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高級學問”的話語危機

作者：彭永捷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讀書(shu) 時報》2004年6月10日第2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二月十九日戊申

           耶穌2016年3月27日

講授中國哲學史已經有幾個(ge) 年頭了。在教學實踐中，總是一再體(ti) 驗中國哲學史作為(wei) 一門“高級學問”的無奈和尷尬：哲學係的學生，在學習(xi) 中哲學史之前，先要有“馬哲”這門“初級學問”的底子，掌握了“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然後再學習(xi) “中級學問”——西方哲學史，掌握一套西方哲學的術語和名詞，最後才學習(xi) 中國哲學史這門“高級學問”。基於(yu) 教師和學生的知識背景，要想使學生能夠理解這門“高級學問”，就不得把這門“高級學問”講授的對象，翻譯成“中級學問”和“初級學問”的語言，這樣才能使學生理解。

這種往往“習(xi) 焉而不察”的教學方式，不免使我疑惑“一個(ge) 中國人，總要試圖通把中國思想文本翻譯成西方哲學說話，才能言說、表述、解釋和理解中國哲學，這難道不有些奇怪嗎？這樣一種“翻譯”，是講授、理解和欣賞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本的恰當方式嗎？當我們(men) 的學生接受了這樣一套“翻譯”時，他或她就真的能把握到一點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皮毛了嗎？更為(wei) 嚴(yan) 重的問題是，講授“高級學問”的教師，如果不把中國哲學史當作一門如此這般的“高級學問”，還會(hui) 講授“中國哲學史”嗎？

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把中國哲學史的計法，分作“接著講”與(yu) “照著講”兩(liang) 種。以西方哲學來接著傳(chuan) 統的“理學”而講出現代三新學——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以及當代的種種哲學建構，我們(men) 多少是學會(hui) 了“接著講”，可是，在王國維證明“哲學皆六經固有的”，謝無量、胡適、馮(feng) 友蘭(lan) 等前輩學者撰寫(xie) 了各自的“中國哲學史”，在從(cong) 傳(chuan) 統的經學中開出一條“哲學”的路後，當代的中國學者還會(hui) “照著講”嗎？

回顧差不多一百的“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史，我們(men) 發現。原來開出一條所謂“現代人文學術”道路的同時，也是體(ti) 麵而有效地終結“傳(chuan) 統人文學術”的過程，而這“現代人文學術”其實就是西方人文學術。我們(men) 仍借用馮(feng) 友蘭(lan) 先生使用過的一些詞語來發問：基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的人文學術和基於(yu) 西方傳(chuan) 統的人文學術，究竟是“高低之不同”還是“花樣之不同”？如果我們(men) 認為(wei) 引進西方的“哲學”學術對於(yu) 中國文化確有必要，那幺盡可引入，也可以嚐試與(yu) 另傳(chuan) 統思想之間比較研究，可是又何必非要用它去重塑一個(ge) 中國的“哲學傳(chuan) 統”，而且當作對中國思想傳(chuan) 統的惟一闡釋方式，而且還以此終結中國自身的思想傳(chuan) 統？難道我們(men) 依照譚嗣同的方式，將“仁”解釋成“以太”、“電子”，真的就實現了中西學術的會(hui) 通，將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現代化”了嗎？我們(men) 都得承認人文學術有地域性，因而與(yu) 自然科學有所不同（事實上，一些學者強調，即使自然科學，也同樣是多元的。也存在地域性差異）具體(ti) 到中國哲學上，地域性差異究竟是僅(jin) 僅(jin) 體(ti) 現在研究對象上，還需要也體(ti) 現在說話方式、思維方式和研究範式上？難道僅(jin) 僅(jin) 因為(wei) 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哲學史”，我們(men) 所書(shu) 寫(xie) 和講授的所謂“中國哲學史”，就真的是“中國哲學”的“史”嗎？

