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寧對災異說經的繼承及反思——以範寧《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為(wei) 中心

作者：閆春新（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

來源：《哲學動態》2015年1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四月十九日丁未

           耶穌2016年5月25日

內(nei) 容提要：作為(wei) 漢晉“穀梁學”集大成者的範寧的《穀梁傳(chuan) 集解》，對兩(liang) 漢災異說進行了廣泛的應用與(yu) 理性發展。首先是征引與(yu) 保留了大量災異說《春秋》的經傳(chuan) 注解與(yu) 相關(guan) 著述，其次是其本人自注對《穀梁春秋》經傳(chuan) 也多有神學性發揮，更為(wei) 重要的是，範寧深受魏晉玄、佛思潮的影響，並進而對漢代以來的災異說經進行了理論反思。

關(guan) 鍵詞：災異說《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範寧

標題注釋：本文得到山東(dong) 省高等學校青年骨幹教師國內(nei) 訪問學者項目經費資助；又分別為(wei) 2015年度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後期資助項目“齊魯儒者與(yu) 漢唐《春秋》學之生發”，山東(dong) 省社會(hui) 科學基金資助項目“齊魯文化視閾下的漢唐《春秋》學研究”(14CZXJ05)的階段性成果；同時也是孔子與(yu) 山東(dong) 文化強省戰略協同創新中心的研究成果。

對兩(liang) 漢以災異說經尤其是以災異說《春秋》，前人多有研究，其中對《公羊春秋》經傳(chuan) 的神學性詮釋時有論文發表，但對《穀梁春秋》經傳(chuan) 的相關(guan) 闡發卻相對不多。而範寧的經學名著《穀梁傳(chuan) 集解》的一大詮釋特性，就是集成、精粹先秦以來漢晉災異說經的眾(zhong) 多成果，這顯示出其與(yu) 兩(liang) 漢神學思潮互動的時代訊息。本文以《十三經注疏·春秋穀梁傳(chuan) 注疏》校刻本為(wei) 研究對象，分析範寧這一頗具漢晉尤其是東(dong) 晉時代特色的《穀梁春秋》經傳(chuan) 詮釋。

一、災異說經的概念

所謂“‘災異說’，是指依據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觀念，由自然界和人類社會(hui) 的某些變異、怪異等異常之象和某些災害、災難等災變之事來推斷其所預示的有關(guan) 政治和人事變遷的學說。”[1]“災”指天地災害，“異”指自然異象：“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2]“災者，有害於(yu) 人物，隨事而至者。”[3]“異者，所以為(wei) 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4]“何休認為(wei) 異先於(yu) 事而災後於(yu) 事，異是警示而災是懲罰。”[5]而董仲舒則認為(wei)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6]。所謂災異說經，簡單來說就是將自然現象和政治相聯係。兩(liang) 者的媒介就是古代的經學典籍；其思想基礎是天人感應——基於(yu) 人們(men) 對上天的敬畏與(yu) 信仰而認定天人間相通、互感。其主要表現形式，就是將一些異常天象或自然災害所發生的原因，歸結為(wei) 社會(hui) 統治者的不合理作為(wei) ，而由於(yu) 上天不滿統治者的錯誤，便對其加以懲罰和警示。

災異說經來源於(yu) 經史古籍中對自然災害的零星記載。到了兩(liang) 漢時期，為(wei) 加強王權與(yu) 穩定社會(hui) ，災異說經變得非常流行。兩(liang) 漢的災異說首創於(yu) 陸賈，到董仲舒那裏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災異說經也形成了係統性的理論。災異說經的注經方法不僅(jin) 在漢代流行，還影響到魏晉時期的經學家。漢晉學者在詮釋經典的過程中，對災異說經理論進行了廣泛的應用。顯然，災異說經不僅(jin) 是一種單純的經學思潮，它的一項明確目的，就是希望據此來製約現世的統治者。[7]

而具體(ti) 到《春秋》經傳(chuan) 的災異說，是指在《春秋》經文的隻言片語記載中，經過三傳(chuan) 傳(chuan) 文發揮與(yu) 漢晉《春秋》學家尤其是兩(liang) 漢公羊家的神學性詮釋，所形成的一種全麵探討天人關(guan) 係的學說。[8]顯然，《春秋》災異說，是兩(liang) 漢與(yu) 魏晉《春秋》學家基於(yu) 《春秋》經文及三傳(chuan) 傳(chuan) 文的基礎，通過災異說《春秋》或對《春秋》三傳(chuan) 文本的神學化詮釋而逐步形成的。

