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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幽靈徘徊在思想的天空，我給它取個名字，稱之為“民主/專製”二分式思維。

　　所謂“民主/專製”二分式思維方式，指認為曆史上一切政治製度進步與否，都可以用民主與否來衡量。它要麽是民主的，要麽是專製的。民主等同於進步，專製等同於落後。結果是，中國曆史上幾千年來的政治製度都被看成是專製和黑暗的，凡是維護過這種製度的人或思想一概被稱為落後、愚昧或反動；凡是思想進步的人必定會對君權或君主製度持批判態度，而不可能維護君權或君主製。然而，這種曆史觀真的是正確的嗎？

　　首先，我們發現，在人類數千年曆史上，那些與中國古代社會生產力水平大致相當、且同樣以血緣關係為主要紐帶的民族或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實行君主製，其主要特征包括王位(君位)的世襲製，國家權力機關不是通過全民投票選舉產生。無論是古代的埃及、印度、巴比倫的王朝，還是歐洲的中世紀，曆史上的沙俄，以及中亞曾經有過的大大小小的國家，等等，都是如此。事實證明，在當時條件下，君主製是促進社會進步、民族團結和生產發展的唯一有效製度。在中國曆史上，特別是春秋時期，曾經出現過無數次弑君現象，但是每次弑君之後，仍然不得不尋找一位與公室有關的人來當國君，而從未有任何人主張通過民主選舉來確立國家領導人。如果真的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來確立國君更有利，人們不會想不到，否則隻能認為我們的祖先是傻子了。孔子沒有主張通過投票來選拔魯國國君，與宋明理學家沒有倡議全民大選確立天子，大概不是由於他們的思想反動、保守，而是因為君主製是在當時條件下最好的選擇。

　　其次，民主政治隻不過是特定社會曆史條件下的特定製度安排，而不是可以超越具體的曆史文化處境普遍有效的政治製度。大體來說，民主賴以產生的條件至少有三個：一是家族血緣紐帶的解體，二是市民社會的形成，三是公共領域的興起。此外，現代民主政治的有效運作還受到了個人主義、政教分離等基督教傳統的積極影響。從黑格爾、托克維爾、柏克到巴林頓•摩爾、羅伯特•達爾和科恩等，無不深刻地認識到民主製度有效運作的一係列社會文化前提，包括個人主義、教育水平、心理狀況、多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大小，等等。在不具備實行民主條件的情況下，強行進行民主試驗，後果是非常可怕的。亨廷頓在《第三波：二十世紀後期的民主化》一書中分析了19世紀後半葉以來世界範圍內幾次大的民主化浪潮，其中許多國家特別是那些沒有基督教傳統的非西方國家在民主化不久即出現了倒退，很多國家出現了軍事政變，有的國家一年之中政權更迭達六次之多。現代國家尚且如此，何況古代中國？沒有經曆過民主製度的人把它想象成靈丹妙藥，認為民主就是人人當家做主，滿足所有人的尊嚴和權利，消除腐敗……經曆過的人特別是對它的缺陷感同身受的人，則會在厭煩它的同時認識到它不過就是現代國家的一種製度安排，隻因為爭議最少才無可奈何地接受了它。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公民社會實現民主製的合理性與古代宗法血緣條件下實行君主製的合理性大致相當。

　　我們發現，二戰以來實現民主化的國家和地區，從東亞到南亞，從亞洲到拉丁美洲，迄今為止真正成功的還為數甚少。個人主義文化把個人自由放在首位，崇尚競爭和超越，所以更加適合於民主和黨爭。而集體主義和關係本位的文化，把人際和諧放在首位，人與人相互競爭和超越可能帶來的不是社會進步和發展，而是無止盡的內耗，從族群的仇恨到國家的分裂。二戰以來東亞地區民主化的實踐充分證明，東亞本土傳統中的幫派主義、小團體主義、地方主義等勢力容易給民主實踐帶來巨大障礙。如果把民主政治比作一張皮的話，那麽一個民族的社會文化土壤以及與之相應的生產力-生產關係結構、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整合方式等等則好比是這張皮賴以生長的肌體。脫離後者，空談一個抽象的民主理念，是極端錯誤的，也違背了曆史唯物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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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承認君主製是古代社會條件下唯一合理的政治製度安排，那麽“尊王”就可能有利於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因為“王”是當時國家整體利益的最高代表；而“忠君”，則有可能為蒼生謀福祉、為社稷謀太平，因為國君作為最高權威在當時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源動力。在這種情況下，“三綱”特別是“君為臣綱”，則可能意味著從大局出發、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意味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意味著忠於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道義。故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中國數千年來的曆史一直貫穿著“分”與“合”的對立與衝突，其中“分”的傾向來自於諸侯興起、地方主義、幫派鬥爭等，“分”的結果往往是長達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戰爭和生靈塗炭。而“合”之所以會成為人心所向，因為隻有這樣才能讓人民休養生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反映的是中國文化的習性，我們不能因為歐洲曆史上“分而不合”導致了現代性，而盲目地批評“合”。不同民族的文化習性和社會曆史環境不同，不可能走同樣的發展道路。今天我們珍惜國家和平、可以集中全部精力發展經濟，所以也能理解“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這句話的時代意義。孔子不是因為思想保守才發出了“八佾舞於庭”(《論語•八佾》)的感歎，而是痛恨一些人狼子野心導致了地方割據和諸侯興起，結果是無止境的戰爭和混亂，真正受害的是百姓。

