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康曉光：我自獨行》

撰文：白筱    

攝影：張旭

來源：《中國慈善家》2016年03期

康曉光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康曉光一直在思考“中國的命運”。對於(yu) 今日之中國從(cong) 哪裏來，要到哪裏去，如何從(cong) 現實過渡到理想，他自有一套理論，且堅定不移。然而，那些在他看來實事求是的論述卻一直受到主流話語的排斥。康曉光憂憤多於(yu) 無奈，“你要如實講，雙方都不滿意，兩(liang) 夥(huo) 人上來群毆一頓，打得鼻青臉腫。”

他研究的領域是“政治發展”“儒家文化複興(xing) ”和“國家與(yu) 社會(hui) 關(guan) 係”。十五年前，他撰萬(wan) 言長文主張立儒教為(wei) “國教”，此後多有相關(guan) 著述，描繪出一整套路徑，試圖將當今“精英聯盟”之中國引向“儒家憲政”。這套學說遠離主流，康曉光也陷自己於(yu) 被“夾擊”的境地—馬列主義(yi) 者恨他揭短，視其為(wei) 異己分子；自由派怨他為(wei) 體(ti) 製辯護，覺得他並非同路人。

康曉光沒有站隊的欲望，在中國人民大學做教授，我行我素。

社會(hui) 組織倒很歡迎他。書(shu) 齋與(yu) 講堂之外，康曉光介入第三部門，參與(yu) 社會(hui) 實務工作。除了任中國人民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所所長，還是多家公益慈善基金會(hui) 理事。但他不是個(ge) 習(xi) 慣鼓掌捧場的人。

《中國慈善家》2016年3月刊封麵

“我反對”

六年前，第二屆中國非公募基金會(hui) 發展論壇上，北京萬(wan) 通公益基金會(hui) 理事長馮(feng) 侖(lun) 台上演講，康曉光台下火冒三丈。

此前一個(ge) 月，巴菲特、比爾·蓋茨來華舉(ju) 辦晚宴，中國眾(zhong) 富豪應邀赴席。雖然這場開始前就被坊間戲稱為(wei) “鴻門宴”的“勸捐晚宴”終被定義(yi) 為(wei) “慈善交流晚宴”，但關(guan) 於(yu) “裸捐”的討論並未就此終止。

馮(feng) 侖(lun) 發言談及於(yu) 此，認為(wei) 誘導所有企業(ye) 家“裸捐”可能傷(shang) 害民間財富創造的動力，若企業(ye) 家將財富“裸捐”給政府支配，更無異於(yu) 1956年的“社會(hui) 主義(yi) 工商業(ye) 改造”。

康曉光越聽越火，“公益界沒骨氣，那個(ge) 場合沒人說話，全在那兒(er) 一臉媚笑，等著要幾個(ge) 小錢，鼓掌，喊好，成什麽(me) 東(dong) 西了？你有幾個(ge) 臭錢算老幾？跟我有什麽(me) 關(guan) 係？我不花你一分錢。”

他怒而上台，把發言稿扔到一邊，張口便點名批評馮(feng) 侖(lun) “混淆概念”。他覺得，今時今日中國企業(ye) 家自願“裸捐”做公益，應該得到尊重，不能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工商業(ye) 改造”混為(wei) 一談。

“你可以當妓女，但你反對別人當良家婦女，你這妓女也太囂張了。他這個(ge) 類比也不恰當，社會(hui) 主義(yi) 工商業(ye) 改造中企業(ye) 是被脅迫的，今天政府態度都沒表，誰用暴力脅迫你了？”

萬(wan) 通基金會(hui) 是此次論壇的主辦方之一，邀請康曉光做主題報告還是馮(feng) 侖(lun) 的主張，康曉光做客卻砸了場子。“以前我們(men) 都不錯的，（馮(feng) 侖(lun) ）以後見了我再也不說話了。”

