陣地戰——關(guan) 於(yu) 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葛蘭(lan) 西式分析（六）

六、動力機製：理論

作者：康曉光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康曉光等著《陣地戰——關(guan) 於(yu) 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葛蘭(lan) 西式分析》，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二月十五日甲辰

           耶穌2016年3月23日

自西方資本主義(yi) 興(xing) 起以來，全球化成為(wei) 民族國家變遷的主要動力之一。中國被迫進入了這一全球戰場。中國進入全球體(ti) 係之初是一個(ge) 弱國，軍(jun) 事、工業(ye) 、科技方麵的弱國，進而決(jue) 定了也是製度和文化方麵的弱國。十九和二十世紀，在文化帝國主義(yi) 邏輯的支配下，中國經曆了學習(xi) 西方、否定自我的曆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急劇上升，中國又進入了文化複興(xing) 的階段。

如何理解這一曲折的過程？隱藏在這一過程背後的動力機製又是什麽(me) ？文化帝國主義(yi) 理論、葛蘭(lan) 西理論、新葛蘭(lan) 西主義(yi) ，以及亨廷頓對文化帝國主義(yi) 理論的反動，還有軟力量理論，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尋找答案的理論工具。

1、軟力量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美國國際政治學家約瑟夫•奈創造了“軟力量”概念。在國際社會(hui) 中，“軟力量”類似於(yu) 韋伯的“合法性”、馬克思的“意識形態”、葛蘭(lan) 西的“文化霸權”。

什麽(me) 是“力量”？約瑟夫•奈指出，力量是指對他人的行為(wei) 施加影響以達到自己所期望結果的能力。他把“力量”分為(wei) “硬力量”和“軟力量”。“硬力量”人人皆知，如軍(jun) 事和經濟威力。無論是軍(jun) 事威脅，還是經濟利誘，都可以使人俯首貼耳。但是，約瑟夫•奈強調的是“力量的第二層麵”，即“軟力量”。“軟力量”包括影響力、說服力、吸引力；“軟力量”不依靠武力和金錢發揮作用，而是依靠共同的價(jia) 值觀產(chan) 生的吸引力，以及為(wei) 實現這些價(jia) 值觀作貢獻的正義(yi) 感和責任心；支撐“軟力量”的主要資源是價(jia) 值觀、文化、政策、製度。[1]

約瑟夫•奈進一步指出，就國際範圍而言，一個(ge) 國家的軟力量主要來自三種資源：文化，在能對他國產(chan) 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價(jia) 值觀，當它在海內(nei) 外都能真正實踐這些價(jia) 值的時候；外交政策，當政策被視為(wei) 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時。[2]

在《硬權力與(yu) 軟權力》中，約瑟夫·奈作出了精確的表述，“軍(jun) 事實力和經濟實力都是典型的‘硬’權力，可用於(yu) 要求他者改變其地位。硬權力可以依賴勸誘（‘胡蘿卜’）和威脅（‘大棒’）。還有一種間接的方式來達到你需要的結果，我們(men) 稱之為(wei) ‘權力的第二張麵孔’。一個(ge) 國家達到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的結果，可能因為(wei) 其他國家希望追隨它，羨慕其價(jia) 值觀，以其為(wei) 榜樣，渴望達到其繁榮和開放的水平等。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作為(wei) 實現世界政治目標的方式，確定議程、吸引其他國家與(yu) 通過威脅、運用軍(jun) 事或經濟武器迫使它們(men) 改變同樣重要。軟權力（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標）吸引民眾(zhong) ，而不是迫使他們(men) 改變。確立預期的能力往往與(yu) 無形的權力資源相關(guan) ，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價(jia) 值觀和政治製度、被視為(wei) 合法的或有道義(yi) 威信的政策等。如果我能夠讓你期望去做我所期望的事情，則我不需要迫使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一個(ge) 國家代表著其他國家所期望信奉的價(jia) 值觀念，則其領導潮流的成本將會(hui) 降低。”[3]

2、文化帝國主義(yi)

文化帝國主義(yi) 理論、後殖民主義(yi) 理論、東(dong) 方主義(yi) 理論，基於(yu) 歐洲殖民主義(yi) 的曆史事實，但它尤其關(guan) 注西方殖民主義(yi) 的各種隱蔽的表現形式及其帶來的後果。

