陣地戰——關(guan) 於(yu) 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葛蘭(lan) 西式分析（七）

七、動力機製：經驗分析

作者：康曉光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康曉光等著《陣地戰——關(guan) 於(yu) 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葛蘭(lan) 西式分析》，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二月十六日乙巳

           耶穌2016年3月24日

全球化時代，中國與(yu) 世界融為(wei) 一體(ti) 。中國的文化模式和格局深受外來勢力的影響。隻有把中國放到世界之中，從(cong) 互動的角度，才能很好地理解它的文化模式和格局。

近代以來，在中國與(yu) 世界的文化互動中，中國處於(yu) 弱勢地位，而外部（主要是西方）處於(yu) 強勢地位。中國與(yu) 西方的相互影響是不對稱的。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外來文化模式，一是西方的資本主義(yi) 文化模式，二是西方的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模式。隱藏在這兩(liang) 大文化模式背後的是東(dong) 西方兩(liang) 大陣營。

整個(ge) 20世紀，這兩(liang) 種西方模式在全球範圍內(nei) 進行了殘酷的你死我活的競爭(zheng) 。競爭(zheng) 形式包括了熱戰和冷戰。這種競爭(zheng) 也反映到中國內(nei) 。近代以來，第一波大規模文化入侵表現為(wei) 馬列主義(yi) 的輸入。先是思想輸入，而後是在該思想指導下建黨(dang) ，建軍(jun) ，奪權，直至建立國家政權，最後是借助國家政權改造整個(ge) 經濟、社會(hui) 與(yu) 文化。第二波大規模文化入侵表現為(wei) 自由主義(yi) 的輸入。先是輸入思想，然後是改革經濟、社會(hui) 與(yu) 文化，現在正在致力於(yu) 奪去政治權力，但是這最後一步還沒有走完，最終結局尚未確定。

近代以來，在中國內(nei) 部，本土文化與(yu) 外來的兩(liang) 種文化的競爭(zheng) 從(cong) 未間斷，中國的文化格局取決(jue) 於(yu) 這三種文化的競爭(zheng) 結果。

我們(men) 的故事從(cong) 鄧小平改革開始。講述故事的方式以文化為(wei) 中心線索，但不局限於(yu) 文化。實際上，隻有跳出文化，才能說清楚文化的演變。

1、一元文化體(ti) 係時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了兩(liang) 大霸權體(ti) 係——以蘇聯為(wei) 首的東(dong) 方陣營和以美國為(wei) 首的西方陣營。盡管中國後來脫離了蘇聯陣營，但是中國的經濟組織方式、政治製度、意識形態均與(yu) 蘇聯陣營大體(ti) 相同。這是一種全能主義(yi) 政體(ti) 。[1]

東(dong) 方文化作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在國家機器的支持下，利用一切社會(hui) 化手段，確立了自己的霸權地位。維護東(dong) 方文化與(yu) 消滅西方文化和中華文化是同時進行的。這樣一來，黨(dang) 和政府擁有了絕對的文化領導權。

在全能主義(yi) 體(ti) 製下，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市民社會(hui) ”，社會(hui) 完全在政府的掌控之下，在價(jia) 值觀、道德規範、社會(hui) 科學理論，乃至風俗習(xi) 慣等等方麵，社會(hui) 沒有任何發言權，所以官方意識形態沒有貨真價(jia) 實的競爭(zheng) 對手。

由於(yu) 實行信息鎖國政策，並得到有效執行，所以西方文化無法輸入，文化帝國主義(yi) 理論所描述的機製基本上無法發揮作用。

此時的中國，東(dong) 方文化一家獨大，是唯一的“顯學”。這是“一元文化體(ti) 係”的時代。這也是鄧小平改革的初始條件。

2、二元文化體(ti) 係時代

“冷戰”的結果是，一個(ge) “共識”被逐漸接受，即市場經濟能夠比計劃經濟更有效地推動經濟增長。西方陣營通過強大的宣傳(chuan) 戰，把有利於(yu) 自己的信息向東(dong) 方傳(chuan) 遞。能夠規避信息“防火牆”的中國人能夠得到這些信息。這些人是黨(dang) 內(nei) 高官和高級知識分子。

麵對西方的示範壓力，執政者需要在經濟發展方麵拿出像樣的成績，才能給被統治者一個(ge) 交代。所以，鄧小平的改革，主要集中於(yu) 經濟領域。19978年當權之後，務實的鄧小平選擇了市場經濟，發動了市場化改革。