《春秋》經文中對自然災害和現象的記載比較簡要，並且僅(jin) 僅(jin) 是對當時所發生事實的一種客觀記載，而漢晉的經學家卻將這些記載同當時的人事和現世政治相聯係，最終形成一種看似必然的因果聯係。東(dong) 晉時期的範寧也深受漢代災異說經方法的影響，這主要反映在範寧的《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中。

二、範寧對漢代災異說經方式的征引與(yu) 繼承

範寧深受兩(liang) 漢災異說經方法的影響。自漢代獨尊儒術，經學著作層出不窮，而漢儒在對《穀梁春秋》經傳(chuan) 進行詮釋的過程中，對災異說經進行了廣泛的應用。範寧引用了兩(liang) 漢時期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學者的代表觀點，如董仲舒、京房、劉向、許慎等，以上這些大師寫(xie) 了許多關(guan) 於(yu) 災異說經的著述與(yu) 經傳(chuan) 注文，這些文獻成為(wei) 範寧作《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的重要來源，且多被範寧所認可與(yu) 繼承。

其一，引用了漢代經學家劉向、許慎、鄭玄等關(guan) 於(yu) 災異說《春秋》的著述與(yu) 注文。

據史料記載，劉向撰有《春秋穀梁傳(chuan) 說》一卷，《晉書(shu) ·五行誌》對此進行了征引，範寧所著的《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中也對劉向《春秋穀梁傳(chuan) 說》中的觀點進行了大量引用，其內(nei) 容多言災異。許慎在《五經異義(yi) 》之中論說五經異同，博采眾(zhong) 說，其中有許多有關(guan) 《穀梁春秋》的內(nei) 容，例如許慎曾征引劉向《春秋穀梁傳(chuan) 說》的相關(guan) 內(nei) 容，所以他也是東(dong) 漢時期“穀梁學”的重要人物。在範寧《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中，也能見到許慎相關(guan) 的《穀梁傳(chuan) 》災異說經的內(nei) 容。

下麵主要以《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所引劉向注文及其《春秋穀梁傳(chuan) 說》的災異說經為(wei) 線索，結合其他經學家的相關(guan) 作品，予以梳理和分析。

一方麵是征引了劉向的注文及其觀點，如：

(經文：)庚辰，大雨雪。(傳(chuan) 文：)誌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範寧注：)劉向雲(yun) ：“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見，則雪不當複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閑陰，陰氣縱逸而將為(wei) 害也。”[9]

雨雪與(yu) 雷電都是基本的自然天象，《春秋》經文中記載，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日天空中出現了雷電現象，而僅(jin) 僅(jin) 過後第八天的庚辰日又出現了大雨雪的天氣。這實屬天氣變化的反常現象，《穀梁春秋》傳(chuan) 文中也講到，因為(wei) 八天之內(nei) 天氣兩(liang) 次大變，所以非常重視而明確記載了日期。天氣變化雖然反常，但這畢竟是一種純粹的自然現象，而劉向則解釋說，雷電發生的時間不正常，而且既然已經有雷電現象，就不應再下雪了；然後他又套用陰陽學說，認為(wei) “陽不能閑陰，陰氣縱逸”將會(hui) 出現大的災害，這一切失節的現象，都是人世間災害將要出現的征兆。劉向將反常的天氣現象和現世相聯係，是災異說經將異常自然天象與(yu) 社會(hui) 現實相聯係的明顯體(ti) 現。他先揭示這一異常現象的征兆，而後用以警示君主要警惕現實政策中的失誤，改弦易張，走向正途。

顯然，劉向等漢儒災異說經的要害，是將異常天象與(yu) 自然災害和現世政治加以必然性的因果聯係。因而從(cong) 本質上看，災異說是一種近似信仰的神學化理論，因為(wei) 上述這一強製性的關(guan) 聯已超越了客觀現實的存在而使之走向神秘，因此給經典文獻披上了一層神聖的外衣。當然，從(cong) 目的上來看，它旨在更好地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其內(nei) 容雖荒謬神秘，但能夠督促統治者改弦易張，執行正確的統治政策，從(cong) 而減少人民疾苦，抑製社會(hui) 混亂(luan) 現象的出現，因而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和積極意義(yi) 。再如：