曾任南都公益基金會(hui) 項目主管的李玉生回憶，康曉光提反對意見從(cong) 來都“一針見血，不留情麵”。

康曉光與(yu) 徐永光至今已有30年交情，2007年，徐永光創立南都公益基金會(hui) 並任理事長，康曉光任理事。“新公民計劃”是南都基金會(hui) 嚐試的首個(ge) 項目，徐永光主張辦公益學校，運作成本由社會(hui) 捐助、政府補貼、家庭支付三方共同組成。他對項目寄予厚望，信心滿滿。但項目開展並不順利，南都基金會(hui) 的定位是資助型非公募基金會(hui) ，項目啟動後，卻不得不超預期提供資金支持，還要介入學校理事會(hui) 幹預日常工作，已被越拖越深。

“我是反對（這一項目）的，理事會(hui) 吵架就吵了一年半。”康曉光說。

李玉生告訴《中國慈善家》，會(hui) 上康曉光、徐永光以及時任南都基金會(hui) 副理事長程玉等人觀點不一，爭(zheng) 論非常激烈。“當時徐永光下不來台，包括程玉，更別說新公民計劃的那些總幹事。場麵有些尷尬。”

理事會(hui) 最終肯定“新公民計劃”的價(jia) 值，同時，決(jue) 議逐步壓縮項目。李玉生說，“康曉光這樣的學者，作為(wei) 第三方專(zhuan) 家力量對社會(hui) 組織進行監督，提出他獨到的判斷，扮演了理事會(hui) 特別需要的角色。”

發現隱秘變革

上世紀90年代初，康曉光做中國反貧困研究時，下鄉(xiang) 考察遇一家貧困農(nong) 戶，隨手掏出幾百塊錢給農(nong) 戶的孩子，被陪同的當地幹部說成“希望工程”。“當時希望工程的‘話語霸權’非常強，隻要你做的事跟助教有關(guan) ，就會(hui) 被稱為(wei) 希望工程。”

1996年，中國青基會(hui) 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hui) 為(wei) 其項目做評估，康曉光作為(wei) 評估工作主要負責人，開始近距離接觸中國青基會(hui) ，就此發現了中國正在進行的一場隱秘的權力轉移。

對於(yu) 社會(hui) 統治與(yu) 管理，社會(hui) 問題並不會(hui) 自動呈現，而是由權力來定義(yi) 的。某一客觀問題能否被發現、提出，如何描述並形成廣泛認識，對社會(hui) 政策的形成和完善至關(guan) 重要。這種將客觀問題“問題化”的機製隱蔽而深刻，在中國，這一權力此前隻為(wei) 政府獨掌。

康曉光常年進行反貧困研究，深知“問題化”機製的分量，“讓哪個(ge) 問題進入媒體(ti) ，進入公共政策，進入國家財政，這是有說道的。往往最嚴(yan) 重的問題被掩蓋，甚至被扭曲。”

他舉(ju) 例，農(nong) 民進城務工潮使得農(nong) 村社區中青年大量流失，不僅(jin) 鄉(xiang) 村遭到重創，農(nong) 民工作為(wei) 勞動力進入城市，也並未從(cong) “人”的角度被社會(hui) 給予應有的關(guan) 照。在最初，一係列由此衍生的嚴(yan) 重社會(hui) 問題未能進入主流話語。“十年前一麵倒，說他們(men) 擺脫了土地束縛，收入增加，農(nong) 村致富了，講這些。真正的社會(hui) 問題，城市精英裝看不見，媒體(ti) 裝沒這事，政府從(cong) 來不提，這些人自己更沒能力提出來。”

透過中國青基會(hui) 和希望工程，康曉光看到了一種未來的全新機製—在政府與(yu) 國有企業(ye) 單位之外，另一類機構可以自己定義(yi) 社會(hui) 問題，並動員全民力量加以解決(jue) 。客觀上，這類機構掌握了“問題化”的權力。

“在我心裏，根本沒把中國青基會(hui) 看成一家公益機構，它是未來一個(ge) 非常重要的結構性的組成部分，對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對中國整個(ge) 社會(hui) 管理和統治結構影響非常深遠。”

