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紀寶成，男，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當我們的青少年對好萊塢大片趨之若鶩但卻不知道屈原、司馬遷為何許人，當我們的大學生能考出令人咋舌的托福高分但卻看不懂簡單的文言文，甚至連中文寫作都做不到文從字順，那麽，我們可以斷言，我們的文化教育一定是在哪個重要環節上出了問題，出現了深層次的民族文化危機，是民族振興、國家崛起過程中必須加以正視並克服的障礙與挑戰。

 

導致這類現象出現的原因自然很多，如洶湧澎湃市場經濟大潮衝擊下實用功利主義的驅使與影響，如西方強勢文化話語霸權的滲透與製約，等等。然而，其根本的原因，是長期以來我們對固有的傳統文化的認識與承續出現了嚴重的偏差或迷失，對體現民族之魂魄的基本載體———國學有意無意地采取了忽略或偏激的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漠視文化本根做法的後遺症將顯得日益嚴重，這決不是杞人憂天，危言聳聽，而是眾多有識之士的共識。因此，在今天完全有必要重新認識國學的價值，呼喚國學的回歸，重建國學的學科。

 　　

 

要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呼喚國學、重建國學，首要的前提，是必須以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認識國學、理解國學，對國學的內涵、性質作出準確的把握，對國學的價值、意義作出科學的總結。

 

所謂“國學”，作為名詞古已有之，指的是國家一級的學校，然而作為近代意義上的概念，則是在20世紀初年形成的，其具體的界定，人們多有分歧，比較有代表性的意見是，相對於新學它指舊學，相對於西學它指中學，引申而言，即今人眼中中國的傳統學術文化，“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鄧實《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第19期）。我們認為，國學可以理解為是參照西方學術對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進行研究和闡釋的一門學問。它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國學，即胡適所說的“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曆史文化”，思想、學術、文學藝術、數術方技均包括其中；狹義的國學，則主要指意識形態層麵的傳統思想文化，它是國學的核心內涵，是國學本質屬性的集中體現，也是我們今天所要認識並抽象繼承、積極弘揚的重點之所在。

 

國學具有鮮明的曆史特征與時代精神，與世界曆史上任何一種文化形態一樣。我們以曆史主義的態度冷靜地考察它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與作用，就能夠發現，第一，就形式而言，國學是中華文明的主要載體，中華文明中的觀念文明部分，通過國學這種文化形態得以展現並傳承，它就像一根堅韌紐帶，將形形色色、方方麵麵的中華文明珍珠串連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第二，就內涵而言，國學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它像流水一樣，滋潤著中華民族的茁壯成長；像土壤一樣，培育著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使中華民族以特有品質與風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並在相當長的時段中引領世界曆史發展的風騷。儒家所倡導的“德治仁政”治國理念，道家所追求的人與自然和諧一體哲學思維，法家所主張的“信賞必罰”管理方略，墨家所宣揚的“兼愛交利”文化精神，兵家所闡發的“避實擊虛”行為科學，均已積澱為普遍的民族心理和寶貴的曆史財富，為中國曆史的進步、社會的發展、國家的統一注入了強大的動力，作出了偉大的貢獻。第三，就文化的承繼性而言，國學是走向新的時代的起點，建設新型文明的資源。莊子說：“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真正優秀的思想文化，是民族永恒的精神財富，它的某些內容，也許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失去意義，然而它的合理精神，卻超越時空的界限而亙古常青，生機盎然。我們所麵臨的時代條件與文化主題與古代社會已有本質的不同，在此基礎上從事新型文化創造也不可能是對傳統學術的簡單回歸，但是曆史不能割斷，文化無法終結，新文化的建設，必須以傳統為資源，否則便是數典忘祖，而所謂“建設新文明”雲雲，也必然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今天高度重視國學，揭示其價值並按照現代理念進行改造與重建，乃是理有固宜，勢所必然。

 　　

 

國學的價值與意義毋庸置疑，國學對現代文明建設的作用無可替代，然而，近百年來，國學的際遇卻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國學的地位由社會意識形態的巔峰迅速向下滑落，長期沉淪在遭否定、受針砭的尷尬境地。盡管曾有人創辦過各類國學專修學校，出版過多種國學刊物，大聲疾呼重視國學、重建國學，可往往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曲高和寡，並不能從根本上扭轉國學被邊緣化的頹勢。當年梁啟超謀劃開辦《國學報》的不了了之，馬一浮慘淡經營複性書院的難以為繼，就是這方麵很有說服力的例子。

 

