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看當代儒學的發展危機

作者：孫鐵騎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四月十二日庚子

           耶穌2016年5月18日

當代大陸儒學的複興(xing) 正在如火如荼的發展之中，乘著這種傳(chuan) 統文化一陽來複的總體(ti) 情勢，2016年1月，由《天府新論》雜誌主辦，在成都杜甫草堂舉(ju) 辦了名為(wei) “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的學術活動。會(hui) 後在《天府新論》2016年第2期發表了會(hui) 講專(zhuan) 題報道，名為(wei) 《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並配發了總結與(yu) 定性性質的“編者按”。

本來這隻是一次普通的兩(liang) 岸學術交流活動，“編者按”卻將此次會(hui) 講定義(yi) 為(wei) “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並且明確限定了具體(ti) 成員：“港台新儒家代表李明輝、林月惠、陳昭瑛、謝大寧、鄭宗義(yi) 諸先生，大陸新儒家代表陳明、幹春鬆、唐文明、曾亦、陳壁生諸先生”[1]，並將此次會(hui) 講高調定位為(wei) “兩(liang) 岸儒家學統和道統的代表們(men) 坐在一起對相關(guan) 問題進行交流切磋”[1]。如此定義(yi) 與(yu) 定位就決(jue) 定了此次會(hui) 講的性質已經不是一次普通的兩(liang) 岸學術交流活動，而是意味著此次會(hui) 講乃是兩(liang) 岸新儒家核心代表的高峰亮相，也意味著這是代表當代儒學最高峰的理論形態之間的頂級對決(jue) 。即然已經將此次會(hui) 講定位與(yu) 定性於(yu) “儒家學統與(yu) 道統”的學術水準與(yu) 曆史地位之上，那就要以“儒家學統與(yu) 道統”的標準來拷問此次會(hui) 講的理論成果與(yu) 雙方表達出來的理論水平。但僅(jin) 就《天府新論》發布的會(hui) 講專(zhuan) 題來看，卻不得不對此次會(hui) 講所表明的當代兩(liang) 岸儒學的發展水平報以深深的憂慮，並對“康黨(dang) ”將要引領大陸儒學可能走向的未來發展方向感到一種再陷儒學於(yu) 生死存亡的臨(lin) 界危機。

一、“兩(liang) 岸新儒家”與(yu) “康黨(dang) ”的內(nei) 涵辨析

此次會(hui) 講專(zhuan) 題的發布，首先存在著對當代儒學的幾個(ge) 公共概念命題的誤用問題。如對“兩(liang) 岸新儒家”的內(nei) 涵界定問題，對所謂“康黨(dang) ”與(yu) “大陸新儒家”的區別問題，對“康黨(dang) ”、“大陸新儒家”與(yu) 孔子儒學的關(guan) 係問題，等等，都沒有先行厘清，就在幾乎是相互等同的內(nei) 涵上的相互借用，甚至是亂(luan) 用，從(cong) 而使儒學與(yu) 儒家義(yi) 理不明，使讀者產(chan) 生對當代儒學發展趨勢與(yu) 未來走向的誤判，其罪莫大焉！故本文將先行進行概念辨析。

（一）“兩(liang) 岸新儒家”的內(nei) 涵辨析

先來辨析“兩(liang) 岸新儒家”的概念內(nei) 涵，通常來說的兩(liang) 岸是指大陸和台灣，不包括香港，而此次會(hui) 講事實上邀請了香港的儒家學者，從(cong) 而將兩(liang) 岸的內(nei) 涵擴大到了台灣和香港兩(liang) 地，從(cong) 而這是一種廣義(yi) 上的“兩(liang) 岸新儒家”概念。然後再分析“大陸新儒家”的內(nei) 涵，根據《新世紀大陸新儒家研究》[2]一書(shu) 的列舉(ju) ，“大陸新儒家”群體(ti) 起碼包括：蔣慶的“政治儒學”，陳明的“即用見體(ti) ”，張祥龍的“現象學儒學”，黃玉順的“生活儒學”，盛洪的“經濟儒學”，幹春鬆的“製度儒學”。而在此書(shu) 文本所列諸家之外，體(ti) 製內(nei) 學界還有韓星提出的“社會(hui) 儒學”，顏丙罡等人推動的“鄉(xiang) 村儒學”等形態，而在體(ti) 製之外，還有紮根於(yu) 民間而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長白山書(shu) 院鞠曦的“君子儒學”。即使追溯到最早提出“大陸新儒家”概念的方克立的《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評大陸新儒學“浮出水麵”和保守主義(yi) “儒化”論》[3]一文，其給出的“大陸新儒家”也包括參加“陽明精舍”會(hui) 講的蔣慶、盛洪、陳明、康小光四人。而此次參加“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的大陸學者隻有陳明和幹春鬆屬於(yu) 前文引證的“大陸新儒家”成員，而陳明與(yu) 幹春鬆又都將自己的學術價(jia) 值取向轉向“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又聯合具有共同學術價(jia) 值取向的唐文明、曾亦、陳壁生共同結成所謂“康黨(dang) ”，如此一來，陳明與(yu) 幹春鬆就不再是大陸新儒家的二派，而是結合成一個(ge) 學派，就是“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而唐文明、曾亦、陳壁生則是其成員。這樣，此次參加所謂“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的就不是真正的“大陸新儒家”群體(ti) ，而是新鮮出爐的“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學派，也就是其自稱的“康黨(dang) ”。而台港新儒家的代表也主要是牟宗三一係的弟子，而不包括其他港台新儒家在內(nei) 。故此次會(hui) 講本來就不應當稱為(wei) “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而是應當稱為(wei) “牟係台港新儒家”與(yu) “大陸康黨(dang) ”的學術辯難或學術對話。

