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國學研究的態度立場與方法 
——與梁濤先生商榷
作者：李憲堂(南開大學曆史學院)

一 

　　根據梁濤先生的看法（見2009年12月7日本報《國學版》之《論國學研究的態度、立場與方法——評劉澤華先生王權主義的“國學觀”》）,傳統是一種具有超越性的既成之物,是現實生活之當然的依據和標準。他的論據有兩個:1、軸心時代的智者奠定了民族自我理解的基本框架;2、文化的連續性和超越性決定了傳統對現實、對未來具有永久性的價值。 

　　我的觀點是,即便存在一個軸心時代,它也不能一勞永逸地窮盡真理。固然,一些偉大的思想家能夠超越時代的局限而把目光投向永恒,那不過是他們從自己寄身的洞穴裏對萬物的真相和人類的本質提出的願望與設想。我們所知道的唯一真理是,人沒有本質而隻有曆史,人的本質隻能曆史地呈現並向未來敞開,所以不會有哪個既往的時代會成為不可超越的頂峰——那樣的看法違背了我們的生活實踐的經驗和常識,也不符合我們作為自由主體的自我期許。 

　　文化具有連續性的特點,卻並不具備超越性。文化不是帶有魔力的曆史的遺留物,而是人類生存的形式與方式。人類的曆史,就是不斷進行文化建構和解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留下種種製度和觀念遺存,為曆史賦予一種可見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這便是傳統。傳統不是超越性的既在,因為人就生活在傳統之中,時刻為傳統所生成並生成著傳統。 

　　人們認為傳統值得弘揚是因為它耦合了現實的需要,觸發了社會大眾的欲求——我們所弘揚的內容其實是生成於我們生活實踐中的東西,隻不過借用了傳統的形式而已。然而,傳統一旦被“弘揚”,它便被固化、被切割了,就像被供奉在廟裏的神靈,剩下的隻是一堆木石泥胎。這樣,“弘揚”的結果很容易走向反麵:對現實的誤導和遮蔽——使我們的注意力離開現實的真問題而迷失在故紙陳堆裏。一個自信的、開放的民族是不需要乞靈於傳統的,因為對任何傳統的思想文化資源他都能兼收並蓄。 

　　梁濤先生“國學研究”的主要方法就是將傳統從曆史中抽取出來並分解為“積極的”和“消極”的兩類不同成分,然後“從正麵去積極地加以弘揚”。 

　　撇開曆史的、現實的內容,將傳統的“積極方麵”抽取出來,隻具有認識論的意義。事實上,人們所能從傳統中抽取出來的“積極的”東西,隻是一些有待發揮的價值信條和有待填充的概念形式而已。固然,它們曾經內涵著鮮活的現實內容,但這些“精華”的文化種子隻有紮根於人們生產和生存鬥爭的社會實踐並接受了現代價值的灌注,才會重新獲得生機。人們可以拿這些傳統的東西去“轉化”,去“返本開新”,隻是不要忘了那是“舊瓶裝新酒”,因而沒有必要對瓶子頂禮膜拜。 

　　梁濤先生還強調,“對傳統文化的積極弘揚,本身就是建立在對傳統的客觀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對傳統負麵內容的批判”,同時“提倡、弘揚正麵的價值觀”本身,“也就是對傳統消極內容的批判和否定”。 

　　那麽,我們要問:一個醫生,不去研究病人致病的機理以根除病因,卻致力於讚美病人體質“積極的”方麵,表達對細菌和病毒的“抗議和控訴”,病人會康複起來嗎?尤其是“積極的方麵”的認定並不是經過對病人生理機製的剖析得出的結論、而隻是根據想象和願望貼下的標簽時,這種紙麵上的念念有辭就隻能算巫師行施的交感法術了。何況在現實生活中,所謂“積極的”、“消極的”因素本來是互為前提、互為因果的。 

二 

　　梁濤先生對劉先生的批評,一是認為劉先生的“陰陽組合論”是“執其一偏不計其餘”的“一分法”,而他自己那種“著力於對傳統優秀部分的弘揚”的方法是“二分法”;“一分法”強調傳統中消極的一麵,將“曆史的現實層麵與文化的價值、理想層麵混同起來,用前者否定後者,將後者化約到前者”。 

　　劉先生用“陰陽組合結構”描述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特點:每一個命題都是由一陽一陰兩個方麵構成的,其中陽的一麵是主導性的,“陰”則是對“陽”的必要反製和補充。如“君本”與“民本”構成一個組合命題,兩者相須而在,“民本”是“君本”理念的題內應有之義。這種方法是基於對事物內在矛盾樣態的結構性描述,同時關注兩麵而抓其根本。試問這樣一種具有豐富辯證法內涵又切實有效的、對思維對象的把握方式,怎麽成了不管青紅皂白的“一分法”?難道拋開適用的環境條件、剔除具體的曆史現實內容,想當然地把傳統中的“積極成分”普適化,反倒成了“二分法”?當那些“不積極”的成分被懸置、被虛化的時候,所謂“二分”跟“一分”還有什麽實質的區別? 

