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如何分配學額資源

作者：梁誌平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四月十一日己亥

           耶穌2016年5月17日

何謂“學額”：政治資源的空間分配

清代學額，簡單一點講是指童子試（院試）錄取的府州縣生員（俗稱“秀才”）的名額。清代科舉(ju) 製度基本沿明製，但是吸取明代的教訓，對學額製度進行改革。它對各級學校每一科錄取的新生實施限額。考生沒有取得功名之前稱為(wei) “童生”，考生入學後稱“生員”。生員分為(wei) 廩膳生員、增廣生員和附學生員，廩生、增生是歲科兩(liang) 試中按名取前列者，每月有廩膳費，剛錄取入學的生員稱附生。

中國古代學額製度是政治資源空間配置的重要載體(ti) 。學額的分配實質上是國家資源和權力在基層的分配。清代“科舉(ju) 必由學校”，然入學有定額，即學額所限。正因如此，在清代，學額堪稱第一等重要的社會(hui) 資源，成為(wei) 各地、各方爭(zheng) 奪的目標。秀才是清代基層紳士的主力，入學，成為(wei) 秀才（生員）是獲得進身和入仕的第一道門檻，意味著擺脫了“民”的身份，擁有一係列的政治、經濟特權。

順治九年（1652），各地學宮立臥碑文：“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康熙九年（1670），禮部題準給予生員一些優(you) 恤政治待遇：“生員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學政，俟黜革後治以應得之罪。若事訟小事，發學責懲，不得視同齊民，一律撲責。”

清朝的最後一位科舉(ju) 人鍾毓龍謂：“秀才對長官，別於(yu) 平民者三事：一、但須長揖，不必下跪。二、自稱生員，不稱小底。見知縣稱父台，見知府稱公祖，不稱老爺、大老爺。三、非先谘請斥革，即犯法亦不能用刑。”雖然生員見知縣、知府可以不稱老爺，但平民百姓卻必須稱生員為(wei) “老爺”，所謂“舉(ju) 貢生監，無不老爺”。成了生員就意味著步入紳士階層。同時，若進一步參加科考，中了舉(ju) 人，則進入官紳陣營。舉(ju) 人之出路，自以得中進士為(wei) 正途。若會(hui) 試屢屢不中，則尚有兩(liang) 出路，諺所謂“頭頂知縣，腳踏教官”。

正因為(wei) 如此，眾(zhong) 多士人耗盡畢生精力也要入學。據張仲禮統計分析，19世紀平均一個(ge) 縣的童生數要略高於(yu) 1000人而學額卻隻有區區幾十。

分配原則：文風高下，錢糧丁口多寡

學額的重要性已如上述，清政府對於(yu) 各府州縣學的定額原則，在《學政全書(shu) 》、《會(hui) 典事例》等政書(shu) 中隻有簡單的一句話：“順治四年（1647），定各省儒學，視人文多寡，分為(wei) 大、中、小學。”商衍鎏先生結合自己科場切身經曆寫(xie) 成的《清代科舉(ju) 考試述錄》一書(shu) 則加上了錢糧丁口，稱：“每縣學額，按文風高下，錢糧丁口多寡以為(wei) 差，分為(wei) 大、中、小學”，並在《序例》中說清代科舉(ju) 製度“多承明製”。清人福格亦曰“按其地文風盛薄而定”，並謂“考此製準乎明季之法”。文風高下的內(nei) 涵除了指中舉(ju) 、中進士人數，還包括應考童生人數，錢糧丁口則指地方的人口和所交賦稅。

學額的分配

清代對學額的厘定始於(yu) 順治四年（1647）。據嘉慶《欽定學政全書(shu) 》載，該年“定直隸、各省儒學，視人文多寡，分大、中、小學；取進童生，大學四十名，中學三十名，小學二十名”。同時還確定廩膳、增廣生員的數量：“直省各學廩膳生員，府學四十名，州學三十名，縣學二十名，衛學十名，增廣生員名數同。”當時清廷入關(guan) 不久，百廢待興(xing) ，這一額度可能有點過於(yu) 優(you) 待，因而僅(jin) 過10年便對此做出了調整：“順治十五年（1658）題準，直省取進童生，大府二十名，大州縣十五名，小學或四名或五名”。但這次調整似乎又有點過於(yu) 苛刻，尤其是對低端的學校，於(yu) 是12年之後做了第二次調整：“康熙九年（1670）題準，各直省取進童生，大府州縣仍舊，中學十二名，小學或八名或七名”。這次調整雖然隻針對小學，但其額度增幅較大，對於(yu) 提升文化的普遍水準顯然是十分有益的。

康熙的這次調整看來還是比較有成效的，直到半個(ge) 世紀之後雍正才又重新調整：“雍正二年（1724）奉上諭：我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六十年來，山陬海澨，莫不家弦戶誦，直省應試童子人多額少，有垂老不獲一衿者。其令督撫、學政會(hui) 核人文最盛之州縣，題請小學改為(wei) 中學，中學改為(wei) 大學，大學照府學額取錄”。此後，清代各府州縣學額等級總例沒有變化。

