陣地戰——關(guan) 於(yu) 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葛蘭(lan) 西式分析（八）

八、社會(hui) 化：功能與(yu) 使命

作者：康曉光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康曉光等著《陣地戰——關(guan) 於(yu) 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葛蘭(lan) 西式分析》，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二月十九日戊申

           耶穌2016年3月27日

本節將進一步分析社會(hui) 化的功能；分析社會(hui) 化、合法性、文化領導權、軟力量的具體(ti) 關(guan) 係；分析社會(hui) 化對國內(nei) 的影響，即對重建自主文化霸權的影響；對國際的影響，即對中國軟力量建設的影響。

1、中國的力量結構及其存在的問題

約瑟夫•奈指出：“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亞(ya) 洲最大的國家中國享有7%~9%的高增長率，使其國民生產(chan) 總值令人矚目地增長了三倍，同時也提升了中國的聲譽和軟力量。然而，即使是中國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會(hui) 在發展中遇到諸多困難。二十一世紀初始，美國經濟是中國的兩(liang) 倍多。而且正如一位新加坡專(zhuan) 欄作家所觀察到的，‘就軟力量來說，要花更長久的時間才能取得接近美國當前水平的影響’。”[1]約瑟夫•奈的論述雖然簡單，但很中肯，簡明扼要地道出了中國力量結構的基本特征。真不愧是大家，獨具慧眼。

約瑟夫•奈的意思是說，中國的硬力量獲得了巨大發展，但還不足以與(yu) 美國匹敵，而且軟力量的差距則更大。這是正確的判斷。打個(ge) 比方，權且把國家看作一個(ge) 人。近三十年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擴大了中國的經濟總量。這相當於(yu) 這個(ge) 人的肌肉增加了。然而，目前我們(men) 的經濟質量並不高，自主創新不多，掌握的核心技術也很少，對戰略產(chan) 業(ye) 也沒有多少控製權。這相當於(yu) 這個(ge) 人的骨骼還不發達，甚至患有軟骨病。但是，最嚴(yan) 重的問題還不是這些，而是我們(men) 的國家和民族缺少自己的核心價(jia) 值觀、有效的意識形態、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製度。這相當於(yu) 這個(ge) 人沒有靈魂，處於(yu) 精神分裂、六神無主的狀態。從(cong) 目前來看，對中國這個(ge) 人來說，繼續長肉，似乎問題不大，再用個(ge) 二十年或三十年把骨骼發育健全也完全可能，但是要把靈魂和精神發育健全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沒有半個(ge) 世紀努力是不可能的。如果說發育肌肉和骨骼就是建設“硬力量”，那麽(me) 發育靈魂和精神就是建設“軟力量”。可以說，中國的硬力量建設已經步入正軌，而軟力量建設還剛剛起步。

作為(wei) 一個(ge) 世界頭號強國的戰略分析家，約瑟夫•奈關(guan) 注的是一個(ge) 國家在國際層麵的軟力量。實際上，一個(ge) 國家的力量，不僅(jin) 體(ti) 現在外部，也體(ti) 現在內(nei) 部，而且國內(nei) 力量和國際力量是相互影響的。一個(ge) 貧窮、落後、缺乏公正、道德墮落、文化分裂的國家是不可能擁有什麽(me) 國際影響力的。作為(wei) 一個(ge) 成長中的大國的成員，我們(men) 不但要關(guan) 注軟力量的國際層麵，更要關(guan) 注它的國內(nei) 層麵。實際上，對於(yu) 今日中國來說，後者更為(wei) 重要，也更為(wei) 軟弱，因而也更加需要我們(men) 給予更多的關(guan) 注。

今日中國的道德淪喪(sang) 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經過一個(ge) 多世紀的破壞，傳(chuan) 統文化的精華已經喪(sang) 失殆盡，但糟粕卻留下不少。經過半個(ge) 多世紀的折騰，來自西方世界的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的精華也所剩無幾，但許多糟粕同樣留了下來。改革開放這三十年，引進了不少西方資本主義(yi) 文化的糟粕，但好東(dong) 西又沒學來多少。可以說，今日中國的道德是三大文化源流糟粕的“集大成”。可謂“禮崩樂(le) 壞，道喪(sang) 學絕”。無論是對內(nei) ，還是對外，我們(men) 都不擁有來自價(jia) 值觀和道德的軟力量。