為(wei) 了推動市場化改革，鄧小平首先發動了“思想解放運動”。“對外開放”使得“親(qin) 市場”的西方思想大舉(ju) 入侵。可以說，在整個(ge) 改革時代，文化帝國主義(yi) 理論所描述的文化入侵機製充分發揮了作用，中國與(yu) 西方世界之間的不對稱的文化交流貫穿始終，中國始終是處於(yu) 弱勢地位的文化輸入國。鄧小平還使“改革本身”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合法性。“改革”就是“好的”，就是“正當的”。喊得最響的口號是：“允許改革犯錯誤，不允許不改革！”

在“實現現代化”、“與(yu) 國際社會(hui) 接軌”的口號下，西化導向的市場化改革持續深入。市場化和私有化長驅直入，與(yu) 此同時，計劃體(ti) 製和公有製迅速瓦解。外國技術、資本、人員大量湧入。國民經濟的外向性越來越高，經濟日益國際化，中國越來越深地融入資本主義(yi) 世界經濟體(ti) 係。技術、經濟運行的邏輯、經濟管理方式，均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伴隨著生產(chan) 方式的變化，社會(hui) 力量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資產(chan) 階級開始形成，並日益壯大。而且，資產(chan) 階級、改革派官員、親(qin) 西方知識分子，這三個(ge) 精英集團結成了聯盟，聯盟的基礎或共識就是市場經濟，以及對市場化帶來的利益的“贏家通吃式”的分配方案。

市場化改革的影響並不局限於(yu) 經濟領域。在市場經濟逐漸取代計劃經濟的過程中，中國的政治製度也隨之發生了極為(wei) 重要的變化。市場化帶來的最重要的後果之一就是，政府不再全麵控製社會(hui) 的經濟活動，社會(hui) 中最重要的活動（經濟活動）和最重要的資源（財富）逐漸脫離了政府的控製。當經濟活動逐漸擺脫政府控製的時候，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分離就開始出現了。中國的社會(hui) 形態也隨之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如今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和個(ge) 人活動不再像毛澤東(dong) 時代那樣受到政府的全麵控製。“私域”基本上獲得了自由。思想、言論、新聞、出版也獲得了有限的自由。小範圍的集體(ti) 行動得以出現。但是，政府仍然嚴(yan) 密地控製公共領域，並且繼續壟斷政治權力。市場化也摧毀了馬克思主義(yi) 的神聖地位，原有的意識形態及其相應的道德觀和價(jia) 值觀喪(sang) 失了“霸權”，無法為(wei) 執政黨(dang) 提供有效的合法性論證。從(cong) 總體(ti) 上來看，全能主義(yi) 體(ti) 製已經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親(qin) 市場的權威主義(yi) 體(ti) 製。盡管沒有形成標準的“市民社會(hui) ”，但是出現了大量的“市民社會(hui) 要素”，這種有限的市民社會(hui) ，為(wei) 非官方思想的興(xing) 起提供了最起碼的條件。在這種背景下，非政府勢力可以發起葛蘭(lan) 西式的“陣地戰”了。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支持西方思想的階級力量開始擴大，在原來的黨(dang) 內(nei) 改革派和自由知識分子之外，又增加了日益壯大的資產(chan) 階級。這些親(qin) 西方勢力是美國霸權體(ti) 係的同盟軍(jun) ，也是它的最忠實的“文化買(mai) 辦”。資本主義(yi) 思想就是他們(men) 的意識形態。社會(hui) 力量和國家形態的變化反過來又推動了觀念的變化或霸權的輪轉。在上述過程或勢力的推動下，資產(chan) 階級的有機知識分子開始形成和壯大，並開展積極而有效的行動。於(yu) 是，研究機構、大學、出版社、大眾(zhong) 傳(chuan) 媒（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以及形形色色的民間組織，一個(ge) 接一個(ge) 的市民社會(hui) 陣地，被親(qin) 西方勢力（西方思想）攻克了。中國的文化格局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東(dong) 方文化一統天下的局麵被打破了。東(dong) 方文和西方文化兩(liang) 種“顯學”並存。而且，在市民社會(hui) 中，西方文化逐漸奪取了文化霸權。

