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係陝西師範大學儒學—儒教研究所所長，曆史文化學院教授，中華孔子學會理事，中國儒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陝西省孔子研究會常務副會長)


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學者劉澤華先生發表《關於倡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一文，引起了爭論。其實，劉澤華先生以王權主義的視角審視文化熱、儒學熱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至今已經出版了厚重的專著，發表了大量的論文，並且培養了不少高級研究人員，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史研究流派。下麵，我想就其中相關論題提出不同意見，以求教於劉澤華先生，並把相關問題的研究引向深入。

劉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內容進行了王權主義的全麵批判和清理。因為內容太多了，這裏隻選擇與儒學有關的部分進行辨析和商榷。

“儒學的主旨是維護帝王體係之學。”這是劉先生對儒學的基本認定。其實，儒學是一種複雜的民族文化現象，不能簡單地把它等同於帝王文化。儒學至少可以從三個角度來把握：第一，作為學理的儒學，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社會組織原理，體現了人類性或合群體性。第二，工具化的儒學。漢武帝采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以後，儒學從一家之言上升為官方哲學。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獲得主導地位以後，並不是隻有一種聲音，而是有多種聲音。第三，作為生活信念的儒學。有相當一部分儒者並不是站在官方的立場上講論工具化的儒學，而是站在民眾的立場上講論作為生活信念的儒學。陳獻章、王艮及其從學弟子，大都是抱著這種態度（宋誌明：《儒學文化豈能等同於帝王文化》，人民網）。其實，儒學一出現就鮮明地表現出了一種社會批判的精神。所謂社會批判精神，即儒學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品質，包括三層意思：一是政治批判；二是作為社會良知，對社會的批判；三是文化傳承、文化批判精神（杜維明：《郭店楚簡與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儒家批判精神具體體現為積極的、直接的、對抗性的與消極的、間接的、不合作的兩種方式，前者往往是在社會處於上升或基本正常的狀況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後者往往是在社會處於下降或沒落的情況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從具體內容上看，儒家批判精神包括批判專製政治和專製思想，批判社會暴力和社會腐敗，強調王道理想，倡導德治禮治，反對霸政，譴責酷刑苛法；注重民本和教化，立足社會進行改革，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正常秩序；以“道”為標準，接受小康，向往大同。以上的方式和內容，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儒者身上有不同的側重點。傳統儒學的批判並非破壞性批判，而是建設性批判。因此，我們所持守和發揚的儒學批判精神，是一種建設性的批判精神。唯有批判，儒學才能營養自己，才能擁有活力；唯有批判，儒學的價值才能得到落實，儒學的生命才能得到舒展；唯有批判，儒學對社會的擔當才得以體現（李承貴：《儒學當代開展的三個向度》，《光明日報》2005年7月12日）。

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是倫理道德，劉先生認為按照儒家傳統道德的教導，主觀能動性越充分地發揮，就越導向對自我的剝奪；達到自我完善，也就達到了自我泯滅。倫理道德在實踐中隻是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擁有病態靈魂的扭曲的人，為君主專製主義提供了最基本的社會條件，其最終歸宿仍然不免是虛偽和吃人，隻能導致專製主義，即王權主義，決不可能把社會引向理想境界。這樣，就殘酷地用學術之刀把傳統文化的精髓挖了出來。否定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也就否定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其結果必然導致民族虛無主義。

先秦儒家以“道”為其價值本原。它超越於任何現實的禮樂製度或政治體係之上，對後者賦予其存在的價值，成為現存製度或政治存在合理性的最終尺度。而劉先生則認為“道”的主旨是王權主義。儒家強調“有道之世”，把“有道”視為檢驗政治的標準，違背“道”就是無道之君。但是，劉先生認為，這種“道”是理想化的，並能代表統治階級整體利益和君主根本利益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政治原則。這就把含義廣泛，本來是製約君主的“道”說成了代表君主根本利益的政治原則，實際上是把“道”狹隘化、政治化了，是王權主義極端發展的結果。