軟力量匱乏還體(ti) 現在當下的中國模式或中國發展道路缺乏正當性。不僅(jin) 缺乏來自國際社會(hui) 的應有的認同，更缺乏來自國內(nei) 的應有的認同。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乃至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五十多年，中國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但是成就也非常突出。如何理解它？如何評價(jia) 它？這種發展模式的成功之處在哪裏？它為(wei) 什麽(me) 能夠成功？對於(yu) 這些問題，不僅(jin) 國際社會(hui) 缺乏認識，連我們(men) 自己也缺乏認識，不僅(jin) 老百姓缺乏認識，就是黨(dang) 政幹部甚至領導人也缺乏認識。對我們(men) 自己的成就，對取得這些成就的原因，基本上說不清楚，其結果就是嚴(yan) 重地缺乏自信，缺乏對自己成就的肯定，缺乏對自己模式正當性的論說。如果說軟力量的缺陷表現為(wei) 發展模式缺乏正當性，那麽(me) 這其中最嚴(yan) 重的缺陷存在於(yu) 政治正當性建設領域。我們(men) 對自己的政治體(ti) 製嚴(yan) 重缺乏信心，過分渲染它的弊端，對於(yu) 它的長處幾乎不置一詞，而且來自官方的辯護也是軟弱無力，甚至令人生厭。這種狀況不得到根本扭轉，軟力量建設就無從(cong) 談起。

由此可見，就中國國內(nei) 而言，軟力量建設的關(guan) 鍵，一個(ge) 是道德建設，一個(ge) 是製度建設。道德建設的核心任務，就是要提出我們(men) 的價(jia) 值觀，而且要論證這種價(jia) 值觀的優(you) 越性。製度建設的核心任務，就是要探索中國模式以及如何完善這種模式，更重要的是，還要確立這種模式的正當性或合法性。

2、當今中國的合法性困境及其出路

1978年以前，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來自西方的曆史唯物主義(yi) 和來自中國的政治文化傳(chuan) 統的基礎之上。[2]改革以來，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基礎發生了重大轉變。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政府致力於(yu) 建設以經濟增長為(wei) 核心的政績合法性基礎。進入90年代後期，中國政府在繼續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通過促進社會(hui) 公正來擴大自己的合法性基礎。與(yu) 此同時，中國的領導人也嚐試建立合法性理論，先後提出了“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理論”“依法治國”、“以德治國”、“三個(ge) 代表”、“和諧社會(hui) ”等理論主張。中國政府也意識到需要把民主法治納入合法性基礎的範疇，並且在改革之初就啟動了法製建設進程。[3]進入21世紀，中國政府又進入了新一輪合法性基礎調整與(yu) 重建的時期，一方麵繼續鞏固和拓展政績合法性基礎，強調經濟增長和社會(hui) 公正並重，一方麵回歸黨(dang) 的傳(chuan) 統，提出“新三民主義(yi) ”。[4]

但是，時至今日，改革以來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危機並未得到有效解決(jue) 。這種危機首先來自理論的貧乏。如今馬克思主義(yi) 已經邊緣化，政府又明確拒絕競爭(zheng) 性選舉(ju) ，傳(chuan) 統和宗教也被摧殘殆盡，結果中國政府既不能憑借曆史必然性證明其合法性，又不能借助選舉(ju) 程序獲得合法性，也沒有傳(chuan) 統和神明來授予合法性。可以說，自改革以來中國實際上並沒有有效的合法性理論。於(yu) 是，中國政府隻能依賴亨廷頓所謂的“政績合法性”維持政治穩定。其次，中國的合法性危機還有“非理論”的原因，即理論與(yu) 實踐的背離。明明是推行資本主義(yi) 的權威主義(yi) 政府，卻宣稱自己信奉的是馬克思主義(yi) 和民主主義(yi) ，而資本主義(yi) 與(yu) 馬克思主義(yi) 不共戴天，民主主義(yi) 要消滅權威主義(yi) ，政府所宣揚的是要消滅自己所作所為(wei) 的理論。當然這種尷尬的局麵具有很大的不得已而為(wei) 之的味道——號稱自己是馬克思的繼承人是曆史包袱，宣稱追求民主是迫於(yu) 外部世界的壓力。