上述過程都得到了國際上西方勢力的大力支持，也可以說是國內(nei) 市場化改革同盟與(yu) 西方霸權體(ti) 係裏應外合的結果。

但是，在政治社會(hui) 中，官方仍固執地宣稱信奉馬克思主義(yi) 。一方麵，官方需要西方思想支持它的市場化改革，但是西方思想又要顛覆它的政治特權。另一方麵，官方需要削弱馬克思主義(yi) 的地位，以便順利地推進反馬克思主義(yi) 的市場化改革，但是官方也需要維護馬克思主義(yi) 的獨尊地位，以便維護它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這樣一來，它就使自己處於(yu) 自相矛盾的境地。既需要引進西方思想（借此推動市場化改革），又要限製它（限製其對政治穩定的不利影響）；既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yi) （維護自己的政治特權），又要破壞它（消除它對市場化改革的阻礙）。官方的這種首鼠兩(liang) 端的文化策略，也是兩(liang) 種顯學得以並存的政治根源。

20世紀90年代，蘇聯陣營解體(ti) ，美國領導的霸權體(ti) 係形成。中國國內(nei) 文化格局的變遷與(yu) 之息息相關(guan) 。二元文化體(ti) 係的形成過程，既是中國“國際化”的過程，也是美國霸權向中國擴張（滲透）的過程。這也是兩(liang) 大“文化陣營”及其“價(jia) 值觀特征群”形成的背景。而且，這一切都可以用考克斯的新葛蘭(lan) 西主義(yi) 給予有效地解釋。

3、三元文化體(ti) 係時代

在這一階段，中華文化開始崛起，成為(wei) 一種日益重要的“顯學”，進而奠定了三元文化體(ti) 係的格局。

是什麽(me) 力量促使本土文化雜此時此刻複興(xing) 呢？西方文化長驅直入，為(wei) 什麽(me) 沒有進一步剿滅本土文化，反倒帶來了本土文化的複興(xing) ？對於(yu) 這一問題，考克斯的理論無法解釋，亨廷頓理論應該登場了！

社會(hui) 的文化危機

權威主義(yi) 政府、市場化改革、精英聯盟，以及急劇的變革，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成就，也帶來了全麵而深刻的問題。“全麵”意味著問題遍及經濟、社會(hui) 、文化、政治各個(ge) 領域，“深刻”意味著問題從(cong) 表層直至社會(hui) 結構的核心地帶。

在經濟領域，假冒偽(wei) 劣產(chan) 品、惡意拖欠、走私販私、偷稅漏稅盛行一時。在私有化過程中，由於(yu) 缺乏有效的監督，加上錢權勾結，國有資產(chan) 大量流失，少數人一夜暴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攫取了絕大部分經濟增長的成果，而廣大工人和農(nong) 民則承擔了改革的成本。在社會(hui) 領域，伴隨經濟不平等而來的是嚴(yan) 重的社會(hui) 不平等。有權有錢的人為(wei) 所欲為(wei) ，底層卻隻能任人宰割。毫無保障的殘酷競爭(zheng) 給勞動者帶來了空前的生存壓力。個(ge) 人和家庭從(cong) 政府的控製中解放了出來，但是也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在政治領域，腐敗無處不在，而且肆無忌憚，但是比腐敗更嚴(yan) 重的問題是官方意識形態的衰敗，政府麵對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在文化領域，中國進入了“價(jia) 值真空”時代，道德淪喪(sang) 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財富成為(wei) 唯一的價(jia) 值標準。然而財富的驚人增長和對財富的不厭追求，並沒有普遍地提高中國人的幸福感，相反卻帶來了普遍的焦慮和迷茫。

上述問題從(cong) 表麵上看是人的行為(wei) 問題，是製度問題，但是從(cong) 更深的層麵來看是文化問題。人的行為(wei) 受到文化和製度的直接影響，而製度是在文化中運行的，所以文化是一種比製度更為(wei) 根本的力量。在這種意義(yi) 上，人們(men) 可以合理地把當前的各種問題，看作是一場文化危機，更確切地說是信仰危機、價(jia) 值危機、道德危機。我們(men) 的調查分析顯示，正是對這些問題的強烈感受，激發了文化複興(xing) 運動的參與(yu) 者采取行動，而對這些問題的根源的判斷，則使他們(men) 決(jue) 定通過改變文化狀態來直接解決(jue) 文化問題，並間接解決(jue) 經濟、社會(hui) 和政治問題。[2]