劉先生在文中說：“時下有一股很強勁風，就是批判激進主義，批判‘五四’，我是斷然不讚成的。‘五四’當然可以分析，激進主義當然更值得反思，但我認為激進主義的失敗也比固守傳統有曆史意義。我認為不應因批判激進主義而倒回到傳統。”20世紀激進主義正是對文化的大批判、大掃蕩，使國人的人性、人情和理性都不同程度地倒退。正如錢文忠先生在《“國學熱”的呼吸與歎息》中所說的：“1949年以後一直到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在時間上涵蓋了整整半部中國當代史，我們從中正可以看到，幾乎每一場運動都以批判傳統文化開場，最終又都歸結到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極，不管發動者和參與者的本意是什麽，其結果卻正是‘大革文化命’。很多人都不會忘記這樣一張照片：一群在今天看來是瘋狂的人，是如何群情激憤地搗毀曲阜的‘聖跡’的。”劉先生通過學術研究的方式對傳統文化中普遍的崇聖意識進行了解構，其實，這何嚐不是理性激憤地在搗毀民族的“聖殿”，而樹立起威嚴的王權主義的“宮殿”？

談到國學研究的現代化，劉先生說：“如果國學以研究傳統的東西為主，最好不要與現代的東西亂對應，搞拉郎配。”以國學為主的傳統文化研究應該三個走向：走向現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來，這不但是以儒學、國學為主體的傳統文化的應有之義，也是應對現實問題的必要之舉。而劉先生對此非常不以為然。固然儒教、國教等提法太過激進，但那隻是傳統文化複興過程中的個別聲音，並不能完全否定傳統文化走向複興的基本態勢。

劉先生在文中強調“通古今之變”，應該特別強調這個“變”字。如果國學是“四部”之學，顯然屬於前一個階段的產物，“今”則是曆史的新階段。時代不同，許多名詞、概念雖然一樣，但其內涵卻有了階段性的改變。例如，和諧這個詞的古今內容就是大不相同的。我認為，在中國文化的發展曆程中，“變”往往是具體的曆史內容的損益增刪，而天不變道亦不變，作為中國文化根本的常道是不變的，而不是一切皆變。傳統“四部”分類不僅僅是一種學術形式，而且反映了中國文化當中學術這一層麵的內在結構和基本精神。和諧也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所謂“和為貴”，並不僅僅是一個名詞概念的問題。當然，我們現在講和諧，並不是完全否定鬥爭，而是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們的基本政策從“鬥爭哲學”向和諧社會的“變”而已。

劉先生在文中說：“我最不讚成的是把古今混同，用今天人們的精神改鑄古人，固然是常有的事，這對古人無所謂，但會影響對現今問題的探討和認識。”實際上劉先生正好犯了這樣的毛病，他是用他所理解的無所不在的王權主義“改鑄古人”，改鑄傳統文化，改鑄儒學。而且不僅是古今混同，還是中西混同。

劉先生在文中說：“這些年的大發展，不管它是哪來的，我強調的是，隻要對國家和人民的提升發展有用，帶來了利益，就是我們民族的。”這個說法聽起來好像很不錯，有某種愛國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的味道，但實際上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實用主義。實用主義可以起一時之效，但不能把中國真正帶入現代化的發達國家行列。正如魯迅先生在《拿來主義》中所說的：“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他占有，挑選。”“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麽，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這裏強調了拿來者要有基本的素質（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要有主動性（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要有選擇（挑選），要能夠正確地處理（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顯然，這不是像劉先生說的那樣功利主義地隨便拿來就是我們民族的，那樣的話，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如何體現？