百年來，國學地位遭貶低，國學價值遭否定，國學意義遭質疑，國學前途遭抹黑，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個曆史進程，伊始於鴉片戰爭的失敗，而隨著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的結局而強化，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而趨向高潮。當時由於袁世凱、張勳等人為代表的北洋軍閥的倒行逆施，使正處於轉型的中國社會組織陷入巨大的危機之中。而社會上尊孔崇儒、設立孔教的喧囂與政治複辟等行徑，直接導致了新文化運動對孔子所代表的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猛烈批判。這一方麵是全麵否定孔子與儒家經典。如陳獨秀曾稱，“全部十三經，不容於民主國家者蓋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廟不毀，共和招牌，當然持不長久”（《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第320頁）。吳稚暉對中國社會所長期尊奉的孔子等先秦諸賢，極盡奚落、挖苦、咒罵之能事，將其稱為“周秦間幾個死鬼”，斷言“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吳稚暉學術論著》，第124頁）。四川的吳虞則明確喊出了“打孔家店”的口號。另方麵是主張徹底廢除國學，內容涉及古籍、習俗、節日，甚至文字、姓氏，如錢玄同主張不拜孔子、關羽與嶽飛，鼓吹什麽“端午、中秋……簡直是瘋子胡鬧，當然應該廢除，當然應該禁止”（《錢玄同文集》2卷17頁）。即便是像魯迅這樣傑出的思想家，有時也不免對與國學相關聯的事物采取片麵偏激的態度，如對中醫中藥的功用一概加以否定，對京劇等傳統文娛形式也刻薄嘲諷、無限“上綱”。總之，在一段時間裏，國學幾乎成為落後、愚昧的代名詞，必須由它來為中國近代以來的衰落與災難承擔總責任。

 

這種以激烈批孔、否定傳統文化為中心內容的思潮興起不是偶然的。它是當時不少知識分子痛感中國近代落後挨打悲慘曆史的產物，是他們極度憂患民族命運、國家前途的積憤之言。他們的感慨、憤懣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合理性，因為國學中的確包含有已經不合時宜的思想意識，如極端維護專製的理念，束縛人心與人性的三綱五常倫理等等，必須經過改造和揚棄後，才能重新煥發精神，與現代生活接軌。然而，真理越過一步即成為謬誤，如果因為國學有一定的曆史局限性而對它加以一概抹煞，全盤否定，顯然偏激而片麵，就像恩格斯批評杜林對待黑格爾、康德的非理性行為一樣，是把洗澡水與孩子一起倒掉，並不可取。

 

其實五四運動前後，新型知識分子也並不都是一概批孔貶儒、否定國學的。如郭沫若就曾將孔子與華盛頓、列寧、羅素等人相提並論，又如蔡元培、賀麟等人也曾主張抽象地繼承孔子的精神遺產。即使是不少一度激烈反孔，否定國學的人，如陳獨秀等，日後的觀點也有所變化，主張以科學理性的立場與方法評價孔子，分析國學。至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更是提倡以曆史唯物主義為指導，認識和借鑒以孔孟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思想文化，如毛澤東就明確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劉少奇在其《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也把“學習我國曆代聖賢優美的對我們有用的遺教”與“學習馬列主義”相提並論。

 

盡管如此，五四前後激烈而亢進的反傳統文化大潮的後遺症依然是十分嚴重的，可以說，它在某種程度上對中國傳統文化起到了顛覆性的破壞效果，造成的文化精神裂痕與創傷深刻久遠，長時間無法得到彌合。在未能為文化激進主義無情攻擊與蕩滌的國學進行堂堂正正的正名前提下，要正確認識國學的地位與價值自然困難重重，要振興國學，重塑民族之魂也一樣舉步維艱。而近代以來，按新式學科體係打破國學原有整體結構，文、史、哲彼此獨立成為專門學科，雖說有它的合理性，並也在各自領域一定程度上承續了國學的相應內涵與傳統，但畢竟在國學的整合性上受到了相當大的限製，這多少也是使國學傳承與光大不能順暢的一個外部原因。

 　　

 

一方麵國學作為中華文明之根，直接關係著保持民族文化主體性、增強民族意識自覺性，其價值與地位怎麽強調也不為過；另一方麵，近代以來國學發展的道路崎嶇坎坷，留下了非常沉痛的曆史教訓，其後遺症至今仍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產生消極的影響，於是，我們就合乎邏輯要提出一個重大的文化命題：如何在新的形勢下脊續文脈，重建國學、振興國學，使之在當代文化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應該樂觀地看到，在今天重建國學、振興國學正遇上很好的機遇，具備了比較充分的條件。

 

