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陽明的民族觀

作者：歐陽輝純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孔子研究》2016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四月十九日丁未

           耶穌2016年5月25日

摘要：王陽明的民族觀是在強調大一統的王權統治下提出的，其主要內(nei) 容包括三個(ge) 方麵：“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異其宜”的民族差異性；“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教化之人”的民族平等性；“在身心上做，決(jue) 然以聖人為(wei) 人人可到”的民族團結性。王陽明的民族觀值得我們(men) 批判地繼承和創造性地發展。

關(guan) 鍵詞：王陽明；民族觀；差異；平等；團結

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號陽明，明代偉(wei) 大的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心學集大成者。以儒家的標準來看，他是集立德、立言、立功於(yu) 一身的古今“第一完人”。清代學者馬士瓊評價(jia) 說：“唐、宋以前無論已，明興(xing) 三百年，名公巨卿間代迭出，或以文德顯，或以武功著，名勒旗常，固不乏人，然而經緯殊途，事功異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jun) 之氣，所雲(yun) 參天地，關(guan) 盛衰，浩然而獨存者，唯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①]這段話雖然有溢美之詞，但是卻反映了王陽明在中國儒學史上的地位。他的民族觀成熟於(yu) 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萬(wan) 山叢(cong) 棘的貴州龍場，終於(yu) 戡亂(luan) 的廣西。作為(wei) 王陽明心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族觀在哪些方麵超越了前人，其主要內(nei) 容是什麽(me) 。如果現代人不是自負地評介王陽明，不是傲慢地審視他的民族觀，而是用同情和理解地方式來研究他和他的民族觀，或許我們(men) 能從(cong) 他的民族觀中汲取有益於(yu) 今人處理民族問題的智慧和民族觀的價(jia) 值，這於(yu) 國於(yu) 民無疑是有裨益的。

一

在國家層麵，每個(ge) 民族具有“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異其宜”的民族差異性。

王陽明指出，各個(ge) 民族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習(xi) 慣和倫(lun) 理風俗，為(wei) 了維護國家的統一、穩定和團結，政府應該要重視各個(ge) 民族的習(xi) 俗和習(xi) 慣，尊重每個(ge) 民族的文化和禮儀(yi) 傳(chuan) 統。他說：“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為(wei) 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穀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xi) 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異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luan) 民而已矣。”[②]他建議政府治理民族地區的原則應該是“治夷之道，宜順其情。”[③]

他多次上書(shu) 朝廷，要求對民族地區采取土官和流官並列的製度。所謂“土”，指世世代代統治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司土官；“流”，指流官，即朝廷派遣的官員，因其數年一換，並非固定，有如流水，故稱流官。[④]土官對當地的民族習(xi) 慣、風俗禮儀(yi) 、日常生活的婚嫁生喪(sang) 等事務非常熟悉。這有利於(yu) 維護本民族的穩定和統一。王陽明說在民族地區設立土流官製度具有“法之至”、“仁之至”、“德之厚”、“義(yi) 之盡”、“恩之極”等幾大優(you) 點，對維護“蠻夷”之“大定”十分有益。他說：“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xing) 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ju) 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複與(yu) 其民，義(yi) 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ju) ，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yi) 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yu) 昔日之土官，而為(wei) 久安長治之策也。”[⑤]其實，這裏王陽明已經涉及到了民族自治製度的雛形，這在民族治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yi) 。

但是，如果僅(jin) 僅(jin) 是設立土官，而沒有政府任命的流官，蠻夷民族就不會(hui) 懂得國家恩典，等蠻夷勢力強大的時候，就有可能背叛政府，自立為(wei) 王，這對國家的統一是不利的。所以，國家還必須設立流官製度。王陽明說：“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luan) ，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luan) ，而必於(yu) 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yu) 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跡，苟為(wei) 周身之慮，而不為(wei) 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dang) ，惟以亂(luan) 民為(wei) 心乎！”[⑥]