文化帝國主義(yi) 理論指出，西方國家通過文化輸出對非西方國家實現文化控製，進而更好地獲取經濟和政治利益。

席勒注意到一個(ge) 事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的新興(xing) 民族國家，盡管在政治上擺脫了西方的殖民統治，但在經濟和文化方麵仍然嚴(yan) 重受製於(yu) 西方。

席勒認為(wei) ，“文化帝國主義(yi) 就是在某個(ge) 社會(hui) 步入現代世界係統的過程中，在外部壓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該世界係統中的核心勢力的價(jia) 值，並使社會(hui) 製度與(yu) 這個(ge) 世界係統相適應的過程。文化帝國主義(yi) 有三個(ge) 特點：一、它是一個(ge) 以強大的經濟、資本實力為(wei) 後盾，主要通過市場占有而進行的擴張過程。二、這種擴張是一種文化價(jia) 值的擴張，其實現的途徑是含有文化價(jia) 值的產(chan) 品或商品的全球化銷售，其目的或者說後果在於(yu) 實現全球化的文化支配。三、由於(yu) 信息產(chan) 品的文化含量最高，這種文化擴張的過程主要是通過信息產(chan) 品的傳(chuan) 播而得以實現。……文化帝國主義(yi) 是現代帝國主義(yi) 總過程的一部分。‘經過這些過程，某個(ge) 社會(hui) 被吸納進入現代世界體(ti) 係之內(nei) ，而該社會(hui) 的統治階層被吸引、脅迫、強製，有時候被賄賂了，以至於(yu) 他們(men) 塑造出的社會(hui) 機構製度適應於(yu) ，甚至是促進了世界體(ti) 係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據支配地位之國家的種種價(jia) 值觀與(yu) 結構。’……文化帝國主義(yi) 研究的集中議題就是：國際文化生產(chan) 與(yu) 流通的不平等結構，是如何形成、擴大和加強了一種新形態的跨國支配。”[4]

薩義(yi) 德創立的“東(dong) 方學”是文化帝國主義(yi) 理論中的重要流派之一。薩義(yi) 德，以全球視角，將文化和帝國主義(yi) 兩(liang) 個(ge) 研究領域連接起來，運用福柯的“話語/權力理論”和葛蘭(lan) 西的“文化霸權理論”，深刻地揭示了文化與(yu) 近代以來的帝國主義(yi) 實踐之間的隱秘聯係。

薩義(yi) 德指出，東(dong) 方主義(yi) 是與(yu) 西方殖民主義(yi) 緊密聯係的西方關(guan) 於(yu) 東(dong) 方的話語體(ti) 係。在東(dong) 方學中，東(dong) 方“不存在直接的在場，隻存在間接的在場”。[5]“東(dong) 方學的一切都置身於(yu) 東(dong) 方之外：東(dong) 方學的意義(yi) 更多地依賴於(yu) 西方而不是東(dong) 方，這一意義(yi) 直接來源於(yu) 西方的許多表達技巧，正是這些技巧使東(dong) 方可見、可感，使東(dong) 方在關(guan) 於(yu) 東(dong) 方的話語中‘存在’。”[6]“東(dong) 方”是根據西方的利益被塑造的。

“西方與(yu) 東(dong) 方之間存在著一種權力關(guan) 係，支配關(guan) 係，霸權關(guan) 係”。[7]在東(dong) 方主義(yi) 話語體(ti) 係背後體(ti) 現出來的是西方對東(dong) 方的支配關(guan) 係。“我本人相信，將東(dong) 方學視為(wei) 歐洲人和大西洋諸國在與(yu) 東(dong) 方的關(guan) 係中所處強勢地位的符號比將其視為(wei) 關(guan) 於(yu) 東(dong) 方的真實話語更有價(jia) 值。”[8]葛蘭(lan) 西指出，霸權是通過獲得積極的讚同實現的。東(dong) 方學確立了西方對於(yu) 東(dong) 方的文化霸權。“正是霸權，或者說文化霸權，賦予東(dong) 方學……那種持久的耐力和力量。”[9]東(dong) 方學“將西方人置於(yu) 與(yu) 東(dong) 方可能發生的關(guan) 係體(ti) 係的整體(ti) 係列之中，使其永遠不會(hui) 失去相對優(you) 勢的地位。”[10]

