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與(yu) 反思

——我的學術之路

作者：牟鍾鑒

來源：騰訊儒學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四月十二日庚子

           耶穌2016年5月18日

引言

我生於(yu) 抗日最艱苦的1939年，出身於(yu) 山東(dong) 煙台一個(ge) 小康之家。小時在煙台鄉(xiang) 下經曆過日寇的殘暴，親(qin) 族中有長輩慘死於(yu) 日軍(jun) 刺刀之下。小學四年生活在國民黨(dang) 統治下的青島，目睹過美國大兵的耀武揚威和街頭大批流浪的難民與(yu) 乞丐，並且親(qin) 身經曆了青島解放的重要時刻。我遇上了從(cong) 國民黨(dang) 統治到新中國成立這一當代中國最重大的社會(hui) 變革，家庭和自己的生活發生巨大變化。建國息亂(luan) ，開始和平建設，我隨母親(qin) 回到煙台讀高小，從(cong) 此在新製度下成長。

祖父是當地有名善人，以接濟貧苦為(wei) 樂(le) ，受到鄉(xiang) 裏的敬重。父親(qin) 活到93歲，為(wei) 人忠厚，終生篤信孔子之道，寫(xie) 有不少相關(guan) 詩文。我在《悼父詩》中感念他：“尊孔讀經，褒揚先賢”，“關(guan) 切黎庶，時弊是耽”，“追念先祖，忠厚代傳(chuan) ”，“心如赤子，遠離偽(wei) 奸；一生清白，可表於(yu) 天”，稱他是“民間儒者，林野文淵”。母親(qin) 是遠近讚譽的賢妻良母，德壽雙兼，而今已有百歲高齡，仍然神清體(ti) 健，是我有大福氣。我撰寫(xie) 《慈母頌》為(wei) 她祝壽，稱道曰：“巍峨如山仁，柔和似水親(qin) 。數代皆仰賴，不積亦不矜。風霜曆已久，純厚仍此心。功德何其多，親(qin) 疏皆沾恩”，“家教溫而雅，家風和且淳”。我有幸生長在這樣一個(ge) 道德家庭，以父母為(wei) 啟蒙之師，從(cong) 小養(yang) 成了溫和好善的品格。

20世紀50年代的中學生活是值得回憶的。社會(hui) 在醫治戰爭(zheng) 創傷(shang) 之後迅速發展，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作為(wei) 名校的煙台二中朝氣蓬勃，教師盡職敬業(ye) ，學生尊師苦學，德智體(ti) 全麵發展，沒有後來應試教育的弊端。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本科修完又續讀中國哲學史專(zhuan) 業(ye) 方向研究生，前後八年。那是一個(ge) 充滿崇高理想、革命熱情高漲的年代，仿佛舊的一切都將過去，新的生活正在呈現，因此破舊立新便成為(wei) 課程內(nei) 容的主調。但是校園並不平靜，政治運動頻繁襲來，教育革命衝(chong) 擊教學，學生不能安心學習(xi) ，經常陷於(yu) 苦悶和困惑。好在出現三年經濟困難和之後幾年的社會(hui) 運動鬆弛間歇，終於(yu) 能夠潛心讀書(shu) ，順利畢業(ye) 。畢業(ye) 後進入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前身為(wei)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hui) 科學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在那裏經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兩(liang) 個(ge) 絕然不同的曆史時期。1987年轉入中央民族大學哲學係（現升格為(wei) 哲學與(yu) 宗教學學院）到今天。我在京居住長達59年之久，北京成了我的第二故鄉(xiang) ，從(cong) 文化上說它是我的精神之鄉(xiang) 、安身立命之地。時間如流水，不舍晝夜，轉瞬間已過古稀之年，感慨良多。我的工作經曆比較簡單，人生卻遭遇了和平時期生存環境下的意想不到的複雜變化，特別是“文革”的災難，這是命運的安排，也許就是為(wei) 了錘煉學人的心性，打掉稚氣，促其成熟。如果說共和國前三十年是社會(hui) 對我的培養(yang) 期，包括學校教育和實際考驗（社會(hui) 是更大的學校），那麽(me) 共和國後三十年便是我為(wei) 社會(hui) 的服務期，主要是從(cong) 事中國哲學和宗教學的學術研究。再加上“文革”後期勉強做的一點專(zhuan) 業(ye) 工作，我的學術生涯約有四十年之久，也稱得上是一個(ge) 曆盡滄桑的老學人了。雖然勤奮努力，卻業(ye) 績不多，隻能算是一個(ge) 學術上的“及格生”。客觀上我們(men) 這一代人沒有前輩學者的家學淵源、國學根基和係統西學訓練，又趕上一個(ge) 文化激進主義(yi) 洶湧澎湃的時期，缺乏原典教育，所謂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主觀上資材平凡，智慧不足，沒有早早自覺遠離“運動”、遊心學術，浪費了許多寶貴時間。好在上天眷顧我，使我青年時順利進入北大，接受一批大師級學者的熏陶；中年“文革”的磨難經過轉化，成為(wei) 親(qin) 曆者獨一無二的精神財富；後半生又遇上改革開放，有了較寬鬆的學術環境和日漸改善的物質條件，特別是適逢中華文化走出低穀，浴火再生，日漸受到社會(hui) 各界重視和尊重，自己所學專(zhuan) 業(ye) 有了用武之地；再加上自己肯於(yu) 學習(xi) ，勇於(yu) 反思，並得師友之助，遂略有所成，彌補了前半生許多缺憾，也是人生之幸了。

我從(cong) 中小學時代即習(xi) 慣思索，遇到問題喜歡連問幾個(ge) 為(wei) 什麽(me) ，總想刨根究底，包括宇宙之際、社會(hui) 之變、生命之謎，常思其來龍去脈而不得解，翻閱一些書(shu) 冊(ce) 亦尋找不到滿意答案，但因此增加了對於(yu) 根源性問題探討的興(xing) 趣，想學點哲學。高中學業(ye) 成績文理兼優(you) 的我，不顧當時“學會(hui) 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輿論壓力，自主報考了北京大學哲學係並被錄取，從(cong) 此走上隻有極少數人才選擇的以“思想”為(wei) 主業(ye) 的人生道路。我的學術研究以中國儒、道兩(liang) 家哲學為(wei) 主，後來又兼做宗教學理論、中國宗教史、民族宗教的研究。宗教研究雖非當初的選擇，卻也符合哲學與(yu) 宗教學交叉的實情。哲學與(yu) 宗教都要窮根究底，也都可以使人安身立命，兩(liang) 者麵臨(lin) 與(yu) 回答的問題都具有終極的意義(yi) ；不過哲學中理性沉思的成份為(wei) 主，宗教中情感心理的因素居多，兩(liang) 者的進路有所不同，而又相互融攝，難解難分。