我們(men) 依西方哲學之起源，把哲學理解為(wei) “愛智之學”——即追求知識的學問，把哲學家理解為(wei) 擁有閑暇而把追求奧秘和知識作為(wei) 惟一目的的人，兩(liang) 相對照，難道中國古人的“究天人之際”司於(yu) 這種“愛智之學”嗎？孔子、老子、孟子、莊子，是哲人還是哲學家？

我們(men) 很容易指責中國古代哲人疏於(yu) “邏輯”論證，短於(yu) 長篇大論與(yu) 構造宏大體(ti) 係，可是，我們(men) 有什幺理由要求莊子舍棄他的“三言”（寓言、重言和卮言）而去學習(xi) 蘇格拉底的“助產(chan) 術”？我們(men) 不能質問亞(ya) 裏士多德為(wei) 何沒有發明“三表法”，為(wei) 何我們(men) 就有理由質問墨子為(wei) 什幺不去研究“三段論”？我們(men) 判定惟有黑格爾的“絕對理念”自身展開為(wei) “客觀理念”、“主觀理念”並回到“絕對理念”是一個(ge) 完善的理論體(ti) 係。我們(men) 為(wei) 什幺就理所當然地否認朱熹把“理”與(yu) “氣”下貫到“天命之性”與(yu) “氣質之性”、“道心”與(yu) “人心”、“未發”與(yu) “已發”、“天理”與(yu) “人欲”就不是一個(ge) 完善的理論體(ti) 係？

莊子之為(wei) 莊子，既區別於(yu) 中國孔孟以及道家的老字、楊朱，否則便不成其為(wei) 莊子，同樣海德格爾之為(wei) 海德格爾，既區別於(yu) 胡塞爾，又不同於(yu) 對其有影響的老莊，否則便不是海德格爾，我們(men) 以莊子來闡釋海德格爾。這是莊學的一部分。而無關(guan) 於(yu) 海德格爾，我們(men) 以海德格爾來闡釋莊子，這是現象學運動的一部分，而又無關(guan) 於(yu) 莊子，莊子之為(wei) 莊子，海德格爾之為(wei) 海德格爾，各足其性，毫無欠缺。我們(men) 可以以“海”解莊，可是，我們(men) 為(wei) 何不探討這樣一種可能性：就莊子之為(wei) 莊子來欣賞莊子，就海德格爾之為(wei) 海德格爾來欣賞海德格爾，我們(men) 為(wei) 何不就其 “是其所是”而是之，偏要就其“非其所非”而非之呢？

一些學友總是用“解釋學循環”來提醒我們(men) ，我們(men) 已經習(xi) 慣了“以西解中”這種方式，我們(men) 已經沉浸在西方哲學說語中。惟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西方話語和中國史料之間尋求圓滿。這也就是告誡我們(men) ，隻能“接著講”了，“照著講”已經不可能了，為(wei) 什幺不可呢？學者們(men) 有多個(ge) 理由。

或以為(wei) ，中國哲學史，本來就是以西方哲學為(wei) 參照來研究中國思想，對於(yu) 這種說法，我們(men) 的看法沒有分歧，隻是我們(men) 對目前通行的這種範式要有自覺，意識到目前的“中國哲學史”學科隻是一種以西方哲學為(wei) 參照的比較哲學研究，是一種在西方哲學話語裏言說的“中國哲學”，亦即所謂“漢語胡說”的模式。更為(wei) 嚴(yan) 重的是，這種說法逼迫我們(men) 冒出更大膽的念頭：或許對“照著講”來說，“中國哲學史”學科本就不能指望，它會(hui) 繼續照目前這個(ge) 樣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地，作為(wei) 中國人追逐西方哲學的遊戲繼續存在著；要“照著講”中國思想，隻能令另起爐灶了，比如說建立中國的“古典學”或在學科體(ti) 製內(nei) 確立“國故學”的合法地位。