3、新葛蘭(lan) 西主義(yi)

葛蘭(lan) 西的霸權理論為(wei) 文化帝國主義(yi) 理論提供了新的生機，一方麵深化了對文化支配的本質的認識，一方麵豐(feng) 富了對國家間互動關(guan) 係的認識。

斯蒂芬·吉爾、羅伯特·考克斯等人把葛蘭(lan) 西理論引入國際關(guan) 係和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他們(men) 的學說被稱為(wei) “新葛蘭(lan) 西主義(yi) ”。新葛蘭(lan) 西主義(yi) 的觀點集中體(ti) 現於(yu) 羅伯特·考克斯的《生產(chan) 、權力、世界秩序》一書(shu) 中。

新葛蘭(lan) 西主義(yi) 的基本邏輯是：“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結構構成了整個(ge) 世界秩序的物質基礎。生產(chan) 關(guan) 係在政治權力結構中產(chan) 生，反過來又也決(jue) 定著政治權力的變化。國家在眾(zhong) 多生產(chan) 關(guan) 係模式中選擇一種作為(wei) 支配模式。生產(chan) 結構為(wei) 階級結構提供了基礎，占支配地位的階級以自己的意識形態操縱國家機器，並由此決(jue) 定國家性質。如果生產(chan) 關(guan) 係模式及其代表階級是國際性的，它們(men) 便與(yu) 世界秩序相聯係並通過國家影響國際秩序。世界秩序的結構由國家形式及生產(chan) 方式決(jue) 定，並反過來影響國家和生產(chan) 方式的變革。單個(ge) 國家的生產(chan) 通過世界市場聯係起來並融入一個(ge) 生產(chan) 的世界體(ti) 係，支配性大國的統治階級與(yu) 外國統治階級結成同盟，並以共同的意識和利益形成全球階級。國際社會(hui) 圍繞國家體(ti) 係發展，國家也因其機構、政策隨著世界秩序的調整而國際化了。”[11]

考克斯的方法論

考克斯主張，“應該從(cong) 整體(ti) 上看待世界秩序問題……謹防貶低國家權力，但此外要給予社會(hui) 力量和進程一定的關(guan) 注，看看它們(men) 是如何與(yu) 國家的發展、世界秩序相聯係的。總之，不要將理論建立在理論之上，而是建立在不斷變化的實踐以及經驗-曆史的研究之上。實踐、經驗和曆史才是概念和假定的實驗場所。”[12]

考克斯強調辯證法的價(jia) 值。“辯證法在真實的曆史層次上是指，在任何具體(ti) 的曆史條件下，相互對立的社會(hui) 力量的對抗，潛在地產(chan) 生出替代對立麵的發展形式。”[13]

考克斯方法論的核心要素是曆史唯物主義(yi) 特別是葛蘭(lan) 西的理論。“葛蘭(lan) 西的思維啟示我們(men) ：結構（經濟關(guan) 係）和上層建築（倫(lun) 理-政治領域）之間是一種互動關(guan) 係；有可能把國家-社會(hui) 複合體(ti) 看成世界秩序的組成實體(ti) ，並對這些複合體(ti) 的具體(ti) 曆史表現進行研究。……曆史唯物主義(yi) 重點研究生產(chan) 過程，將之作為(wei) 用來解釋這些複合體(ti) 具體(ti) 曆史表現形式的關(guan) 鍵性要素。商品和服務的生產(chan) ，不僅(jin) 創造了社會(hui) 財富，還為(wei) 國家有能力動員權力資源推進外交政策創造了基礎，這種生產(chan) 處於(yu) 生產(chan) 控製者和生產(chan) 從(cong) 事者的權力關(guan) 係之上。政治衝(chong) 突和國家行為(wei) ，要麽(me) 維持這些生產(chan) 的權力關(guan) 係，要麽(me) 改變這些生產(chan) 的權力關(guan) 係。曆史唯物主義(yi) 考察了生產(chan) 權力、國家權力以及國際關(guan) 係中的權力之間的聯係。”[14]