而《天府新論》的編者按將“大陸新儒家”的概念內(nei) 涵極度縮小為(wei) “康黨(dang) ”，也就是將整個(ge) 大陸當代新儒學的學術思想與(yu) 理論水平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這一個(ge) 學派之內(nei) ，對於(yu) 張祥龍的“現象學儒學”、黃玉順的“生活儒學”、鞠曦的“君子儒學”等都已視而不見，一概秒殺。這是一個(ge) 極其低級的、嚴(yan) 重的學術錯誤：一方麵將“兩(liang) 岸新儒家”內(nei) 涵中的“台灣新儒家”泛化到“台港新儒家”，另一方麵卻將“大陸新儒家”的內(nei) 涵急劇縮小為(wei) “康黨(dang) ”。如此離奇的邏輯悖謬難道是一種學術誤判或無知的結果嗎？亦或是一種人為(wei) 故意的話語權之爭(zheng) 與(yu) 刻意的精心設計呢？而本文下麵將要更進一步論證，所謂“康黨(dang) ”在本質上已經不能再歸屬於(yu) “大陸新儒家”群體(ti) 。

（二）“康黨(dang) ”與(yu) “大陸新儒家”的關(guan) 係

“儒家”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內(nei) 涵，那就是以孔子為(wei) 儒家代表，以孔子編撰的“六經”係統為(wei) 核心經典，以《易經》所講的“窮理盡性以至於(yu) 命”為(wei) 核心價(jia) 值取向的關(guan) 於(yu) 生命的學問。儒家的學術史就是通過“我注六經”與(yu) “六經注我”去追求孔子的生命境界與(yu) 社會(hui) 理想的思想流變過程，非此，不可以稱儒家，也不配稱儒家。

“大陸新儒家”就是一個(ge) 以孔子儒學為(wei) 共同價(jia) 值宗旨的儒家學術共同體(ti) ，因為(wei) 其共同承諾了孔子的生命價(jia) 值與(yu) 社會(hui) 理想，才形成了生活儒學、經濟儒學、現象學儒學、君子儒學、社會(hui) 儒學、鄉(xiang) 村儒學等雖觀點不同，卻皆以儒家與(yu) 儒學為(wei) 共稱的思想與(yu) 理論形態。而這個(ge) “大陸新儒家”群體(ti) 不是一個(ge) 封閉的、固化的學術群體(ti) ，而是自在開放地吸納著新的儒家學派與(yu) 儒家學者的進入。而在儒學複興(xing) 的大趨勢下，可以想見會(hui) 有更多的儒家學者與(yu) 儒學思想加入進來。而此次會(hui) 講卻直接將“康黨(dang) ”劃定為(wei) “大陸新儒家”，從(cong) 而將諸多已經存在的大陸新儒家群體(ti) 關(guan) 閉於(yu) “大陸新儒家”的概念內(nei) 涵之外，更意味著後來者除了認同“康黨(dang) ”宗旨之外都不可能再進入“大陸新儒家”的學術身份與(yu) 地位認同之中。如此的學術定位幾乎意味著一種“康黨(dang) ”代言“大陸新儒家”整體(ti) 的話語霸權的確立，故在當代大陸儒學與(yu) 儒家群體(ti) 內(nei) 部必須劃清“大陸新儒家”與(yu) “康黨(dang) ”之間的關(guan) 係。孔子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此事事關(guan) 體(ti) 大，不可不辨。

首先要明確，“大陸新儒家”絕不能等同於(yu) “康黨(dang) ”，“康黨(dang) ”絕不能成為(wei) “大陸新儒家”的代名詞。那麽(me) “大陸新儒家”與(yu) “康黨(dang) ”之間到底是什麽(me) 關(guan) 係呢？此問題必須先行厘清，以正視聽。

從(cong) “康黨(dang) ”五人組的成員構成來看，陳明以“即用見體(ti) ”、幹春鬆以“製度儒學”都曾是“大陸新儒家”群體(ti) 的重要成員，而今二人聯手，同宗康有為(wei) ，聯合另外三人，共同結成“康黨(dang) ”，舉(ju) 起了“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的大旗，那就意味著陳明與(yu) 幹春鬆都已由原有的儒家立場向前一步而走向融合，形成統一的“康黨(dang) ”。而“康黨(dang) ”是以康有為(wei) 為(wei) 宗主，以已經在大陸出版的《康有為(wei) 全集》為(wei) 理論根據，以“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為(wei) 自己的思想和理論訴求。而儒家的唯一聖人就是孔子，任何儒家成員如果一定要舉(ju) 起所謂“主義(yi) ”大旗的話，那就隻能是“孔子主義(yi) ”。因為(wei) 孔子才是儒家學統與(yu) 道統的正宗代表，而參加此次會(hui) 講的雙方即然被定位於(yu) “兩(liang) 岸儒家學統和道統的代表們(men) ”，那怎麽(me) 會(hui) 出來一個(ge) “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怎麽(me) 會(hui) 出來一個(ge) “康黨(dang) ”？不客氣地說，所謂“康黨(dang) ”與(yu) “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就是對儒門宗旨的背叛，“康黨(dang) ”隻可以稱為(wei) “康黨(dang) ”，卻不可以稱為(wei) “儒家”，更不能直接代言“大陸新儒家”；“康黨(dang) ”的宗旨就是“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而不是“儒學”；其所尊奉的“聖經”就應當是《康有為(wei) 全集》，而不是儒家的“四書(shu) 五經”。

由此可以得出判定，當陳明與(yu) 幹春鬆等人還未結成“康黨(dang) ”之時，他們(men) 還屬於(yu) “大陸新儒家”群體(ti) 的一員，而當他們(men) 正式結成“康黨(dang) ”而高舉(ju) “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大旗之時，他們(men) 已經自絕於(yu) 儒門之外，已經自動退出“大陸新儒家”群體(ti) 之外。從(cong) 而將此次會(hui) 講命名為(wei) “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是極為(wei) 錯誤的概念亂(luan) 用，完全名不符實，且有南轅北轍，混淆視聽之嫌疑。

（三）“康黨(dang) ”與(yu) 孔子儒學的關(guan) 係

辨明“康黨(dang) ”與(yu) “大陸新儒家”的概念區別之後，在概念內(nei) 涵上將“康黨(dang) ”從(cong) “大陸新儒家”的範疇中清理出去之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康黨(dang) ”及其“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與(yu) 孔子的儒學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麽(me) 關(guan) 係呢？為(wei) 什麽(me) “康黨(dang) ”會(hui) 自認為(wei) 是“大陸新儒家”，而不是直立門戶，與(yu) 孔子儒學劃清界限呢？而且一定要將台港新儒家拉過來進行一場充滿鬥爭(zheng) 意味的所謂兩(liang) 岸新儒家論戰呢？這就要運用曆史與(yu) 邏輯相統一的研究方法，將康有為(wei) 置於(yu) 其曆史境遇中去辨析其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人，又是在怎樣的理路之下形成了現代人所命之的“康有為(wei) 主義(yi) ”，然後再回到當下的曆史時空境遇中來理解“康黨(dang) ”何以要喚醒康有為(wei) ，舉(ju) 起“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的大旗。