經過大半生的求索，我是否找到了揭示宇宙、社會(hui) 、人生謎團的最後答案了呢？並沒有。非但如此，我從(cong) 一個(ge) 哲學上的純粹可知論者變成兼信不可知論者。相對真理是可知的，終極真理是不可知的。人類是偉(wei) 大宇宙神秘創生力的產(chan) 兒(er) ，雖有靈性卻渺小而短促，它不可能洞悉創生之母的無限威力從(cong) 何而來，因此，宇宙之謎的謎底是永遠不可知的，社會(hui) 人生之謎也不可能徹底揭開。各種宗教描繪了宇宙終極者的情狀，給出了各自的答案，而信者自信，卻做不到遍信；各種哲學提供了認識真理、應對生存困惑的智慧，有助於(yu) 精神的提升，卻達不成共識。社會(hui) 與(yu) 人生並沒有一條確定不移的道路，人們(men) 隻能在漫漫人生之旅中上下求索，不斷地獲得一些有益於(yu) 社會(hui) 人生的啟示，使自己和周圍的人安心受用，改善生活的質量，而無法勾畫出可以令所有人滿意的清晰的終點。所以我給自己的定位是：中華文化的探索者，在探索中不斷反思，在反思中繼續探索。馮(feng) 友蘭(lan) 先生認為(wei) ：“哲學是人類精神生活的反思。”我的理解，哲學並不直接去研究宇宙、社會(hui) 、人生的具體(ti) 問題，而是要在更高的層次上對人類的認知過程和結果，包括認識史、思維史、心靈史，回過來作再一次的認識、思索和體(ti) 悟，總結出其中的經驗與(yu) 教訓，提煉出根本性和普遍性的真理與(yu) 智慧，使人的精神生活達到高度自覺。人們(men) 不可能都成為(wei) 哲學家，但應當有哲學頭腦，學會(hui) 反思，就會(hui) 使人生減少盲目性、依賴性，而走向明智和成熟。

在學術探索的曲折道路上，我經曆了兩(liang) 次大的反思和突破。第一次是擺脫“蘇聯模式”和“五四”文化激進派的束縛，回歸中華文化前後相續、有因有革的傳(chuan) 統。從(cong) 大學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朿，我處在一個(ge) 矛盾狀態：在內(nei) 層性情上保持著溫和理性的氣質，在外層認識上追隨著革命激進的反傳(chuan) 統的潮流，努力學習(xi) 做一名批判舊世界的鬥士式的學者，而總是達不到當時社會(hui) 主流的要求。“文革”的教訓，使我猛醒。它把反傳(chuan) 統主義(yi) 推向極致，也充分暴露了民族虛無主義(yi) 的莫大弊害，使得幾十年來以“革命”的名義(yi) 橫掃傳(chuan) 統文化的思潮，同“文革”一起破產(chan) 。幾年的反思，認識到文化偏激主義(yi) 的破壞，較之文化保守主義(yi) 的落後，其對國家民族的危害要甚於(yu) 百倍。保守文化也許會(hui) 延緩新陳代謝，然而尚有舊文化舊道德支撐社會(hui) 精神生活，可以慢慢加以改良；掃蕩文化則會(hui) 斷裂傳(chuan) 統，使整個(ge) 民族精神上無家可歸，還可能倒退到野蠻。“五四”激進人物喜歡講“禮教吃人”，殊不知“左”傾(qing) 狂熱也可以“吃人”，吃更多的人，連文化的根係一同吃掉。凡經曆過“文革”浩劫的人，莫不為(wei) 此而痛心疾首。溯其源，來自蘇聯“階級鬥爭(zheng) 不斷尖銳化”的理論和文化激進派的極端思想。“五四”激進人物標榜“科學”與(yu) “民主”，而他們(men) 對待自己的民族文化一棍子打倒，並無科學分析，對待不同學派強烈排斥，也沒有民主精神，隻有簡單武斷之言和咄咄逼人之勢，自美其名曰“反對封建專(zhuan) 製”，實則要把“科學”與(yu) “民主”變成類似上帝的絕對權威，提倡另一種文化專(zhuan) 製，這是中國“全盤西化論”者的一種悲哀。20世紀80年代初起，我逐漸走近中華文化，並為(wei) 它所吸引，走上文化改良的道路。有人把我劃歸“文化保守主義(yi) ”群體(ti) ，我則自稱文化改良主義(yi) 者。雖然“文化保守主義(yi) ”並非政治保守主義(yi) ，它包含改良，又廣為(wei) 流行，我還是要為(wei) 其“正名”。“文化改良”才是名符其實，既包含堅守優(you) 良傳(chuan) 統，又包含剔除陳腐成分，還包含不斷創新。多年來中國前沿思想家在文化問題上破壞有餘(yu) ，建設不足，最終並未喚出一個(ge) 新的文明社會(hui) 。我認為(wei) ，文化不能革命（不可大破大立），隻能改良漸進，否則必然斷裂文明鏈條，造成災難。“不破不立”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不立不破”更有其真理性，學術工作的重點要放在推陳出新上麵，這比簡單化地批判要難得多，卻最能有效地推進文化建設事業(ye) 。在反思中我找回了當初的“真我”，一個(ge) 溫良中和的人，性情與(yu) 認知終於(yu) 取得統一。

