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國學，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共識。有的古今都包括，有的認為隻限於傳統的東西，有的更窄些，主要是儒學、六藝等。有資源實力的人在談到國學時說“國學就是中國固有的傳統學術及其研究的學問，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學懂古人，才能談得上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對傳統文化一派茫然，所謂創新根本是無稽之談。如果沒有漢晉唐宋以及清代學者為古代典籍作出的那些傳記、集解、索引、正義、注、疏......古代的書籍及文化今天無人能解。”顯然國學指的是古代的學問。當年章太炎講國學，是針對西學而論的。當時大量西學湧入之後，他感到應該發揚一些民族的文化，於是提倡國學。後來，另外一些學者搞整理國故。但在當時也並不是沒有人反對。有一些激進的人不讚成。比如傅斯年（後來有變化）作為新潮人物，就持反對態度。稍後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楊賢江也持反對立場。應該說魯迅也是不讚成的，有人問他要讀哪些古書，他說中國的古書一本也不要讀。他寫的《關於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對章太炎後期的道路頗有微詞。 

1949年以後國學這個詞被冷卻了幾十年，這幾年又開始提起並不斷升溫，有時還炒得挺熱。從學術淵源上來講，與這30年的文化熱和儒學熱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更大背景，跟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崛起，經濟發展，日益引起世界矚目的形勢也有某種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一個要發揚民族文化的問題。為發揚民族文化，有人重新提出國學。 

現在的文化觀念，可以說是多元湧動。對國學的認識也不盡一樣。自稱文化保守主義的學者大聲疾呼要發揚國學，有些自由主義學者就很不以為然。社會主義是主流，但其中也有不同的流派，對傳統、對國學各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應該展開爭鳴。下邊我提幾個問題： 

一、國學作為學問與作為學科建設是否區分 

學問是個人的事，由個人自由選擇。建立學科就比較複雜，首先要有比較明確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不說太大的，就以傳統文化為限，“四部”學問都在裏麵，這怎麽研究？誰有這麽大的能力和精力？其次要有相應的學科建設。我們的行政很強，拍拍腦袋也許就能辦，但課程是哪些？培養什麽樣的人？社會需求又如何？有消息說，有人鼓動大吏應從國學門出，真實匪夷所思。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時代一去不複返，現代靠“四部”學問能管理國家？不能這樣鼓動熱血青年！再次，現在的學科中有“史”的部分，國學把這些都合並、取代？不然重複怎麽辦？難道在國學門中再設文、史、哲等等？有的學校建立了國學院或實驗班，不妨先實驗。切不可一哄而上。 

二、如果國學以研究傳統的東西為主，最好不要與現代的東西亂對應，搞拉郎配。少搞“到貼金” 

搞國學除了進行一些基本的典籍研究之外，就是要通古今之變，或者說，要進行古今對話。在這方麵不同觀點的人各有其說。我印象張揚儒學說得比較多。他們把現在的許多概念都和儒家思想聯係起來。比如說講資本主義，便名之曰儒家資本主義；講社會主義；名之曰儒家社會主義；講民主主義；名之曰儒家民主主義；講自由主義，名之曰儒家自由主義。將現在出現的許多觀念都和儒家聯係在一起，比如公正、正義、公平、契約、人權、人格獨立、人文精神、道德、和諧、以人為本等，都要從儒家思想中尋找曆史資源，甚至於認為都來自於儒家。現在社會上高分貝驚呼道德扭曲、道德沉淪、道德淪喪，於是便倡言要從儒家道德來挽救。在這個思潮中，有的是從學術研究來論述儒家與今天道理相通，這足資參考。但也有的則提出用儒家對現實進行製度改造，將儒教改為國教，使儒教國家化，建立什麽“通儒院”代替人大，將中國紀元改為孔子紀年，小孩要從小讀經，這些簡直是走火入魔！ 

儒學是一種曆史現象，如果抽空曆史的內容，搞抽象繼承法，哲學家們或許可以，但搞曆史的恐怕不宜。 

“通古今之變”，應該特別注意後邊有這個“變”字。我們首先要認識中國古今有了巨變，如果國學說的是“四部”之學，顯然屬於前一個階段的產物，“今”則是曆史的新階段。時代不同，許多名詞、概念雖然一樣，但其內涵有了階段性的改變。有人講中國曆來都是講和諧的，而且是大和諧。但我說，古代說的和諧是等級貴賤金字塔式的和諧，現在講的和諧，是憲法、平等、博弈和契約式的和諧。和諧這個詞一樣，內容大異。 