考克斯提出了幾個(ge) 重要的基礎性概念：“行動”、“行動框架”、“曆史結構”。

“行動從(cong) 來不是絕對自由的，而是發生於(yu) 一定的行動框架中的……批判理論將從(cong) 這個(ge) 框架開始……這種框架呈現出一種曆史結構，它是思維模式、物質條件和人類製度的具體(ti) 結合。這種結合的諸要素之間在一定程度上是內(nei) 在一致的。這些結構不是在任何機械的意義(yi) 上決(jue) 定人們(men) 的行動，而是構成了行動發生的習(xi) 慣環境、壓力環境、期望環境和限製環境。”[15]

一個(ge) 曆史結構中有三個(ge) 相互作用的力量範疇：物質力量、觀念和製度。它們(men) 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為(wei) 了討論“霸權與(yu) 世界秩序”，考克斯“將曆史結構方法應用於(yu) 三個(ge) 層次或活動領域：（1）生產(chan) 組織。更具體(ti) 地是指由生產(chan) 過程生產(chan) 出來的社會(hui) 力量；（2）國家形態。它從(cong) 國家-社會(hui) 複合體(ti) 的研究中推導而來；（3）世界秩序。也就是為(wei) 全體(ti) 國家的戰爭(zheng) 或和平問題加以持續界定的特殊力量的配置。”[16]“這三個(ge) 層次相互聯係。生產(chan) 組織中的變化產(chan) 生了新的社會(hui) 力量，新的社會(hui) 力量反過來又塑造了國家結構，而普遍化了的國家結構變化又改變了世界秩序的根本問題。”[17]反過來，“跨國的社會(hui) 力量通過世界結構對國家施加影響。……國家形態因采取不同的控製類型而對社會(hui) 力量的發展產(chan) 生影響”。[18]

考克斯的“霸權”概念

新葛蘭(lan) 西主義(yi) 理論體(ti) 係以“霸權”概念為(wei) 基礎而建構。但是，考克斯的“霸權”與(yu) 葛蘭(lan) 西的“霸權”存在重大差異。（1）考克斯拓展了葛蘭(lan) 西的“霸權”概念的應用範圍，將其從(cong) 國內(nei) 政治領域引入國際政治領域。新葛蘭(lan) 西主義(yi) 不像傳(chuan) 統理論那樣，把霸權限定在領土疆域之內(nei) ，因為(wei) 生產(chan) 和社會(hui) 力量的運作並不為(wei) 民族國家邊界所限，這樣就可以把世界秩序當作整體(ti) 來看待，並在其中探討霸權的方方麵麵。（2）考克斯調整了“霸權”概念的含義(yi) 。考克斯的“霸權概念把三種概念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即物質權力的分配格局，世界秩序的主導性集體(ti) 概念（包括一定的規範），一組以具有某種普遍意義(yi) 的方式治理世界的製度（即是說，它不僅(jin) 僅(jin) 是個(ge) 別國家實現主導地位的赤裸裸的工具）。”[19]“霸權是權力、觀念和製度的三維一體(ti) 。”[20]這樣一來，擁有世界霸權的國家就不是現實主義(yi) 理論所謂的“霸權國家”，後者的強勢地位僅(jin) 僅(jin) 來自他的經濟和軍(jun) 事實力。考克斯把現實主義(yi) 所謂的“霸權國家”稱之為(wei) “霸道國”。[21]他指出，“一個(ge) 強大國家的支配地位可能是霸權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22]

霸權將軍(jun) 事力量、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文化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充斥於(yu) 整個(ge) 世界秩序。考克斯指出，“霸權是一種關(guan) 於(yu) 秩序性質的價(jia) 值結構與(yu) 理解結構，它充斥彌漫於(yu) 整個(ge) 國家體(ti) 係與(yu) 非國家實體(ti) 之中。在霸權秩序下，這些價(jia) 值與(yu) 理解相對穩定而無可置疑。它對大多數行為(wei) 主體(ti) 來說是自然秩序。這種結構以權力的結構為(wei) 基礎，一個(ge) 國家的支配地位不足以建立霸權。霸權來自於(yu) 主導國家的主導社會(hui) 階層，以至於(yu) 它們(men) 的所想、所做獲得了其它國家統治階層的默許”。[23]