第二次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多元文化和中西比較中擺脫西方話語的支配，尋找中國模式，探索中國特色之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哲學與(yu) 宗教學的研究，由於(yu) 廣泛吸收西方的學術成果，視野拓寬，方法多樣，出現了新的氣象，中華學術有了新的生機，逐漸進入國際交流平台。同時，主導的話語權仍在西方，影響所及，甚至中國學人判定中華文化的優(you) 劣，也要以西方價(jia) 值觀為(wei) 標準加以衡量。西方人文學術的優(you) 點是理性主義(yi) 和個(ge) 性解放，不足是歐洲中心論和鬥爭(zheng) 哲學。例如重外超越本體(ti) ，輕內(nei) 超越日用，難以如實闡明儒學的內(nei) 涵；重邏輯分析，輕直覺體(ti) 悟，無法正確評價(jia) 禪宗和道家；重一神教和體(ti) 製化宗教，輕多神教和民間宗教，不能準確把握中國宗教的特點，如此等等。有些中國學者不自覺地照搬西方理念，及文、史、哲、宗的學科分類標準，套用在中國人文學術研究與(yu) 學科分類上，扭曲或肢解了中華傳(chuan) 統學術，甚至不承認國學的正當地位。西方文化仍然處在強勢地位，它所提供的民主、自由、法治、理性、人權等普世價(jia) 值，以及現代學術成果、教育理念、學科分類、教育體(ti) 製和教學方式，許多內(nei) 容已成為(wei) 全人類的財富，我們(men) 必須認真吸納，用中國特色的形態加以體(ti) 現，不如此，中國就無法進入現代文明行列。可是西方近現代文化有兩(liang) 重性，國內(nei) 社會(hui) 管理與(yu) 國際外交事務用雙重標準。它以殖民擴張所形成的不平等國際秩序為(wei) 背景，在本質上是自私的大民族主義(yi) 的，加上資本集團本性的貪婪，它在國際行為(wei) 上真正信奉的是強權和霸道，並無民主、自由、法治可言，不過依據形勢的變化，經常變換姿態，軟硬兼施或輪替罷了。即使較為(wei) 開明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的文化“軟實力”論，也沒有擺脫“實力”的考量，並未達到道德境界的高層次，更不用說迷信硬實力的政界主流勢力了。其主導世界潮流的結果，造成族群衝(chong) 突加劇，地區流血戰爭(zheng) 不斷，軍(jun) 備競賽繼續進行，經濟與(yu) 生態危機轉嫁不發達國家，人類前途堪可憂慮。西方學術文化長期占據國際學界中心舞台和對東(dong) 方和中國文化的忽略與(yu) 貶低，也不可能短期改變。但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曆史悠久，其天人一體(ti) 、天下一家、仁愛忠恕、和而不同的精神和智慧，正可以彌補西方文化的欠缺，成為(wei) 國際通行的公共規則和當代文明轉型期普世價(jia) 值的重要內(nei) 涵。中華學術的傳(chuan) 統與(yu) 成果又是今日中國發展新學術的必備要素和資源。所以需要進行中西文化互釋互補、平等對話，主動掌握話語權。意識到這一點等於(yu) 實現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而學術上真正的突破則需要堅毅的精神和持久的努力，這一過程遠未結束。

下麵談幾點在學術探索道路上反思的體(ti) 會(hui) 。

一、尊師重道，承接前輩學者的學術統緒

1952年院係調整以後的北京大學哲學係，集中了一大批全國各大學從(cong) 事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研究的著名教授和學者。中國哲學史學科有：馮(feng) 友蘭(lan) 、湯用彤、朱謙之、黃子通、張岱年、宗白華、周輔成、任繼愈、朱伯崑等。西方哲學史學科有：洪謙、朱光潛、鄭昕、熊偉(wei) 、任華、王憲鈞、張世英、汪子嵩、吳允增等。初期老教授被強調要改造思想，不受重用，1956年以後開始陸續走上講台，與(yu) 學生有較多接觸。真是天賜良機，我恰恰在這個(ge) 時期入學學習(xi) 哲學，這使我能夠就近接受他們(men) 的教誨，有一個(ge) 高起點。當時政治空氣嚴(yan) 峻，批判運動正在節節推進，民國時期碩果累累的哲學學術傳(chuan) 統已經式微，又不絕如縷，大師級學者僅(jin) 存於(yu) 北大和哲學社會(hui) 科學部哲學所。當時學生與(yu) 老教授接觸存有疑慮，卻又被他們(men) 的學術和氣象所吸引，自覺不自覺學到不少知識和治學之道。我聽過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張岱年先生的宋明理學，朱光潛先生的西方美學史，任華、張世英諸先生的西方哲學史，黃楠森先生的黑格爾邏輯學，汪子嵩先生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這些都是一年或一學期的課。此外還有專(zhuan) 題講座，如鄭昕先生講康德哲學，熊偉(wei) 先生講存在主義(yi) ，任繼愈先生講佛學。研究生期間選修了中文係朱德熙、周祖謨先生的課，曆史係田餘(yu) 慶、許大齡先生的課。北大名人講座也很多，我聽過的有政治家陳毅、彭真，文史學家郭沫若、周揚，美學家王朝聞，哲學家王若水等。我也常到校外聽學術講座，現在記得的有吳則虞講訓詁，賀麟講黑格爾哲學，方華講邏輯學等。當時北大哲學係教學以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為(wei) 主軸，雖然受蘇聯影響，教條主義(yi) 比較嚴(yan) 重，但通過學習(xi) 自己掌握了一些唯物辯證法的理論方法，特別是其中強調用社會(hui) 生活尤其是生產(chan) 方式解釋文化事象的唯物史觀，和透過現象抓住本質以及認識是一個(ge) 無止境發展過程的辯證觀點，對於(yu) 後來用以觀察社會(hui) 問題、進行學術研究和克服教條主義(yi) ，是有很大幫助的。在老一輩學者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我從(cong) 本科生到研究生，有8年之久生活在馮(feng) 先生身邊，雖說不是他的嫡傳(chuan) 弟子，而在治中國哲學應具備中華神韻、兼綜中西的理路、態度、方法乃至通達明快的話語表述等方麵，我從(cong) 馮(feng) 先生那裏獲得的教益卻是最多的，這是我的幸運。