政府的合法性危機

從(cong) 中央政府的文件和國家領導人的公開講話來看，對於(yu) 政府來說，弘揚傳(chuan) 統文化主要是為(wei) 了回應一些緊迫而重大的問題。這些問題表現為(wei) ，道德和價(jia) 值觀的全麵崩潰、西方文化的侵蝕、國家認同和民族凝聚力的喪(sang) 失、文化國際競爭(zheng) 力的嚴(yan) 重匱乏。但是，促使執政黨(dang) 和政府調整其對傳(chuan) 統文化的一貫態度的最深刻的根源，還是其自身麵臨(lin) 的合法性危機以及來自西方世界的文化壓力。

摧毀了舊的合法性的主要不是西方意識形態的競爭(zheng) ，而是市場化改革。市場化造成了理論與(yu) 實踐的巨大反差，摧毀了馬克思主義(yi) 的說服力，進而導致了中共合法性的喪(sang) 失。

三十年來，中共從(cong) 未停止過為(wei) 自己尋找新的合法性理論或意識形態。但是，正如葛蘭(lan) 西指出的那樣，統治集團的意識形態要成為(wei) “有效的”，必須在市民社會(hui) 中確立自己的霸權地位。但是，在80年代，文化霸權並不屬於(yu) 黨(dang) 和政府，相反，它屬於(yu) 反對權威主義(yi) 政治的知識分子。

麵臨(lin) 合法性危機，政府意識到必須對抗來自西方的意識形態壓力和文化入侵，必須進行意識形態創新。同時，政府也意識到，要解決(jue) 各種嚴(yan) 重的社會(hui) 問題，需要文化的重建。中共高層采取的對策，一是挽救馬克思主義(yi) ，二是尋找新的思想資源。而且他們(men) 不再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西方資源，而是開始關(guan) 注本土的傳(chuan) 統文化資源。於(yu) 是，政府對儒家文化的態度開始轉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從(cong) “五四”傳(chuan) 人轉變為(wei) 儒家複興(xing) 的積極推動者。

國家硬力量上升

實際上，中共複興(xing) 傳(chuan) 統文化的努力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開始了。可是由於(yu) 缺乏民間基礎，孤掌難鳴，結果“國學熱”曇花一現。與(yu) 此相反，10年後的儒家文化複興(xing) ，不但具有深刻的民間基礎，而且由政府和民間共同推動。為(wei) 什麽(me) 進入21世紀以後，這場運動才獲得了從(cong) 政府到民間的雙重支持並且迅速崛起？

在這十年之間，（1）政府對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度和行為(wei) 並沒有大的變化，而且執政黨(dang) 所承受的來自西方文化的壓力在逐年遞減；（2）國內(nei) 的各種問題一直存在，當然在世紀之交變得更加嚴(yan) 重了；（3）政治體(ti) 製的開放性也沒有大的變化，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比此後更加寬鬆；（4）中華文化的底蘊從(cong) 來就沒有變；（5）世界局勢也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可見，政府的動機、問題的嚴(yan) 重性、政治體(ti) 製的開放性、文化本身的性質、外部環境，都不足以解釋為(wei) 什麽(me) 傳(chuan) 統文化在此時開始複興(xing) 。

亨廷頓的理論對此提供了有力的解釋。首先是“開放效應”。跨文明交往的增加，無論是友好的交流，還是嚴(yan) 重的衝(chong) 突，都會(hui) 促使人們(men) 強化認同意識，區分“我們(men) ”和“他們(men) ”。這必然導致對民族文化的認同。其次是工具文化現代化成功帶來的結果。工具文化現代化的成功，不但不會(hui) 帶來終極文化的進一步西化，相反，由於(yu) 民族自信心的回歸，對本土文化的自豪感也隨之複活，從(cong) 而導致本土文化的複興(xing) 。

近三十年來，中國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發展成就。與(yu) 此同時，中國積極參與(yu) 世界經濟，既為(wei) 自己贏得了發展空間，也為(wei) 世界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2005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相當於(yu) 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比例達到了64%。[3]中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也迅速上升。據世界銀行統計，2005年，中國的國民總收入超過英國，位居全球第四。如果按購買(mai) 力平價(jia) 計算，中國的國民總收入早已超過日本，排名世界第二。[4]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更是傲視群雄。在13億(yi) 人口的國家裏，以兩(liang) 位數的速度發展，持續了近30年，而且勢頭越來越強勁，這不能不說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2009年，按官方匯率核算，中國的國民總收入超過了日本，穩居世界亞(ya) 軍(jun) 寶座。隨著經濟地位的提高，中國的國際政治地位也迅速上升。中國已經是當今世界舉(ju) 足輕重的大國了。用亨廷頓的話來說，中國在“工具文化現代化”方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本土文化的複興(xing) ，或者說，“終極文化西方化”的退潮。