這一發現讓康曉光深受觸動，自此，他展開對第三部門的相關(guan) 研究，並深度參與(yu) ，在多家社會(hui) 組織中擔任理事等職務的同時，還以中國人民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所為(wei) 主要平台，為(wei) 公益界提供指導和谘詢，持續輸送大量理論與(yu) 學術研究成果。他相信，第三部門將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2003年，康曉光嚐試用政治經濟學方法分析中國的城市貧困和反貧困問題，9月底，所有分項研究報告全部完成，隻待撰寫(xie) 總報告，但一場慘案的發生，使他無法繼續如常工作和生活。那一年，他在書(shu) 中將所有活著的中國人告上人性法庭。

無人幸免於(yu) 罪

“除了錢什麽(me) 也不認，一群狼的社會(hui) ，當時我對這個(ge) 大的社會(hui) 氛圍特別不滿。在這件事當中，都在批評警察，對整個(ge) 輿論我也不滿。”康曉光又點燃一根煙，“沒有人幸免於(yu) 罪，我們(men) 就是李思怡的地獄！”

2003年6月4日，成都女子李桂芳因涉毒被警方抓獲，並被強製戒毒，3歲女兒(er) 李思怡無人陪伴，被獨鎖家中。李桂芳曾多次哀求先回家中安頓女兒(er) ，再接受強製戒毒，被辦案人員拒絕。17天後，人們(men) 在她家臥室門後發現李思怡高度腐爛、爬滿蛆蟲的幼小屍體(ti) ，臥室門上一塊油漆剝落，殘留著數條血痕。沒有鄰居聲稱聽到過她的叫喊聲，直到她的屍體(ti) 被發現，人們(men) 再也無法對這個(ge) 幼小亡靈的哀嚎和控訴充耳不聞。

那一年，康曉光的女兒(er) 也3歲。他眼淚流了無數，久久難以釋懷。李思怡家那扇將人性隔絕的門的外麵是誰？是包括自己在內(nei) 的每一個(ge) 活著的中國人。康曉光說，他從(cong) 未感受過這樣的恥辱和罪惡深重。每天出門前，他照常和女兒(er) 吻別時會(hui) 想起李思怡；坐在辦工桌前，看到牆上女兒(er) 的照片時會(hui) 想起李思怡。每每念及於(yu) 此，心如刀絞，淚湧不止。他說，不做點什麽(me) ，他無法麵對自己孩子和自己的良心，他將永無寧日。

全社會(hui) 都在譴責涉事辦案人員玩忽職守，康曉光覺得不能隻停留在這一表層。他問自己，如果沒有這次偶然的災難，李思怡是否就能好好地活下去？那個(ge) 沒有親(qin) 友關(guan) 照，沒有固定收入，沒有低保，電力公司拒絕供電，從(cong) 未獲得政府部門、社區、婦聯、共青團、福利院等等有責任提供幫助的機構施以援手的環境裏，李思怡是否能活下來？

“相應的法律、機構、財政撥款和工作人員這一切都有，為(wei) 什麽(me) 需要的時候全沒了？光說製度建設，有製度建設就足夠麽(me) ？公益慈善界沒有人講這些問題，我要把這些問題呈現給大家，分析明白，否則悲劇就白白發生了。”

他停下手中所有工作，動身前往成都，做了多日實地調查，在重重阻礙中走訪了社區家委會(hui) 、派出所、街道辦事處，也走訪了婦聯、共青團、民間公益機構、公安機關(guan) 、法院、媒體(ti) ，並將調查結果寫(xie) 作成書(shu) ，名為(wei) 《起訴——為(wei) 了李思怡的悲劇不再重演》。書(shu) 中，他還原事件的來龍去脈，以此個(ge) 案，探究反貧困領域中的製度失靈以及背後的深層問題，嚐試提出解決(jue) 方案。

寫(xie) 作時，他不斷告誡自己，不要讓情緒幹擾學術判斷，作為(wei) 研究者，需要客觀冷靜，需要科學分析，得出邏輯嚴(yan) 謹的結論。但他不得不向讀者坦陳，“這本書(shu) 是在強烈的衝(chong) 動中完成的。”