考克斯強調指出，“在新現實主義(yi) 的話語裏，‘霸權’一詞被簡化為(wei) 支配地位的單一維度，即國家間的有形能力關(guan) 係。我使用了葛蘭(lan) 西含義(yi) 上的‘霸權’。……它給赤裸裸的權力關(guan) 係，增添了意識形態因素和主體(ti) 間性因素。在霸權秩序中，占據支配地位的國家做出一定的讓步或妥協，以獲得較弱小的國家對於(yu) 秩序的認可，而這種秩序才能夠用普遍利益的措辭加以表述。在評價(jia) 一個(ge) 霸權秩序時，重要的是要同時了解：（a）它主要從(cong) 普遍主義(yi) 的原則出發，根據認同性來履行職能；（b）它建立在一定的權力結構之上並用來維護結構。認同性要素將霸權世界秩序與(yu) 非霸權世紀秩序區分開來。它還傾(qing) 向於(yu) 將秩序最終依賴的權力關(guan) 係神秘化。”[24]

考克斯重新定義(yi) 了“國家利益”。“從(cong) 霸權的意義(yi) 上理解國家利益，將國家利益理解成一種方式，根據這種方式，國家中的支配性群體(ti) 通過對被支配群體(ti) 的要求做出讓步，而能夠逐步發展出一種廣泛為(wei) 人接受的關(guan) 於(yu) 普遍利益或國家利益的思維方式。”[25]

世界霸權的建立機製

考克斯考察了建立世界霸權的主要機製或過程，包括社會(hui) 力量的國際化、國家的國際化、生產(chan) 的國際化，全球階級的形成，以及霸權的維護。

（1）社會(hui) 力量的國際化。霸權表現為(wei) 物質力量、意識形態和製度的三維一體(ti) ，對三者之間的一致與(yu) 衝(chong) 突的解釋，可以在受生產(chan) 關(guan) 係影響的社會(hui) 力量領域中尋找到。[26]考克斯指出，“社會(hui) 力量不僅(jin) 僅(jin) 存在於(yu) 國家之內(nei) 。特殊的社會(hui) 力量也許會(hui) 溢出國家邊界。……可以將世界表述為(wei) 社會(hui) 力量的互動方式。在世界上，國家在社會(hui) 力量的全球結構和特定國家內(nei) 部社會(hui) 力量的區域結構之間，扮演著一種中介的但又獨立的角色。”[27]

（2）國家的國際化。強國（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確立並支配著世界秩序或世界體(ti) 係，並通過這一體(ti) 係把弱國吸納進霸權結構之中。例如，“經濟上不強大的國家，將從(cong) 體(ti) 係本身的機構那裏獲得援助，或者直接地通過體(ti) 係的機構獲得援助，或者在體(ti) 係的機構確信各國遵循體(ti) 係規範之後從(cong) 其他國家那裏獲得援助。這些機構包含了體(ti) 係規範應用上的監督機製，並使得財政援助因帶有附加條件而富有成效。附加條件是，有合情合理的證據表明真心願意遵循各種規範。”[28]為(wei) 了獲得援助，弱國必須主動作出調整。在霸權體(ti) 係中，“調整被視為(wei) 是對作為(wei) 整體(ti) 的體(ti) 係要求的一種反映，而不是對支配性國家的意誌的一種反映。”[29]這一體(ti) 係“是一個(ge) 致力於(yu) 通過談判來維護共識的權力結構，談判單位由國家的‘碎片’來充當。談判各方暗地裏將談判背後的權力考慮在內(nei) 。”[30]

“國家的國際化首先涉及到某些國家機構，突出的有財政部和首相府，它們(men) 在調整國內(nei) 經濟政策以適應國際經濟政策方麵舉(ju) 足輕重。……在國民經濟與(yu) 世界經濟日趨一體(ti) 化的過程中，那些規模較大、技術較先進的大公司，更容易抓住新的機遇調整自己。一種新的勢力軸心，將國際政策網絡與(yu) 政府的中樞機構和大公司聯係起來。……一國經濟中麵向世界經濟的部門，對具有民族傾(qing) 向的部門取得了支配地位。”[31]