學術事業(ye) 繼往才能開來，中國人尊師重道有深厚傳(chuan) 統。尤其是我的上一輩學者，經曆了中國千古以來之巨變，置身於(yu) 新舊交替、中西文化碰撞時期，以舊學之根基接受新學之營養(yang) ，又以新學之眼界審視舊學之得失，開拓出貫通古今、融匯中西的當代學術之路。他們(men) 的所思、所得、所問、所答，皆關(guan) 乎整個(ge) 時代社會(hui) 的走向、文化的出路，觀點雖不一致，結論未必盡是，但問題並沒有過時，學問堪稱精深，成就令人敬慕，已達到的高度尚須今人努力攀登。如不能認真繼承這份豐(feng) 厚遺產(chan) ，我們(men) 這一代無法繼續前行。例如賀麟先生關(guan) 於(yu) 中西正統哲學融合的主張，關(guan) 於(yu) 反思“五四”又超越“五四”的態度，關(guan) 於(yu) “以民族精神為(wei) 體(ti) ，以西洋文化為(wei) 用”的理念，關(guan) 於(yu) 義(yi) 利與(yu) 群己辯證統一的觀點等，至今仍然有鮮活的意義(yi) 。曾有一段時間，淺薄而激進者貶低他們(men) ，妄圖繞過他們(men) 而開出新學術，結果表麵熱鬧、實際蒼白；時文媚俗者多，名至實歸者少，學術反而衰落了。幾經挫折，我們(men) 方才覺悟，必須吸取老一代學者的學術營養(yang) ，才能真正有所創新。擴大而言，研究中華思想文化，除了根植於(yu) 先秦孔孟老莊古典，還要返回近現代思想大家，包括：嚴(yan) 複、康有為(wei) 、梁啟超、譚嗣同、孫中山、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賀麟、馮(feng) 友蘭(lan) 、錢穆、張岱年、方東(dong) 美、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等人的思想，涵泳其學，有所覺解。譚嗣同的新仁學，熊十力的新唯識學，錢穆的新國學，梁漱溟的新文化學，馮(feng) 友蘭(lan) 的新理學，賀麟的新心學，方東(dong) 美的生命哲學，都是當代儒學的新形態，形成近現代文化改良主義(yi) 的新統，代表學術發展的方向，我們(men) 要“接著講”，把新統發展下去。尊師是由於(yu) 重道，重道必須尊師。中華大道博而深，恒而動，時顯時隱，一代一代由民眾(zhong) 與(yu) 精英共同傳(chuan) 承。學者的工作是：原其道而得其魂，吐其故而納眾(zhong) 新，明其體(ti) 而達世用。當代的中國哲學講壇，師的第一位責任是原道和傳(chuan) 道。我們(men) 這一代學人如果不能把上一代學人所原之道承接下來，又如何創新和傳(chuan) 續下去呢？由於(yu) 種種原因，當代學術傳(chuan) 統出現重度斷裂，我們(men) 要高度自覺、加倍努力，才能把學術傳(chuan) 統接續起來，使之常住常新。

二、舊邦新命，以複興(xing) 中華文化為(wei) 己任

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家裏有一副對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上聯寫(xie) 他的人生追求，下聯寫(xie) 他的哲學路向，而哲學就是他的生命，這副對聯是他一生的寫(xie) 照。馮(feng) 先生是社會(hui) 責任感很強的哲學家，一心想從(cong) 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角度為(wei) 振興(xing) 中華做貢獻。他多次說過，他的學術研究就是闡發中國古典哲學的精神和具有永恒價(jia) 值的思想，為(wei) 新時代哲學的發展和社會(hui) 進步提供文化營養(yang) 。早年他研究理學，構建新理學，發掘“共相”與(yu) “殊相”的精義(yi) ，目的是尋找中國現代化的特殊道路。現代化是共相，中國道路是殊相，共相寓於(yu) 殊相之中。這就超越了全盤西化論和國學獨尊論。現今學術界爭(zheng) 論的“普世價(jia) 值與(yu) 中國特色”的問題，理論上就是共相與(yu) 殊相的辯證關(guan) 係問題，馮(feng) 先生半個(ge) 多世紀以前已經從(cong) 哲學高度予以解決(jue) 了。五十年代他提出“抽象繼承”論，是在全盤蘇化和反傳(chuan) 統猛烈的時代為(wei) 中華思想文化爭(zheng) 取生存空間，把其中規律性普遍性的成分提煉出來，做到古為(wei) 今用。他八十年代寫(xie) 《中國哲學史新編》，著力闡發張載的“仇必和而解”的貴和哲學，重釋辯證法矛盾對立統一規律，是由於(yu) 他敏銳地意識到時代精神開始轉換，包括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耶穌以外無拯救”的原教旨主義(yi) 、當代形形色色的極端主義(yi) 在內(nei) 的貴鬥哲學就要過時，中國和世界的和平發展需要確立貴和哲學的主導地位，為(wei) 此要向人們(men) 提供和諧、協調的中國智慧。馮(feng) 先生由此成為(wei) 當代貴和哲學的一麵旗幟，走在整個(ge) 時代的前頭。我自己受馮(feng) 師的影響，不願做考據之學和詞章之學，也不熱心為(wei) 學術而學術，而喜歡做義(yi) 理之學和經世之學，研究中國哲學總是帶著強烈的現實關(guan) 切，努力跟上時代的步伐，力圖把曆史與(yu) 當代貫通起來，通過自己對古典的覺解，使中國哲學具有真實的活的生命，能幫助當代青年吸收一些先哲的智慧，更好地思考現實問題，共同推動中華文明的當代轉型。這大約是受了傳(chuan) 統“文以載道”思想的影響，既要超越功利主義(yi) ，也要超越象牙之塔的學術。因此我很讚賞“返本開新”、“綜合創新”、“推陳出新”的三新之方，把它作為(wei) 儒學繼承與(yu) 創新的三種途徑。自己所寫(xie) 《儒學價(jia) 值的新探索》、《走近中國精神》等書(shu) ，就是在前行路上留下的一些印跡。