或以為(wei) ，我們(men) 已經幾代人浸潤在歐風美雨中而不知返，到如今想“回到傳(chuan) 統”——真正地讀懂傳(chuan) 統，已經不可能了。如果讓你來“照著講”，你真的就能“照著講”嗎？我不能確定的回答，理由是，這要試過了才知道。思想的話語係統，並非日常語言，我們(men) 不能想象德國人用胡塞爾、海德格爾的哲學用語日常交談。我們(men) 也不能想象先秦的人們(men) 天天講老子式的“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哲學話語來自於(yu) 日常用語，然而又超越於(yu) 日常用語，確定一個(ge) 思想的語匯，是思想者或哲學家的工作，近二十年來，中國哲學史界字議-範疇研究方麵成果卓著，可以作為(wei) 這項工作的一個(ge) 支撐點。也許，現代教育體(ti) 製下的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人材已經缺乏了親(qin) 近傳(chuan) 統的訓練，這個(ge) 工作隻能靠體(ti) 製外的某些有家學淵源的人來解決(jue) 了，也許，我們(men) 這代人最多隻是把這個(ge) 問題明明白白地說出來，我們(men) 所做的就是努力促成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人材培養(yang) 方式的變革，避免不斷複製和我們(men) 一樣研究“高級學問”的專(zhuan) 業(ye) 人材，再繼續培養(yang) 一批又一批身居中國本土的“漢學家”。探索、改革、開放，同樣是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需要的精神。

或以為(wei) ，即使我們(men) 能“照著講”，“弦斷有誰聽”？實際上，如果“拂弦人”的問題不再困擾我們(men) 的話，我們(men) 讓毫無哲學基礎（如果中學教科書(shu) 裏灌輸的那些到大學哲學係後還要費勁洗去的教條忽略不計的話）的本科新生讀懂莊子，應該並不比他們(men) 讀懂柏拉圖或讀懂馬克思更加困難。

當然我們(men) 也不敢對此有太多的樂(le) 觀。一位學界好友常常提醒那些以標榜自己的外語比自己的母語還要好而自豪的家夥(huo) 們(men) ：這意味著你的母語修養(yang) 遠比你的外語差！當然，大學英語（或其它外國語）VS大學語文、外語教學淩駕在母語教學上的教育現實，使我們(men) 也不敢過於(yu) 樂(le) 觀。對於(yu) 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漢語是其母語，而人們(men) 總是習(xi) 慣於(yu) 用母語來思考的，對於(yu) 我們(men) 來說，漢語作為(wei) 一種活的語言，又並不隻是語詞符號，還和它深厚的人文財富堅密相聯，而與(yu) 傳(chuan) 統發生深刻斷裂的我們(men) ，通過漢語獲取的人文財富卻少之又少，再加上語言修養(yang) 本身的不足，妨礙了我們(men) 思考的能力，妨礙了我們(men) 的靈感，妨礙了我們(men) 的創造性。

在高瞻運矚之士中，衛護傳(chuan) 統文化的學人提醒我們(men) ，應當從(cong) 中國文化複興(xing) 的角度來看等重建民族話語的意義(yi) ，中國哲學史學科存在著嚴(yan) 重的危機，這個(ge) 危機來自於(yu) 學科外部的批評幫助和學科內(nei) 部的自我反思，恰恰是中國哲學史學科內(nei) 在活力的一種表征。由反思活動所引起的這種危機，難道僅(jin) 是中國哲學史學科自身的危機嗎？中國哲學史學科中的這種反思活動，在當代中國學術領域中又並不孤單，實際上類似的反思已經彌漫於(yu) 整個(ge) 中國的人文學術界，特別是與(yu) 傳(chuan) 統學術密切相關(guan) 的人文學科，這場危機已經是整個(ge) 中國人文學的危機，而且，遠遠不止於(yu) 此，這是整個(ge) 中國文化的危機，是文化創造力的危機。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