康有為(wei) 是中國近代曆史中的一位風雲(yun) 人物，盡管並不是一個(ge) 成功的風雲(yun) 人物，但其在晚清末年參與(yu) 領導的維新變法運動亦是中國曆史不能繞過的一個(ge) 篇章。但也正因為(wei) 其是變法維新的核心人物，也就定位了他的主要曆史身份是一個(ge) 政治家，而不是一個(ge) 學問家，而其中西合璧的思想與(yu) 學術建構也絕不是真正的儒學，也決(jue) 定了他不是一位真正的儒者。康有為(wei) 的《新學偽(wei) 經考》、《孔子改製考》等思想與(yu) 學術研究都完全從(cong) 屬於(yu) 其保皇與(yu) 維新的政治需求，其提出的孔教論也不過是對孔子的宗教化利用而已，完全喪(sang) 失了孔子儒學化成天下，安頓世人身心性命的理論宗旨。所以康有為(wei) 的思想與(yu) 學術隻是利用儒學而已，隻是消費孔子而已。更進一步說，康有為(wei) 的思想不但是對儒學的政治化利用，而且其對儒學進行政治化利用的理論成果甚至都不能劃入儒家政治哲學的範疇之內(nei) 。因為(wei) 儒家的政治哲學是以儒家道統與(yu) 學統為(wei) 根據，其政治理念與(yu) 政治實踐的合法性都在於(yu) 尊奉儒家的道統與(yu) 學統。這也是蔣慶的“政治儒學”所提倡的政權統治的“三重合法性”之二個(ge) 方麵，而康有為(wei) 對儒學經典的理解卻完全是服從(cong) 其保皇與(yu) 維新變法的需要，而不是根據儒家道統提出政治變革的需求，也就是說他是將政統置於(yu) 道統與(yu) 學統之上，而維新改製之後所推行的思想和學術亦是對儒學道統與(yu) 學統的摧毀與(yu) 破壞。故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思想建構，而蔣慶卻因為(wei) 康有為(wei) 與(yu) 自己一樣都強調儒學的政治化運用，竟然肯定康有為(wei) 在政治儒學中的學術地位，卻忽視了其思想理念中的致命之傷(shang) ，實乃有一葉障目之問題，有失作為(wei) “大陸新儒家”一脈的守土之責。

在徹底否定康有為(wei) 的儒家正統身份之後，就應當繼續分析“康黨(dang) ”何以要拋開儒家的千古聖人孔子，而唯獨推舉(ju) 出背離儒家宗旨的康有為(wei) 作為(wei) 自己的思想宗主，並高舉(ju) 起“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的大旗了。

康有為(wei) 的思想在直接孕育了其思想的時代已經失敗了，顯然更不可能直接應用於(yu) 當下中國的社會(hui) 現實之中，所以“康黨(dang) ”不可能直接用“拿來主義(yi) ”的手法直接將康有為(wei) 思想當作“聖經”來應用於(yu) 當下，所以才自命為(wei) “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那也就是意味著“康黨(dang) ”是要借用康有為(wei) 的某些思想理路與(yu) 基本理念指導自己的當下理論研究與(yu) 思想實踐，而康有為(wei) 思想與(yu) 陳明、幹春鬆等人能直接對接的就是其以保皇和維新為(wei) 核心的政治改革思想及以孔教論為(wei) 核心的中國文化觀，因為(wei) 幹春鬆的“製度儒學”可以對接康有為(wei) 的政治思想，而陳明近年提出的“公民宗教”說則可以直接對接康有為(wei) 的孔教論。而康有為(wei) 對儒學的實用主義(yi) 利用和改造也與(yu) 陳明的“即用見體(ti) ”有異曲同工之妙，故陳明“不是通過閱讀而是通過思考與(yu) 康有為(wei) 相遇，用幹春鬆調侃的話說是‘閉門造車，出門合轍’”[4]地成為(wei) “康黨(dang) ”一員，並在此次會(hui) 講中成為(wei) 事實上的魁首。但無論哪種對接，康有為(wei) 都隻能是一個(ge) 旗號或者符號，落實到具體(ti) 的理論建構之中，更進一步說欲落實到具體(ti) 的現實社會(hui) 實踐之中，一切成果都必然是“康黨(dang) ”成員自己的獨門創造。

康有為(wei) 已經將孔子當成了一個(ge) 符號，隻是對儒學進行實用主義(yi) 的政治化利用，完全不知與(yu) 不顧儒學的本真宗旨，而“康黨(dang) ”又將康有為(wei) 作為(wei) 一個(ge) 符號，將康有為(wei) 思想為(wei) 我所用，推出所謂的“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如此孔子與(yu) 儒學的地位何在呢？孔子與(yu) 儒學在“康黨(dang) ”的視閾中將是一個(ge) 更加飄渺與(yu) 遙遠的符號。盡管“康黨(dang) ”也談論經學，如曾亦解釋“康黨(dang) ”的理路說：“因為(wei) 我們(men) 共同認識到康有為(wei) 的重要性，故試圖通過對康有為(wei) 的思考，進而是對經學的研究，而開辟出現代新儒學的另一個(ge) 路向。”[5]而“通過對康有為(wei) 的思考”而展開的經學研究還是孔子儒學的經學了嗎？不通過對孔子的思考，卻“通過對康有為(wei) 的思考”來展開的經學研究就隻能是對儒家與(yu) 儒學的背叛，因為(wei) 經學不以孔子為(wei) 標準進行解讀，就必然是對經學的歪曲和惡意利用，使經學成為(wei) 被人任意裁剪和利用的隻言片語與(yu) 斷章取義(yi) ，將使儒學在已經是“道術為(wei) 天下裂”的曆史進路中走上更加畸形的分裂甚至毀滅。