中華民族在當代的振興(xing) ，已出現蓬勃向上的強勁勢頭。經濟社會(hui) 發展走上了跨越式前行的跑道。但公共管理體(ti) 製嚴(yan) 重滯後，精神文明建設困難甚多，信仰與(yu) 道德普遍缺失，而功利主義(yi) 大行其道。如不改變這種畸形狀態，經濟社會(hui) 發展會(hui) 失去方向和控製。現代化必須包括民族文化的發展和繁榮。研究中華文化的學者，有責任闡揚中華精神，為(wei) 重建中華主流文化和禮義(yi) 之邦，為(wei) 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創造力做出自己的貢獻。張岱年先生用《易傳(chuan) 》的“自強不息”與(yu) “厚德載物”來概括中華精神，我再加上一句：“剛健中正。”即中立不倚、和而不流；自愛愛人，自信信人，自尊尊人。中華民族在曆史上之所以生生不息，昌盛不敗，又沒有走上殖民擴張的帝國霸權之路，就在於(yu) 它的民族性是頑強的、寬厚的又是中和不偏的，有情理兼具的人文理性精神。近代以來，在西方文明大潮衝(chong) 擊下，中國積貧積弱，文化麵臨(lin) 新的調整和轉換再生，有些中國人失去了文化自信力，主張全盤西化。當代中國正在崛起，又出現了盲目自大、鼓吹霸權主義(yi) 的苗頭，小說《狼圖騰》被熱捧多年，至今頗有市場便是證明。該書(shu) 宣揚野蠻殘忍的狼性，認為(wei) 它是中華民族複興(xing) 的精神，實際上是要中國走帝國主義(yi) 道路，這是根本曲解中華精神，為(wei) 西方“中國威脅論”提供口實，我們(men) 要加以抵製。中華民族是剛健中正的民族，不卑不亢，堅毅而好禮，矯健而多姿，既不會(hui) 像羊那樣怯懦，也不會(hui) 去效法狼性的凶狠，而會(hui) 像遊龍出淵，騰飛在天地間，給人類帶來甘霖與(yu) 和平。學者要把握好中華民族的精神方向，致力於(yu) 道德理性的提倡，這是不可推卸的責任。

三、比較中西，提煉中國模式和經驗

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由於(yu) 西學的引進而有新的格局，使傳(chuan) 統學問發生質的飛躍。融會(hui) 中西是中國人文學科現代轉型的必由之路，不然國學就走不出中世紀，開不出新形態。民國時期人文大師的主要曆史貢獻就在於(yu) “融匯中西、貫通古今”八個(ge) 大字。但是西學以“兩(liang) 希”（希伯來與(yu) 希臘）文化為(wei) 背景，有其民族和地域的局限性，當西方話語鋪天蓋地而來、籠罩中國學界的時候，中華曆史文化研究不能不被曲解、變形，而成為(wei) 西方學術的附庸，是其評判標準下的東(dong) 方例證。有人曾經用單線進化論的話語判定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比西方當代學術落後一個(ge) 曆史階段，否定兩(liang) 者之間的民族性差異。有人用自由主義(yi) 話語判定儒學為(wei) 主幹的中華文化核心是專(zhuan) 製主義(yi) ，妨礙民主與(yu) 科學的發展。事實上，西方人文學術是多元化的，學界主流在提倡民主與(yu) 科學的同時，也重視以往的古典文化傳(chuan) 統，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對中國文化抱有崇高的敬意並認真加以吸收。有些中國學人用來否定中華文化的所謂“西方模式”，往往是不準確的，有很多主觀構想的成分。中國大陸還曾長期使用蘇聯斯大林、日丹諾夫話語來解釋中國哲學發展史，簡單劃分出唯物主義(yi) 與(yu) 唯心主義(yi) 兩(liang) 大陣營、兩(liang) 條路線，把孔、孟、程朱、陸王作為(wei) 唯心主義(yi) 來批判。即使在中國哲學史中找到一些唯物論和辯論法因素，與(yu) 西方古典哲學相比也隻是初級的樸素的不成熟的。在西方話語主導下，中國哲學和宗教的合法性也成了問題，儒學是哲學還是宗教長期爭(zheng) 論不休。事實上，中國人文學術與(yu) 西方人文學術進路不同，需要平等對話和互補。假如我們(men) 能夠既吸收西方普世性話語，又恰當運用中國話語，就不會(hui) 抹殺中華文化的特點和優(you) 點，而能彰顯其民族性與(yu) 現代性，對西方學術也會(hui) 有所補益。中國學者應當有跨文化的視野，同時主動向世界提供文明發展的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不能隻做西方學術的傳(chuan) 譯者。

例如中國哲學與(yu) 西方哲學的側(ce) 重點不同，中心在人生哲學不在認知哲學，不以思維與(yu) 存在的關(guan) 係、主體(ti) 與(yu) 客體(ti) 的關(guan) 係為(wei) 主題，因此知識論、邏輯學不發達；而以人格養(yang) 成、境界提升為(wei) 主題，因此人性論、修身論發達。20世紀80年代，我曾與(yu) 朋友們(men) 合寫(xie) 過《中國傳(chuan) 統人生哲學縱橫談》一書(shu) ，列出“價(jia) 值觀”、“人性論”、“人格論”、“命運觀”、“生死觀”、“苦樂(le) 觀”、“朋友論”、“修身論”、“善惡論”、“忠孝觀”、“婚姻觀”、“養(yang) 生論”、“解脫論”等十三個(ge) 專(zhuan) 題，進行研討，目的是反思過去的人生，創造當今的人生，探索未來的人生。所思未必盡當，方向卻需要堅持。我還認為(wei) ，中國曆史上並沒有如西方曆史上那樣相對獨立發展的哲學史傳(chuan) 統，而有包含哲學在內(nei) 的綜合性的思想史傳(chuan) 統，因此中國哲學史最好能夠寫(xie) 成中國思想史。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晚年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就是朝這個(ge) 方向拓展的代表作。

二十年以來，我的主要精力從(cong) 哲學轉到宗教學與(yu) 宗教史研究，借鑒西方宗教學成果，從(cong) 中國宗教和世界宗教實際出發，在比較中思考中國宗教文化模式問題。世界文明中有四大主流模式：一是以基督教為(wei) 底色的歐美模式，二是以伊斯蘭(lan) 教為(wei) 覆蓋的阿拉伯模式，三是以印度教為(wei) 主導的印度模式，四是以儒學為(wei) 底色、儒道互補為(wei) 基脈、儒佛道三教合流為(wei) 核心的中國模式。西方學者撰寫(xie) 的世界宗教史和論中國宗教的著作，以基督教為(wei) 背景框架，與(yu) 中國文化有很大隔膜，論及中國宗教，或曰中國宗教是個(ge) 大雜燴，或曰中國隻有世俗迷信而無宗教，或曰儒學是宗教，或曰儒學無超越性，是現代化的阻力，等等，皆不得其要領。中華民族的文化自有其統緒和結構，是多元化的有機整體(ti) ，又是綿延不絕的流動長河。中華宗教文化乃至整個(ge) 中華文化的模式是多元通和，它是建立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格局基礎之上的、以中和之道為(wei) 精神方向的文化模式，其特點是具有較鮮明的綜合性、融通性和人文理性；人道引導神道，政教關(guan) 係是政主教輔；宗教自古就是多教、多神、兼信，包納各民族民間信仰，沒有一神教的傳(chuan) 統；哲學與(yu) 宗教、宗教與(yu) 宗教之間的關(guan) 係，和諧是主旋律，而且漸行漸近，通而不同；以敬天法祖為(wei) 基礎性信仰，以人本主義(yi) 儒學為(wei) 主軸，向外開放，不斷吸收外來的宗教和哲學，包括一神教，並使之中國化，成為(wei) 多元和諧的因素。溫和主義(yi) 是主流，信仰之間的矛盾不易引起衝(chong) 突與(yu) 對抗，外來一神教受仁和精神的影響，逐漸減弱其排它性，成為(wei) 其他信仰的好鄰居。中華文化多元通和模式是我們(men) 應當繼承和發揚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也會(hui) 為(wei) 建設多民族多宗教的和諧世界提供中國的智慧和經驗。這一學術成果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認同。

