沉痛教訓後於(yu) 1978年以來逐漸退場。三十年間，中國已經重回正常發展軌道，經濟建設已經成效卓著，文化重建的任務卻日益緊迫。

近年來，執政者提出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理原則。如同歐洲中世紀的羅馬法複興(xing) ，被拋棄在“曆史垃圾堆”抑或陳列在中“曆史博物館”中的國學又一次被重新“發現”，中國傳(chuan) 統治道也日漸重回國人視野。然而，當代社會(hui) 是以傳(chuan) 統中國德治為(wei) 主，還是以西方視野下的法治為(wei) 主，亦或是重新探尋一條適合當今中國的“德刑兼備”之道，各方各界卻爭(zheng) 論不休，甚至有驚呼“專(zhuan) 製餘(yu) 毒”“死灰複燃”者。不可否認，當今中國無論是在治理結構還是治理內(nei) 容上，都與(yu) 傳(chuan) 統中國有著天壤之別，“拿來主義(yi) ”式的照本宣科顯然已不合時宜。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現今中國社會(hui) 問題層出不窮，經濟飛速發展帶來了觀念上的異化，法律與(yu) 道德時常背離，甚至常有“依法缺德”“依法亂(luan) 倫(lun) ”之困境。因此，今日重提“法治”與(yu) “德治”相結合，其實是對中國傳(chuan) 統治道和儒家法政的再審視，是對中國傳(chuan) 統治道文明的重估與(yu) 重構。其根本意義(yi) ，在於(yu) 回采傳(chuan) 統治道精華，傳(chuan) 承中華文化要義(yi) ，並因地製宜的解決(jue) 現世問題。故而，為(wei) 國家安身立命與(yu) 長治久安計，作為(wei) 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傳(chuan) 承體(ti) 係的重要環節與(yu) 麵相，儒家法政傳(chuan) 統以及涵攝更廣的中國傳(chuan) 統治道，著實應當加以認真發明與(yu) 妥善傳(chuan) 承。

三

除本導言外，本輯專(zhuan) 題研討以“儒家法政傳(chuan) 統的源與(yu) 流”為(wei) 主題，薈萃海峽兩(liang) 岸、儒門內(nei) 外之老中青三代學人縱論治道傳(chuan) 承與(yu) 法政精義(yi) 的10篇文章。

這些文章大致可分為(wei) 總論與(yu) 分論兩(liang) 個(ge) 板塊。概括而言，總論部分5篇文章主要涉及中國傳(chuan) 統治道與(yu) 儒家法政傳(chuan) 統中的某些整體(ti) 性問題，如禮法體(ti) 係論，親(qin) 屬容隱製，儒家法治觀，德刑辨證論和儒家正義(yi) 論問題等。分論部分的5篇文章則分別涉及治道理路、君道倫(lun) 常、士道擔當、吏道實踐和司法轉型等具體(ti) 問題，同時兼具時空上的斷代性與(yu) 延展性。以下簡介之：

關(guan) 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治道的根本性質及其當代傳(chuan) 承問題，著名法學家俞榮根先生在接受《原道》訪談時，從(cong) 儒家治道之根本、中華法係之結構、當代傳(chuan) 承之要義(yi) 三個(ge) 方麵作出解讀。他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治道的核心要義(yi) 就是“良法善治”，從(cong) 儒家的角度可總結為(wei) “修齊治平，德禮政刑”，即從(cong) “格致正誠”的為(wei) 己之學推至“修齊治平”的外王之道，從(cong) “德禮”教化的“德治”推至“政刑”懲罰的“法治”。他特別強調，在中國傳(chuan) 統治道中“德禮”占據了主要地位，禮統治法、融於(yu) 法，因此中華法係宜定性為(wei) “禮法體(ti) 係”而非“律令體(ti) 係”。最後他指出，中國古代法曆史悠久，成就卓越，我們(men) 應回采中國古代法的曆史，破解中國古代法的密碼，以“禮法體(ti) 係”為(wei) 視角出發，探尋傳(chuan) 統法智慧，進而反觀並解決(jue) 現世問題。

關(guan) 於(yu) 儒家容隱思想在古今司法中的發展傳(chuan) 承問題，著名法律史學家黃源盛先生在專(zhuan) 題論文中全麵闡述了親(qin) 屬容隱製在先秦至現代司法實踐中的“發展—消失—重現”的軌跡，並高屋建瓴地指出，古今法律運作實踐背後是更深層次的價(jia) 值選擇問題，而親(qin) 親(qin) 相隱就是兼顧“人情”與(yu) “公義(yi) ”之際最符合人性與(yu) 實際的選擇，其價(jia) 值值得進一步探尋與(yu) 深思。