(經文：)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傳(chuan) 文：)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yu) ？《春秋》著以傳(chuan) 著，疑以傳(chuan) 疑。……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yu) 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yu) 上，見於(yu) 下，謂之雨；著於(yu) 下，不見於(yu) 上，謂之隕，豈雨說哉？(範寧注：)解經不得言雨星，而言隕星也。鄭君曰：“眾(zhong) 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yi) 法度也。”劉向曰：“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中夜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10]

此處所引劉向注文反映的情況亦如上述，相似的內(nei) 容在範寧集解中還有很多，茲(zi) 不具引。

另一方麵是對劉向等人《春秋》學著述中神學性記載與(yu) 相關(guan) 論述的引用。以劉向《春秋穀梁傳(chuan) 說》例證如下：“(經文：)九月，癸酉，地震。(範寧注：)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範寧注：)《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17]在魯文公九年九月的癸酉日，發生了地震，《春秋》用一句話進行了簡短的記載。傳(chuan) 文對這一記載解釋為(wei) ，由於(yu) 大地是不動之物，所以便非常謹慎地記載了大地震動的日期。可見傳(chuan) 文隻是對《春秋》為(wei) 何記載這次地震以及為(wei) 何記載了詳細的日期加以解釋，對經義(yi) 並無進一步的拓展。劉向在對此進行注解之時則對經義(yi) 進行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認為(wei) 地震象征著大臣權力過盛，國家政局將有所變動，是個(ge) 不祥之兆。劉向將地震這一異常的自然現象與(yu) 現世的政治相聯係，這是災異說經的典型體(ti) 現，他告誡君主，自然的災害是與(yu) 現世政治相關(guan) 聯的，現世政治中如果出現了混亂(luan) 和失誤，上天將會(hui) 以異常的自然現象對君主加以警示。又如：

(經文：)秋，有蜚。(範寧注：)《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惡之行。”[18]

(經文：)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範寧注：)《穀梁說》曰：雨木冰者，木介甲胄，兵之象。[19]

而關(guan) 於(yu) 範寧所引許慎災異說經的注文，在《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中則有：“(經文：)梁山崩。(範寧注：)梁山，晉之望也。不言晉者，名山大澤不以封也。許慎曰：‘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20]《春秋》經文記載了一個(ge) 簡單的事實，就是成公五年梁山發生了崩塌，甚至連詳細的月份都沒有記載。許慎的注解卻將經義(yi) 從(cong) 內(nei) 涵上作出了擴展，認為(wei) ，按照陰陽理論，山是居陽位之物，它象征著國君，故而梁山崩塌也就代表著國君王位將要遭到破壞。許慎在自然災害與(yu) 社會(hui) 政治之間締結了一種必然的因果關(guan) 係，將兩(liang) 者相聯係，給《穀梁春秋》經傳(chuan) 披上了神學外衣。

其二，範寧《集解》中引用了許多其他言災異著作中的觀點，比如《京房易傳(chuan) 》、《五行傳(chuan) 》等。

範寧不僅(jin) 征引了《五行傳(chuan) 》中的觀點，比如“(經文：)無冰。(範寧注：)皆君不明去就，政治舒緩之所致。《五行傳(chuan) 》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21]，還征引了《京房易傳(chuan) 》中的觀點，比如《春秋》中記載，魯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曰有食之”。他引用京房的話：“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驕溢專(zhuan) 明，為(wei) 陰所侵，則有日有食之災。不救，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懷謙虛下賢，受諫任德，日食之災為(wei) 消也。”[22]在《春秋》經文中隻是記載了日食發生的具體(ti) 時間，並無更多的描述。而京房在他的作品中卻將其解釋為(wei) ：日是陽氣的精華所在，是人世間君主的象征，日食則為(wei) 被陰氣所侵。更重要的是，他認為(wei) 日食之災如果不救，就會(hui) 萌生亂(luan) 臣篡位之禍；而如果國君虛懷納諫、善用賢臣，日食之災就會(hui) 自然消失。上文中記載的日食，隻是正常的自然現象而非災難，更與(yu) 現實社會(hui) 的政治統治沒有必然的聯係；但京房將這兩(liang) 件完全無關(guan) 的事情聯係起來，並借此來勸誡君主要虛懷納諫，不可閉目塞聽，善任賢臣而遠離小人。可見，範寧自覺地對《春秋》學予以了災異說經的神學化處理。