古人的思維與我們有很大的差別，很多學者指出，中國傳統思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混沌。混沌不是說不清楚，而是指缺乏概念限定和明確的邏輯關係，它的思維講究整體性，是一種集合性的思維。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中國的政治思維是一種組合結構，我把它稱之為“陰陽結合結構”。陰陽觀念在中國思維中影響較深。所謂陰陽結構，就是有兩個命題相互對應。你很難用一個觀點一直說下去，講一個必然要引發出來另一個。比如講民本，許多學者由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推出中國早就有了民主思想、民主主義。但是不要忘記了，中國還有一個詞：君本。君本、民本兩者是相互定義的。中國最早的民主，是“君為民主”，也就是君王是民眾的主人，這與現代的民主概念不一樣的。君為民主，民為邦本。這是一個典型的組合結構。你隻抓其中一點是不行的。再如天人合一，隻講一點可以把人提到很高的地步，我可以盡心、知性、知命，你看，“我”和宇宙一體了，多麽偉大。但是這隻是命題的一麵，還有另外一個命題的就是天王合一，天和王是合一的。天王合一是和天人合一糾纏在一起的。董仲舒說得好，什麽是王，王就是貫通天地人者，當王是天的體現時，那麽天人合一就要打折扣了，天人合一的空間就少了。你講禮就是和諧，可以嗎？有子是說過，禮之用，和為貴。禮是什麽？禮可不是禮貌，見麵握握手，人人平等相待。禮的核心是講貴賤等級之“分”。在這種貴賤等級中，再求“和”。“和”不是一個獨立的命題，它與“分”連接在一起。你怎麽就能說中國古代的禮就是和諧呢？再比如說道，道這個東西最崇高了。孔子雲：“朝聞道，夕死可矣。”這該是多麽豪放呀。當道與君王發生衝突時，又是“道高於君”的說法。光從這一點說，真是理性至上，也是一種美的境界。但下麵還有一個命題在等著你：王體道，王就是道。後來又講：道從王出。所以也是一個組合問題，並不是從一個“道”的原命題可以一直推下去的。當“王生道”，王“體道”時，你說這個道又是處在什麽位置？我們都崇拜聖人，很多人把聖人說成是理性的人格化。但是還有一個命題：“聖王”。把聖和王結合在一起，聖王比聖人和君王都要高。戰國以前君主們不敢自稱聖王，自從秦始皇即位後就講，我就是聖王，以後曆代皇帝都稱聖王，聖字和王字的聯係最多。我曾經讓一個學生用電腦統計一下《二十五史》中聖字和哪個字組合較多，統計的結果是聖字和王字的結合最多。 

陰陽組合結構，陰陽比重不同，就是陽的東西不能變的。比如講民本和君本，君本為主，民本為次、為輔助。民本不能否定君本，民本為君本所用。所以陰陽有關係不能錯位。我想，通過這樣一個思維方式來解讀中國曆史的事實，可能比較接近曆史。所以我最不讚成的是 

把古今混同，用今天人們的精神改鑄古人，固然是常有的事，這對古人無所謂，但會影響對現今問題的探討和認識。 

三、對傳統文化的價值判定要有分寸，不宜過分誇張 

前些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對孔子褒揚了一番，讓我們看了很舒心。2004年又有一批領銜學者發表了“甲申文化宣言”，更凸現了對中華文化的自信：“我們確信，中華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倫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諧的東方品格和釋放著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對於思考和消解當時今世界個人至上、物欲至上、惡性競爭、掠奪性開發以及種種令人憂慮的現象，對於追求人類的安寧與幸福，必將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 

最近讀到另一篇文章，最後的結論是，西方文明盛極而衰，現在已經沒落了， 

諸多先生談到中華文化就集中說精華，而且說得那麽美，像“宣言”中所概括的，反之，把“世界”說得那麽差勁，試問，“中華”在“世界”之中嗎？中華就沒有“世界”那些毛病？這符合曆史事實嗎？中華文化精神是複雜的係統，隻說精華顯然不能成立。曆史都是在矛盾中展開的，有美的一麵，也就有不太美的一麵。難道阿Q精神、醬缸精神等等，不是中華文化的一個側麵？不在矛盾中陳述，精華也顯示不出來。我們的民族精神不都是在美的詩意中展現的。用美的詩意概括我們的民族精神是不符合曆史事實，也未必有益。 

各國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發展過程和自己的文化傳統，因此要曆史地考察，沒有一成不變的文化精神，同時還要用“二分法”來分析，每個民族精神都有積極麵，同時也有消極麵。 

