陣地戰——關(guan) 於(yu) 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葛蘭(lan) 西式分析（九）

九、討論：中華文化命運及其影響因素

作者：康曉光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康曉光等著《陣地戰——關(guan) 於(yu) 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葛蘭(lan) 西式分析》，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二月十九日戊申

           耶穌2016年3月27日

1、關(guan) 於(yu) 中華文化命運的幾種猜測及其驗證

從(cong) 19世紀末葉的洋務運動和改良派，到20世紀上半葉的東(dong) 西方文化論戰，再到20世紀末葉的文化熱，圍繞中華文化的命運，中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付出了無與(yu) 倫(lun) 比的熱情和精力。與(yu) 此同時，海外學者也不甘寂寞，紛紛加入這場漫長而激烈的爭(zheng) 論。

可以概括出四種關(guan) 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終極文化命運的判斷或理論：（1）“華夏中心論”，在現代化過程中，中國傳(chuan) 統終極文化將始終如一地處於(yu) 主導地位。這一派的核心理念是“體(ti) ”與(yu) “用”可以分離，而且“中國之體(ti) ”具有超越於(yu) “用”、獨立於(yu) “用”的價(jia) 值或生存能力。例如，張之洞提出的中國文明發展規劃是“中體(ti) 西用”，[1]即“中學為(wei) 內(nei) 學，西學為(wei) 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2]（2）“歐洲中心論”，中國傳(chuan) 統終極文化將徹底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歐洲的終極文化。實際上，存在著兩(liang) 種對立的歐化目標，一是資本主義(yi) 化，一是社會(hui) 主義(yi) 化。該派的核心理念是“體(ti) ”與(yu) “用”不可分離，一種文化的“用”失去了存在的價(jia) 值，其“體(ti) ”也將隨之退出曆史舞台。列文森認為(wei) ，儒教失敗了，它最終成為(wei) 了曆史，隻能作為(wei) 博物館裏的陳列品而存在。[3]但是，最有力的論證來自曆史唯物主義(yi) 。馬克思認為(wei) ，經濟基礎決(jue) 定上層建築，技術和經濟的形態決(jue) 定文化的形態，即“存在決(jue) 定意識”。（3）“中西調和論”，中國現代終極文化將是中西終極文化的混合物。中國未來的文化是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這種“新文化”，也許是一種冷拚盤，也許是一種全新的東(dong) 西。反映在文化戰略上，中西調和論者的主張是“古為(wei) 今用，洋為(wei) 中用”。中西調和論的早期代表為(wei) 嚴(yan) 複、梁啟超。國民黨(dang) 主導的“中國本位文化論”屬於(yu) （右翼）中西調和論。中共主張的“新民主主義(yi) 文化論”屬於(yu) （左翼）中西調和論。這一派人數最眾(zhong) ，理論也最為(wei) 龐雜。（4）“複興(xing) 論”，中國傳(chuan) 統終極文化將經曆“先衰敗，後複興(xing) ”的過程。亨廷頓是複興(xing) 論的代表人物。

借鑒亨廷頓的“二元文化模型”，建立一個(ge) “二維平麵”，其中工具文化和終極文化分別占據一個(ge) 維度；橫軸指示工具文化現代化的程度，從(cong) 左到右表示現代化程度逐漸增加；縱軸指示終極文化本土化或西化的程度，從(cong) 上到下表示本土性逐步下降，或西化程度逐步提高。時間隱含在橫軸之中，從(cong) 左到右是時間增加的方向。借助二維平麵，可以對上述四種理論及其預測進行“圖示”。

我們(men) 的實證研究表明：（1）“華夏中心論”過於(yu) 自信，中華之“體(ti) ”已經發生了變化。（2）“歐洲中心論”過於(yu) 狂妄，中華之“體(ti) ”沒有完全消滅。（3）“中西調和論”沒被否定，也永遠無法被否定。（4）“複興(xing) 論”的預測得到了證實。[4]

這一檢驗結果，與(yu) 亨廷頓理論的預測是一致的，而且亨廷頓理論對此結論也能夠作出合理的解釋。但是，這一結果顯然與(yu) 馬克思理論的預測不一致，與(yu) 經濟決(jue) 定論相衝(chong) 突。考慮到馬克思理論的重要性及巨大影響力，在此有必要對這一重大的理論衝(chong) 突嚐試著作出說明。