三、範寧對災異說經的發揮和反思

範寧並未止步於(yu) 征引，而是在征引基礎上又進一步以自注的注經形式，繼承漢儒思路，對言簡義(yi) 豐(feng) 的經傳(chuan) 原文賦予了天人感應之義(yi) ，比如：“(經文：)冬，蝝生。(傳(chuan) 文：)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mu) 之災也。(範寧注：)凡《春秋》記災，未有言生者。蝝之言緣也，緣宣公稅畝(mu) ，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23]《穀梁傳(chuan) 》此處解經相當理性，認為(wei) 蟲災不是因為(wei) 魯國實行“稅畝(mu) ”所造成的；但範寧對此卻另作一種解釋，認為(wei) 《穀梁傳(chuan) 》的“非稅畝(mu) 之災”，是在責備初稅畝(mu) 引起了蟲災，這種解釋就完全誤解了傳(chuan) 文的本義(yi) ，而使經文帶上了災變感應的色彩。再如：

(經文：)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傳(chuan) 文：)肆，失也。眚，災也。(範寧注：)《易》稱“赦過宥罪”，《書(shu) 》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蕩滌眾(zhong) 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製。[24]

(經文：)十年，春，王二月。公會(hui) 齊侯、鄭伯於(yu) 中丘。(範寧注：)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弑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hui) ，故危之。[25]

(經文：)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傳(chuan) 文：)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範寧注：)至此複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26]

前一注征引《書(shu) 》稱“眚災肆赦”，大大增加了經文中“肆大眚”的神秘意；而後兩(liang) 注對相應經傳(chuan) 的強行賦義(yi) ，使得原文都平添了人事與(yu) 天意的因果聯係。顯然，範寧上述經傳(chuan) 自注，在沒有明顯神學痕跡的經傳(chuan) 文之後，增加、補充了許多災異說經的內(nei) 容，這可說是其神學性發揮的一麵。

但是，範寧注經又有其理性的一麵，他對兩(liang) 漢魏晉過於(yu) 泛濫而荒誕的《春秋》災異說的某些部分予以了理性反思，甚至對走向極端的某些讖緯說法進行了揚棄：

(經文：)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範寧注：)杜預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乎？’此製作之本旨。”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斯不王之明文矣。夫《關(guan) 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guan) 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yu) 王德者矣。《春秋》之文，廣大悉備，義(yi) 始於(yu) 隱公，道終於(yu) 獲麟。引取之也。言引取之，解經言獲也。傳(chuan) 例曰“諸獲者，皆不與(yu) 也”，故今言獲。麟自為(wei) 孔子來，魯引而取之，亦不與(yu) 魯之辭也。(傳(chuan) 文：)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範寧注：)適猶如也，之也。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如者名之也。且實狩當言冬，不當言春。(傳(chuan) 文：)其不言來，不外麟於(yu) 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yu) 中國也。(範寧注：)雍曰：“中國者，蓋禮義(yi) 之鄉(xiang) ，聖賢之宅，軌儀(yi) 表於(yu) 遐荒，道風扇於(yu) 不朽。麒麟步郊，不為(wei) 暫有。鸞鳳棲林，非為(wei) 權來。雖時道喪(sang) ，猶若不喪(sang) 。雖麟一降，猶若其常。鵒非魯之常禽蜚，蜮非祥瑞之嘉蟲，故經書(shu) 其有，以非常有，此所以所貴於(yu) 中國，《春秋》之意然也。”[27]

範寧此處解經理性樸實，辨析“引取之”、“獲”、“狩”、“來”、“有”等精細入微，又甚有魏晉清談之風。他首先解釋所引杜預之說“引取之也”，引申出經文中“獲”之蘊意，從(cong) 中對聖人的微言大義(yi) 加以發掘。他對經文“春西狩獲麟”的釋義(yi) 尤為(wei) 精到，雖仍有“麟自為(wei) 孔子來”之神道說教，但破中有立而有新意，如“不外麟於(yu) 中國也”，“不使麟不恒於(yu) 中國也”。中國是禮儀(yi) 之鄉(xiang) ，按照上天賞善罰惡的災異說，作為(wei) 瑞獸(shou) 的麒麟，理應不自外來且恒見於(yu) 中國。顯然，範寧利用自身的理性思維，發展了舊有的符命祥瑞說。又如：

