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要恢複它的榮耀，在關閉八十年之後，重建了那個令人神往的“國學院”。

提起清華國學院，人們馬上聯想老國學院導師陳寅恪先生為紀念另一位導師王國維先生而寫的碑銘中的名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該校校長顧秉林也大方地承認，這是老國學院的命脈所係。但是，這個自由是指什麽？獨立又是針對誰的？似乎有必要追究一下。

考察陳先生上世紀40年代對中央研究院院長選舉的態度、50年代關於擬議中由他領導的曆史研究所的意見，完全可以肯定，陳先生這話，不僅僅是對學者的道德要求，恐怕更多地是對製度的要求，包括學術機構對待學者的製度安排，也包括大學等行政當局對待學術機構的製度安排。

對一個研究機構來說，這種獨立、自由有十分豐富的含義。除了陳先生所說的不受官方思想束縛之外，其實還可以有更多不那麽敏感的含義。比如說，在形態上，在教學方式上，能否保持獨立性？

現代人們提到老國學院，首先予以讚美的是，它隻辦了五年，卻培養出數十位傑出學者。如此成功的秘訣在於，它雖在現代大學之中，卻大體上延續了中國古代書院的形態。在這裏，師徒朝夕相處，如琢如磨，如切如磋。比如，當時梁啟超先生雖然身體欠佳，但也不時與學生一起去公園、郊野遊玩。在遊玩之餘，與學生討論道德、學問問題。通過如此親密的接觸，學生與老師的心靈可以迅速相契。學生可以很快了解老師的思考方式，進入老師所在的學術傳統。

新國學院的主事者也明確指出，這種書院形態比較適合國學的傳授。但他們又同樣明確地表示，不會延續這種做法。為什麽？為什麽一定要放棄一個優良的傳統？為什麽一定要辦成流行的研究院？

事實上，隨波逐流似乎已經深入這個國學院的骨髓。該院剛剛開張，隻有四位研究領域十分狹窄的教師，他們就已經提出了一個舉辦“三個講座”，出版“兩個雜誌”、“四個叢書”的宏大計劃———不知道每個導師準備承攬幾個大項目？

由此可以看出，這個新國學院從一誕生，就帶上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精神特征:追求高速度。顧秉林校長在講話中引用了陳寅恪先生關於做學問的名言“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及董仲舒所說之“明其道不計其功”。但事實上，新國學院力爭在最短時期內創造出宏偉政績的心態，已彰然若揭。

主事者又告訴人們，該院成立之後，將邀請國際上的頂尖學者來開辦講座，比如，加拿大著名哲學家查爾斯•泰勒和美國著名學者德裏克已答應來清華講學。然而，這樣的工作又何必勞煩國學院？科研處就可承擔。而且動輒以“國際著名學者”相號召，讓人不由聯想地方政府的大手筆:花費巨資邀請諾貝爾獎得主或國外退休政要、國際組織官員，到本地參加這樣那樣的論壇，不管他是哪個學科的，也不管他對中國事務有無研究，重要的隻是他的出場以及不著邊際的讚美。

清華新國學院能否辦出老國學院的風采？對此可以直截了當地說:難！當年的清華國學院，基本上是可以做到獨立而自由的。這種自由、獨立不僅是指導師、學生們的學術、思想是完全自由的，也是指學院的形態是獨立的，學院的日常運作是獨立的。也因此，它能夠獨立於流俗，歸根到底是獨立於權力，大學行政當局的權力及伸進大學的更高層級的行政權力。因為，權力的本性就是追逐流俗。

但這恰恰是學術之大敵。新國學院現在對外宣稱的偉大計劃，帶有強烈的行政權力規劃的流俗的色彩。它是那麽的高調，那麽的急功近利。左看右看，它不過就是一個華麗的政績工程。近些年來，這樣的學術政績工程遍地開花。比如，有人要辦精英班，並且滿世界宣稱這裏將培養學術大師。仿佛這個世界上，大師也可以像玩具、像汽車那樣按照訂單生產，仿佛不是大師的人也可以批量製造出大師來。

這種心態不可能帶來學術繁榮，甚至未必能帶來真正的學術。而這種心態，似乎是時代的通病。中國經濟實現了超常規增長，主持學術事業及所有其他事業的人就以為，思想、學術、科學也可以實現類似增長。這些人也相信，實現經濟超常規增長的辦法可以搬用到思想、學術、科學領域。他們的信念是:隻要有高投入，就有高產出———當然是高數量的產出。

清華大學新國學院宣稱自己將繼承老國學院的傳統，這一點在學術虛假繁榮的今天也算是空穀足音。不過，這個傳統的精髓就是獨立、自由，而這就要求學院按照學術的內在性質設計自己的製度，現在的新國學院似乎沒有做到這一點。

發布時間： 2009-11-6

【作者授權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