有鑒於(yu) 此，當今中國麵臨(lin) 的最重大也是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建立合法性理論。這一任務要求我們(men) 回答這樣的問題：在當代中國，什麽(me) 樣的政治秩序具有合法性？

由於(yu) 已有的合法性理論的“顯學”都無法為(wei) 當代中國的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論說，所以要建立中國的政治合法性理論，向外求索沒有出路，必須返回過去，從(cong) 中國的曆史傳(chuan) 統中尋找出路。在諸子學說中，儒家最關(guan) 注政治合法性問題。儒家倡導“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5]馮(feng) 友蘭(lan) 指出：“蓋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種不同的政治。中國後來之政治哲學，皆將政治分為(wei) 此二種。王者之一切製作設施，均係為(wei) 民，故民皆悅而從(cong) 之；霸者則惟以武力征服人強使從(cong) 己。”[6]

3、中國的軟力量與(yu) 中華文化重建

如何建設中國的軟力量？關(guan) 鍵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關(guan) 鍵，一是重建價(jia) 值體(ti) 係或道德體(ti) 係，二是重建政治哲學或意識形態。

文化重建，必須有所繼承，有所創造。有一種說法，認為(wei) 應該通過把中國的傳(chuan) 統、西方的社會(hui) 主義(yi) 傳(chuan) 統和資本主義(yi) 傳(chuan) 統融匯貫通來重建中國的文化。這種說法沒錯，但是遠遠不夠。要談三種文化傳(chuan) 統的融匯，那就要說清楚如何融匯，在融匯的過程中以誰為(wei) 主。如果不說清楚這些問題，那就等於(yu) 什麽(me) 也沒說。在全球化時代，文化的融合是一個(ge) 現實，是一個(ge) 必然的趨勢和結果。時至今日，已經沒有人敢說一種文化可以獨霸天下。今天人們(men) 爭(zheng) 論的實質問題就是在融匯的過程中以誰為(wei) 主的問題。

在這個(ge) 問題上，中國還是應當堅守本土文化的主導地位，同時吸收外部世界的文化要素，重建今日中國的文化。這就涉及到“中華文化複興(xing) ”這一主題。複興(xing) 不是簡單地、機械地複古。複興(xing) 也不是一個(ge) 輕薄的概念。它有嚴(yan) 肅的內(nei) 涵。如果僅(jin) 僅(jin) 是從(cong) 中華文化中汲取某些成分，或是泛泛地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那不是我們(men) 所謂的“文化複興(xing) ”。所謂“複興(xing) ”是對文化的核心精神的保守、繼承、發揚光大。文化的枝節可以拋棄，形式可以改變，但核心精神不能丟(diu) 掉。這是一個(ge) 大原則！

真正的全球性的軟力量一定具有普世性。但是，如果中國在建立自己的軟力量的過程中，向已經存在的普世性體(ti) 係看齊，那就是被別人同化，而不是同化別人，這恰恰說明中國不具備軟力量，這樣建立起來的東(dong) 西能不能叫軟力量值得商榷。中國真要建立自己的軟力量，真要建立自己的價(jia) 值和製度的吸引力，那就要建立一種新的普世性體(ti) 係。也就是說，伴隨著自己的崛起，重新確立一種新的普世性體(ti) 係。這種新的普世性體(ti) 係的誕生，不是向已有的普世性體(ti) 係看齊的結果，而是用一種新的普世性體(ti) 係取代舊的普世性體(ti) 係。