康曉光告訴《中國慈善家》，“落筆時已經沒有多少眼淚了，”他將半隻煙摁熄在煙缸裏，“隻有憤怒！恨所有人，恨他媽的所有人。”他向後仰在沙發上，“唉！”地一聲沉重長歎，聽上去像某種力不從(cong) 心的悲鳴，也像是熬過劫難心力俱疲的如釋重負。

“康夫子”

女兒(er) 出生，完整了康曉光的家庭角色，他才真切體(ti) 會(hui) 到何謂“仁愛”。“儒家的理論從(cong) 家庭出發，人與(yu) 人之間倫(lun) 理關(guan) 係最內(nei) 核的是家庭中父母與(yu) 兒(er) 女的關(guan) 係，它講人靈魂性的概念是‘仁’，是種最純、最原始、最生動、最強烈的愛。對父母的愛，對愛人的愛，這兩(liang) 種感情，跟你對孩子的愛相比差遠了，是幾倍幾倍的差。”

而李思怡的死，讓康曉光第一次發自靈魂地將“仁愛”之心“推己及人”。他說，撰寫(xie) 《起訴》時，他覺得自己就是一個(ge) “仁者”。

康曉光找了十幾家出版社，沒一家願意出版。他決(jue) 定破例妥協，答應可以對內(nei) 容進行調整，但他一位出版社社長朋友說，改都沒法改，整個(ge) 味道不對。此情此景，正如康曉光赴成都調查時的所見所聞，處於(yu) 高壓中，人人為(wei) 求自保，對他避之不及。體(ti) 製內(nei) 很好的朋友，不敢開車送他，“你自己打個(ge) 車吧。”所有人都活在心安理得的麻木冷漠中。康曉光理解他們(men) 的處境，但仍不免對這乖謬荒誕的社會(hui) 心生憤怒。

最終，《起訴》一書(shu) 在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康曉光在網上發布消息，免費送。他先後自費印了兩(liang) 批，送了近8000本，他的幾個(ge) 學生天天往郵局跑。

於(yu) 建嶸稱康曉光為(wei) “康夫子”，他對《中國慈善家》說，“（對體(ti) 製）我批評多一點，他建設性多一點，他會(hui) 提一些他現實性的想法，講他自己的一套理論。”二人曾共赴一場關(guan) 於(yu) 信訪製度的會(hui) 議，會(hui) 上觀點產(chan) 生分歧。於(yu) 建嶸回憶，“他（康曉光）主張‘仁政’，認為(wei) 信訪（製度）要強大。我則認為(wei) ，一旦強化了信訪（製度），這個(ge) 國家法製無法真正（完善）起來。”

會(hui) 上爭(zheng) 論興(xing) 致未盡，二人又拉上朋友幾人覓得一家山莊繼續話題，終將爭(zheng) 論升級為(wei) “怒而拍案，大吵一番，兄弟紅臉”。

“觀點之爭(zheng) 不傷(shang) 私交”，於(yu) 建嶸覺得康曉光是個(ge) 很好的朋友，“他很有思想，也有情懷，看到苦難的人會(hui) 心裏難過，會(hui) 流淚。看到一些問題，會(hui) 憤然而起。”

康曉光認為(wei) 自己是典型的中國讀書(shu) 人，在他的觀念中，儒家“君子”與(yu) “士”的價(jia) 值取向更值得追求。他佩服康有為(wei) 執著信念不廢不移，也崇敬梁漱溟的學養(yang) 深厚大智大勇，“那真是雖千萬(wan) 人吾往矣！”他痛心中國讀書(shu) 人文脈已斷，“這個(ge) 時代，那些鄉(xiang) 願，德之賊，整天就想著自己的那點蠅頭小利的人，都在為(wei) ‘稻粱謀’，都活得很好。”

他告訴學生，“最起碼，你們(men) 別學我吧，口無遮攔、快意恩仇，將來會(hui) 很慘。”但他也說，“隻有有所傳(chuan) 承的民族才能有自己的未來。想通過割斷曆史來成就未來的輝煌，那他媽古往今來就沒有過。”