　　至於批判劉先生“將曆史的現實層麵與文化的價值、理想層麵混同起來”,則實在是懸鵠以射,中而不肯。劉先生一直強調在曆史的環境條件下認識問題,反對抽空了現實生活內容而無限發揮,並沒有用一種庸俗的唯物主義來否定文化和道德理想的價值;他主張“在分析、再創造中汲取”傳統文化的“某些養分”(《關於倡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反對無條件無原則地對傳統予以“認同”;他主張任何文化傳統都有優秀的成分值得認真汲取,而現代文化隻有在追求現代理想的生活實踐中才能創造出來。總之,他隻是強調在生活實踐中創造和評判文化價值,而從來沒有將兩者混同起來。 

三 

　　二是批評劉先生延續了以簡單進步論和階級分析為特征的“左傾”思想,強調文化的階段性、時代性而忽略其連續性和超越性。 

　　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而人是一種曆史的存在,因而文化沒有超越性。至於對其連續性的把握,恐怕要以對其階段性、時代性的認識為前提。劉先生的一些基本認識和判斷,如“經濟發展的程度大體也決定了文化的發展程度”,以及“(儒學)是上個曆史時期的東西,從中國現代化進程看……更多是阻力”,等等,建立在對曆史、對現實的嚴肅考究上,決不是在套用某種過時的簡單學說。他認為現代社會的建設有賴於以公民意識為核心的現代文化的創造,而創造現代文化所需要的思想資源是傳統所無法提供的。如果說這樣的社會曆史觀是一種“簡單的進步論”,則梁濤先生那種把現實生活的依據和標準寄托於過去、一定要“返本”才能“開新”的主張,豈不成了“簡單的退步論”?至於說階級分析方法,盡管由於曾經被濫用而名聲掃地,迄今為止仍然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社會分析工具。倘若要指責劉先生“在思想文化與社會現實之間作簡單對應”,隻是著眼於“深挖古人思想的階級屬性”,恐怕需要拿出事實依據來。 

四 

　　三是批評劉先生“對古代王權做了無限的誇大,將曆史中的部分現象、事實當作了曆史的整體甚至全部,又將複雜的文化現象還原到王權上來,想用王權主義對其一一進行說明”。 

　　劉先生強調古代社會“政治支配經濟”,王權的影響無所不在——“在時間上是永久的,在空間上是無邊的”,隻是在強調王權對社會的籠罩性,他從來沒有說古代社會除了專製主義思想就什麽也沒有了。在具體表述中,劉先生用的是“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主流’或‘主旨’是王權主義”這樣的字眼。王權大一統思想當然是要支配一切的——從生產、生活資料到人的情感和欲望,但主觀誌向並不等於實際能力,兩者之間當然存在空缺和縫隙。任何統治體係都不可能徹底控製所有人的思想、情感和欲望,這應當是無須論證的常識,所以,用“曆史上依然可以有唐詩宋詞,有四大名著,有玄學、理學,有一批思想家的湧現”來否定王權的支配性和籠罩性,實在是沒什麽道理的。 

　　梁濤先生還以“政府委派的官吏一般隻到縣一級,且人數有限,往往隻有兩三人,王權以下是地方自治傳統”論證王權對社會的控製是“有限的”,這是把王權政治固有的支配性和中央體製的實際控製能力混為一談。王權主義是一個價值係統,它不僅通過國家機器貫徹自己的意誌,還通過種種形式的“教化”把自己的理念播植於人心。大一統的專製王權建構的是一個向心式的有機秩序網絡,有控製力薄弱的邊緣,但不存在一個自主、自治的地方:且不說在曆史上的許多時期建立的嚴密的保甲聯防製度,通過鄉紳將地方牢牢歸置於政府的控製之下,就是在中央政府鞭長莫及的窮鄉僻壤,也是王權的天然盟軍——父家長權——在實施控製。所謂地方長老,不過是具體而微的國王,他的統治可能是溫情的,但絕對不會是民主的。 

　　至於王權積極的一麵,劉先生從來沒有否認過。劉先生的理論是一個完整的體係。從生產資料的分配入手,落實到授田製與軍功製結合的曆史實際,他分析了專製王權產生、強化的途徑與過程;從“道”、“聖”、“中”、“和”、“君臣”等核心概念和“天王合一與天人合一”、“天下為公與王有天下”、“君本與民本”等陰陽組合命題的解剖入手,分析了傳統政治文化的內涵、要素和結構;從“臣民意識”的培育、“明君清官神話”的產生、“尊君崇聖”理念的貫徹,諫議製度的實行、朋黨政策的調諧等權力機製入手,分析了王權主義政治進行社會控製的手段、方式及其種種表現形態。劉先生的最終結論是,專製王權是傳統社會曆史地形成的一種組織結構和資源運作與分配體係;而作為其政治文化之精魂的“王權主義”或者說“君主專製主義”,既是一種社會組織原則,也是社會正義的源泉和依據。 

　　從梁濤先生一句“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也有兩千多年的專製主義”可以看出,他把專製僅僅看作人為創設的一種負麵的政治體製。顯然,劉先生沒有對“專製王權”進行“善”或者“惡”之類定性評價,而是從本質上把它歸結為一種原發性的社會秩序,承認它的文化必然性和曆史合理性。 

　　大致翻一下劉先生的著作,就會明白,他強調現代價值必須從解決當前問題的生活實踐中成長起來,卻從來沒有片麵否定傳統特別是儒學對於當前和未來的意義。早在1962年,他就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孔子的富民思想》一文,對孔子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現代學術史有所了解的人或許記得,文革後最先從正麵評價儒學與孔子並形諸文字的,首推劉先生和龐樸先生兩人(見劉澤華《砸碎枷鎖,解放史學》,《曆史研究》1978年第8期);在其代表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劉先生稱孔子是“中國曆史上偉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是春秋時期“從麵向神明而轉向人世”的社會思潮的“集大成者”。總之,劉先生絕不是否定一切的文化虛無論者,他的思想是“一以貫之”而與時俱進的,從中找不到激於意氣的偏執之論。梁濤先生批評劉先生“過多地把道德義憤帶到學術研究中,用‘文革’中的感受去想象古代的王權,結果把古代社會說得一片漆黑,將傳統文化徹底妖魔化”,不客氣地說是無的放矢,是根據自己的感受去想象別人的感受。 

發布時間： 2010-01-25 08:35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