儒家文化的複興(xing) ，對於(yu) 我們(men) 的道德重建，對於(yu) 社會(hui) 秩序的重建，對於(yu) 中國人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對於(yu) 政治正當性重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對外也是如此。今天中國已經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儒家學說的基礎之上了。胡錦濤在耶魯大學的演講就是一個(ge) 明證。對外傳(chuan) 播儒家文化，還可以宣揚中國的價(jia) 值觀，也可以強化中國的製度的正當性。同時，這樣一種文化傳(chuan) 播的意義(yi) 並不局限於(yu) 文化領域，它也對中國在經濟和政治領域的全球競爭(zheng) 具有非常積極的影響。所以，文化複興(xing) 對中國的軟力量建設至關(guan) 重要。

對於(yu) 中國來說，文化的發展與(yu) 政治的發展是息息相關(guan) 的。[7]未來中國的文化如果徹底西化，那麽(me) 中國的政治也將徹底西化。這就真的應驗了福山的預言——曆史終結了。如果中國的文化能走上自主選擇的道路，那麽(me) 未來的政治發展也會(hui) 別有一番天地。也就是說，如果中國不能掌握文化發展的自主權，那麽(me) 也就不能掌握政治、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自主權。在這種意義(yi) 可以說文化決(jue) 定命運！這也是葛蘭(lan) 西的文化理論的基本論斷。我們(men) 研究文化，不是就文化論文化，而是把文化的演變和政治的演變結合在一起，而且是立足於(yu) 中國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中國在軟力量建設方麵，最大的缺口在文化領域，但是最大的資源也在這個(ge) 領域。中國有一個(ge) 富有魅力的文化，它有五千多年的曆史，十三億(yi) 的人口，九百六十萬(wan) 平方公裏的土地，還有遍布全球的華人，加上漢語這種獨特的語言，這些都是中國最寶貴的文化資源。如果這個(ge) 資源運用得當，就是天下無敵的力量。如果這個(ge) 力量運用得當，中國的明天就不可限量。

中華文化賦予中國人偉(wei) 大的抱負。中華民族是一個(ge) 有雄心的民族。中國人的自我感覺並不比以上帝選民自居的美國人差。日本人把這稱之為(wei) “中華情結”，意思是說，中國人無論多麽(me) 落魄，都堅信自己應該成為(wei) 最好的。我認為(wei) ，這就是中華文化五千年不絕的根本原因。胡錦濤總結的很好，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沒有這份自信，就不可能在五千多年的曆史中，無數次沉淪，又無數次重新崛起，而且一步步走向新的高度。你說中國最大的軟力量是什麽(me) ？就是這種民族的自信，甚至是一種非理性的自信。這種不斷崛起的信念和潛力，這種死去之後重頭再來的能力，就是我們(men) 文化的生命力的最深厚的源泉，就是我們(men) 最寶貴的、最大的、終極的軟力量！

對於(yu) 今天的中國來說，正是由於(yu) 硬力量的發展成功，才賦予中國以文化的自信，才使得我們(men) 能夠提出軟力量建設的問題。但是，反過來說，如果中國今天不解決(jue) 軟力量的發展問題，硬力量的進一步發展也不可能。

軟力量建設不是可有可無，而是非常重要、非常緊迫。不解決(jue) 道德和價(jia) 值觀問題，不解決(jue) 政治合法性問題，而經濟、社會(hui) 還能持續發展是難以想象的事情。這些問題不解決(jue) ，我們(men) 的國際地位也很難進一步提高，也無法為(wei) 自己創造一個(ge) 良好的發展環境。可以說，如果中國不能解決(jue) 軟力量的問題，無論是國內(nei) 發展，還是國際發展，很可能都難以為(wei) 繼。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軟力量建設關(guan) 係到中國長治久安，乃至生死存亡。

4、社會(hui) 化的意義(yi)