民族文化不宜分“優劣”，但我認為，從比較的角度看，不同類型的文化有“先”“後”，所以才有“先進文化”的提出。 

如何分“先”“後”，無疑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一個民族內部有 “先”“後”，各民族之間也有“先”“後”問題。從大局來說，“先”“後”首先是曆史階段問題。 

我還是相信曆史是有規律的，五種產生方式的表述可以討論、更改，但不能因此不承認曆史發展有其規律。我仍然認為經濟是基礎，文化等是上層建築，經濟發展的程度大體也決定了文化的發展程度。目前我們國家在世界大潮中處於一個什麽樣的發展階段？總的來說，應該是出於後進、後發的階段。30年來我們的巨大進步和發展非常的鼓舞人心，也令世界矚目。但是不要忘記前麵還有一個定語：“後”字。我們不甘心“後”，我們要從“後”向前趕。但這個“後”僅僅是點點滴滴的問題嗎？顯然不是，而是一個曆史問題。我們應該勇敢麵對。過去總是強調我們的所謂的“先進性”，又強行實現，過來的人都知道，這曾經給我們的國家帶來了極大的災難。這種超曆史階段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說我們有這個或那個失誤，我想最大的失誤是強行超曆史階段。 

如果愛國學、儒學指的是傳統之學，在中國、在世界的發展麵前，從總體上說，它是上個曆史時期的東西。從中國現代化進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養分，但從體係看，更多的是阻力。無需過多責怪書生吳虞老先生“打倒孔家店”；孔家店何曾不欲把現代化扼殺在搖籃裏！翻看一下《翼教叢編》不難找到殺氣騰騰、血淋淋的霸語。何止語言，在我們的土地上又有多少因反孔教而被誅的漂遊冤魂！在曆史上儒家不是那麽文質彬彬的，也是渾身充滿殺氣的。孔子說過：“不教而誅謂之虐”，但不服儒教而被殺的就是“善”！ 

如果平心靜氣地說，五四以來，國學、儒學、傳統文化並沒有中斷，“文革”似乎拋棄了傳統，其實完全不是那麽回事。“文革”恰恰是以特殊形式再度展現“傳統文化”，試想想，“忠”字化運動、個人迷信、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狠鬥私字一閃念、天天讀天天講等等，都可以從傳統中找到原型。不管是用儒，不管是揚法，應該說都與國學有關。儒、法在鼓動封建專製主義上途殊同歸，“文革”封建主義大泛濫，儒、法都有其功。把“文革”說成與“傳統”斷裂，實在是一種誤解。“文革”無疑有其自身的東西，但就與“傳統”關係來說，我認為是“傳統”的主旨——封建專製主義的大複活。 

就我有限的知識和經驗，我對國學、儒學能加入現代化行列基本上持懷疑態度。我不否認其中有精華，但從體係說與現代意識是兩回事，而且有曆史啊階段的差別。從主要矛盾角度看問題，我認為重要的是從曆史中走出來，而不是振興傳統等。 

我不讚成對傳統文化提倡“認同”，即使有所繼承也隻能使在分析、再創造中吸取某些養分。現代化的文化主要是新時代的創造和學習更先進的東西，並在曆史中逐漸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定有與之相應的文化，這種文化的主旨和核心價值不可能來自於國學、來自傳統文化。這還有疑問嗎？ 

為了民族的發展，我們要敢於向一切先進的學習，不管來自何方。何兆武先生提出，作為科學的最基本道理，不應分中外。我讚成何先生的看法。但各民族的曆史進程有別，隻能從具體情況中出發求其適應性。學習也不是一簇就成的，要試驗，要找到銜接點和適用性。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後發展的國家，要建設一個自己的文化形象，是非常難的事情。比如說現代的概念與思維方式，究竟有多少是傳統的東西？恐怕主幹部分是近代一百年來從西方引進而來的。無可奈何，我們必須接受。關鍵是要維護我們民族發展的利益，不管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不管從哪裏來的，隻要符合我們的需要，我們拿來了，我們學到手，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其實看看日常的所穿、所用、所住、所行，有多少與引進來的無關？我認為隻要對我們的民族發展有利，成為我們生活因素，這就是民族的，我們拿來了，接受了，有利於我們發展就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這些年的大發展，不管它是哪來的，我強調的是，隻要對國家和人民的提升發展有用，帶來了利益，就是我們民族的。 