(經文：)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於(yu) 鹹。(傳(chuan) 文：)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眾(zhong) 焉言之也。傳(chuan) 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mu) 。(範寧注：)廣一步，長百步，為(wei) 一畝(mu) 。九畝(mu) ，五丈四尺。[疏]注“五丈四尺”。釋曰：《春秋考異郵》雲(yun) ：“兄弟二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為(wei) 君。”何休雲(yun) ：“長百尺。”範雲(yun) ：“五丈四尺者，讖緯之書(shu) ，不可悉信。”以此傳(chuan) 雲(yun) 身橫九畝(mu) ，故知是五丈四尺也。[32]

(經文：)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yu) 東(dong) 方。(範寧注：)不書(shu) 所孛之星，而曰東(dong) 方者，旦方見孛，眾(zhong) 星皆沒故。[疏]注“不書(shu) ”至“方者”。釋曰：文十四年“有星孛入於(yu) 北鬥”，昭十七年“有星孛於(yu) 大辰”，彼皆言所佩之星。此不言所孛之星，直言東(dong) 方者，彼北鬥大辰未沒之時有，故得言所孛之星；此則旦明之時，方乃見孛，其東(dong) 方常見之星，並以沒盡，故不言所孛之處星也。[29]

範寧於(yu) 前一注文直言，說災異的讖緯之書(shu) ，不可全信，並根據《穀梁》傳(chuan) 文“身橫九畝(mu) ”之傳(chuan) 記，按照當時每畝(mu) 九尺的計量常製，推算出死者身高應是五丈四尺。後一注文則一反常態的並未以災異說經，而是解釋經文書(shu) 法，重在理性地指出此經文不書(shu) 所孛之星之由：“不書(shu) 所孛之星，而曰東(dong) 方者，旦方見孛，眾(zhong) 星皆沒故”，其注經簡潔而不虛妄。

那麽(me) ，我們(men) 應如何看待範寧對兩(liang) 漢災異說經的上述貌似矛盾的做法？從(cong) 《春秋》經傳(chuan) 的累成、分合及其後漢晉的思想發揮來看，災異說經特別是《春秋》經傳(chuan) 神學化的本意與(yu) 成型，是在承認至善上天決(jue) 定世間人事的前提下，試圖將無序而雜多的天人萬(wan) 象，整合成自然異象與(yu) 現實政治相關(guan) 聯的可解釋圖像，並為(wei) 人的道德理性奠基。這種信仰與(yu) 理性一而為(wei) 二的理論張力，為(wei) 漢晉的神學《春秋》學埋下了神性與(yu) 人性合二為(wei) 一的混同基因。不過，兩(liang) 者畢竟合中有分。從(cong) 範寧《穀梁傳(chuan) 集解》文本來看，無論是範寧自注，還是其所引漢晉注，都可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是《穀梁春秋》經傳(chuan) 的神性詮釋，另一是《穀梁春秋》經傳(chuan) 的理性詮釋。相應於(yu) 其經傳(chuan) 詮釋內(nei) 容與(yu) 所發經意，根據上述所引經傳(chuan) 材料及相關(guan) 漢晉詮釋進一步具體(ti) 表現為(wei) ，彰顯與(yu) 引申災異與(yu) 君臣昏亂(luan) 淫佚、君主失勢乃至被逐替間的關(guan) 係，強調君主的權威性(德行與(yu) 權勢)與(yu) 君臣的秩序性以及天人關(guan) 係的和諧性。最為(wei) 其指斥的各國執政卿大夫的專(zhuan) 權，隱然是針對當時桓溫的不臣之跡。範寧在理論上認同、承襲漢儒的災異說經，從(cong) 而在實踐上為(wei) 以災異指導日常政治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並大大強化了其說理效果。他在出補豫章太守前，以苛政怨結人鬼而感傷(shang) 和氣的天人相感互通說政，上疏曰：“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ju) ，而倉(cang) 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剪發，要求複除，生兒(er) 不複舉(ju) 養(yang) ，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shang) 和氣？”[30]顯然，這裏借用天人感應思想，規勸司馬氏盡量少用酷刑，讓百姓休養(yang) 生息而勿結神怒鬼怨。

