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來選拔人才的宋朝科舉(ju) 都考什麽(me) 題

作者：吳鉤

來源：騰訊大家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五月初四日辛酉

           耶穌2016年6月8日

導讀

我們(men) 都習(xi) 慣將現在的高考比擬為(wei) 古代的科考，其實科舉(ju) 要比高考重要得多，高考隻是高校錄取新生的門檻而已，科舉(ju) 卻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選拔賢能之士治理國家的基本政治製度。

如果我問：古代的科舉(ju) 考試考什麽(me) ？也許你會(hui) 不假思索地說：考八股文唄。

但這個(ge) 答案並不準確，至少不夠全麵。相對於(yu) 科舉(ju) 製度，八股文的曆史要短暫得多，科舉(ju) 製創立於(yu) 隋朝，而八股文要到明代才出現。即使在明清時期，科舉(ju) 也不僅(jin) 僅(jin) 考八股文，明代的鄉(xiang) 試要考三場，首場試經義(yi) ，此即所謂的“八股文”，第二場試“論”及應用文寫(xie) 作，第三場試“策”；清代的鄉(xiang) 試也是考三場，首場試經義(yi) 及韻詩，第二場試經文，第三場試“策”。在八股文尚未登場的宋代，科舉(ju) 考試的題目就更豐(feng) 富多樣了。

宋代的科考實行兩(liang) 級試：發解試與(yu) 省試。發解試相當於(yu) 初試，由各州郡主持，考生通過發解試獲得參加省試的資質；省試相當於(yu) 複試，由禮部主持，被錄取者便可從(cong) 此步入仕途。至於(yu) 殿試，通常都不黜落，隻排定名次。

宋代科舉(ju) 又分進士科以及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chuan) 、學究、明法、明經各個(ge) 專(zhuan) 科，以選拔專(zhuan) 業(ye) 人才。此外還有“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悉許應詔”的特別考試，叫作“製科”。其中以進士科最為(wei) 重要，錄取的人數也最多。後王安石罷諸科，隻保留進士科與(yu) 製科，另設新明法科遴選司法官。

我們(men) 要介紹的主要是進士科省試與(yu) 殿試的試題。宋代省試的科目雖然屢經變革，但有四個(ge) 科目是必考的：詩賦，經義(yi) ，論，策。殿試通常都是試策。各個(ge) 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的話來說：“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yi) 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

我們(men) 都習(xi) 慣將現在的高考比擬為(wei) 古代的科考，其實科舉(ju) 要比高考重要得多，高考隻是高校錄取新生的門檻而已，科舉(ju) 卻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選拔賢能之士治理國家的基本政治製度。科舉(ju) 製度的設計目的，是識別、發現優(you) 秀的治國人才，“網羅天下之英雋”，因此需要以試詩賦考查應試者的文學才情與(yu) 審美能力，以試經義(yi) 考查對經典義(yi) 理的理解與(yu) 闡釋，以試論考查應試者的學識與(yu) 見解，以試策考查解決(jue) 時務的識見與(yu) 才幹。

宋人輕詩賦而重經義(yi) 、策論，如司馬光極力反對以詩賦取士：“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徳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畧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zhuan) 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wan) 事邪？”詩賦題目在宋代科舉(ju) 考試中的地位逐漸下降，經義(yi) 與(yu) 策論的重要性則得到強化。

從(cong) 答題形式上看，試經義(yi) 、試論、試策都有點像今天的高考作文，都是以議論文為(wei) 主。考試時，主考官會(hui) 在試場前麵掛出一塊簾幕，“出示題目於(yu) 廳額，題中有疑難處，聽士人就簾外上請，主文於(yu) 簾中詳答之訖，則各就位作文”。一般考三場或四場。

具體(ti) 來說，試經義(yi) 是出題者從(cong) 儒家經書(shu) 中截取一句話，請考生闡述其蘊含的義(yi) 理。明清時試經義(yi) 演變成考八股文，從(cong) 外在的文體(ti) 形式到內(nei) 在的思想都嚴(yan) 重僵化，但在宋代，人們(men) 崇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考生可以自由解經、傳(chuan) 注、質疑古說、闡發新見，“借他題目說自家道理”，甚至不乏“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粗膽大，敢為(wei) 新奇詭異之論”者。

試論，則類似於(yu) 命題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評論經史記載的某個(ge) 典故或某一位曆史人物。北宋嘉祐二年（1057）進士科省試的論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典出《尚書(shu) 》孔安國注文：“刑疑付輕，賞疑從(cong) 眾(zhong) ，忠厚之至。”換成現在的說法，這題目就是“論疑罪從(cong) 輕”。當年蘇軾的應試作文《刑賞忠厚之至論》深獲主考官歐陽修的讚賞。在這篇文章中，蘇軾還杜撰了一個(ge) 典故：“當堯之時，皋陶為(wei) 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連歐陽修都不知出自何典。這要是放到明清時期，恐怕有欺君之罪。

試策跟今天公務員考試中的“申論”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時務提出具體(ti) 問題，讓考生發表見解，所以又稱“策問”，考生的回答則稱“對策”。對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灑灑寫(xie) 了上萬(wan) 言的對策。由於(yu) 策與(yu) 論都是議論文體(ti) ，宋人又將兩(liang) 者並稱為(wei) “策論”。