所以“康黨(dang) ”對孔子和儒學並沒有應有的尊重，“康黨(dang) ”與(yu) 儒學隻是利用與(yu) 被利用的關(guan) 係，當康有為(wei) 更容易被自己利用的情況下，就舉(ju) 起了“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的大旗，而孔子與(yu) 儒學隻是成為(wei) 一個(ge) 遙遠的背景。故“康黨(dang) ”隻應作為(wei) “康黨(dang) ”出現，而不應當作為(wei) “大陸新儒家的道統和學統”的代表者出現，這是對儒家與(yu) 孔子儒學的僭越，很容易誤導眾(zhong) 生，將正在複興(xing) 的儒學引向歧路。

二、“康黨(dang) ”代言“大陸新儒家”的理論風險

前文隻是從(cong) 學理上將“康黨(dang) ”從(cong) “大陸新儒家”的概念內(nei) 涵中驅逐出去，並不能在事實上阻止“康黨(dang) ”仍然以儒家的身份在現實中登場。故本文必須重新將“康黨(dang) ”納入“大陸新儒家”的群體(ti) 範疇之中，再按照此次會(hui) 講所承諾的思想邏輯，推論如果以“康黨(dang) ”代言“大陸新儒家”會(hui) 產(chan) 生何等結果，會(hui) 將大陸的儒學發展帶入一種怎樣不堪，甚至可怕的境地。

（一）將孔子儒學的性命之學篡改為(wei) 康有為(wei) 的政治哲學

孔子儒學以性命為(wei) 宗旨，“窮理盡性以至於(yu) 命”（《周易·說卦傳(chuan) 》），先安頓自我的身心性命，再推己及人以至於(yu) 家、國、天下，也就是《大學》所言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路，也就是後儒所通言的“內(nei) 聖外王”之理路。“內(nei) 聖”為(wei) “外王”之根基，由“內(nei) 聖”自然開出“外王”之事業(ye) 。

然自近代中國的落後挨打之後，由於(yu) 文治武功的雙重落敗，政治與(yu) 文化學人完全忘記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的聖訓，無反思地讓儒學承擔起全部的罪名與(yu) 責任，並使現代新儒家困擾於(yu) “內(nei) 聖”如何開出“新外王”的問題。而這裏存在著古今儒學觀念上的完全錯位，孔子儒學的“外王”是指由“內(nei) 聖”修身出發，由個(ge) 體(ti) 的身心性命的安頓而自然達於(yu) 家、國、天下整個(ge) 大群體(ti) 的安定與(yu) 和諧，而現代新儒家卻將“外王”直接等同於(yu) 西方的民主與(yu) 科學訴求。而民主與(yu) 科學能帶來個(ge) 體(ti) 的身心安頓與(yu) 社會(hui) 的和諧與(yu) 安寧嗎？現代西方文化的“上帝死了”、“哲學終結了”、“怎麽(me) 都行”等現代與(yu) 後現代問題，及美國領導下的世界所爆發的各種民族衝(chong) 突、宗教衝(chong) 突、局部戰爭(zheng) 等問題，都證明民主與(yu) 科學並沒有資格具有“外王”的內(nei) 涵。所以指責“內(nei) 聖”開不出民主與(yu) 科學的“外王”，完全是對儒學宗旨的錯位誤讀。

而“大陸新儒家”中研究“政治儒學”的一批人為(wei) 了避免“內(nei) 聖開不出新外王”的理論指責，就將“內(nei) 聖”完全拋開，隻研究可以與(yu) 西方對接的所謂“外王”，甚至將“外王”也拋開，直接研究政治，如某教授就說“內(nei) 聖外王”隻是《莊子》的論述，並不是儒家的東(dong) 西，似乎儒家都是政治家，從(cong) 不關(guan) 心身心性命問題，完全本末倒置。

而蔣慶是大陸首倡“政治儒學”的鼻祖，這就是為(wei) 何李明輝批判蔣慶時，“康黨(dang) ”成員會(hui) 給予反擊的原因。但蔣慶與(yu) “康黨(dang) ”並不完全相同，蔣慶是承認儒家存在心性儒學的係統，並承認其價(jia) 值的，隻是將心性儒學與(yu) 其政治儒學並列，並認為(wei) 當下更應當重視政治儒學而已。而“康黨(dang) ”則完全是拋開心性與(yu) 內(nei) 聖的追求，隻有對儒家如何進入政治的追求，從(cong) 而當從(cong) 孔子儒學之中無法直接獲得政治理論資源之時，就不惜轉而求之於(yu) 一個(ge) 政治上的失敗者——康有為(wei) 。且不說康有為(wei) 的思想是否符合儒家標準，僅(jin) 就康有為(wei) 的政治失敗來說，其政治思想又如何可能應用或實現於(yu) 當下的中國呢？而按照孔子儒學的標準，“政者，正也”（《論語·顏淵》），“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拱之”（《論語·為(wei) 政》），“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所謂政治，不過選賢與(yu) 能，讓賢人在位，“善人為(wei) 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論語·子路》），自然天下大治。而整個(ge) “康黨(dang) ”都不思何以修身，而隻思何以治人，將政治問題隻歸結為(wei) 製度問題、體(ti) 製問題，而不思製度又為(wei) 誰人所建立，體(ti) 製又為(wei) 誰人所掌控，無德者居其位，又奈製度與(yu) 體(ti) 製何？

故“康黨(dang) ”學說完全背離孔子儒學宗旨，所以此次會(hui) 講才會(hui) 是陳贇所說的“清一色的康黨(dang) ”[6]，卻不能讓其他真正的“大陸新儒家”參與(yu) 進來，因為(wei) 真正的“大陸新儒家”必然是以孔子為(wei) 宗師，以“性命”為(wei) 宗旨，必然無法認同“康黨(dang) ”的理論，從(cong) 而會(hui) 使“康黨(dang) ”在麵對“台港新儒家”時腹背受敵。而且“康黨(dang) ”的“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在本質上也背離其鼻祖蔣慶的“政治儒學”宗旨，因為(wei) 蔣慶仍然是講心性的，仍然是講王道政治的，而康有為(wei) 追求的不過是西方的霸道而已，故“康黨(dang) ”所追求的也不是蔣慶的王道政治，這是否是蔣慶沒有受邀參加此次會(hui) 講，沒有成為(wei) “康黨(dang) ”成員的原因呢？