四、涵泳古典，入其內(nei) 而後有覺解

北大以馮(feng) 友蘭(lan) 、張岱年、朱伯崑諸先生為(wei) 代表的中國哲學研究傳(chuan) 統，是曆史與(yu) 理論兼治、資料與(yu) 觀點並重。他們(men) 是一流哲學史家兼哲學家，對中國文化史和哲學史史料備熟於(yu) 心，如數家珍，同時有深刻理解，精於(yu) 提煉。馮(feng) 先生指導我的研究生學習(xi) 時，不一味灌輸知識，而強調態度和方法，就好比“點石成金”，學生不必熱心索要現成的金子，而要學會(hui) 點石的本領，即所謂“授人以漁”。他提示我與(yu) 我的同學，學習(xi) 古典要“涵泳”，這是一個(ge) 基本態度和方法。“涵泳”二字是馮(feng) 先生一生治學經驗的結晶，要言不煩，當初不理解，可我牢記到今天，也品味到今天，受用到今天。“涵泳”本義(yi) 是水中潛遊，引申到做學問，就是要求學者深入到研究對象和原典之中，潛心品味體(ti) 會(hui) ，爾後達到在其中自由穿行。朱熹曾謂研討古義(yi) 要“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朱子語類》五）。馮(feng) 先生不同意帶著成見去讀書(shu) ，要我們(men) 順著古人的思路去想，弄清本義(yi) ，然後再作評論，這是一種“入其內(nei) 而後覺解”的功夫。湯用彤先生曾提出研究佛教的十字訓：“同情之默應”、“心性之體(ti) 會(hui) ”，正是涵泳的精神。閱讀古典要抱有敬意，踏下心來細讀、熟讀、體(ti) 味，不急於(yu) 評判，如馮(feng) 先生所說：書(shu) 讀百遍，其義(yi) 自見。然後吸收其精華，剔除其糟粕，總結其經驗，借其辭而悟其意，以便增加今人的涵養(yang) ，激發出更大的創造力。這是治學的著力點，並非盲目崇古，更非蠻橫貶古。涵泳既要求尊重古人，又要求回歸自我，至今是自己堅守的治學態度。現在有人仍居高臨(lin) 下，對古典隨意指責詆毀，往往是由於(yu) 思想為(wei) 某種文化激進主義(yi) 理論框架所限，脫不出來；或者情緒浮躁，不能靜心讀書(shu) 、潛心體(ti) 悟，不能據實自判，遂為(wei) 流行話語所左右。老子曰：“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揭示了事物前進運動中曲折往複、回接源頭的規律性。古代文化經典在文化發展史上有其不可替代的源泉地位，爾後的學術流派或向前衍生或有所偏失，學者需要不斷回到原典作檢討，重新理解它的精義(yi) ，再向前邁進。所以經典需要終身閱讀，每讀一次都會(hui) 有新的體(ti) 會(hui) 。

讀書(shu) 有兩(liang) 種：精讀與(yu) 泛讀，經典作品精讀，一般作品泛讀；原創性作品精讀，介紹性作品泛讀；代表性作品精讀，流行性作品泛讀。一篇好文章，一個(ge) 好觀點，抓住不放；故弄玄虛、陳陳相因的論著不讀。這樣才能把有限的時間用在刀刃上。閱讀經典要注重曆史文獻關(guan) 鍵文字的考證、訓詁、糾謬，以便準確把握文本；同時還要吸收考古發掘新發現的甲骨、簡帛資料，與(yu) 傳(chuan) 世古籍比較印證，如馬王堆帛書(shu) 、郭店楚簡皆是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治中國思想史必須訓詁與(yu) 義(yi) 理並重，不迷信權威，善於(yu) 選擇和推出新解，成一家之言。還要專(zhuan) 精與(yu) 廣博相結合，在諸多學科之中，以本學科為(wei) 主，兼顧他科；在儒、佛、道三教中，以一教為(wei) 主，兼顧二教；在一教之中，以專(zhuan) 題為(wei) 主，兼顧通論；在經典文化研究的同時，還要兼顧民俗文化；在麵向漢族主流文化的同時，還要兼顧各少數民族的文化，季羨林先生提出的“大國學”的概念是重要的。人文社會(hui) 科學的發展走勢，一方麵學科分化，越分越細；另一方麵學科交叉，日趨綜合。學術研究要求更多學科的知識，而當前知識“爆炸”，作品難以計數，看不過來。因此，做學問難，現在做學問更難。我的天分不高、能力有限，隻能盡己之性，朝著兼修方向去努力而已。我涉獵學科較多，有人稱我為(wei) 雜家，但隻是小雜，達不到大雜，大雜需要有大學問。但在雜多之中我堅守主攻方向，用己之長，避己之短；前期以儒道互補為(wei) 主，近期以民族宗教為(wei) 主，不敢太多旁騖。我輩乃哲學出身，有理論思維習(xi) 慣，而缺乏文獻考據學的係統訓練。因此要補課，掌握前人對主要古典的代表性注釋，加以比對選用，以便使用可靠和典型資料進行理論加工，這樣可以持之有據，防止虛妄。但自己不敢接受以考證、注釋為(wei) 主的研究題目，學力所不及也。這並不妨礙自己認真使用有價(jia) 值的文獻研究成果，甚至可能從(cong) 理論的高度對考據名家的某些論斷提出異議和糾正。經學史上常有兩(liang) 派之爭(zheng) ，義(yi) 理派斥訓詁派為(wei) “支離”，訓詁派斥義(yi) 理派為(wei) “空疏”，實則可以互補，相得而益彰。朱熹的《四書(shu) 集注》就是訓詁與(yu) 義(yi) 理統一的成功典範。