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興(xing)

社會(hui) 的文化危機和政府的合法性危機，促使官民一起尋找解決(jue) 之道，於(yu) 是開始關(guan) 注文化建設問題。但是，無論是創新馬列主義(yi) ，還是進一步引進西方文化，似乎都不能解決(jue) 問題。這促使一批人把目光投向中國本土的傳(chuan) 統文化，希望借助本土文化資源解決(jue) 問題。而國家硬力量的成功發展，又使得政府和民間對本土文化的信心回歸。這一切導致了本土文化複興(xing) ！這樣一來，在原有的西方文化和東(dong) 方文化的基礎上，中國文化格局中又增加了第三位競爭(zheng) 選手，三元文化體(ti) 係也隨之形成。

在這個(ge) 三元文化體(ti) 係中，西方文化最為(wei) 強大，但還沒有強大到建立霸權的地步；本土文化的勢力在上升，但仍處於(yu) 弱勢地位；官方意識形態最為(wei) 弱小，而且短期內(nei) 看不到什麽(me) 起色。可以說，有資格參與(yu) 文化霸權爭(zheng) 奪戰的隻有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官方文化已經出局了。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現代化成就更上層樓，進一步提高了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又使這種影響力得到進一步放大。中國與(yu) 外部世界的文化互動格局開始發生顯著的變化，單向交流態勢開始扭轉。這一切進一步提升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推動了國內(nei) 的文化複興(xing) 活動。在“三國演義(yi) ”格局中，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勢力迅速崛起，處於(yu) 強勢地位的西方文化持續衰落，與(yu) 此同時，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還在迷茫中徘徊。

西化導致了本土文化的複興(xing) ，事物總是走向自己的反麵。這就是改革開放的辯證法。

階級戰爭(zheng) ，還是民族戰爭(zheng) ？

上一節的分析顯示，在三元文化時代，文化陣營具有“跨階級性”。文化陣營的“跨階級性”向我們(men) 提出了三個(ge) 問題：（1）為(wei) 什麽(me) 文化陣營會(hui) 具有跨階級性？（2）文化領導權爭(zheng) 奪戰，究竟是一場民族戰爭(zheng) ，還是一場階級戰爭(zheng) ？抑或是具有雙重屬性？（3）文化陣營的構成，能否還原為(wei) 階級利益，能否還原為(wei) 人們(men) 在生產(chan) 關(guan) 係中的位置，或者說，曆史唯物主義(yi) 對文化陣營結構是否具有解釋力？

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國際政治經濟學視野。下麵我們(men) 借助葛蘭(lan) 西理論和新葛蘭(lan) 西主義(yi) 進行進一步分析。

葛蘭(lan) 西的“曆史集團”、“集體(ti) 意誌”、“文化領導權”概念，可以幫助我們(men) 理解文化陣營的“跨階級性”。葛蘭(lan) 西指出，曆史集團是多階級的聯合體(ti) ，帶有跨階級性。主導階級通過建立文化領導權，組建起一個(ge) 以自己為(wei) 中心的曆史集團。集體(ti) 意誌是由主導階級建立的、體(ti) 現主體(ti) 階級核心利益的、反映了從(cong) 屬階級某些利益的文化、知識、道德體(ti) 係。集體(ti) 意誌以主導階級的意誌為(wei) 主，但是也要兼顧從(cong) 屬階級的利益，因而帶有跨階級性。文化領導權不是通過強製而是通過獲得積極的讚同確立的。支配者為(wei) 了獲得被支配者的讚同，必須與(yu) 被支配者進行談判、協商，並且做出適當的讓步、妥協。在民族國家時代，曆史集團必然是一個(ge) 帶有民族主義(yi) 色彩的國民聯合體(ti) 。隻有這樣，民族國家才能獲得廣泛地認同，進而獲得強固的基礎。

