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說對方的觀點不正確或沒有根據，但不能說對方居心惡毒、政治反動；我們可以批駁對方的觀點，但不可以侮辱對方的人格，使用“袁偉時、薛湧之流”這樣的蔑稱。其實，這樣地出口傷人，受到損害的不是對方，隻能是自己，隻能讓人覺得你理屈詞窮、氣急敗壞。飽讀詩書，倡言禮義的儒生不應如此待人。

    當然，文化立場難於避免，如果限於国际1946伟德爭鳴，不但不是壞事，反而有其必要，是好事。但像紀寶成校長這樣握有行政權力的領導，在從事一件文化教育的事情上表現出那麽強烈的、偏頗的、在中國思想界有爭議的立場，那就不合適了。

    即將進入人大國學院執教的袁濟喜教授，在發表於6月14日《新京報》上的《批判國學，是否需要“準入資格”》一文中，嚴厲批駁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在《評紀寶成校長“振興國學”論》中的觀點，在4000多字的長文中，用了3000字來辨析“脊續”一詞的使用是否正確。照道理沒有必要花這麽多筆墨就可以把問題講清楚，但我再三拜讀，除了感到虛張聲勢之外，卻一無所獲。

    袁濟喜教授旁征博引，說明了“脊”就是“脊梁骨”，其實這一點用不著費力氣，關鍵是能否用“脊續”一詞。惟一有點關聯的是《說文解字注》中解釋道：“《釋名》曰：脊，積也，積續骨節脈胳上下也。”但“積續”一詞可用並不自動保證“脊續”一詞就可用，就如“聯”字的首義即為“連”，但我們隻可用“連續”而不可用“聯續”，字詞的使用是複雜、講究的，不像在數學中那樣可以機械地等量代換。

    袁偉時教授認為“脊續”一詞不可用，理由之一是收詞最全的《漢語大詞典》沒有這個詞，其實非常權威的《辭源》和《辭海》中也沒有這個詞。當然我們不能僅僅依靠辭源方麵的引證，但應該指出，袁濟喜教授對古文獻的引證並沒有給出證明。

    另外可以考慮的是，如果“脊續”一詞被大量、普遍地使用，我們就不能遽然說使用它不對。袁濟喜教授說，隨便翻翻內地與港台的書刊、關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論著，或者文科碩士與博士的論文，都可以見到這個詞的使用，並因此挖苦袁偉時教授因忙於批判他人而無暇翻檢古籍與學術書。

    但我問了許多經常閱讀上述書刊、論文的文科教授，包括香港、台灣的教授，他們都不知道、不認為可以使用“脊續”一詞，難道能說他們都是無知或不學無術？

    袁濟喜教授還教導袁偉時教授說，他可以上網用“google”或“百度”搜索一下，一定可以找到許多關於“脊續”一詞的用法，而他“不想將這些條目一一列出來，以占用寶貴的版麵。”

    我到網上去搜索了一下，結果如下：google有361項，百度有397項，在這總共758項中，97%以上都是來源於紀寶成校長的講話，這種自我證明當然算不得數。剩下的情況是，幾篇遊記中說“沿脊續走”，幾服中藥處方中有“狗脊、續斷”，兩條氣象公報中有“脊續在19N，整體勢力仍強”顯而易見，這些都不能成為袁濟喜教授的例證。758項中惟有一項靠得上譜，好像是台灣報紙上一篇文章，其中有“脊續李前總統”之語，可惜網頁打不開，不能仔細研究，判斷其用法是否得宜。

    我不知道袁濟喜教授不屑於“一一列出”的用法到底有多少，是些什麽。我不是說袁濟喜教授不可能在內地與港台書刊、研究論著、文科碩士與博士論文、網上或其他地方找到例證，我想不通的是，為什麽不簡簡單單地舉出幾類例子以供討論，卻隻是把筆墨花在以各種方式嘲諷和訓誡上。

    我還要指出，即使可以舉例說明有人使用“脊續”一詞，也沒有完全解決問題。比如，現在人們幾乎毫無例外地把“空穴來風”當成“毫無根據”使用，但查一查成語詞典就可以知道，這是把意思理解反了。

    所以，考慮一個詞用得是否正確，應當把使用的普遍程度和詞典的權威解釋結合起來考慮。袁濟喜教授真理在手、勝利在握的口氣並無根據。如果說虛張聲勢無助於辨明問題，那麽這還不是這場辯論中最糟糕的態度。