（二）借“回到康有為(wei) ”之名行歪曲利用孔子儒學之實

正因為(wei) 康有為(wei) 完全背離儒學的宗旨，從(cong) 而不能稱之為(wei) 真儒，所以康有為(wei) 思想就不能被認定為(wei) 儒家之正宗，而真儒者也不會(hui) 將康有為(wei) 思想視為(wei) 純正的儒家思想而加以研究，更不會(hui) 奉康有為(wei) 為(wei) 宗主。所以“康黨(dang) ”此次會(hui) 講才會(hui) 將所有真正的“大陸新儒家”群體(ti) 都拒之於(yu) 門外，隻留下“清一色的康黨(dang) ”。而“康黨(dang) ”為(wei) 何對“大陸新儒家”群體(ti) 保持拒絕狀態，卻又召集港台新儒家來進行理論對決(jue) 呢？仔細分析此次會(hui) 講專(zhuan) 題，會(hui) 發現這不過是“康黨(dang) ”為(wei) 了給康有為(wei) 正名，為(wei) 了在兩(liang) 岸新儒家群體(ti) 中豎起“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的大旗而已。

本來“康黨(dang) ”作為(wei) 一個(ge) 自由組合的學術團體(ti) ，完全可以自由地研究其“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無人會(hui) 在意其是否是儒家，其研究成果是否符合孔子儒學的本真宗旨，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正如李明輝所說：“陳明最初給我發 E－mail，提到要組織這個(ge) 會(hui) 講時，我覺得很好，所以就答應參加。後來有幾個(ge) 大陸朋友聽說我要來參加這個(ge) 會(hui) 講時，都表示不以為(wei) 然。”[7]“不以為(wei) 然”，這就是“大陸新儒家”群體(ti) 對“康黨(dang) ”的基本態度，而“康黨(dang) ”也感到了“大陸新儒家”諸多代表人物對其“不以為(wei) 然”，雖然這種“不以為(wei) 然”被陳明解讀為(wei) “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酸葡萄心理”[8]，但“康黨(dang) ”還是顯然感覺到了自己在大陸儒學界的“寂寞”，忍不住自己主動出來要為(wei) 康有為(wei) 正名，為(wei) “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正名，並為(wei) 增強自我的存在感而搖旗呐喊。

而欲正名，必有理據。孔子儒學及後世的宋明理學都與(yu) 康有為(wei) 思想格格不入，“康黨(dang) ”及其“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也就無法在傳(chuan) 統儒學思想資源之中獲得自我存在和立足的合法性依據。而以港台為(wei) 代表的現代新儒家又自有其譜係，無法讓“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見縫插針，從(cong) 而“康黨(dang) ”就巧妙地將港台新儒家作為(wei) 自己的對立麵牽扯進來，提出所謂的“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為(wei) ”[9]的口號，從(cong) 而通過名義(yi) 上對牟宗三的超越，來確立起自己的“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在“大陸新儒家”中的主體(ti) 地位，甚至魚目混珠地以狹義(yi) 的“康黨(dang) ”取代廣義(yi) 的“大陸新儒家”，以狹義(yi) 的“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取代廣義(yi) 的“儒學”。

這裏還有一個(ge) 容易為(wei) 人忽視的名詞上的細微變化，那就是“大陸新儒家”的各種思想的後綴必然是“儒學”二字，如“生活儒學”、“君子儒學”、“社會(hui) 儒學”、“政治儒學”等，而“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的後綴已經是“主義(yi) ”，而不是“儒學”。也就是說“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隻是康有為(wei) 及其追隨者的個(ge) 人思想，而不是孔子及其儒學的思想。而按照前文的推定，康有為(wei) 並不是一個(ge) 真正的儒家，或其不配做一個(ge) 真正的儒家，則“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與(yu) 儒家和儒學還有關(guan) 係嗎？雖然“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者也會(hui) 引用幾個(ge) 儒家概念和名詞以為(wei) 論證，但卻不足以證明其思想就是儒家的東(dong) 西，就能代表儒家的思想，就如黃玉順的“生活儒學”利用和引證了許多西方哲學的概念，你也不能因此就說他研究的是西方哲學。

所以“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為(wei) ”的口號完全是一個(ge) 用來豎立“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的幌子。其實“回到康有為(wei) ”並不需要“超越牟宗三”，因為(wei) 牟宗三並沒有接著康有為(wei) 講，要“回到康有為(wei) ”根本就不需要“經過”牟宗三，也就更談不上“超越牟宗三”。牟宗三是真正的儒者，而康有為(wei) 隻是打著孔子與(yu) 儒家旗號的政治家，二者之間沒有內(nei) 在的學理聯接，也沒有外在的現實關(guan) 係。“康黨(dang) ”刻意將牟宗三樹立為(wei) 自己的超越對象，實乃“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不過是為(wei) 了證明自己的“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屬於(yu) 當代儒家思想的正統，以證明“康黨(dang) ”及其“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是在“超越牟宗三”的基礎之上的，或至少是與(yu) 牟宗三並行的大陸新儒學之正統，所以才會(hui) 在“編者按”中大言自詡為(wei) “儒家學統和道統的代表們(men) ”。所以作為(wei) “康黨(dang) ”成員的唐文明說：“關(guan) 於(yu) 康有為(wei) 與(yu) 牟宗三，某種意義(yi) 上我不認為(wei) 牟宗三和康有為(wei) 是對立的，我基本上認為(wei) 現代儒學都在康有為(wei) 開出來的方向上。”[10]如此論斷也就是說康有為(wei) 是現代新儒學的奠基者，牟宗三及當代大陸新儒家也都是“在康有為(wei) 開出來的方向上”，這不僅(jin) 是太過高抬了康有為(wei) ，而且近乎是一種宗教迷信式的獨斷，實乃有失一個(ge) 學者的嚴(yan) 謹。

而港台新儒家代表則表現出了真正儒者的謙遜與(yu) 謹慎，李明輝作為(wei) 港台儒家的代表開篇就闡明：“‘陸台新儒家論爭(zheng) ’這個(ge) 說法是不恰當的，是媒體(ti) 炒作的結果。因為(wei) 陳明等人並不能代表大陸儒家，而我也不能代表港台儒家，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隻能代表自己。”[11]但港台學者似乎礙於(yu) 客人的身份而沒有明確指出“康黨(dang) ”背後的深藏動機，隻有鄭宗義(yi) 隱晦地指出：