五、綜合創新，開拓個(ge) 性化的學術之路

綜合創新論是張岱年先生於(yu) 1987年提出的理論，得到學界普遍認同。綜合是創新的基礎，創新是綜合的目的。隻想創新而不能廣泛借鑒已有成果，隻能是閉門造車，簡單化的標新立異；隻會(hui) 綜合而不能有所開創，則不過是資料的陳列和觀點的評介，而在理論上必然跟隨他人之後，盲目效法，或者茫然無所適從(cong) 。在曾經有過的社會(hui) 生活高度政治化的時代，學術與(yu) 政治之間還存在著種種緊張關(guan) 係，學者必須有“以德抗位”的精神，頂住權力不當使用所造成的對學術的壓力和誘惑，需要有堅毅不拔的勇氣。政治講求利害，學術分辨是非；學者不能言不由衷、曲意阿世。陳寅恪先生提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我的座右銘。尊重而不依傍他人，保持學者的獨立人格和自由空間，才談得上創新。創新是學者的責任，否則研究沒有意義(yi) 。但是創新談何容易，要付出艱苦的長期的勞動；做出的成果是否有所突破、有益社會(hui) ，還要在學術爭(zheng) 鳴與(yu) 社會(hui) 實踐中加以檢驗。

人文學術研究既是創造性精神勞作，必然具有高度個(ge) 性化特點。除了大型文化書(shu) 典、古籍整理、教學課本等工作需要集體(ti) 協作外，原創性的研究主要依靠個(ge) 體(ti) 腦力勞動和自主思考。迄今為(wei) 止，自己在個(ge) 性化的學術探索路上，積累了一些成果。計其大者有以下幾項：

（一），以敬天法祖為(wei) 依據，提出“宗法性傳(chuan) 統宗教”的概念，用以表述中國人的基礎性信仰，從(cong) 而澄清“儒學宗教說”造成的理論混亂(luan) 。敬天法祖是宗教，儒學則是帶有宗教性的人學，兩(liang) 者有交叉，但統緒有別，並非一回事。

（二），提出中華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儒學是主幹，儒道互補是基脈，儒佛道三教是核心，其他宗教是外層；它是多元的又是和諧互滲和開放的，內(nei) 部形成有中心有層次的結構，這也是一種良性文化生態。

（三），提出中華大道的特色和本質是“中和之道”。其在儒家，為(wei) 大中中和之道；其在道家，為(wei) 陰陽中和之道；其在佛家，為(wei) 因緣中和之道。中是以人為(wei) 本，順乎潮流，合乎民心，不走極端，無過與(yu) 不及之失，謂之“時中”；和是承認事物多樣性、平等性和共生互補性，促其協調發展，謂之“兼和”。

（四），上承孔子、孟子，中接朱熹、王陽明，下續譚嗣同、熊十力、馮(feng) 友蘭(lan) ，提出“新仁學”構想的六句要義(yi) ：“以仁為(wei) 體(ti) ，以和為(wei) 用；以生為(wei) 本，以誠為(wei) 魂；以道為(wei) 歸，以通為(wei) 路”；把仁學曆史演進不同階段中所包含的“仁愛”與(yu) “和合”、“生命”與(yu) “真實”、“道源”與(yu) “通達”的內(nei) 涵揭示出來。

（五），提出“溫和無神論”的概念，用以表述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宗教觀，劃清與(yu) 法國戰鬥無神論的界限，超越蘇聯的“宗教鴉片論”和“與(yu) 宗教鬥爭(zheng) 論”的激進主義(yi) 。它是無神論的，又能尊重他者的信仰，包括有神論的宗教，形成和諧關(guan) 係；它維護人們(men) 選擇信仰的基本人權，並以開放的心態吸收各種宗教與(yu) 非宗教文化的思想營養(yang) 。宗教學者對待宗教的態度，既不是信仰宗教，也不是反對宗教，而是用理性去說明宗教。

（六），將以往平行發展的民族學與(yu) 宗教學從(cong) 理論上結合起來，創立民族宗教學，為(wei) 中國特色宗教學增添一個(ge) 新的分支學科。《民族宗教學導論》一書(shu) 已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它是集體(ti) 的智慧結晶。我所做的工作是：（1）確定它的宗旨與(yu) 核心理念是“族教和諧，多元互補”；（2）追尋它的中外曆史學術淵源；（3）承接中國學者積累的學術成果；（4）明確它的研究對象、範圍和方法；（5）闡釋它的主要概念之內(nei) 涵外延；（6）圍繞民族與(yu) 宗教互動關(guan) 係的主軸提出它的主要議題和思路；（7）提煉中國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民族宗教學的框架結構已經初步搭建起來，開始用於(yu) 大學教學實踐，在社會(hui) 上也產(chan) 生良好影響，但它還不成熟不完備，期待社會(hui) 的討論、批評和建議。中國民族報的評論是：幼苗雖小，卻有遠大前程。

六、知行合一，在學術研究中提升人生境界

中國儒家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le) 之者”和“知行合一”之說，道家有“為(wei) 道日損，為(wei) 學日益”和“逍遙遊”之說，皆主張求道之學不在積累知識，其要在於(yu) 叩問真理、提升人生、樂(le) 在其中。儒、道、佛的學問都是生命的學問，目的是成就一種境界超邁的人生，成就一個(ge) “清明安和”（梁漱溟語）的社會(hui) 。如不能與(yu) 人生體(ti) 驗相結合，不在生活中感受它的樂(le) 處，是不能有所真知的。馮(feng) 友蘭(lan) 先生認為(wei) 哲學的功用不在增加實際的知識，而在於(yu) 提高心靈的境界，這是繼承和發揮了中華傳(chuan) 統哲學的精神，由此他提出人生“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說，至今還在發生影響。我很認同中國傳(chuan) 統的境界哲學，在探索哲學的理論發展時，不忘記與(yu) 自身的人生價(jia) 值追求、心態優(you) 化相結合，不忘記“明體(ti) 達用”的目標，使研究不遊離於(yu) 社會(hui) 現實之外。如此去做，既可以自家受用，據以安身立命，把聖賢和大師的智慧部分地轉成自己的智慧，在人生旅途上發揮助益作用，又可以把所思所悟融入著書(shu) 立說、研討講學之中，與(yu) 他人分享，與(yu) 讀者發生共鳴，從(cong) 而回報於(yu) 社會(hui) 。