策問往往可以體(ti) 現出題者的“問題意識”，許多當過主考官的宋朝文人都對自己擬出的策問題目有些“敝帚自珍”，將策問收入自己的文集。如《歐陽文忠公集》收錄有策問多道，其中一道問：“周天子之田方千裏，號稱萬(wan) 乘，萬(wan) 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裏之地，為(wei) 田幾何，其牧養(yang) 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裏之地，為(wei) 田幾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yang) 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此題涉及對宋朝缺乏良馬問題之關(guan) 切，而要問答這道策問，不但需對馬政有切實見解，也要掌握一定的數學、幾何知識。

熙寧四年（1071），蘇軾擔任開封府試官，出的策問題目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zhuan) 任管仲而霸，燕噲專(zhuan) 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試述專(zhuan) 權的優(you) 劣”。當時王安石與(yu) 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讚上以獨斷，上專(zhuan) 信任之”，出現專(zhuan) 製的苗頭。蘇軾擬此題目，自然是想引導考生對君相“獨斷”時局的注意與(yu) 思考。

我沒有檢索到當年考生的應試作文，不過南宋寶祐四年（1256），文天祥參加殿試時的一篇長篇對策（全文超過一萬(wan) 字），其中一段話倒是可以用來回答蘇軾的策問：

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閼，所以昭蘇而滌決(jue) 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yu) 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yu) 中書(shu) ，昔人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shu) 造命，門下審覆，尚書(shu) 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於(yu) 宰相。是以李沆猶以得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nei) 侍，杜衍猶得封還內(nei) 降以裁僥(jiao) 幸。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

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yu) 義(yi) 有所未安、於(yu) 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升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躥級、閣職超遷，亦以寅緣而行恩澤矣。不惟奸贓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奸胥逭刑，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鬥訟、皂隸猥賤之幹求，悉達內(nei) 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蟣虱事，而陛下以身親(qin) 之。大臣幾於(yu) 為(wei) 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yu) 為(wei) 奉行文書(shu) 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

景祐間罷內(nei) 降，凡詔令皆由中書(shu) 、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間出宸斷’為(wei) 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複以絳之說，啟人主以奪中書(shu) 之權，是何哉？宣和間創禦筆之令，蔡京坐東(dong) 廊專(zhuan) 以奉行禦筆為(wei) 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為(wei) 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shu) 之體(ti) ，凡內(nei) 批必經由中書(shu) 、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文天祥此段策論的核心意思，是說，國家的執政權歸於(yu) 宰相，因為(wei) 宰相由選舉(ju) （科舉(ju) 也是一種選舉(ju) ）產(chan) 生，代表著“公道”；而君主雖身份尊貴、地位崇高，卻不可“侵宰相之權”。實際上，這也是宋人的共識：君主當垂拱而治，以執政權付宰相，以監察權付台諫。換言之，宋人是反對君主專(zhuan) 權的。北宋韓絳曾勸宋仁宗收攬權柄，被仁宗拒絕，二百年後還受到文天祥的抨擊。

文天祥狀元及第

有些士子還在策論中對皇帝本人提出激烈批評。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二十三歲的蘇轍參加製科考試，仁宗問策數十條，包括詢問對“闕政尚多”、“浮費彌廣”等問題的見解。蘇轍年少輕狂，對策七千言，矛頭直指宋仁宗：“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le) 失節，坐朝不聞谘謨，便殿無所顧問”；“陛下賦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ti) ，則是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為(wei) 吏之過；賦斂之不仁，誰當任其咎？”意思很明顯，陛下你難辭其咎。

這篇直言不諱的策論在朝廷掀起軒然大波，有人提議：“陛下恭儉(jian) ，未嚐若是。轍言狂誕，恐累盛德，乞行黜落。”但宋仁宗極力回護蘇轍：“朕設製科，本求敢言之士，轍小官，敢如此極言，特與(yu) 科名，仍令史官編錄。”並未降罪，反而授予蘇轍秘書(shu) 省校書(shu) 郎之職。

宋朝是國家全麵推行科舉(ju) 取士的第一個(ge) 王朝（唐朝雖有科舉(ju) ，但每年不過錄取一二十人，宋代的進士選取數目擴大了十倍以上），科舉(ju) 製度為(wei) 宋王朝源源不斷地輸送治理國家的優(you) 秀人才，特別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省試，出現非常多的牛人：蘇軾、蘇轍、曾鞏、張載、呂大鈞、程顥、王韶、呂惠卿……後來的宰相章惇也參加了這一次考試，但因恥於(yu) 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棄了功名，嘉祐四年又參加考試，名列進士甲科。這份名單，庶幾囊括了當時最優(you) 秀的政治人才、文學人才與(yu) 哲學人才。其實，宋仁宗朝四十年間，無數才俊都被科舉(ju) 製發現，進入國家的儲(chu) 才庫，幾乎做到了“野無遺賢”。

我們(men) 看看宋代科舉(ju) 考試的題目，便會(hui) 相信它確實可以遴選出合格的國家治理人才。今天有些朋友將科舉(ju) 考試想象得那麽(me) 不堪，顯然是對科舉(ju) 製度的曆史缺乏了解，又先入為(wei) 主地存有偏見所致。

資料圖：南京江南貢院號房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