（3）生產(chan) 的國際化與(yu) 全球階級結構。“國家的國際化與(yu) 國際生產(chan) 的擴大密切相連。”[32]在這一過程中，在世界範圍內(nei) ，各國的各種生產(chan) 要素被整合進世界生產(chan) 體(ti) 係之中。“國際生產(chan) 動員著社會(hui) 力量，社會(hui) 力量對國家本質和未來世界秩序產(chan) 生了重大政治影響。”[33]

如今，由於(yu) 國際生產(chan) 的影響，已經在國家層麵之上形成了一個(ge) 全球階級結構。考克斯認為(wei) ，“全球階級結構日益凸現，其頂端是跨國的管理者階級。它擁有自己的意識形態、戰略以及集體(ti) 行動的製度。這個(ge) 階級自我生成，自我服務。它的組織中心，如三邊委員會(hui)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經合組織，不但形成了思想框架，而且製定出政策的指導方針。階級行動從(cong) 這些中心出發，通過國家國際化的進程向各國滲透。這個(ge) 跨國階級的成員不僅(jin) 限於(yu) 那些在全球層次上履行某種職能的人，如跨國公司的總裁或國際機構的高級官員，而且還包括那些國內(nei) 外向型部門的管理人員、財政部官員，與(yu) 國際生產(chan) 體(ti) 係發生聯係的地方企業(ye) 經理，等等。”[34]“跨國公司經理、跨國銀行家、發達國家的工人貴族、欠發達國家的買(mai) 辦及外資企業(ye) 管理人員形成了跨國集團，他們(men) 以自由國際經濟為(wei) 宗旨，依賴三邊委員會(hui) 和七國峰會(hui) 等公私國際組織，積極在政府中活動，比戰後大西洋霸權有更為(wei) 廣泛的政治基礎。”[35]

（4）霸權的維護。當出現反抗霸權的力量時，首先，在其國內(nei) ，“可以將之一一擊破，或通過一個(ge) 有效的霸權是之中立化。如果它們(men) 的確同時出現在特定的環境和國家裏，造成了體(ti) 製上的突變的話，那麽(me) ，可以用將之孤立於(yu) 世界結構的方法，對付哪個(ge) 國家。換言之，倘若霸權不能在一個(ge) 特定的國家內(nei) 取得勝利，它可以通過世界結構達到自己的目的。”[36]

霸權之後

考克斯分析了未來世界秩序的前景。他認為(wei) ，生產(chan) 的全球化帶來了變革的機遇。“變動中的生產(chan) 進程所產(chan) 生的社會(hui) 力量，是思考未來可能性的出發點。”[37]這些力量的不同組合，將造就不同的世界秩序。考克斯分析了三種可能的格局。

“第一種可能是出現一個(ge) 新的霸權。它建立在生產(chan) 國際化所產(chan) 生的社會(hui) 力量的全球性結構之上。”[38]也就是說，替代現有霸權的是跨國資本的霸權。

“第二種可能的結果是，相互衝(chong) 突的權力中心組成非霸權的世界結構。”[39]

“第三種結果可能性最小，它將形成反霸權。這種反霸權的基礎是第三世界結成反抗核心國的聯盟，其目標是邊緣國家獨立自主地發展，消滅核心-邊緣的關(guan) 係。反霸權的內(nei) 容是，堅持不懈地主張改變現有世界秩序，集中起足夠的權力，並以之為(wei) 基礎挑戰核心國。盡管人們(men) 從(cong) ‘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要求中看到了這種結果的預兆，盡管這種要求有著廣泛的共識，人們(men) 卻在用何種世界政治經濟的替代形式來構成反霸權方麵，沒有足夠明確的看法。反霸權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在於(yu) ，未來第三世界的國家結構將如何發展。”[40]