這首先是重視傳統文化正越來越成為人們廣泛的共識，為重建國學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多年來重理輕文的價值取向，忽視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與借鑒，其潛移默化的結果，是文化迷茫的觸目驚心，道德滑坡的愈演愈烈。這一點已日益為人們所認識，因此希望通過曆史地、辯證地弘揚以儒學合理精華為主體的國學，來扭轉社會風氣的趨向，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從而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全麵提升人的基本素質，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業已成為普遍的要求。

 

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講求國學的背景不同，在當前重建國學是中華民族強大自信的標誌，是進入世界多元文明體係，開展文化對話的表現。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也曾掀起過國學熱，一部分知識分子曾創辦《國學季刊》、《國粹學報》等刊物，為振興國學而全力以赴、搖旗呐喊，然而這是麵臨外患迭至、救亡承續的被動反應，屬於處於弱勢地位的悲壯捍衛。今天的情況則不同，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威望與影響力日益擴大，各國對創造經濟奇跡的中國文化土壤投入了更大的關注，興趣越來越強烈。在這種背景下重建國學，乃是屬於均勢地位條件下的對話，而要進行世界範圍的文明對話，重要的前提之一，是必須凸顯中華文化的主體性，道理很簡單，隻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重建國學恰好能滿足這種時代的需要，更好地張揚中華文化的主體意識與時代意識。

 

國學作為一個整體性的學科，近代尤其是建國以來已受新式教育學科體係分類而被消解，分別歸屬於中文、曆史、哲學等學科，但是分散在這些學科中的國學基本內涵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保留以及相應的發展，換言之，國學在今天社會的文化建設中依然是有一定基礎的。重建國學隻要認識到位、時機得當、方法恰宜，具有相當大的可操作性，即主要是進行綜合的技術性操作問題；對於缺乏基本素材的能力建設問題或知識結構的短缺問題，也是可以通過累積效應逐步加以解決的。

 

顯而易見，重建國學、振興國學有前景，有支撐，有需求，有共識，有條件，適逢其時也！

 

當然，國學的重建與振興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反複嚐試、長期堅持、不斷改進與完善的過程。我們認為，總的原則應該是在創新的基礎上重建，做到積極借鑒汲取前人經驗與根據新的形勢不斷開拓創新的有機統一。具體地說，其重點是在四個方麵：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隊伍，重建學科。

 

重建理念在今天重建國學，決不是對傳統國學的簡單回歸與重複，而是要以現代的理念指導國學的重建：一是要溝通曆史與現實的畛域，不為整理國故而整理，而是立足於從豐厚的曆史文化資源中尋求啟迪，接受借鑒。二是要具有世界意識，開拓視野，注重東西文化比較，在世界文明發展的大格局中進行定位，建設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國個性的新型國學。三是要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除傳統的文史哲內容外，要注重擴充新的成分，包括要改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觀念，增強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整理與研究。

 

重建方法重建國學，研究方法與手段上的創新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課題。傳統的方法與手段當然要借鑒，要運用，但是，不能僅僅局囿於此，而要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包括係統論理論、信息技術、計算機數據處理分析技術、數學模型處理等等。提高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的比率關係。同時廣泛借鑒新的學科知識結構，如在史學領域，除了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外，還可以大量引進口述史學、心態史學、影視史學、計量史學的知識，使國學研究與傳承躍上一個新的台階。隨著對外交流的拓展，還必須加強語言上的溝通能力，從而更好地吸收海外漢學研究的成果。

 

重建隊伍人才隊伍的建設是國學重建中的重中之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一支高素質的國學研究隊伍，重建國學便隻能停留在口號階段，必然會流於形式。因此建設具備現代理念、掌握現代科技、擁有紮實傳統文化學術功底、富於獻身精神的國學研究隊伍乃是振興國學研究的根本前提。在隊伍重建中，高等學校將起主導性的作用，承擔著搭建國學人才培養廣闊平台的重大責任，因此，在一些有條件的高校設置國學專業應盡快提上議事日程。

 

重建學科與人才培養相密切聯係，國學專業學科的重建也要以創新的意識予以高度的重視和積極的籌措。這包括國學專門人才的選拔方式的製定，課程體係的設置，教材體係的建設，學製學位體製的確定，教學質量評估體係的論證，等等。做到學科的重建有利於國學研究特殊人才的培養，有利於所培養的人才真正能夠成為國學整理與研究的骨幹力量。

 

重建國學、振興國學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應當在實踐中積極摸索，隨時調整，逐步完善，持續發展，因此必須允許多樣化，允許討論和爭議，由曆史來檢驗，由社會來評判。老子說：“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裏之行，始於足下。”我們堅信，隻要秉持正確的理念，投入積極的努力，運用恰當的方法，那麽，國學的振衰起弊、繼往開來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原載於2005年6月1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