範寧對災異說經的反思和理性發展，也與(yu) 漢末傳(chuan) 統的王權天命觀的衰落與(yu) 魏晉玄、佛思辨漸入人心相關(guan) 。其一，兩(liang) 漢以來尤其是董仲舒的天命觀，其理論核心與(yu) 精神實質是論證大一統帝國下的劉姓王權的君權神授。在皇權強大的承平年代，這基本不成問題；但隨著漢末軍(jun) 閥混戰的展開與(yu) 魏晉皇權的禪代，靠軍(jun) 事實力與(yu) 強權篡逆而先後上台的曹氏與(yu) 司馬氏，不僅(jin) 自身已對其合法性深有懷疑，而且從(cong) 現實行動上徹底摧毀了漢代以來士大夫的這一天命信念，進而使人們(men) 對至善上天這一理論前提發生了動搖。當然，這種對傳(chuan) 統天命觀的“去神化”，也可能與(yu) 日漸發達的天文知識與(yu) 曆法有關(guan) 。其二，盡管東(dong) 晉建國之初所興(xing) 起的反思玄風思潮，到範寧所生活的時代達到了高潮，但範寧直指開魏晉玄風的玄學領袖何晏、王弼之罪深於(yu) 桀、紂，更說二人叛逆儒學，煽起玄風，致使士風日下，中原傾(qing) 覆。[31]不過，就其批評的內(nei) 容和對象而言，隻是批判一些玄學人士的怪異言行與(yu) 玄學士風對魏晉社會(hui) 的負麵影響及其後果，而對玄學及其清談的本質內(nei) 容與(yu) 功用並未進行深思。清談的理性思辨已融入到上層主流社會(hui) ，一直是大多數東(dong) 晉士人所刻意追尋或樂(le) 於(yu) 接受的。[32]即如範寧而言，其所撰《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無論是經傳(chuan) 詮釋的“集解”體(ti) 例，還是其《春秋》學以《穀梁》為(wei) 主、以《穀梁春秋》經傳(chuan) 文本融通《春秋》三傳(chuan) 及其漢晉諸家注文，而不固守學派家法的學術理性，都隱然受到了何晏、王弼的影響。同時，受家族的影響，範寧也深受魏晉佛學的影響。可以推見，魏晉玄、佛思潮推進了中古理性主義(yi) 與(yu) 人文精神的發展，從(cong) 而增強了範寧反思神學經學的理論深度。

對範寧等深受魏晉理性思潮影響的《春秋》學者來說，聖人的微言大義(yi) 應源自《春秋》經文而非後世傳(chuan) 記及注說，漢儒將災異記載同當時的人事相聯係有一定的詮釋的合理性，但更有虛妄與(yu) 牽強附會(hui) 的地方。一方麵，天人交通淵源於(yu) 遠古以來的禮樂(le) 文明，孔子確然保存了對天命、大人與(yu) 聖人之言的敬畏，認定三者之間有一種神秘而神聖的交流；不過，另一方麵，範寧等人又認為(wei) ，天人同類交感是很神秘而又不可言說的神聖之舉(ju) ，漢儒將這種天人關(guan) 聯發揮得過於(yu) 繁複、荒誕而令人難以置信，其神化劉姓的媚俗說經更是讓人厭惡，故而其在承襲漢儒思路進一步災異說《春秋》的同時，對兩(liang) 漢讖緯等一些將《春秋》過於(yu) 神學化的說法進行了反思與(yu) 批評。從(cong) 這兩(liang) 點綜合來看，肖耀林所言對錯參半：“《春秋》經文中多有一些災異的記載，《穀梁傳(chuan) 》對此很少有牽強附會(hui) 的解釋，這種平實嚴(yan) 謹的解經風格，正是《穀梁傳(chuan) 》的長處。但也有另外一派觀點這些記載有深意存焉，認為(wei) 這是天變示警，借此以進退褒貶。範寧在作注時多采用後一派的觀點，保留了當時各家的一些發揮附會(hui) 之說。這其實是違背了《穀梁傳(chuan) 》的本意和解經原則，反映了範寧思想上的一些偏頗之處。”[33]此處前半部分極是，其後半部分則似乎不甚精確。因為(wei) 範寧雖保留與(yu) 繼承了漢魏各家的一些發揮附會(hui) 之說，但也有對其反思與(yu) 批評的地方，不能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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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房玄齡等：《晉書(shu) 》卷七十五《範寧傳(chuan) 》，中華書(shu) 局，1974，第1987頁。

[31][32]閆春新：《“儒玄雙修”的開啟及其經學意義(yi) 》，《中國哲學史》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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