　　長期以來，在一種錯誤曆史觀的支配下，一些人理解不到，儒家“尊王”、“忠君”及“三綱”思想的精神實質，從來都不是讓人們無條件地服從君權，或無止境地強化王室權威，而是敏感於地方勢力的膨脹，以及諸侯興起、地方分權破壞天下安寧之血的教訓。其中最典型莫過於春秋戰國和魏晉南北朝時期。正因如此，千百年來，多少忠臣義士，他們的忠君與他們愛民及為天下根本利益著想緊密聯係在一起。電視連續劇《貞觀長歌》中那些為大唐江山舍生忘死的英雄們，雖然忠君，人們卻感到他們浩氣如虹，為他們義薄雲天的精神深深感動。為什麽？因為他們不是為一己之私而戰鬥，而是為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獻出了生命；他們對天子無限的“忠”，是與他們對於大唐江山和天下蒼生無限的愛融為一體的。因為在當時條件下，天子權威是保障天下安寧、國家統一以及民族團結的唯一選擇；如果推倒這個權威，種族仇恨和戰爭就會永遠繼續下去，把千千萬萬人再次推入火坑。另一方麵，古人對君主、天子或上級的“感恩”，體現的往往是他們作為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生命的靈性，其中包含著他們對自己生命尊嚴的認知和對靈魂不朽的追求。這種精神，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得以戰勝無數敵人，克服無數困難，不斷地凝聚到一起，一代代長存下去的重要動力；這種精神，曾讓多少血性男兒為民族、為國家、為天下利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豈能等同於愚忠？讀一讀《出師表》就能很好地理解這種精神。遺憾的是，一個多世紀以來，對西方價值觀的崇拜導致許多人忘記了這些幾千年來推動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傳統，不知道這種精神傳統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我們不斷前進的重要動力，許多人卻把它們說成封建糟粕。說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吧！今天的法官有時昧著良心草菅人命，但我們不會因此否認“法官要你亡，你不得不亡”的合理性；同樣的道理，古人講“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也不是為了要人們盲目服從，而是因為他們在無數次血的教訓中認識到：如果國家的最高權威可以隨意毀壞，天下的安寧就得不到保障。