清代府州縣學文額總例

此表反映的是全國總體(ti) 的情形，就長江三角洲地區而論，上述總例基本上不起太大的作用。正如李世愉先生所言：“由於(yu) 各地文化事業(ye) 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實際上的學額在某些地區還是有差異的。”乾隆《江南通誌》記載，“國朝順治五年（1648）定額，府學六十名。”不僅(jin) 府學，順治五年（1148）江南各州縣的入學額例也與(yu) 上述全國總例有所不同。乾隆《江南通誌》載“大學四十名，中學二十五名，小學十二名”，中、小學均較全國總例稍低。

而當順治十五年（1658）全國學額大幅下調之際，江南一帶明顯表現出了較高的相對水平。乾隆《江南通誌》載，該年“定額府學二十名，大學十五名，中學十二名，小學八名”。與(yu) 全國總例相比，府學、大學、中學相同，而小學高出接近翻倍。不言而喻，就學校數量而言，各類學校中為(wei) 數最多的正是小學。江南一帶學額總量之偏高可想而知。康熙九年（1670）全國學額總例稍有反彈，唯一的變化正是將小學由4-5名提高到7-8名，亦即以江南此前的水平作為(wei) 全國通例。

康熙二十八年（1689），在全國學額總例並無變動的情況下，江浙的學額再次上浮。據《欽定學政全書(shu) 》所載，該年奉上諭“江浙人文繁盛，增廣入學額數”，結果議準“小學十二名，中學十六名，大學二十名，府學二十五名”。這一調整等於(yu) 已經將半個(ge) 世紀後（1724）的學額上調幅度提前兌(dui) 現了一半。而後來那次學額上浮，並非全國整齊劃一，其適用範圍隻是“人文最盛之地”；從(cong) 乾隆《江南通誌》的記載可見，這一帶正是該政策的實施地區。至此，清代長三角地區的學額通例列如下表：

清代江浙府州縣學文額通例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總例”、“通例”隻是一個(ge) 政策性的平台，並不是決(jue) 定學額實際的唯一因素。在這一基礎上，還有兩(liang) 種措施可以導致學額的增廣。其一是恩廣，即每當朝廷有大典或喜事，由皇上下恩詔臨(lin) 時增廣一定的學額。另一是捐廣，即當國家危困、需財孔急之際，往往通過開捐的手段讓地方輸財以增廣學額，特別是平定三藩之亂(luan) 和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大規模的捐廣學額。

學額作為(wei) 一種稀缺性資源，又是政府控製地方社會(hui) 的有效手段，要提高取額等級十分困難。整個(ge) 清代，除製度性的普調外，極少地方能提高取額等級。與(yu) 此同時，不提高學校等級，僅(jin) 增加學額少許，也絕非易事。然增廣學額是各地的普遍願望，隻要有機會(hui) ，如轄境調整、戶籍變更之類，各地都會(hui) 充分利用，務求增廣。

如何走捷徑：冒籍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文風不一，各地及專(zhuan) 設學額童試競爭(zheng) 度相差懸殊，這導致考試競爭(zheng) 激烈地區的考生通過冒籍的手段，進入考試競爭(zheng) 相對不太激烈的地區或身份類別的考試體(ti) 係參加科舉(ju) 考試。

清代長三角部分州縣學及專(zhuan) 學童試競爭(zheng) 度。可見，各地及專(zhuan) 設學額童試競爭(zheng) 度相差懸殊。

故，清代雖然有嚴(yan) 格的預防措施，但冒籍應考還是不可避免。冒籍分為(wei) 籍貫冒籍、身份冒籍科考兩(liang) 大類。雍正六年，有官員稱粵東(dong) 廣州、潮州等府不僅(jin) 本府內(nei) 各州縣“向有通考之弊”，而且“隔府隔縣混入學者甚多”。乾隆十年，江蘇官員稱該地童試，“率皆彼此通融互考，且有一人冒考數處，或多作重卷數名”。“向有”、“率皆”說明冒籍是一個(ge) 長期存在的現象。

清代童試冒籍具有兩(liang) 個(ge) 特點，其一是邊遠地區更為(wei) 常見。乾隆二十五年，廣西學政鞠愷奏稱，本省府縣相鄰之人冒考固有，不過大部分是外省而來的冒考者，所謂“浙江、江西、湖廣、廣東(dong) 等省之人冒考廣西者尤多”。其它邊遠地區也大抵如此。這一點類似今天的“高考移民”。

需要說明的，清廷對冒籍現象也並非一直禁止，對有些地區，特別是文化發達較地區，往往默許這一現象的存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浙江巡撫見它省商籍學額已裁，也奏請將本省的商籍學額裁汰。反倒是乾隆不允，認為(wei) “該省人文本盛，應試人多”，“人材輩出”。正因如此，晚清舉(ju) 人鍾毓龍為(wei) 錢塘人，他與(yu) 堂兄均係冒考商籍，還在回憶錄中稱杭州商籍為(wei) “仁、錢兩(liang) 縣人優(you) 越之權利”。這就可以解釋為(wei) 何清代杭州籍進士較多。

學額製度的目的是為(wei) 了保證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可以說是本著公平的意願來設立的，但它又是一把“雙刃劍”。它保證了經濟文化發展落後的地區也能享受到王朝的雨潤，同時又製造了新的不公平。

（參考：梁誌平、張偉(wei) 然：《定額製度與(yu) 區域文化的發展：基於(yu) 清代長江三角洲地區學額的研究》，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