考克斯深刻地指出，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典型的支配性社會(hui) 力量是所謂的‘國家階級’。它是政黨(dang) 、官僚與(yu) 軍(jun) 事人員以及工會(hui) 領袖（大多數起初是小資產(chan) 階級）的結合體(ti) 。國家階級控製著國家機器，並通過國家機器竭力謀求對該國的生產(chan) 工具獲得更大的控製力。國家階級可以被理解為(wei) 是本土對生產(chan) 國際化所產(chan) 生的種種力量的一種反應，是本土爭(zheng) 取控製這些力量的一種努力。國家階級的政治取向是非決(jue) 定的。它既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激進的。它既有可能在國際生產(chan) 的世界經濟中討價(jia) 還價(jia) 以達成一個(ge) 更實惠的交易，也有可能致力於(yu) 克服國際資本所產(chan) 生的國內(nei) 發展不平等問題。持第一種傾(qing) 向的國家階級，容易被納入一種新的霸權性世界經濟中去，……第二種傾(qing) 向能夠為(wei) 反霸權提供支持。”[41]

4、亨廷頓理論

亨廷頓理論是對文化帝國主義(yi) 理論的一種反動。亨廷頓理論暗示，弱國不僅(jin) 可以對強國的文化霸權進行局部的抵抗，不僅(jin) 可以迫使強國作出一些無關(guan) 大局的讓步，甚至可以大舉(ju) 反攻，直至重新奪回文化霸權。與(yu) 文化帝國主義(yi) 的悲觀論調不同，亨廷頓認為(wei) ，全球化不但不會(hui) 帶來全球文化趨同，相反，還有可能推動後發國家的本土文化的複興(xing) 。

在《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shu) 中，亨廷頓建立了“二元文化分析框架”。他把“文化”分為(wei) “工具文化”和“終極文化”。所謂“工具文化”，不僅(jin) 僅(jin) 包括科學技術，也包括經濟體(ti) 製和政治製度。而“終極文化”，則是一個(ge) 文明之中的核心價(jia) 值觀，它往往體(ti) 現在該文明的偉(wei) 大宗教的教義(yi) 之中。

亨廷頓認為(wei) ，工具文化遠離終極價(jia) 值，其變革不會(hui) 從(cong) 根本上改變社會(hui) 體(ti) 製。工具文化的革新有利於(yu) 終極文化的持久存在。“確切地說，革新為(wei) 恒久服務。”[42]終極文化與(yu) 終極價(jia) 值密切相關(guan) 。“社會(hui) 、國家、權威和諸如此類的事物都是一個(ge) 煞費苦心支撐的、高度統一的係統的一部分，在其中，宗教作為(wei) 認識的指導無所不在。這樣一些係統一直敵視革新。”[43]亨廷頓指出，非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表現出豐(feng) 富的多樣性，工具文化的“現代化”是共同的，但終極文化的“西方化”卻千差萬(wan) 別。

“西方的擴張促進了非西方社會(hui) 的現代化和西方化。這些社會(hui) 的政治領袖和知識領袖用以下三種方式中的一種或一種以上對西方的影響作出了回應：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拒絕主義(yi) ）；接受兩(liang) 者（基馬爾主義(yi) ）；接受前者，拒絕後者（改良主義(yi) ）。”[44]他指出：“對於(yu) 改良主義(yi) 來說，現代化在沒有實質上的西方化的情況下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西方化則是不可取的。”[45]亨廷頓也提到了第四種可能，即隻有西方化而沒有現代化的“痛苦過程”。[46]亨廷頓指出，最普遍的模式是，“原先，西方化和現代化密切相聯，非西方社會(hui) 吸收了西方文化相當多的因素，並在走向現代化中取得了緩慢的進展。然後，當現代化進度加快時，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獲得了複興(xing) 。於(yu) 是進一步的現代化改變了西方社會(hui) 和非西方社會(hui) 之間的文化均勢，加強了對本土文化的信奉。”[47]亨廷頓對這種轉折的解釋是：“在變化的早期階段，西方化促進了現代化。在後期階段，現代化以兩(liang) 種方式促進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複興(xing) 。在社會(hui) 層麵上，現代化提高了社會(hui) 的總體(ti) 經濟、軍(jun) 事和政治勢力，鼓勵這個(ge) 社會(hui) 的人民具有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從(cong) 而成為(wei) 文化的申張者。在個(ge) 人層麵上，當傳(chuan) 統紐帶和社會(hui) 關(guan) 係斷裂時，現代化便造成了異化感和反常感，並導致了需要從(cong) 宗教中尋求答案的認同危機。”[48]