土官製度起源於(yu) 元代，但是在明代已經成熟，這與(yu) 王陽明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故《明史》說：“迨有明踵元故事，大為(wei) 恢拓，分別司郡州縣，額以賦役，聽我驅調，而法始備矣。然其道在於(yu) 羈縻。彼大姓相擅，世積威約，而必假我爵祿，寵之名號，乃易為(wei) 統攝，故奔走惟命。然調遣日繁，急而生變，恃功怙過，侵擾益深，故曆朝征發，利害各半。其要在於(yu) 撫綏得人，恩威兼濟，則得其死力而不足為(wei) 患。”[⑦]

王陽明在平定廣西恩田、田陽少數民族叛亂(luan) 之後，就上書(shu) 朝廷，建議中央政府根據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設立土官和流官並列的製度，土官和流官各守其位，各司其職。這樣就到了“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異其宜，要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luan) 民而已矣。”因此，他在上書(shu) 朝廷時，不無得意地說：“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dang) ，而土俗之治，複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ju) 而兩(liang) 得矣。”[⑧]

總之，明代土司製度施用的範圍趨於(yu) 明確，是中原王朝在蠻夷統治製度方麵的重大發展，也是土司製度因有明確的針對性，在實踐中能取得顯著成效的一個(ge) 重要原因。[⑨]當然，王陽明的民族觀在國家治理層麵上，也像其他思想家一樣，流露出大漢民族主義(yi) 的思想。但是，就其主張在中央集權下，在少數民族區域實行自治，還是正確的，在維護明王朝的統一和鞏固，以及發展西南邊方（其實也包括整個(ge) 民族地區）的經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⑩]

二

在社會(hui) 層麵，每個(ge) 民族具有“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教化之人”的民族平等性。

王陽明認為(wei) ，每個(ge) 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良知。他說：“良知者，心之本體(ti) 。”[11]

還說：“天地萬(wan) 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嚐又有一物超於(yu) 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12]又說：“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cong)

此出。”[13]人人心中的這個(ge) “良知”就是“至善”，就是“天理”。因此，每個(ge) 人隻要發現自己的“良知”，做到“致良知”，在理念和行為(wei) 上做到“知行合一”，那麽(me) 每個(ge) 人就可以成為(wei) “聖人”，所以，王陽明說：“滿街人是聖人。”[14])他這是對孟子“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的直接繼承和發展。有的人活著之所以作惡，是因為(wei) 外在的利益和欲望遮蔽了自己的“良知”，因此隻要讓人們(men) 發現自己心中的“良知”，那麽(me) ，“至善”就可以做得到。所以，擴大到各個(ge) 民族之間，其道理是一樣的。既然每個(ge) 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良知”，且“良知”無所不在，無時不有，自然，每個(ge) 人不僅(jin) 包括漢民族，也包括各種少數民族，每個(ge) 民族的成員心中也都有自己的“良知”。每個(ge) 少數民族成員隻要發現自己心中的“良知”，並將這種“良知”發揚光大，推恩到社會(hui) ，那麽(me) 天下就可以實現永久的太平、穩定、團結和統一。

如何才能實現每個(ge) 民族心中的“良知”呢？王陽明認為(wei) ，教育是最好最直接的辦法。所以，他在麵對不同人群、不同民族時，提出了“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教化之人”的民族平等觀。

王陽明盡管在其戎馬生涯中，軍(jun) 事和為(wei) 官事務相當繁忙，但是他始終沒有放棄教育，走到哪裏，就在那裏招收弟子，傳(chuan) 播心學。同時，在招收弟子時，沒有民族歧視，對少數民族弟子與(yu) 漢族弟子一視同仁。隻要是願意學“聖人之道”的，不分種族、貴賤、職業(ye) 都一律收入門下。他被貶到自然條件十分艱苦的貴州龍場，也能與(yu) 當地的少數民族處理好各種關(guan) 係，並且還在少數民族地區開辦書(shu) 院，大辦教育，如貴陽的龍崗書(shu) 院就是王陽明在被貶貴州龍場時辦起來的。