在《喚醒中國》一書(shu) 中，費約翰用“喚醒中國”為(wei)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國民運動”蓋棺定論。[8]但是，國民運動所喚醒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中國了。在那個(ge) 時代，中國一方麵 “自掘祖墳”（摧毀自己的文化），一方麵“向西方尋找真理”。在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過程中，一會(hui) 兒(er) 學習(xi) 資本主義(yi) 的自由民主主義(yi) ，一會(hui) 兒(er)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men) 送來了馬列主義(yi) ”，可謂“東(dong) 倒西歪”，而“一以貫之”的惟有“迷失自我”。近年來的本土文化複興(xing) 是一個(ge) 極為(wei) 重要的曆史轉折點，它標誌著中國正在找回自我，中國真正地醒來了。我之所以要用“中國歸來”給研究這場文化複興(xing) 運動的著作命名，就是因為(wei) 這四個(ge) 字蘊含了兩(liang) 層含義(yi) ：第一，中國開始找回自己的靈魂；第二，中國正在回歸“天下”的中心。

通過對國民革命中的文化、政治、階級、民族主義(yi) 的分析，費約翰指出，決(jue) 定民族命運的是政治，決(jue) 定政治方向的是文化，而決(jue) 定文化勝負的不是一時的多數，而是綱領、理論、意識形態的說服力。某種價(jia) 值觀與(yu) 秩序的合法性的建立，在根本的意義(yi) 上，依靠的不是選舉(ju) 戰，而是宣傳(chuan) 戰。在終極意義(yi) 上，“筆杆子”比“槍杆子”更強大！最終的勝負，不在於(yu) 一時一地吸引的人數的多寡，而是掌握了真理並且征服了人心。這才是真正的“王道”。“王道”的核心就是掌握文化領導權。而社會(hui) 化正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奪取文化領導權的必經之路。

本土文化複興(xing) ，尤其是本土文化的社會(hui) 化，其根本意義(yi) 在於(yu) 重建中國的價(jia) 值觀，賦予中國所作所為(wei) 合法性，完善中國的力量結構，構築中國爭(zheng) 雄世界的軟力量。所以，文化複興(xing) 是事關(guan) 中國未來命運的“大事件”。

在全球化時代，一個(ge) 國家如果不掌控國際文化霸權，那麽(me) 其國內(nei) 文化霸權就難以獲得持久的穩定性。或者說，沒有國際文化霸權，就沒有穩定的國內(nei) 文化霸權。有鑒於(yu) 此，中國首先要建立新型的民族文化；然後建立這一新型民族文化的霸權，使其在國內(nei) 擁有文化領導權；最後，以經濟和軍(jun) 事實力為(wei) 後盾，在世界上建立新型民族文化的霸權。這是中國應有的文化大戰略。

考克斯指出：“隻有一個(ge) 國內(nei) 實現了或正在實現社會(hui) 霸權的國家才能建立世界霸權秩序。一個(ge) 正在形成中的社會(hui) 霸權在鞏固自己的力量的同時，其擴張性的能量也向外部世界發展。”[9]這也許是一切偉(wei) 大國家的宿命！

【參考文獻】

[1] [美]約瑟夫·奈，《軟力量——世界政壇成功之道》，第91頁。

[2] 改革之前，除了馬克思主義(yi) 之外，中國政府的另一個(ge) 合法性來源是中國傳(chuan) 統的政治文化，表現為(wei) 大眾(zhong) 對毛澤東(dong) 的個(ge) 人崇拜。個(ge) 人崇拜在確立了毛澤東(dong) 個(ge) 人作為(wei) 領袖的合法性的同時，也就確立了他所領導的共產(chan) 黨(dang) 和政府的合法性。

[3] 康曉光，“經濟增長、社會(hui) 公正、民主法治與(yu) 合法性基礎——1978年以來的變化與(yu) 今後的選擇”，《戰略與(yu) 管理》1999年第4期，第72~81頁。

[4] “新三民主義(yi) ”指胡錦濤在西柏坡講話中提出的“權為(wei) 民所用，情為(wei) 民所係，利為(wei) 民所謀”。

[5] 《孟子·公孫醜(chou) 上》。

[6] 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上），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90頁。

[7] 經驗數據的統計分析證明了這一論斷。參見：《中國歸來》，第430~462頁。

[8] [美] 費約翰，《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yu) 階級》，三聯書(shu) 店，2005年。

[9] [加拿大] 羅伯特·W·考克斯，《生產(chan) 、權力和世界秩序——社會(hui) 力量在締造曆史中的作用》，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105頁。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