對話康曉光：相比於(yu) 基督教文明的“博愛”，儒家的“仁愛”更普適

《中國慈善家》：最近幾年，你以“公益文化”為(wei) 對象，對中國大陸文化格局及其變遷進行了研究，你認為(wei) 當下中國公益文化處在怎樣一種狀態中？

康曉光：還處於(yu) 一種比較混亂(luan) 的狀態。大家也都在做慈善公益，但什麽(me) 叫慈善，缺乏認真思考和梳理，缺乏一套理論體(ti) 係。我為(wei) 什麽(me) 要去幫助別人，誰應該得到幫助，應該得到什麽(me) 樣的幫助，這些問題，大家好像都明白，但你真問他，誰又都說不太清楚。中國傳(chuan) 統有一套東(dong) 西，毛澤東(dong) 時代有一套東(dong) 西，西方自由主義(yi) 、資本主義(yi) 有一套它的公益文化，有它的一套價(jia) 值觀，但今天都是一些東(dong) 西的大雜燴、拚盤，處於(yu) 這麽(me) 一種混亂(luan) 、模糊、撕裂甚至是衝(chong) 突的狀態。

《中國慈善家》：中國公益慈善事業(ye) 發展二三十年了，對這些最基礎最核心的問題研究得很少，按照這個(ge) 趨勢繼續走下去會(hui) 怎樣？

康曉光：稀裏糊塗，外部的舶來品不斷來中國洗腦，不管對與(yu) 錯，不管是否合適。現在這些培訓、能力建設，全是美國、歐洲、香港的，那套東(dong) 西在它的曆史傳(chuan) 承和土壤裏，在它的政治經濟製度裏，是非常適合的，到中國大陸就不一樣了。我們(men) 現在不加辨別就囫圇吞棗，都接受，學得又都不清不白的，半吊子，轉過身來又去販賣。

《中國慈善家》：西方現代公益文化是中國公益文化發展的未來方向麽(me) ？

康曉光：那不一定。中國的公益文化是非常精彩的，隻是中國人不知道，也不去梳理。從(cong) 今天公益慈善事業(ye) 的角度回頭梳理、整理傳(chuan) 統經典，這個(ge) 工作很艱苦。它是格言式的，散布在各處，不成體(ti) 係，把它按照現在的邏輯和思路組織起來，建立起一套理論話語，要求研究者不但要博古，還要通今。你讀古希臘的東(dong) 西，比如哲學、政治學，它的思維表達方式和今天很像，但咱們(men) 的古典典籍不是那麽(me) 回事。我覺得，傳(chuan) 統的這套公益文化複興(xing) ，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中國慈善家》：這部分研究現在進行到哪個(ge) 階段？你的最新著作《文化變遷的邏輯》今年會(hui) 跟讀者見麵，有體(ti) 現這部分內(nei) 容麽(me) ？

康曉光：現在一個(ge) 初步的融合都出來了。我在這本書(shu) 裏基本上做了一個(ge) 總結，中國儒家傳(chuan) 統的公益文化是什麽(me) ，毛時代的是什麽(me) ，包括現代西方的。現代西方的有人總結過，毛時代和中國傳(chuan) 統的（係統研究）應該是我的首創。這些工作在這本書(shu) 裏都有一個(ge) 提綱掣領的闡述，專(zhuan) 門用一章來解決(jue) 這些問題。

《中國慈善家》：如今公益界普遍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的應屬“慈善文化”，是缺少公益文化思維的，甚至不喜歡用“公益”這個(ge) 詞匯來描述，你提到的傳(chuan) 統公益文化，有一套自己的理解？

康曉光：不是不是，我講的這個(ge) 詞跟他們(men) 的理解是一樣的。大多數人，都是你剛才傳(chuan) 達的這種看法，這是無知造成的，數典忘祖，根本不了解中國的傳(chuan) 統，整天在議論他根本不知道的事。中國傳(chuan) 統如何，中國傳(chuan) 統典籍他讀了幾本？中國傳(chuan) 統是什麽(me) ，他知道麽(me) ？不知道就敢信口雌黃，這是一百多年文化自殘的結果。子孫後代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誰，從(cong) 民間到政府，從(cong) 百姓到精英，上下一心、團結一致，整整一個(ge) 多世紀，天天在這兒(er) 掘祖墳、毀滅自己的文化。