在廣西少數民族地區十個(ge) 月的短暫時間裏，他還在南寧設立敷文書(shu) 院，其目的是為(wei) 了“闡明正學，講析義(yi) 理。”[15]廣西在明代以前，已經有為(wei) 數眾(zhong) 多的漢民族陸續遷入，但是明代以前廣西的教育起點很低。在王陽明創立敷文書(shu) 院的影響下，廣西各地紛紛建立書(shu) 院。在明代嘉靖在位期間，廣西辦了22個(ge) 書(shu) 院，其中南寧市和南寧地區就辦了11所。[16]

由此可見，王陽明在民族地區辦教育，對民族地區教育的繁榮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民族地區教育的繁榮，對民族地區的社會(hui) 穩定和經濟發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他的弟子中很多是少數民族出身，如明代苗族儒士吳鶴，[17]他是唐代以來苗族第一代掌握儒家文化的學者。再如雲(yun) 南大理白族人李元陽（1497-1528）[18]等。王陽明在對待民族問題上，與(yu) 他的“良知”說是一致的。他是把“良知”說運用到實踐中。讓每個(ge) 民族的的成員發現自己心中的“良知”，做到“致良知”，這樣每個(ge) 民族的成員就不會(hui) 做亂(luan) ，社會(hui) 就會(hui) 穩定，民族之間就可以實現團結和統一。

總之，從(cong) 社會(hui) 層麵來說，王陽明的民族平等觀，“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對穩定社會(hui) 和各民族的團結和統一是大有益處的，值得我們(men) 現代人反思和學習(xi) 。

三

在個(ge) 體(ti) 層麵，每個(ge) 民族具有“在身心上做，決(jue) 然以聖人為(wei) 人人可到”的民族團結性。

王陽明認為(wei) ，人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每個(ge) 民族成員都可以成為(wei) 賢人和聖人。他說：“在身心上做，決(jue) 然以聖人為(wei) 人人可到。”[19]如果每個(ge) 民族成員都以實現賢人和聖人為(wei) 修養(yang) 目標，那麽(me) 民族團結與(yu) 和諧就必然能實現。王陽明認為(wei) ，實現成賢成聖的方法就要做到“致良知”，要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yang) 和道德境界。在王陽明看來，漢民族盡管曆代有發達的“典章禮樂(le) ”，但是不能因此就認為(wei) 自己高其他民族一等。各個(ge) 民族個(ge) 體(ti) （自然包括漢民族個(ge) 體(ti) ）都是“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20]隻要進行良好的道德教育，並與(yu) 之建立良好的民族感情，他們(men) 是可以和漢民族團結在一起的。王陽明說：“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le) ，曆聖修而傳(chuan) 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yu) 後蔑道德而專(zhuan) 法令，搜抉鉤縶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樸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謂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yu) 陋之名，則亦不講於(yu) 是耳。然此無損於(yu) 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21]

王陽明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貴州龍場由彝族土司奢香夫人於(yu) 明代洪武十九年（1386年）建立,當初設立驛站的目的是為(wei) 了從(cong) 貴州東(dong) 北入蜀，“以通往來”。後奢香夫人“立龍場九驛”。[22]王陽明因為(wei) 得罪劉瑾於(yu) 1508年被貶到貴州龍場。當時的龍場自然環境惡劣，“龍場在貴州西北萬(wan) 山叢(cong) 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yu) 居夷人鳺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23]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王陽明並沒有悲觀絕望，與(yu) 當地夷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當時的龍場屬於(yu) 貴州水西彝族土司安貴榮宣慰使的轄區。在此，他與(yu) 彝族人安貴榮建立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安貴榮是貴州水西宣慰使靄翠之弟安勻的後代，他“多知略，善兵”。[24]王陽明初到龍場，安貴榮就“使廩人饋粟,庖人饋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他們(men) 的友誼是“禮益隆，情益至。”[25]安貴榮在平定苗族叛亂(luan) 中立了功，朝廷封他為(wei) 昭勇將軍(jun) ，官至貴州布政司參政。他嫌官少，上書(shu) 朝廷想減掉貴州龍場九個(ge) 驛站，以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26]王陽明知道此事後勸安貴榮說：“凡朝廷製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則謂之變亂(luan) ,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yu) 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27]王陽明從(cong) 朝廷和當時的實際情況，給了他中肯的分析，“譬以利害甚悉”。[28]這種建議並沒有帶著民族偏見，而是從(cong) 民族大義(yi) 和國家的穩定與(yu) 團結的角度上，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最後貴州驛站不減。