    中國人民大學另一位教授彭永捷在題為《駁袁偉時、薛湧對成立國學院和發展中國文化的惡意言論》的文章中竟然攻擊對方“擔心中國因此不能納入某些國家某些國際勢力的軌道，其用心是非常險惡的。否則難以理解一個中國人，對待自己的文化這麽充滿歹毒的惡意，對於自己的同胞發展自己的文化這麽放肆地誣蔑和搗亂”，還說袁偉時教授“和陳水扁倒有幾分相似，是個戰術家，不是什麽戰略家。在他這個年齡段的學者群中，像他這樣年紀一大把思想卻如此偏狹極端且一股子搗亂心態而毫不知自尊自重的人真是少見，可謂虛長歲月，不長見識。”

    這種言辭出自自命為繼承和弘揚儒學的教授之口，真是匪夷所思。我以為，不用多少見識和涵養就可以明白，在論戰中用詞激烈和進行人身攻擊，是很容易區分的兩回事。大家盡管對國學是什麽，它在現代化中的作用如何有不同看法，但前提是承認這是學者之爭，我們可以說對方的觀點不正確或沒有根據，但不能說對方居心惡毒、政治反動；我們可以批駁對方的觀點，但不可以侮辱對方的人格，使用“袁偉時、薛湧之流”這樣的蔑稱。其實，這樣出口傷人，受到損害的不是對方，隻能是自己，隻能讓人覺得你理屈詞窮、氣急敗壞。飽讀詩書，倡言禮義的儒生不應如此待人。

    至於我個人，當我得知中國人民大學宣布組建國學院的消息，以及最新關於創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的消息時，我的基本態度是高興和樂觀其成。同時，我認為某種批評和質疑也是必要的。

    應當承認，在20世紀後半葉的很長一段時期，國學受到了極大的摧殘，中國大陸年輕一代人中，基本國學知識和修養幾乎等於零，這是很不正常的。時至今日，中國的小學、中學、大學裏和社會上的國學教育和普及工作也是少得可憐，在這方麵，不論是設置教程、教材，還是建立研究院、辦刊物，隻要有條件，都可以大力進行。以中國國土之大，人口之多，曆史之長，國學知識和修養尚待補課的任務之艱巨，不要說在人大和社科院宗教所建立學院和研究中心，就是有十倍以上的教育研究單位設立類似機構，也不應嫌多。

    如果問題基本上屬於文化建設和教育，以及學術的研究和擴大對外交流，那應該沒有爭議。分歧出在在倡言國學時，其目的、宗旨、方向應不應該和一種保守主義複古主義的文化立場聯係在一起，甚至讓這種立場支配、主導我們當前的全部努力。我個人認為不應該。據我的理解，袁偉時、薛湧等學者的批評和質疑也隻是針對這一點，而不是一般地反對旨在增加國學知識、提高國學修養的舉措。

    當然，文化立場難於避免，如果限於国际1946伟德爭鳴，不但不是壞事，反而有其必要，是好事。但像紀寶成校長這樣握有行政權力的領導，在從事一件文化教育的事情上表現出那麽強烈的、偏頗的、在中國思想界有爭議的立場，那就不合適了。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把自己設置的機構叫做儒教研究中心，很能說明問題，研究宗教，在各個層次上增加、普及一種宗教知識，那是有益的文化建設工作，但如果出發點和目的是培養某一宗教的教徒，對於國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而言，則是不合適的。紀寶成校長的言論引起較大的反應，道理也在這裏，這些言論已經大大超出了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職業範圍。他固然有權在另外的時間和場合（例如在學術會議、學術刊物上），以學者身份表達他特定的思想文化立場，但不應該在他的職務工作中執行一種特定的、類似宗教的、有爭議的使命。

    區分文化教育、普及知識和培養信徒，在目前這場大討論中特別重要。許多人都想增加自己的國學知識，許多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具有這方麵的基本常識，我覺得現在熱心倡導國學的人最好把自己的任務看成是文化補習的教師，而不要把自己定位成點化門徒、拉人入教的教主。這種人確實有，比如2004年讀經運動的首要發起人就說：“聖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權利，曰‘天賦聖權’，而凡人隻有生來接受聖人教化的義務。所以，聖人講的話、編的書———經典———就具有先在的權威性，凡人必須無條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審查同意不同意的問題，因為凡人的理性沒有資格審查聖人的理性，相反隻能用聖人的理性來審查凡人的理性，來要求凡人接受。”

總之，我認為儒教或者國學的前景包括大力吸收現代化的知識和思維方式，以當前的情況看，倡言者應當注意考慮行政中立性原則（即把個人的文化立場和職務行為分開），以及在學術爭論中學會嚴密的論證，而不是靠氣勢壓服別人。不用說，這個原則對所有的人都適用。

2005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