　　讓我們看看儒家忠君的典範。諸葛亮對劉備之忠，大概沒有人會懷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蜀相》)。為什麽千百年來無數英才之士稱頌這麽一位忠君的典範呢？為什麽諸葛亮死後，蜀國老百姓自發地在田間地頭祭祀他、而沒有埋怨他未推翻君主製、實現民主製？有人認為明代方孝孺死於愚忠，殊不知他不是因為建文帝一個人，而是為了捍衛王朝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王位繼承製，這是天下長治久安、讓千百萬人免除內亂之禍的根本保證，就像今天的憲法一樣神聖。有人說燕王朱棣(永樂皇帝)是個有為之君，但如果一個人自認為有能力就可以通過軍事政變或武裝手段奪取政權，天下將會在瞬間湧現出無數個自認為最有能力、最有資格當皇帝的軍人。同樣，嶽飛服從王命、班師回朝，也是出於對王權的尊重。因為，如果軍隊高級將領有異議就可以不服從，整個軍隊豈不成了一盤散沙？既然我們承認在當時條件下，君主製是保障天下安寧、促進生產發展和維護人民利益的唯一有效的政治製度，那麽維護這一製度的權威，堅決反對通過軍事政變或非法手段推翻它，本身就是在捍衛全天下人的根本利益，而不能說是愚忠。如果按照我們現代人的觀念，一個古代大臣隻有主張推翻君主製，提倡全民投票選拔國君，才能稱為進步人士；由於諸葛亮、魏征、方孝孺等人都是君主製堅定不移的擁護者或捍衛者，並用實際行動讓君主製發揮了更大作用，是否都成了反麵人物，應該批判呢？他們不應該那麽做嗎？他們應當主張全民投票或民主選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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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然，君主製有許多不合理之處，“三綱”也為一些國君濫殺無辜提供了方便，造成了某些人的特權。但是衡量一個政治製度合理與否的標準並不僅僅看它有多大缺陷，而是看它的負麵作用與正麵作用相比哪個大，以及這個製度是否適合於當時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係狀態，是否在當時曆史條件下還有更合理的選擇。換言之，君主製既有積極意義，也有消極意義。儒家之捍衛君權，本來就不是盲目地捍衛，而是就君權對社會安定、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民生發展等的積極意義這個層麵來捍衛的。儒家充分認識到君主製的根本問題來源於“家天下”，他們向往三代以前的“公天下”。但是他們知道在現實生活中“公天下”沒有可操作性，所以在接受“家天下”是唯一有效的政治製度的同時，提出“君道”、“臣道”，盡最大努力來克服其局限性。《春秋公羊傳》上說“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試圖把“家天下”納入規範的軌道，不是由於不知道嫡長可能不賢，而是迫於政治鬥爭的殘酷性，迫於無奈這樣做。

　　有人也許會說，在古代建立民主製度困難並不等於就不應該實踐它。這一觀點仍然假定了“民主是一切條件下最理想的政治製度和普世價值”這一前提。然而，按照這個邏輯，中國古代思想家就應該把不斷衝破宗法血緣紐帶當作其重要使命。可是血緣紐帶的衝破，本來不是思想家帶來的，而主要是商品經濟的興起導致的。難道血緣紐帶在農業經濟條件下應該被衝破？難道儒家應當預見到商品經濟興起、工業革命到來及市民社會誕生？況且，即使衝破了血緣紐帶，建立了市民社會，也不等於可以建立民主製度。前麵說過，民主需要一定的社會文化基礎。這可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改造一種文化有時需要漫長的時間，甚至上千年。這就是為什麽人類曆史上主要的政治製度，多半都是在現實的經濟社會土壤中自發形成的，而很少是思想家發明的產物。無論是君主製還是民主製，最初都不是思想家的發明。

　　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即使在現當代社會條件下，自由民主製也不是普遍有效的。狄百瑞、安樂哲、郝大維等人認識到自由民主製建立在西方個人主義傳統之個人權利觀之上，帶來了無數紛爭和腐敗，主張以儒家社群主義觀念改造之；也有不少學者批評了自由民主製一些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問題，主張用儒家式的精英政治(賢能政治，meri鄄tocracy)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之。我也認為以黨爭和大眾政治為特色的民主政治，並不符合以集體主義、關係本位為特點的中國文化，儒家式的賢能政治仍將是未來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

　　總之，我們一定要拋棄“要麽民主、要麽專製”這樣一種二分式思維，認識到人類政治製度的多樣性。除了民主製度之外，還可能有許多其他類型的政治製度，每種製度都有各自的優點與缺點，關鍵要看它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是不是可行。柏拉圖《理想國》中舉出了五種典型的政體，即貴族政體、榮譽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和僭主政體，在對這些政體各自的好壞優劣進行詳盡分析之後，得出最好的政體仍然是貴族政體的結論來。柏拉圖《理想國》中的政治理想後世多被認為是烏托邦，盡管如此，柏拉圖對民主政體的批判卻並非沒有道理。將民主製等同於進步，其他一切政治製度皆等同於專製和落後，乃是脫離具體的社會曆史背景，從若幹抽象的哲學原理或價值理念來理解政治製度的錯誤思維。

　　我完全同意中國古代文化中有許多不合理的成份，特別是中國人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人際矛盾和鬥爭現象；我堅決反對有些人把國學研究引向民粹主義方向，不適當地誇大傳統文化的所謂優越性。但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不能在一些錯誤思想偏見的支配下進行，認識不到儒家“尊王”、“忠君”和“三綱”思想的合理性。

原載於《中華讀書報》2010年0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