“陳明你們(men) 有權改變自己的研究興(xing) 趣，從(cong) 牟宗三轉到康有為(wei) ，這沒關(guan) 係，但這跟你們(men) 說‘超越牟宗三’是兩(liang) 碼子事。你們(men) 真的超越了牟宗三? 我看還差得太遠。你們(men) 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口號，若同情地理解，可以說是把自己主觀的學思曆程當成一個(ge) 客觀的學理來陳述而已。這話怎講? 大概你們(men) 最初都受過牟宗三著作的啟發，然後希望儒學能響應當前中國大陸的現實關(guan) 懷，然後發現康有為(wei) 也許比牟宗三更能夠對應現實，然後就把這兩(liang) 個(ge) 影響你們(men) 的人物關(guan) 連起來作出比較，提出: 牟宗三作為(wei) 一個(ge) 現代儒學的象征符號，應該讓位於(yu) 另一個(ge) 象征符號康有為(wei) ，因為(wei) 牟的理論並不足以應對眼下的問題; 他隻是一方麵將儒學哲學化來重建儒學的理論體(ti) 係，另一方麵把複雜的建國問題簡單化為(wei) 吸收民主與(yu) 科學。相比之下，從(cong) 康有為(wei) 那裏卻可以看到儒學更應該是作為(wei) 宗教，並且建國問題的重點也不在民主與(yu) 科學，而在於(yu) 如何維持一個(ge) 大一統的國家，等等。所以，你們(men) 的確是在主觀上 “超越”牟宗三，其實更準確說是 “揚棄”牟宗三，但客觀上是否如此? 這就得看你們(men) 是否真的恰當了解和消化了牟的學說。”[12]

此段話語可以解讀出的內(nei) 含著就是：“你‘康黨(dang) ’並沒有‘真的了解和消化了牟的學說’，從(cong) 而根本不是‘超越’牟宗三，而是‘揚棄’牟宗三。”而鄭宗義(yi) 所說的“揚棄”就是指“你‘康黨(dang) ’本來就沒想和牟宗三扯上關(guan) 係，也扯不上關(guan) 係，隻是借用牟中三來抬高自己的位置，以豎立自己的旗號罷了。”而港台儒者沒有直接揭示出來的更深一層含義(yi) 就是，“超越牟宗三”並不是“康黨(dang) ”的真實目的，“康黨(dang) ”的真實目的是在借“回到康有為(wei) ”之名，以行歪曲利用孔子儒學之實。

（三）“康黨(dang) ”政治哲學的理論與(yu) 實踐失敗將使儒學再次蒙羞

“康黨(dang) ”如果隻是提出“回到康有為(wei) ”，那就隻是“康黨(dang) ”成員的個(ge) 別學術興(xing) 趣而已，無人會(hui) 在意和關(guan) 注。而當“康黨(dang) ”在“回到康有為(wei) ”之前加上“超越牟宗三”之時，就使“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與(yu) 儒學牽連上了難以撇清的關(guan) 係，尤其是當“康黨(dang) ”以大陸“儒家學統和道統的代表”自居之時，此問題的性質就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意味著本來與(yu) 孔子儒學宗旨無關(guan) 的“康黨(dang) ”與(yu) “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要引領當代大陸儒學的未來發展方向。而且在此次會(hui) 講的“編者按”中已經完全確立了“康黨(dang) ”作為(wei) 大陸“儒家學統與(yu) 道統代表”的正式地位。如此的自我標榜與(yu) 體(ti) 製內(nei) 期刊的話語權確認，就使“康黨(dang) ”的未來走向可能會(hui) 對大陸儒學的下一步發展起到無法預知的影響。

因為(wei) 康有為(wei) 的思想是清朝末年為(wei) 保皇及維護末代封建王朝政權的延續而提出的維新思想，故與(yu) 當代中國大陸以反封建、反皇權專(zhuan) 製統治為(wei) 價(jia) 值取向的馬克思主義(yi) 意識形態完全相背，而大陸當下要複興(xing) 的儒學當然是以孔子為(wei) 宗主的傳(chuan) 統儒學，而不是以康有為(wei) 為(wei) 宗主的“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所以習(xi) 總書(shu) 記拜訪的是曲阜的孔廟，而不是康有為(wei) 的祠堂或家廟。而“康黨(dang) ”舉(ju) 著“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的大旗，盡管在前麵貫以一個(ge) “新”字，但仍然難逃康有為(wei) 思想保皇與(yu) 維護封建政權的思想底色，從(cong) 而必然無法被官方意識形態所接受，必然會(hui) 造成其所代表的所謂的“儒家學統與(yu) 道統”與(yu) 大陸當前的意識形態之間發生矛盾甚至衝(chong) 突，從(cong) 而再次將儒學的未來推向被批判和被打倒的可能深淵，更不要期待這一“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主張會(hui) 真正落入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與(yu) 社會(hui) 實踐之中了。從(cong) 而可以想見，當“康黨(dang) ”的“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最終被官方的意識形態與(yu) 中國社會(hui) 發展的現實所淘汰之時，卻完全可能會(hui) 讓孔子的儒學為(wei) “康黨(dang) ”的失敗背上黑鍋，使儒學再次以曆史罪人的身份承受本不當有的曆史與(yu) 文化審判，最終使儒學因為(wei) 一些本不屬於(yu) 儒家與(yu) 儒學的學人與(yu) 思想而蒙羞。茲(zi) 事體(ti) 大，故不可不辨，不可不查，不可不言，不可不明。

三、從(cong) “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看當代儒學的深度危機

此次名不符實的“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雖然程序莊嚴(yan) ，聲勢很大，但就其會(hui) 後由《天府新論》發表的會(hui) 講專(zhuan) 題所形成的理論成果，及兩(liang) 岸儒學界對這次會(hui) 講的反應來看，可以看到當代兩(liang) 岸儒學的發展現實並沒有社會(hui) 表象中的“中華文化的偉(wei) 大複興(xing) ”及如火如荼的“儒學複興(xing) 運動”所表現的那樣令人振奮和前途光明，相反是潛藏著深刻危機。