王陽明還與(yu) 其他少數民族如苗族、布依族、仡佬族等建立了很好的感情。他在詩中說：“夷居雖異俗,野樸意所眷。”[29]他在《家僮作紙燈》中深情地說：“寥落荒村燈事賒，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綽約含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是惜年華，如何京國王侯第，一盞中人產(chan) 十家！”[30]王陽明尊重少數民族每個(ge) 成員，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幼稚小孩，這與(yu) 他的民族觀是息息相關(guan) 的。

王陽明與(yu) 少數民族這種感情，還體(ti) 現在少數民族對王陽明的保護上。貴州都禦史王質出使貴州，他認為(wei) 王陽明鄙視地方官員，派人去龍場侮辱王陽明，當地彝族人團結起來，保護了王陽明，將王質派去的差人一頓痛打。差人稟報王質，王質要求王陽明道歉，王不予理睬。《王陽明年譜》記載：“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31]民國《貴州通誌·宦跡誌》對此事的記載較為(wei) 詳細：“質遣人至龍場驛淩侮守仁，為(wei) 夷人所困，使人反訴之質，質怒，守仁弗謝。”王陽明自己也說：“差人至龍場陵（即淩——引者注）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龍場諸夷與(yu) 之爭(zheng) 鬥，此自諸夷憤恨不平，亦非某使之也。”[32]這裏一方麵體(ti) 現了王陽明不畏權勢的品質，一方麵也體(ti) 現了他與(yu) 少數民族深厚的感情。正如學者王路平說：“通過這件事,王陽明更深深地感到當地少數民族內(nei) 心的樸實善良和嫉惡如仇的耿直性格,而當地少數民族也更加敬佩王陽明的剛正骨氣和光明磊落的英雄氣概,雙方愈加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彼此誠心相與(yu) ,肝膽相交。”[33]

綜上所述，王陽明作為(wei) 一代宗師，他的民族觀對我們(men) 正確處理民族關(guan) 係，提高民族教育理念、建立深厚的民族感情、增強民族團結，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yi) 。

注釋：

[①]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799-1800頁。

[②]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33頁。

[③]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29頁。

[④]鍾文典、劉碩良：《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廣西卷》，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3年版，第155頁。

[⑤]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37-538頁。

[⑥]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33頁。

[⑦]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4年版，第7981頁。

[⑧]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39頁。

[⑨]方鐵：《土司製度與(yu) 元明清三朝治夷》，載《貴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10期，第170頁。

[⑩]張祥浩：《王守仁評傳(chuan)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頁。

[11]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頁。

[12]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頁。

[13]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頁。

[14]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頁。

[15]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03頁。

[16]麥群忠、杜朝由：《王陽明在廣西》，載《文史春秋》2004第6期，第40頁。

[17]劉自齊：《苗族教育家吳鶴》，載《貴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第36-37頁。

[18]張小明：《黔中王學研究》，南京大學2011年博士論文，第34頁。

[19]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頁。

[20]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82頁。

[21]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82頁。

[22]查繼佐：《明書(shu) （罪惟書(shu) ）》，濟南，齊魯書(shu) 社,2014年版，第3031頁。

[23]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4頁。

[24]查繼佐：《明書(shu) （罪惟書(shu) ）》，濟南，齊魯書(shu) 社,2014年版，第3031頁。

[25]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84頁。

[26]查繼佐：《明書(shu) （罪惟書(shu) ）》，濟南，齊魯書(shu) 社,2014年版，第3031頁。

[27]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84頁。

[28]查繼佐：《明書(shu) （罪惟書(shu) ）》，濟南，齊魯書(shu) 社,2014年版，第3031頁。

[29]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71頁。

[30]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80頁。

[31]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5頁。

[32]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83頁。

[33]王路平：《論王陽明與(yu) 貴州少數民族》，載《孔子研究》2000年第6期，第71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