2、致命的挑戰：經濟決(jue) 定論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之中，馬克思對曆史唯物主義(yi) 的基本原理作出了最經典的表述：“人們(men) 在自己生活的社會(hui) 生產(chan) 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men) 的意誌為(wei) 轉移的關(guan) 係，即同他們(men) 的物質生產(chan) 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這些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總和構成社會(hui) 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hui) 意識形式與(yu) 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chan) 方式製約著整個(ge) 社會(hui) 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men) 的意識決(jue) 定人們(men) 的存在，相反，是人們(men) 的社會(hui) 存在決(jue) 定人們(men) 的意識。社會(hui) 的物質生產(chan) 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men) 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chan) 關(guan) 係或財產(chan) 關(guan) 係（這隻是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yu) 是這些關(guan) 係便由生產(chan) 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chan) 力的桎梏。那時社會(hui) 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5]

按照曆史唯物主義(yi) 的邏輯，產(chan) 生於(yu) 農(nong) 耕時代的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在工商時代注定要被淘汰，這是因為(wei) ，經濟基礎發生了巨變，那麽(me) 根據曆史唯物主義(yi) ，附著於(yu) 其上的文化也必然隨之改變。[6]但是，中華文化在經曆了一個(ge) 半世紀的衰落之後，在二十一世紀卻迎來了複興(xing) 。於(yu) 是，問題產(chan) 生了：為(wei) 什麽(me) 中華文化能夠克服經濟決(jue) 定論的魔咒？

3、打破“經濟決(jue) 定論魔咒”的邏輯

為(wei) 什麽(me) 中華文化能夠克服經濟決(jue) 定論的魔咒？要回答這一問題，關(guan) 鍵是要論證，終極文化具有超越技術和經濟變量的自主性。

終極文化之所以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於(yu) 經濟的自主性，大概有這樣幾個(ge) 原因：（1）個(ge) 人和人類社會(hui) 麵對的基本問題，在人類社會(hui) 產(chan) 生之初就存在了，也被人們(men) 意識到了，並且作出了回答。這些問題及其答案構成了一個(ge) 社會(hui) 的終極文化。而基本問題一般不會(hui) 隨著社會(hui) 的發展而變化或消逝，其答案一般也不會(hui) 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生實質性的變化。（2）家庭、社區、團體(ti) 等社會(hui) 化主體(ti) 是“非常保守的”。它們(men) 的運行邏輯非常成熟而且很少改變。而這些原初性的、基礎性的文化要素，正是通過它們(men) 世代傳(chuan) 承下來的。因此，民族的終極文化往往非常穩定，具有抵禦經濟和政治衝(chong) 擊的能力。（3）這些終極價(jia) 值，與(yu) 具體(ti) 的技術、經濟組織形式、政治製度“距離遙遠”，沒有直接的、強烈的聯係，因而也不會(hui) “緊隨”後者的變化而變化。（4）即使存在聯係，“舊的”終極文化也不一定就會(hui) 與(yu) “新的”工具文化發生衝(chong) 突。這是因為(wei) ，技術、經濟組織方式、政治製度、文化或意識形態，它們(men) 的組合方式不是唯一的，即它們(men) 之間不存在“一一對應”關(guan) 係，而是存在多樣化的組合方式。西方人的曆史經驗所確定的那種組合模式，並不是所有民族的唯一選擇。相反，完全可能存在其他的、更加有效的組合模式，例如東(dong) 亞(ya) 的儒家資本主義(yi) 。[7]（5）在處於(yu) 無政府狀態的當今世界上，民族國家是最重要的行動主體(ti) ，民族主義(yi) 的威力不容忽視。民族國家為(wei) 民族文化的生存與(yu) 發展提供了載體(ti) ，而民族主義(yi) 則為(wei) 其提供了“集體(ti) 行動框架”。文化民族主義(yi) 就是民族國家保衛自己的終極文化的意識形態。（6）影響終極文化的變量，除了技術和經濟形態，還有“非經濟變量”，包括文化自身的特質、政治製度特征、工具文化現代化的成效、人為(wei) 的努力，以及其他偶然性因素等等。