（一）儒家宗旨的迷失

從(cong) 此次會(hui) 講反映出來的第一個(ge) 深層問題就是儒家宗旨的迷失。“康黨(dang) ”及其“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對儒家宗旨的背離已不待言，僅(jin) 就港台新儒家對“康黨(dang) ”的回擊來看，雖然隱晦地指出了“康黨(dang) ”存在的問題，卻並沒有從(cong) 根本上對“康黨(dang) ”進行一針見血的反擊，從(cong) 而在客觀上，起碼在表象中，承認了“康黨(dang) ”的大陸新儒家地位，使“康黨(dang) ”借港台新儒家與(yu) “超越牟宗三”的口號來上位的目的基本實現，並最終形成了“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的專(zhuan) 題報道，並通過此報道明確確立了“康黨(dang) ”作為(wei) 大陸新儒家學統和道統代表的身份和地位。站在儒家道統與(yu) 學統擔當的立場上，港台新儒家沒有承擔起捍衛孔子儒學正宗道統的曆史文化使命，使“康黨(dang) ”有了竊居大陸儒家學統與(yu) 道統代表的機會(hui) 。

而從(cong) 會(hui) 講專(zhuan) 題中港台新儒家的發言來看，雖然各位學者不乏儒家的仁義(yi) 情懷與(yu) 儒者的君子修養(yang) 與(yu) 風度，但言語中明顯缺少一種對儒家學統與(yu) 道統的大義(yi) 擔當精神，已沒有牟宗三那種為(wei) 儒家與(yu) 儒學起而呼、奔而走之大義(yi) 凜然與(yu) 舍我其誰之精神。在言語之中隻是從(cong) 維護師承尊嚴(yan) 的角度出發而對“康黨(dang) ”所言之對牟宗三的“超越”、“揚棄”與(yu) “繞過”表示了憤慨與(yu) 反駁，卻對“康黨(dang) ”對孔子儒學本真生命宗旨的拋棄與(yu) 背叛置若罔聞，知維護己師牟宗三，卻不知維護儒家共同的至聖先師孔子，以至“康黨(dang) ”可以大言不慚地提出“回到康有為(wei) ”而不是“回到孔子”，旗幟鮮明地舉(ju) 起“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的大旗，而不是孔子儒學的大旗，卻又能竊居於(yu) 大陸儒家學統與(yu) 道統的正宗地位。如此荒謬之悖論已成為(wei) 此次會(hui) 講之最大看點，而港台新儒家卻配合“康黨(dang) ”順利完成了這次成功的“康黨(dang) ”集結與(yu) 誓師大會(hui) 。而按照此次會(hui) 講專(zhuan) 題報道標題——“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中的“首屆”兩(liang) 字來看，似乎還會(hui) 有第二屆、第三屆，以至第N屆。不知港台新儒家會(hui) 否還會(hui) 繼續配合“康黨(dang) ”如此一屆一屆地繼續下去，如果真如此，則港台新儒家亦將成為(wei) 真正的儒家與(yu) 孔子儒學的罪人。

與(yu) 港台新儒家相比，“康黨(dang) ”則儼(yan) 然是自居為(wei) 當代大陸儒學的泰山北鬥，而其他大陸新儒家隻是出於(yu) 忌妒才會(hui) 對他們(men) “康黨(dang) ”不屑一顧與(yu) 不以為(wei) 然。如陳明所言：

“我知道一些人，覺得我某某某為(wei) 儒學奔忙了這麽(me) 長時間，頭銜、項目、榮譽，哪個(ge) 不是首屈一指? 現在，在儒學越來越吃香的時候，卻有人把我排除在外，幾個(ge) 後生小輩，又搗鼓出什麽(me) ‘康黨(dang) ’什麽(me) 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而沒我什麽(me) 事，豈有此理! 於(yu) 是，就在各種機會(hui) 場合出語譏誚甚至組織活動，彰顯自己才是名門正派，他們(men) 不過是野狐禪。”[13]

陳明此段表述已經將“康黨(dang) ”明確高居於(yu) 其他“大陸新儒家”之上，而不顧“康黨(dang) ”與(yu) “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已經背離孔子儒學宗旨的事實。而這裏卻有一個(ge) 疑問必須提出：此次會(hui) 講是因為(wei) 瞧不起其他大陸新儒家而沒有邀請他們(men) 參加呢？還是其他大陸新儒家拒絕參加這次會(hui) 講呢？亦或是“康黨(dang) ”不想，也不敢邀請其他大陸新儒家來參加這次會(hui) 講呢？更或是“康黨(dang) ”認為(wei) 其他大陸新儒家都不是儒家，隻有自己才是大陸儒家的唯一代表呢？其中機密，不言而知。

無論如何，在未與(yu) 其他大陸新儒家交鋒與(yu) 對比的前提下，自己就直接自居於(yu) 大陸新儒家的學統與(yu) 道統地位是沒有合法性的，也無法得到大陸儒學界的認可。但可以確定的是，陳明有足夠的勇氣和膽量在港台新儒家麵前大談“康黨(dang) ”與(yu) “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以儒學之名而行背叛儒學之實，就是因為(wei) 他知道現代港台新儒家的儒學研究雖成果頗豐(feng) ，卻是各自為(wei) 學，各言其是，都存在著儒學宗旨不明的根本問題，又將討論主題集中於(yu) “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為(wei) ”的主題，這就使作為(wei) 牟宗三弟子的幾位港台新儒家代表將目力所極都集中於(yu) 對牟宗三的捍衛之上，卻忽略了更應當捍衛的是儒家的真正宗師孔子，從(cong) 而不能從(cong) 孔子儒學的本真宗旨出發來捍衛孔子與(yu) 儒學，去深入批判“康黨(dang) ”及其“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