《中國慈善家》：相較於(yu) 西方公益文化，中國傳(chuan) 統公益文化中的“利他主義(yi) ”是否有本質上的不同之處？優(you) 勢是什麽(me) ？

康曉光：這個(ge) 三言兩(liang) 語說不清楚，具體(ti) 還要看我那本書(shu) 。簡單舉(ju) 例，儒家主張“仁愛”“推己及人”，主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這是中國人利己和利他的邏輯。最簡單的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愛我的父母，在照顧好我父母的前提下，我也要想想別人也有父母，我也要讓天下的父母都幸福；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好的教育，也不忍心讓別人的孩子成為(wei) 文盲。這和基督教的“博愛”不一樣。

“博愛”是什麽(me) ？我們(men) 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兄弟姐妹，彼此沒區別，它主張無差別的愛。中國人說，不是，如果我有能力幫助人，我首先把我最親(qin) 的人幫了，有餘(yu) 力再幫別人。我認為(wei) ，這個(ge) 是符合人性的。實際上西方人也是這樣，隻能供一個(ge) 人讀書(shu) ，他肯定給自己的孩子，之後再給別人，這個(ge) 道理放之四海而皆準，古今中外，沒有例外。

“仁愛”才是普適價(jia) 值，“博愛”則是一種宗教信念，很難做到。我們(men) 用科學、嚴(yan) 謹的學術手段做了一套問卷，證明了這個(ge) 判斷。

《中國慈善家》：跟基督教文明相比，儒家“利他主義(yi) ”在對人的激勵方式和作用強度上有哪些不同？

康曉光：中國人利己和利他是不分的。比如，對於(yu) 一個(ge) 君子、一個(ge) 賢人、一個(ge) 聖王的要求是什麽(me) ？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修齊治平。隻修身不行，還得齊家，隻齊家就行了麽(me) ？還得治國平天下。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一個(ge) 成功的人，絕不是僅(jin) 僅(jin) 把自己的小日子過好的人，否則中國文化不承認你是一個(ge) 成功的人，你就是個(ge) 小人。一個(ge) 有擔當的君子，他是要履行社會(hui) 責任的，是要對那個(ge) “大我”有所貢獻的，要造福天下的。這些都是中國文化的邏輯。

西方文化主要是依靠傳(chuan) 統基督教中的靈魂不死，通過這個(ge) 來解決(jue) 動力問題。你的身體(ti) 死了，生命並沒有死。身體(ti) 的存在是有限的，靈魂的存在非常長，至於(yu) 存在的狀態好壞，取決(jue) 於(yu) 你活著時是不是幹好事。幹壞事你就下地獄，幹好事上天堂。它是通過來世，通過靈魂的不死，對人進行道德教化，激勵利他主義(yi) 和社會(hui) 責任感。

中國不是，儒家不承認靈魂不滅。但是，儒家對承擔公益事業(ye) 的激勵是非常強的。儒家如何超越生命的有限？它不追求靈魂的不死，它追求生命的不朽。而實現不朽的途徑，就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就是說，通過你造福社會(hui) ，造福人類，通過事業(ye) 影響千秋萬(wan) 代，讓更多人受益，讓你的影響你的作用持續存在下去。這個(ge) 時候，就認為(wei) 你的生命還在繼續，你還活著，死而不亡謂之不朽。過去，死和亡是分開用的，兩(liang) 個(ge) 概念，死基本上就是活動終止了，亡表示你的影響消除了。

所以，要追求不朽，就要在活著的階段造福更多人，甚至造福後代的人。實際上這套東(dong) 西更有效地激勵人，在此生，你要積極地有所作為(wei) ，通過修齊治平，贏得你生命的不朽。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