在考克斯看來，國內(nei) 的“文化買(mai) 辦”就是全球霸權體(ti) 係在國內(nei) 的同盟軍(jun) 或代理人。從(cong) 考克斯的視角觀察，國家內(nei) 部的社會(hui) 化，既是國內(nei) 各階級爭(zheng) 奪文化領導權的戰場，也是世界各國爭(zheng) 奪文化霸權的戰場。實際上，文化陣營結構的階級性與(yu) 民族性並存，與(yu) 當前中國的文化情境息息相關(guan) 。從(cong) 國際利益衝(chong) 突的視角來看，文化之爭(zheng) 是民族國家之間的利益之爭(zheng) ，因而文化陣營帶有民族性。從(cong) 國內(nei) 利益衝(chong) 突的視角來看，文化之爭(zheng) 是階級利益之爭(zheng) ，因而文化陣營帶有階級性。

考克斯的“國家階級”是一個(ge) 非常有價(jia) 值的概念。分析一下，考克斯的“國家階級”在中國的對應物。可以發現，當下中國確實存在一個(ge) “國家階級”，它與(yu) 中華文化陣營相對應。它符合考克斯的“國家階級”定義(yi) ，即具有“跨階級”、“跨階層”聯盟的屬性，而且掌握了一部分國家權力。

可見，當下的文化領導權爭(zheng) 奪戰，既是一場階級戰爭(zheng) ，又是一場民族戰爭(zheng) 。從(cong) 資產(chan) 階級與(yu) 非資產(chan) 階級的衝(chong) 突來看，它是一場階級戰爭(zheng) 。從(cong) 中國與(yu) 國際霸權的衝(chong) 突來看，它是一場民族戰爭(zheng) 。在新葛蘭(lan) 西主義(yi) 的理論視野中，當把民族國家放到全球體(ti) 係中觀察時，文化陣營結構基本上可以還原為(wei) 階級利益，還原為(wei) 人們(men) 在生產(chan) 結構中的位置，即可以用國際政治經濟學來給予解釋。

【注釋】

[1] 林茨認為(wei) ：“如果一個(ge) 政體(ti) 消除了幾乎所有以往存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的多元化，而擁有一個(ge) 統一的、明晰的、指導性的、烏(wu) 托邦式的意識形態，有廣泛而深入地動員，並且統治的領導權通常是克裏斯瑪型的，沒有明確的限製，並且對精英和非精英都一樣具有高度的無法預測性和脆弱性”，那麽(me) 就可以稱之為(wei) 全能主義(yi) 政體(ti) 。（[美]胡安·J. 林茨、阿爾弗萊德·斯泰潘，《民主轉型與(yu) 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後共產(chan) 主義(yi) 歐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頁。）弗裏德裏希和布熱津斯基概括了極權主義(yi) 體(ti) 係（與(yu) 全能主義(yi) 通用）的六個(ge) 基本特征：（1）一個(ge) 精心製作的官方意識形態，它涵蓋人們(men) 生活的各個(ge) 方麵，要求所有社會(hui) 成員奉行。這個(ge) 意識形態的特點是徹底否定它以前的一切，許諾建成一個(ge) 全新的盡善盡美的社會(hui) 。（2）單一的群眾(zhong) 性政黨(dang) ，通常由一個(ge) 人領導。這個(ge) 以上述意識形態為(wei) 指針的政黨(dang) ，在組織上是嚴(yan) 格的等級製和寡頭製，並且與(yu) 政府官僚機構交織為(wei) 一體(ti) 。（3）由政黨(dang) 或警察運用現代科學手段建立的恐怖體(ti) 係。它可以是肉體(ti) 上的，也可以是心理上的。（4）幾乎是絕對地壟斷大眾(zhong) 傳(chuan) 播手段。（5）幾乎是絕對地壟斷暴力手段。（6）由中央政府對經濟整體(ti) 以及其他社會(hui) 組織進行控製與(yu) 指導。他們(men) 強調指出，這六個(ge) 特征構成了全能主義(yi) 政體(ti) 的充分必要條件。也就是說，不能因為(wei) 一個(ge) 體(ti) 係擁有這些特征中的一個(ge) 或幾個(ge) 就判定它是全能主義(yi) 體(ti) 係，隻有同時具備這六項特征的體(ti) 係才是全能主義(yi) 體(ti) 係。這是公認的關(guan) 於(yu) “全能主義(yi) 政體(ti) ”的經典定義(yi) 。（[美]勞倫(lun) 斯·邁耶、約翰·伯內(nei) 特、蘇珊·奧格登，《比較政治學——變化世界中的國家和理論》，華夏出版社/Prentice-Hall，2001年，第247頁。）

[2] 參見：《中國歸來》。

[3]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年。

[4]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2007年世界發展報告》，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