（二）儒學被無情而肆意的利用

從(cong) 本次會(hui) 講的結果來看，應當注意儒家與(yu) 儒學永遠都有被人無情與(yu) 肆意利用的可能與(yu) 風險。自孔子以降，儒家與(yu) 儒學的傳(chuan) 承都一直依賴於(yu) 儒者的身體(ti) 力行，而不僅(jin) 僅(jin) 是此次會(hui) 講所提出的“氣魄承擔與(yu) 義(yi) 理承擔”[14]，隻有氣魄與(yu) 義(yi) 理，沒有儒者之行，就意味著儒學沒有真正進入儒者的現實生命之中，更沒有真正腳踏實地的走入民眾(zhong) 的現實生活之中，而儒學不能走入百姓的日用倫(lun) 常之中，就不能意味著儒學的真正複興(xing) 。也正因為(wei) 儒學的研究在當代僅(jin) 僅(jin) 停留在思想理論與(yu) 觀念爭(zheng) 論的層麵上，遠未進入現實的生命實踐與(yu) 社會(hui) 生活之中，從(cong) 而給當代的儒學研究者提供了可以任意解釋和隨意著書(shu) 立說的可能機會(hui) 與(yu) 存在空間，從(cong) 而使任何一個(ge) 以儒家和儒學作為(wei) 研究對象的人都可以自稱為(wei) 儒家，都可以自命為(wei) 儒者，同時也給儒學留下了可以被人無情與(yu) 肆意利用的危險。

此次“康黨(dang) ”以“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之名卻大講“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不但拒孔子儒學宗旨與(yu) 義(yi) 理不談，而且連現代新儒家守先待後而留存下的一點現代新儒學遺產(chan) 都要拋棄，提出所謂“超越牟宗三”，卻轉而推舉(ju) 出一個(ge) 末代封建王朝的保皇派的維新思想作為(wei) 當代儒學的理論宗旨，即所謂“回到康有為(wei) ”，並以此自居於(yu) 當代大陸儒家學統與(yu) 道統的代表者。這實乃當代儒學發展之退步與(yu) 墮落，如此赤裸裸的對孔子儒學宗旨與(yu) 儒家道統與(yu) 學統的篡改與(yu) 盜取卻被以一種十分正式的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並在專(zhuan) 業(ye) 期刊上發表專(zhuan) 題報道的形式給予了“正名”。由此可見儒學的當代發展可謂歧路迭出，儒學有可能在這種被無情而肆意的利用中再次產(chan) 生滅頂之災，此為(wei) 當代儒學發展與(yu) 複興(xing) 之路中的最大威脅與(yu) 危險。

（三）體(ti) 製內(nei) 儒家的集體(ti) 失語

此次會(hui) 講反映出來的另一個(ge) 當代儒學發展的巨大危機就在於(yu) ，整個(ge) 大陸的體(ti) 製內(nei) 儒家麵對此次會(hui) 講的實際成果與(yu) 可能影響幾乎保持了整體(ti) 的失語狀態。黃玉順有一篇回應李明輝的文章：《論‘大陸新儒家’——回應李明輝先生》[15]，在事實上支持了李明輝的基本觀點，並隱含著對“康黨(dang) ”的批評，但並不是對此次會(hui) 講的直接評判，也不是對“康黨(dang) ”的直接批評。這就造成了一種錯覺，那就是“康黨(dang) ”在此次會(hui) 講中表達的一係統觀念及《天府新論》“編者按”給出的“兩(liang) 岸大陸新儒家會(hui) 講”及“康黨(dang) ”作為(wei) 大陸“儒家學統和道統的代表”的曆史定位似乎都已經被大陸新儒家所普遍接受。在如此事關(guan) “正名”的話語權問題上，大陸新儒家的集體(ti) 失語是一種不正常的學術現象，說明大陸新儒家沒有正視此問題的嚴(yan) 重性，或保持了一種故作不知的狀態，也說明大陸新儒家缺少一種勇擔道義(yi) 的精神。這無論是對當代大陸儒學的未來發展，還是對“康黨(dang) ”下一步的可能走向而言都是一種值得警惕的現象。

而對此次會(hui) 講能夠直接站在自覺捍衛孔子儒學的學統與(yu) 道統的立場上，首先對此次會(hui) 講的主題和“康黨(dang) ”及其“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進行鮮明批判的卻是作為(wei) 民間學者的長白山書(shu) 院山長鞠曦，其發表的《無恥的宗教垃圾：“草堂論劍”與(yu) “康黨(dang) ”吊詭——“大陸新儒家”反思（卷一）》[16]一文對此次會(hui) 講的“編者按”進行了深入剖析與(yu) 強烈批判。這讓我等體(ti) 製內(nei) 學者不得不對自己的無語狀態進行反思，反思自己的學術身份與(yu) 責任擔當精神。儒家的精神首在於(yu) “鐵肩擔道義(yi) ”，孔子一生顛沛遊離，“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論語·憲問》），如此才形成儒家二千年的學統和道統。而在當代大談儒學複興(xing) 的社會(hui) 趨勢之下，作為(wei) 儒家學者卻不能自覺衛道，任由“康黨(dang) ”以“新康有為(wei) 主義(yi) ”代言大陸儒學的學統與(yu) 道統，完全背離孔子儒學的性命宗旨，還談何儒學的當代複興(xing) ？難道隻能期待於(yu) “學在民間”的儒學自覺，而體(ti) 製內(nei) 的儒家學者就坐享其成嗎？

【參考文獻】

[1]《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天府新論》，2006年第2期，第2頁。

[2]崔罡主編：《新世紀大陸新儒家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方克立：《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評大陸新儒學“浮出水麵”和保守主義(yi) “儒化”論》，《中山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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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天府新論》，2006年第2期，第14頁。

[6]《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天府新論》，2006年第2期，第26頁。

[7]《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天府新論》，2006年第2期，第3頁。

[8]《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天府新論》，2006年第2期，第4頁。

[9]《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天府新論》，2006年第2期，第16頁。

[10]《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天府新論》，2006年第2期，第11頁。

[11]《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天府新論》，2006年第2期，第3頁。

[12]《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天府新論》，2006年第2期，第22頁。

[13]《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天府新論》，2006年第2期，第4頁。

[14]《首屆“兩(liang) 岸新儒家會(hui) 講”》，《天府新論》，2006年第2期，第14頁。

[15]黃玉順：《論“大陸新儒家”——回應李明輝先生》，《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6年第4期。

[16]鞠曦：《無恥的宗教垃圾：“草堂論劍”與(yu) “康黨(dang) ”吊詭——“大陸新儒家”反思（卷一）》，長白山書(shu) 院網站：https://cbss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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