4、文化的內(nei) 涵和組織形態對文化命運的影響

人們(men) 總是把文化看做“因變量”，在文化之外尋找文化演變的“自變量”。其實，文化自身的屬性對文化的命運也有直接的、重大的影響，也就是說，文化既是因變量，也是自變量。所以，有必要從(cong) 文化自身入手，考察文化的自主性或獨立性。

根據文化自身的屬性（內(nei) 涵和組織形態），可以把社會(hui) 分為(wei) 三類：（1）大宗教型，其終極文化的載體(ti) 是一個(ge) 偉(wei) 大的宗教，擁有悠久的曆史、成熟的教義(yi) 、高度發達而且獨立的組織體(ti) 係、成功的財務模式、廣泛的群眾(zhong) 基礎。此類文明的終極文化足以擺脫工具文化的影響而“自行其是”。（2）強勢型，其終極文化非常成熟，而且具有獨立於(yu) 工具文化的生存潛力。它的自主性較強，雖不足以罔顧工具文化而“自行其是”，但擁有複興(xing) 的潛力。（3）弱勢型，其終極文化非常幼稚，既沒有豐(feng) 富的內(nei) 涵，也沒有獨立的強有力的組織形態。它高度依賴於(yu) 工具文化，容易被外來文化同化。

隻要一項簡單地觀察，就可以發現存在三種“主要的”終極文化命運類型：（1）“恒定”，終極文化始終不變；（2）“消亡”，終極文化退出曆史舞台；（3）“複興(xing) ”，終極文化經曆衰落之後再度複興(xing) 。

借助亨廷頓理論，可以在“社會(hui) 類型”、“文化命運類型”、“工具文化現代化”之間建立某種聯係。具體(ti) 來說，（1）大宗教型，由於(yu) 終極文化的載體(ti) 是一個(ge) 偉(wei) 大的宗教，所以無論其工具文化的命運如何（現代化成功或失敗），終極文化都會(hui) 持續存在並占據主導地位。伊斯蘭(lan) 文明的終極文化即屬於(yu) 這一類型。（2）強勢型，其終極文化將伴隨工具文化的衰弱而衰敗；如果工具文化現代化始終沒有出現轉機，那麽(me) 其終極文化將逐漸消亡；但是，隨著工具文化現代化的成功，它將會(hui) 在衰敗之後轉而複興(xing) 。（3）弱勢型，不論工具文化現代化成功或失敗，其終極文化都將西化。其實，世俗性的終極文化幾乎都被西方文明擊垮了。在西方文明麵前，弱勢文化更是不堪一擊。隻有宗教性文化（伊斯蘭(lan) 文明）和非常偉(wei) 大的文化（儒教文明），才有可能在西方文化的重壓下免於(yu) 成為(wei) “博物館陳列品”的厄運。

表5：終極文化命運類型

中國的終極文化屬於(yu) 典型的“強勢型終極文化”，沒有獨立而強大的組織體(ti) 係，但是有豐(feng) 富的內(nei) 涵、突出的特質、悠久的曆史，而且覆蓋了龐大的人口和遼闊的國土，所以盡管不能無視工具文化的變遷，但擁有巨大的複興(xing) 潛力，一旦時機成熟就會(hui) 東(dong) 山再起。經過一個(ge) 多世紀的努力，進入21世紀之時，中國的工具文化現代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一現實“條件”，使中國傳(chuan) 統終極文化複興(xing) 的“可能性”轉變為(wei) “現實”。

強調文化相對於(yu) 經濟的自主性或獨立性，並不意味著否認經濟變量的巨大影響力。否則，亨廷頓的“二元文化模型”就失去意義(yi) 了，“倒U字曲線”也不能成立，中國本土文化複興(xing) 也無法解釋了。