關(guan) 於(yu) 儒家是否及在何意義(yi) 上具有“法治觀”問題，著名儒家學者姚中秋先生在專(zhuan) 題論文中從(cong) 對儒家治道傳(chuan) 統中“法治”的內(nei) 涵闡述入手，指出“法治”乃儒家治道思想的核心內(nei) 容之一。他認為(wei) ，儒家所主張的德、禮、法兼修其實就是從(cong) 主體(ti) 與(yu) 客體(ti) 的不同角度出發規範人與(y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而在當代中國隻有以完整的儒家治道為(wei) 本才能實現真正的法治。

關(guan) 於(yu) “德”與(yu) “法”在現代治理中角色定位問題，著名法學家李玉生教授和韓業(ye) 斌博士在專(zhuan) 題論文中對傳(chuan) 統“德主刑輔”治理思想的成因進行了分析，並著重指出，當今社會(hui) 與(yu) 傳(chuan) 統中國有著巨大差異，照搬傳(chuan) 統治道思想已不合時宜，但應當學習(xi) 古人處理法律與(yu) 道德關(guan) 係問題時的思維經驗，以“法主德輔”代替“德主刑輔”，從(cong) 而形成現代化的國家治理理念。

關(guan) 於(yu) 儒家法正義(yi) 思想的治理功能及其異化問題，青年學者賈永健博士在專(zhuan) 題論文中對儒家法正義(yi) 思想在傳(chuan) 統治理秩序建構中的作用提出了異議。他認為(wei) ，儒家意欲以“五倫(lun) ”“名分相稱”“十德”等原則與(yu) 規範塑造一個(ge) “義(yi) 務對等”型正義(yi) 社會(hui) ，但最終卻異化為(wei) “義(yi) 務本位”的不公正法律製度。

在分論各篇文章中，董宇宇對孟子的治道觀做出新的闡釋，認為(wei) 孟子治道觀內(nei) 在理路是以人的“活著”為(wei) 立論起點，以“仁心—仁政”為(wei) 根本取徑，以情為(wei) 本進行治道的“觀”與(yu) “辯”，最終以“事天立命”精神實現從(cong) 應然到必然的轉換。周東(dong) 平、李勤通分析了“德”“公”“忠”三重觀念與(yu) 傳(chuan) 統君罪觀形成與(yu) 消解之間的內(nei) 在倫(lun) 理規則和邏輯脈絡，為(wei) 全麵認識傳(chuan) 統君道觀和君罪論提供了新的視角。任文利則以錢穆先生所論為(wei) 基礎，對古典士人政治成立的可能及其基本形態、士人政府的選舉(ju) 製、士人政府的責任對傳(chuan) 統的士人政治進行了重述性探討。魏敏則將目光繼續下沉，以清代錢糧考成製度為(wei) 關(guan) 切點，對儒家傳(chuan) 統“治人”“治法”方略在清代吏治實踐中的運用進行細致考察，得出傳(chuan) 統吏治以“治人”為(wei) 本，以“治法”為(wei) 用的結論。段曉彥進一步將視線拉向近代，以民國初年大理院民事裁判為(wei) 基本素材，闡述了民初法政人在政治與(yu) 法治轉型之際對傳(chuan) 統法文化的繼承與(yu) 發展，並試圖從(cong) 中提煉當今法治轉型的借鑒意義(yi) 。

以上各篇雖然具體(ti) 角度不同，彼此觀點或異，但都體(ti) 現了當代海峽兩(liang) 岸老中青學人同情理解儒家治道傳(chuan) 統的基本立場和追求。我們(men) 始終認為(wei) ，華夏文明源遠流長五千年，儒家思想亦經曆千年洗禮與(yu) 磨難，並慘遭近世劇變，但作為(wei) 中華治道傳(chuan) 統之精髓，作為(wei) 中華民族文化之要義(yi) ，儒家治道傳(chuan) 統或曰法政思想的精髓，仍然可以而且必須在“德治”與(yu) “法治”相結合的現代社會(hui) 中熠熠發光。至於(yu) 如何實現這一願景，本輯專(zhuan) 題已經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更有賴於(yu) 社會(hui) 各界的“坐而論道”與(yu) “起而行之”。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