我們的經濟有了驚世的發展，我們的文化觀念同樣也有了巨大的改觀，正是向現代意識轉變。諸如導向現代的開放意識、改革意識、和諧意識、民主意識、多元意識、主體意識、公民意識、法製意識、競爭意識、契約意識，凡此等等，在改革以前是十分匱乏的，即使有也是出於犯禁的窘境。隨著經濟日益發展，現代化的中華文化也會走向強勢。現代的文化主要要從現代生活中提煉，要圍繞生活來提出新問題，求索新觀念、新價值。不要用“傳統”來當裁判。 

時下有一股很強勁風，就是批判激進主義，批判“五四”，我是斷然不讚成的。“五四”當然可以分析，激進主義當然更值得反思，但我認為激進主義的失敗也比固守傳統有曆史意義。我認為不應因批判激進主義而倒回到傳統。 

論者還提出要用“國學學科”來“重新認識和估價依據西方學科範式和話語體係建立的學科製度所帶來的利弊得失”，真可謂以古度今，以寸量尺。如果我們目前的“學科製度”有什麽“利弊得失”，主要應審視其道理和是否適應中國發展的需要，怎麽能用“國學學科”來衡裁？這是不是現代的唐•吉訶德？我餘年無多，若還能看到用“國學學科”重塑出來的更適合現代化的新學科橫空出世，屆時我一定五體投地。 

論者又說：“充分汲取和借鑒世界尤其是歐美近現代文化中的精華成分，給國學注入新的生機，升華新的境界。”試問，“注入新的生機，升華新的境界”還是“傳統學術”的國學嗎？我們是現代人，誰也難免不犯“倒貼金”的毛病，但這種從理論上公開張揚整體性的“倒貼金”，無論如何是曆史學的大忌。 

更讓人生疑的是，論者竟把“國學”提到“國家”意誌的高度：“重振國學，理應成為國家的重大文化戰略”，誇大到這般地步，真難讓人理解！ 

新儒家曾熱衷頌揚新加坡是在儒學指導下騰飛的範例，被李光耀迎頭潑了一瓢冷水。不以李光耀的是否為是非，推崇者盡可以接著說。我希望再論證一下，中國30年來取得的巨大成果中有哪些“戰略”因素是國學、儒學的？請細細道來，把這30年說透了，對未來的“戰略”意義，可以增加證據。這不是“將軍”，而是期盼。 

四、國學是否著重研究民族精神 

現在各學術分科都有與國學相關內容，且都是重頭，這30年有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國學不可能把這些包容進來。章太炎等倡國學的初衷是尋找與發揚民族精神，現在重新提出，是不是以此為主要對象，深入、係統研究一下民族精神發展過程？ 

在我看來，文化和民族精神是一個曆史現象，沒有什麽一貫的、不變的、固定的民族精神。大而化之，商周時期基本上還是個神秘的世界。從諸子百家之後，文化是轉型了。有人概括為人文精神，在深入追下去，比如人文的主體是誰？應該說是聖人，而聖人的最高形態是聖王。秦始王就是第一位稱聖的帝王。孔子、儒學的地位與帝王欽定有著密切的關係。離開這個大背景談人文、孤立突出儒學是不符合曆史的。到了近代，中國又發生了新的文化轉型。 

曆史進程中有許多難題，很難評價，國學是否能給以特別的關注。下邊羅列幾個問題： 

倡導國學、儒學者都說中華精神是和諧，是否應具體地把和諧呈現出來？哪些是和諧，有不和諧嗎？具體到社會的人又如何定位？把和諧吹到雲霄，弄成空靈，離開血與火的事實行嗎？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五四”時期提出改造國民性的問題還成立嗎？ 

多年前某大學一位博士論文寫的是錢謙益，讓我評論，我說我評論不了。肯定錢謙益，史可法等等的抗清如何定位？記得範老？（文瀾）說過，明朝該亡，滿族是帶豐厚的嫁妝來的，“文革”中遭到毀滅性的批判。這些問題至今似乎也沒有深入研究。 

李約瑟問題，有人進行了回答，我的印象似乎沒有一位作者給儒家文化開綠燈的，這時怎麽回事？ 

倡言者把儒家文化說得那麽棒，可是怎麽沒有把中國比較早地引導到現代化的道路？反而是百般阻撓。事到如今，轉身又要救世界之弊。這是怎麽回事？ 

傳統社會的帝王老子與官宦都高唱儒家道德，可是官場的反道德卻是常態，這又怎麽解釋？ 

上述諸多問題，都與價值、理念、傳統文化精神相關。


原載於《曆史教學•高校版》 2009年第05期，《新華文摘》2009年第15期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