圖4：亨廷頓的5種文化發展模式圖示 

（引自：亨廷頓，《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7頁。）

亨廷頓的結論是：“現代化並不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hui) 在沒有放棄它們(men) 自己的文化和全盤采用西方價(jia) 值、體(ti) 製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並已經實現了現代化。西方化確實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wei) 無論非西方文化對現代化造成了什麽(me) 障礙，與(yu) 它們(men) 對西方化造成的障礙相比都相形見絀。正如布羅代爾所說，持下述看法幾乎‘是幼稚的’：現代化或‘單一’文明的勝利，將導致許多世紀以來體(ti) 現在世界各偉(wei) 大文明中的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終結。相反，現代化加強了那些文化，並減弱了西方的相對權力。世界正在從(cong) 根本上變得更加現代化和更少西方化。”[49]亨廷頓斷言：“中國顯然開始走上了改良道路。”[50]

亨廷頓理論暗示，終極文化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人們(men) 對它的態度，而人們(men) 對它的態度又取決(jue) 於(yu) 工具文化的狀態，工具文化失敗則人們(men) 會(hui) 喪(sang) 失對終極文化的信心，而工具文化成功又會(hui) 使人們(men) 重新燃起對終極文化的信心。[51]

6、批判與(yu) 綜合

文化帝國主義(yi) 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是“就文化論文化”，亨廷頓把文化與(yu) 經濟結合起來討論，但是與(yu) 新葛蘭(lan) 西主義(yi) 相比，它們(men) 都有表麵化的嫌疑。隻有新葛蘭(lan) 西主義(yi) 深入到事物的本質，把生產(chan) 、政治、文化、國家、世界體(ti) 係，以及活動於(yu) 其中的人群、階級、民族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準確、深刻、清晰地揭示了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格局及其運行機製。但是，新葛蘭(lan) 西主義(yi) 的問題在於(yu) ，過分強調非文化因素的主導性，有意無意地突出了文化的被動性或從(cong) 屬性，或者說，淡化了文化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它也忽視了民族國家固有的文化性格，無視民族主義(yi) 的巨大生命力和影響力，認為(wei) 生產(chan) 方式決(jue) 定一切。相反，亨廷頓高度重視這一問題，並且提出了一套理論係統地回答這一問題。

在《中國歸來》一書(shu) 中，我把中國放到世界之中，從(cong) 國內(nei) 因素入手，探討了本土文化複興(xing) 的動力和機製，但是，沒有“真正地”討論國際與(yu) 國內(nei) 的互動。下麵我們(men) 借助新葛蘭(lan) 西主義(yi) 彌補這一缺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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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引自：王鐵軍(jun) ，《新葛蘭(lan) 西主義(yi) 對國際關(guan) 係理論的創新》，《歐洲》2000 年第1期，第16頁。

[24] 《新現實主義(yi) 及其批判》，第229~230頁。

[25] 《新現實主義(yi) 及其批判》，第2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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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新現實主義(yi) 及其批判》，第214頁。

[30] 《新現實主義(yi) 及其批判》，第2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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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現實主義(yi) 及其批判》，第217頁。

[33] 《新現實主義(yi) 及其批判》，第218頁。

[34] 《新現實主義(yi) 及其批判》，第218頁。

[35] 王鐵軍(jun) ，第18頁。

[36] 《新現實主義(yi) 及其批判》，第221頁。

[37] 《新現實主義(yi) 及其批判》，第221頁。

[38] 《新現實主義(yi) 及其批判》，第221頁。

[39] 《新現實主義(yi) 及其批判》，第221~222頁。

[40] 《新現實主義(yi) 及其批判》，第222頁。

[41] 《新現實主義(yi) 及其批判》，第222~223頁。

[42]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69頁。

[43] 《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9頁。

[44] 《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3頁。

[45] 《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6頁~第67頁。

[46] 《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7頁。

[47] 《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7頁。

[48] 《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7頁~第68頁。

[49] 《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0~71頁。

[50] 《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0頁。

[51] 在亨廷頓之前，日本文化學者青木保已經指出，二戰以來，日本民族對本土文化的認同，隨著日本的國際經濟地位的變化而變化。但是，青木保沒有把他的看法發展成為(wei) 一個(ge) 抽象的、普遍性的理論，而亨廷頓完成了這一任務。參見：[日]青木保，《日本文化論的變遷》，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