與(yu) 馬克思一樣，亨廷頓也關(guan) 注“文化/經濟”關(guan) 係。在這方麵，他們(men) 是一致的。他們(men) 的理論的基本區別在於(yu) ：（1）在馬克思的模型中，至少在“長時段”內(nei) ，經濟因素是唯一的自變量。而在亨廷頓的理論中，經濟因素不是“唯一的”自變量，文化自身的性質、人們(men) 的態度、策略和行為(wei) 、國際環境也是不容忽視的自變量，但是經濟因素仍然是一種“具有決(jue) 定性影響的”自變量。（2）在馬克思模型中，對於(yu) 既存的文化來說，經濟發展對它的影響表現為(wei) 一條單調下降的直線。而在亨廷頓模型中，卻存在多條曲線，既有單調下降的直線，也有原地踏步的圓圈，還有“倒U字曲線”，等等。（3）在馬克思的理論視域中，沒有“國際因素”。而亨廷頓是在國際視域中討論一國的經濟與(yu) 文化關(guan) 係的。（4）馬克思通過“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模型”建立經濟與(yu) 文化的關(guan) 係。在亨廷頓理論中，把經濟和文化聯係起來的是個(ge) 人、群體(ti) 和民族對“認同”的需要。在全球經濟競賽中敗北，導致人們(men) 喪(sang) 失對自己文化的信心，轉而認同外部文化；而民族國家在經濟上的成功，又使人們(men) 重獲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回過頭來認同自己的文化。

綜上所述，亨廷頓並不是不重視經濟對文化的影響，更不是主張“意識決(jue) 定存在”，實際上，他提出了一種與(yu) 馬克思不同的經濟決(jue) 定論。

【參考文獻】

[1] 張之洞的原話是“舊學為(wei) 體(ti) ，新學為(wei) 用”。參見：張之洞，《勸學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1頁。

[2] 《勸學篇》“外篇·會(hui) 通第十三”，第161頁。

[3] [美] 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0年。

[4] 參見：康曉光，《中國歸來》；康曉光、盧憲英，“儒家文化命運實證研究”，2008年，未公開發表。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83頁。

[6] 經濟不僅(jin) 在馬克思的意義(yi) 上影響終極文化（生產(chan) 資料的占有者為(wei) 了自身的利益處心積慮地控製文化），也通過所謂的“物質文化”及其創造的“流行文化”影響終極文化。麥當勞、可口可樂(le) 、星巴克、電影（所謂美國大片）；公寓和別墅、寫(xie) 字樓、大學及校園的生活方式、城市風格；汽車、電腦、飛機，以及與(yu) 之相連的生活方式；流行服裝乃至軍(jun) 裝……這些建立在特定的生產(chan) 方式和經濟發展水平之上的東(dong) 西，對“他者”（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非西方世界的人們(men) ）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從(cong) 而為(wei) 它們(men) 背後的價(jia) 值觀、科學、技術、製度、意識形態等等，贏得了聲譽，激發了仰慕之情，並使得“他者”自覺地、主動地去追求這一切。

[7] 日本、韓國、台灣、香港和新加坡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使得“重新評價(jia) 儒家在東(dong) 亞(ya) 現代性中的角色，成為(wei) 一種迫切的需要。”（杜維明，《東(dong) 亞(ya) 價(jia) 值與(yu) 多元現代性》，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204頁。）人們(men) 需要對東(dong) 亞(ya) 的成功作出文化和製度上的解釋。人們(men) 意識到這些地區都在漢文明影響之下，在其中儒學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儒家的價(jia) 值取向與(yu) 該地區的工作倫(lun) 理和社會(hui) 態度高度相關(guan) ，而正是這種工作倫(lun) 理和社會(hui) 態度成為(wei) 推動該地區經濟發展的積極力量。這意味著，經曆了現代化的洗禮，儒學可以成為(wei) 推動現代化的積極力量。“在最近20年，東(dong) 亞(ya) 的許多其他城市、國家和地區紛紛戲劇性地表示：在儒家傳(chuan) 統和西方式的現代轉化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不相兼容性。晚近以來，工業(ye) 化了的東(dong) 亞(ya) 享受了世界上最迅速和最持久的經濟增長。取得這樣一種增長速度，並非通過複製東(dong) 亞(ya) 的儒家遺產(chan) ，而是通過對內(nei) 在於(yu) 儒家傳(chuan) 統中的精神資源進行創造性地轉化。因此，就整個(ge) 東(dong) 亞(ya) 而言，深深植根於(yu) 兩(liang) 千五百年曆史的儒家視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結果，儒家傳(chuan) 統本身也得到了複興(xing) 。”（杜維明，《東(dong) 亞(ya) 價(jia) 值與(yu) 多元現代性》，第209頁。）在20世界80年代，“儒家資本主義(yi) ”成為(wei) 世界各國的學者、企業(ye) 家和政治決(jue) 策者關(guan) 注的焦點。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