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和現代化進程的深化，中國社會的文化認同、身心安頓以及政治改革諸問題日益凸現，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也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關注。如果說對於一個正在複興的民族來說這一切乃是必然的話，那麽，這種關注聚焦於儒教則是其需要特別重視之處。 　　因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 
 
中心與廣東信孚教育集團於2005年12月17、18兩日在廣東從化聯合舉辦首屆“全國儒教學術研討會”，對五四尤其是最近以來圍繞儒教問題展開的爭論和研討進行清理，同時對作為當代文化問題出現的“儒學宗教論”、“儒學國教說”、“公民宗教說”及其相關理論邏輯進行深入探討。因為長期以來處於邊緣支流的儒教研究，無論在理論和實踐意義上都已經成為一個需要學術界、思想界鄭重麵對的問題。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秘書長、《原道》主編陳明認為，儒教要在今天有所發展，對民族的複興有所貢獻，必須對現實的文化功能有所承擔。而這一切的前提，則是對來自方方麵麵的質疑和批評作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回應。因此，首屆“全國儒教學術研討會”邀請了中國思想界各個派別的代表人物參加。其中包括被視為內地新儒家的蔣慶等先生，著名學者任劍濤、徐友漁、秋風、楊陽等先生，宗教學研究專家何光滬、李向平、傅有德等先生，還有港台的儒學研究專家劉國強、林安梧、霍韜晦、湯恩佳等先生。同時，也有一些研究儒學的學者拒絕與自由主義學者對話，沒有到場。 　　
 
12月17日，“全國儒教學術研討會”正式召開，社科院儒教中心主任盧國龍致辭。信孚集團信力建董事長宣布成立“信孚國學院”、建立“社學基金”，邀請社科院儒教中心秘書長，《原道》主編陳明先生出任國學院院長。信力建董事長認為，在少兒讀經春潮湧動、人大國學院、北大國學班紛紛開辦，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今天，“堅信教育完善人生深孚民族振興期望”的信孚集團聘請國內知名學者成立國學院，就是要更好地貫徹落實自己一以貫之的教育理念，把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智慧融匯整合到信孚整個的教育體係中去，去承擔這一責任、實現這一目標。國學首先應該是指作為“國魂之所係”的義理之學，尤其是在儒家思想體係中得到表述的義理之學。這樣一種義理之學在西方的近代學術分類裏，與其說接近於哲學、倫理學，不如說更接近於神學、教義學。因為它主要不是知識論，而是意義論、價值論。在這種意義上，儒教應該是國學的核心內容。國學院的工作，包括對信孚的師資進行國學培訓，使他們在知識和意義上對國學有所認知、有所體會。這樣一種素養會對學生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起到潛移默化的熏陶作用；為信孚的學生編寫適合他們心理特點、理解能力的國學教材；借鑒傳統書院的會講、講座方式，邀請有造詣的專家教授對國學和當代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問題、熱點問題進行磋商、辯論，使之成為國學的重要講壇。 　　
 
會議對“儒教中的神靈”、“儒教社會功能評議”、“儒教在當代社會和文化格局中的真實狀況”、“儒教與民族文化複興的相關性”等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 　　
 
在會上，陳明做了一個“即用見體說儒教”的報告。“即用見體”是陳明近年提出的一個傳統思想分析框架，其異於其他內地新儒家的觀點，在於通過傳統的曆史情景去理解傳統思想，並不預設傳統思想的絕對有效性，而主張首先承認我們是現代人，把傳統思想視為一種可以觀照現代性、解決現在麵臨的文化認同、身心安頓的方案，在“聖人之所以為法”層麵繼承傳統思想，並借鑒西方有效的方案和經驗。從這一觀點看儒教，陳明認為，即用見體說儒教，就是把儒教作為為人的生存活動而存在的一套話語係統一種工具或文本，在其與民族生命、社會環境以及與之並立的思想體係的互動關係之中來解讀、評價和建構。這其實是一種文化人類學、文化現象學的研究進路。在陳明看來，儒教既不是絕對的也不是封閉的。它是通過一代一代儒者的創造與時偕行，通過對文化問題的解決承擔才獲得其曆史成就和現實展開。陳明評價內地學者的儒教觀時認為，蔣慶的儒教觀，著重於儒教對百姓的安身立命的意義，與對當前的“西化中國”進行“再中國化”，自由主義的儒教觀，是要把儒教作為民主憲政改革的推動因素，而他自己的儒教觀，要解決民族的文化認同、民主憲政的改革推進問題。由此，陳明認為，儒教的展開，依托於血緣、地緣，祠堂、孔廟，儒教的升華，寄望於清明、中秋，慎終追遠，儒教對政治的作用，隻能是間接的，即通過對社會的組織發揮對政治或權力的影響。 　　
 
在會上，台灣師範大學國文係暨研究所教授、《鵝湖》主編暨社長林安梧教授做了題為“‘父’與‘權’：中國文化傳統中‘孝道’與‘皇權’的糾結”的主題發言。林安梧教授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社會共同體之建立與宗教、理性之誕生相伴而生，而這與“皇權”與“孝道”相應，皆與“血緣性的縱貫軸”密切相關。順著曆史與哲學兩層麵而展開分析，周公之製禮作樂代表由部落王權走向普遍王權，隱含王權的虛化與孝道之落實。就政治文化史、思想觀念史而言，此即是由“帝之令”轉而為“天之命”，是由畏懼生仁敬，由威權轉道德，血緣性縱貫軸亦由是得以確立。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原先的政治理想──王權虛化、孝道落實，並未真正成功。隨著帝皇專製、絕對皇權的建立，孝道亦因之而被異化了，因而專製性的縱貫軸與血緣性縱貫軸極奇詭地合為一體。然而，時至今日現代化的發展，已逐漸由血緣性縱貫的專製皇權中解放開來，走向人際性的互動軸，孝道也有著嶄新的可能。 　　
 
著名學者蔣慶在題為“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的報告中指出，儒學隻是儒教的一個具體內容，儒教的曆史長於儒家，“聖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統政統合一”是儒教的本質特征，也是儒教的追求目標。春秋、戰國、秦漢之際儒教退出中國文化權力中心邊緣化為儒家，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家又回到中國文化權力中心的位置上升為儒教，一直到1911年儒教崩潰，儒教又退出中國文化權力中心的位置下降為儒家。蔣慶先生提出，中國儒教的複興是偉大而艱巨的事業，涉及到很多方麵，單靠個人分散的力量難以完成，必須通過“中國儒教協會”組織化的力量才能完成。

（《中華讀書報》祝曉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