劉先生在文中說：“如果愛國學、儒學指的是傳統之學，在中國、在世界的發展麵前，從總體上說，它是上個曆史時期的東西。從中國現代化進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養分，但從體係看，更多的是阻力。”這就從整體上否定了國學、儒學，否定了過去的曆史。國學、儒學是中華文化的學術基礎，是中華民族的固本之學，其現代價值和意義不是其中“有可取的養分”而已。近代以來，中華文化在不斷發展中距離本源越來越遠，偏離根本越來越多，成為枝葉偏枯的“病樹”，在西風西雨中弱不禁風，被吹打得花果飄零。生活在“病樹”上的中華兒女被“病毒”感染，許多人在天崩地裂的大變局中喪失了民族自信心、文化自信心，覺得自己百事不如人，轉而走向全麵西化，以擁抱西方文明來替代中華文明。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開創中華文化發展新方向的時候，把過去的傳統截斷了，不是革故鼎新，新舊嬗遞，而是棄舊逐新，甚至唯新是求。正因為中華文化近代以來主要是“失本”，所以現在要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即回歸中華文化的源頭，在回歸中創新，而固本的學術基礎就是國學。

劉先生在文中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定有與之相應的文化，這種文化的主旨和核心價值不可能來自於國學、來自傳統文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文化應該是什麽？近代以來，許多誌士仁人、思想家、學者奔走呼號，苦思冥想，實驗實踐，在中西古今文化衝突中探尋中國文化出路，形成了多種思想觀點和理論體係，多方麵、多層次地表現了中國人民的聰明智慧和創造精神。最終，我們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此相適應的文化最起碼有兩個基本的組成部分：一是“中國特色”，這除了有悠久曆史，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外我們還有什麽能夠拿出手？二是“社會主義”。因此，我的看法與劉先生恰恰相反，這種文化的主旨和核心價值正好來源於國學，來源於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經典。孔子整理古代文獻六經，開創了儒家學統，使儒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表性經典，成為中國古代學術的主流。經是常道，說明儒經中包含了某些永恒的、普遍的核心價值，有超越時空的意義。儒經所體現的常道就是今天所說的核心價值。2006年4月21日，胡錦濤主席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演講中指出：“現時代中國強調的以人為本、與時俱進、社會和諧、和平發展，既有著中華文明的深厚根基，又體現了時代發展的進步精神。”這說明優秀的傳統文化是今天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深厚根基。因此，我們可以說，優秀的傳統文化與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源”和“流”的關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形成應該在“繼往”的前提下“開來”。

劉先生在文中說：“現代的文化主要要從現代生活中提煉，要圍繞生活來提出新問題，求索新觀念、新價值。不要用‘傳統’來當裁判。”現代的文化不應僅從現代生活中提煉。近代以來，由於諸多內外因素的作用，中國文化遭遇全麵危機，中國人一度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喪失了自信心，文化的主體意識和自覺意識都降到了最低點，使中國人在自己文化發展的道路和方向上陷入了迷茫徘徊。民族複興的核心是文化的複興。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當務之急是重建中國的文化主體性，要樹立“文化主體意識”。所謂“文化主體意識”是指一個民族自覺到其擁有的曆史傳統為其所獨有，並對此曆史傳統進行有意識的省察，優越之處發揚光大，不足之處奮力加強，缺失之處則力求改進。具有了文化主體意識，我們才能夠以獨立自主的文化係統，與世界其他文明展開平等而積極的互動與對話。

    劉先生以王權主義的視閾對儒學、國學的批評與解構，其最初動機也許是所謂的要從曆史中走出來，但是實際上是不是正好起到了有可能強化王權主義影響的作用？或許這一點是沉浸在學術象牙塔中的劉先生沒有意識到的。由此，我們可以懷疑劉先生批評儒學、國學，如果不是由於個人經驗的限製，如受反傳統的激進主義影響甚深等，就是先入的理論預設在作怪，甚至有可能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曆史脈絡和基本思想缺乏深刻的體悟與全麵的把握，以致形成了以偏概全的王權主義的覆蓋。

    （本文原題為《王權主義覆蓋下的儒學、國學》，原文9500字，本報有刪節。——編者注）
    
原載於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