孔子的忠恕之道和“三達德”之說，老子的“聖人不積”和“上善若水”之說，孟子的“憂以天下，樂(le) 以天下”和“士窮不失義(yi) ，達不離道”之說，莊子的“遊刃有餘(yu) ”和“法天貴真”之說，王陽明的“致良知”之說，呂坤的“學以自得為(wei) 宗”，焦竑的“從(cong) 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都對自己探索人生之路發生重大影響。近世熊十力“尊生健動”的哲學，馮(feng) 友蘭(lan) “人生四境界”之說，張岱年“綜合創新”、“人格尊嚴(yan) ”之說和他的忠厚益人之德，更直接進入我的精神世界，使我的生命增加了厚度和廣度，增強了回彈力和後續力，充實了能量，有勇氣麵對人生難題，在挫折中前行，在反思中探索，不再茫然困惑，終於(yu) 能夠從(cong) 容自在地工作和生活。

如果有人問我：你的信仰如何？我可以明白告訴他：在政治方向上相信社會(hui) 主義(yi) ，向往普遍實現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共同富裕，人民都過上幸福有尊嚴(yan) 的生活。在人生態度上，以儒道互補為(wei) 價(jia) 值取向。儒家是進取的哲學，它使我有社會(hui) 責任心，關(guan) 心國家民族和人類的命運，努力參與(yu) 社會(hui) 文明建設，有敬業(ye) 樂(le) 群的精神。道家是內(nei) 斂的哲學，它使我恬淡豁達，在進取時不忘舍棄，在入世中能夠超脫，進退自如，從(cong) 容自在，不喪(sang) 失自我，努力開拓屬於(yu) 自己的精神空間。這就是今天的真我，過得充實而愉快。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的學者認為(wei) ，當代儒學不再能夠擔當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塑造國民性格的重任，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wei) 學理之事，而非真正的實踐之事、生命之事，儒學隻能走知識化專(zhuan) 業(ye) 化的道路，新一代儒者不再以傳(chuan) 統聖賢相期許。如此說，儒學不再是關(guan) 乎生命成長的學問，變成工具性的專(zhuan) 業(ye) 知識，為(wei) 的是適應當代社會(hui) 專(zhuan) 業(ye) 分工與(yu) 專(zhuan) 業(ye) 訓練的需要。這樣一來，儒學必將失去信仰和道德的高度，與(yu) 護持國格、涵養(yang) 人性了不相關(guan) ，也就等於(yu) 失去靈魂，並會(hui) 墮落為(wei) 集團謀求功利和個(ge) 人追逐名利的工具。儒學遭遇的政治工具化、學問利祿化的現象在中國曆史上時常發生，而為(wei) 世人詬病。為(wei) 保持儒學的真精神高品格，孔子強調“為(wei) 己之學”、“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強調“思誠者人之道”，《中庸》強調“至誠無息”、“不誠無物”，程朱強調“誠敬”、“誠意”，皆擔心儒學失真轉假，淪為(wei) 偽(wei) 學。在當今功利主義(yi) 大行其道的時代，儒、佛、道三教都麵臨(lin) 著被工具化的高度危險性。我覺得，為(wei) 適應當代教育方式和文化傳(chuan) 播的特點，包括儒學在內(nei) 的傳(chuan) 統學問，其形態的現代化、知識化是必要的，所以牟宗三先生提出要從(cong) 知體(ti) 明覺轉出知性主體(ti) 。但是此乃“知體(ti) 明覺之感應而不失知體(ti) 聖德之本義(yi) ”，以德為(wei) 體(ti) 以智為(wei) 用是不能改變的。當我看到有些研究儒家的學者“仁”、“智”脫節，乃至個(ge) 別人觸犯法律，失去做人的底線，感到痛心疾首，益發堅信陽明“知行合一”之真確，“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儒學研究不是普通的職業(ye) 工作，乃是安頓心靈、理順中華民族文化生命的神聖事業(ye) 。我對自己的要求是：用儒家的精神做儒學的事業(ye) 。儒學如不能感動自己，亦不能經由自己感動他人。當然，聖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人格，隻須心向往之；而做君子不做小人則是經過努力可以達到的。按照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四境界說”的要求，做人應當不斷提升精神境界，對多數人而言，關(guan) 鍵的一步是從(cong) 功利境界上升為(wei) 道德境界，不再以名利權勢為(wei) 最高追求和快樂(le) ，而覺解到應承擔的社會(hui) 責任，以利益社群、創造開拓為(wei) 最大幸福，在精神和事業(ye) 中尋找樂(le) 地，這樣，人生就有了超出個(ge) 人的意義(yi) 。中華人文學者尤其應當率先進入道德境界，以自身的人格和氣象展示中華文化的魅力。

結語

以上體(ti) 驗和所得僅(jin) 屬於(yu) 自家之思，略作概括而寫(xie) 出來，隻不過是想以“過來人”的身份給青年人提供一份參考，或可有助學之用。社會(hui) 風氣變幻無常，而變之中應有不變之道存焉。學術應本於(yu) 良知，與(yu) 權力、財富保持恰當的距離，不可急功近利和隨波逐流。我不能保證觀點正確、體(ti) 認恰當，我隻能保證點滴皆是自得、心意發於(yu) 真誠。我的人生和為(wei) 學仍然是進行式，繼續走在探索的道路上，我會(hui) 在探索中不斷反思，樂(le) 學不厭，過則勿憚改，使思想盡可能保持活躍狀態。我的朋友、年逾八十的文庸先生送我一件自撰自書(shu) 條幅，其文曰：“離經而不叛道，尊崇決(jue) 不迷信，保守切忌泥古，求索慎勿盲從(cong) 。”小注曰：“平生孜孜以求者僅(jin) 此而已”。此乃其一生積學所悟，深得我心。我用它來激勵和提醒自己，不僵化、不退步，學到老、思到老，不停地做點有益於(yu) 中華學術發展的事情，是來日之所願也。

牟鍾鑒

20160420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