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新論

作者：吳根友（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16年02月15日 16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初八日丁卯

           耶穌2016年2月15日

“儒商”一詞，起源何時，暫無確切考證。大體(ti) 言之，晚明社會(hui) 出現“富賈何負宏儒”的商儒關(guan) 係新論，儒商的觀念則大約因之而起。儒家思想史上，人們(men) 往往將子貢視為(wei) 儒商的典型代表，而範蠡、計然也被視為(wei) 儒商。當代中國人對於(yu) “商”的價(jia) 值認識再次發生變化，特別是近十幾年來，人們(men) 有感於(yu) 商人逐利而無所不用其極，帶來極大的社會(hui) 問題，呼喚有道德、有文化的儒商群體(ti) 的出現。“儒商”的本質是商而不是儒，無論是由儒者去經商而成功後成為(wei) 新型的商人，還是商人經營成功後向往儒者的身份而讓自己變得有學問，他們(men) 的本質都還是商人，或曰企業(ye) 家。因為(wei) 儒商也好，一般的商人也好，他們(men) 的人生使命就是賺錢。“儒商”是指那一類用合乎道義(yi) 的方式，用知識的頭腦去賺錢，而一般的商人或是見利忘義(yi) ，或是以奸詐獲利，或是以勤勞獲利。問題是：賺錢，特別是以合道的方式賺錢活動本身，能否為(wei) 人生提供超越的意義(yi) ，能否讓人生獲得精神的解脫？這才是當代“儒商”討論所要解決(jue) 的根本問題。

儒商之“儒”的倫(lun) 理義(yi)

“儒”字一詞，有倫(lun) 理義(yi) ，有知識義(yi) 。作為(wei) 倫(lun) 理義(yi) 之儒，正如孔子所說：“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儒商必是那一類“見利思義(yi) ”者。馮(feng) 夢龍《醒世恒言》中有《施潤澤灘闕遇友》一篇小說，其中的小商人施潤澤施複即是一位“見利思義(yi) ”的下層儒商。他在一家沿街的屋簷下撿到兩(liang) 錠銀子，約六兩(liang) 多，開始心中甚喜，在回家的路上反複思考應該如何用這銀子投資，正在回到家門口之前，突然一想，這銀子若是富人的，也不打緊，若是客商的，拋妻別子，風餐露宿，將是何等的煩惱，便回到原地去等候失主。等了好半晌，肚子都已經餓了，才看到一個(ge) 後生來尋銀子，經過反複勘對，確證是這個(ge) 後生的，便把銀子還給了他。施複回家後，他妻子問他為(wei) 什麽(me) 這麽(me) 晚才回家，他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拾銀還銀之事，妻子也很高興(xing) 。小說寫(xie) 到此，作者不禁站出來評論道：“衣冠君子中，多有見利忘義(yi) 的，不意愚夫愚婦到有這等見識。”施複夫婦是小商人，比一般的君子還強，能夠做到“見利思義(yi) ”，而不是“見利忘義(yi) ”。可見，儒商之“儒”必然與(yu) 遵守信義(yi) 的倫(lun) 理有關(guan) 。

“見利思義(yi) ”之“義(yi) ”，內(nei) 涵豐(feng) 富，其基本意思即是符合人類基本共識的道德規範，如不貪婪，遵守仁、義(yi) 、禮、智、信五常之規範。傳(chuan) 統中國的儒商，大體(ti) 在發家之後為(wei) 家鄉(xiang) 出資修路鋪橋，修建義(yi) 塾，凡有此種種義(yi) 舉(ju) 的商人，都可稱之為(wei) 儒商。今天社會(hui) 中的“義(yi) ”字，不僅(jin) 要符合中國傳(chuan) 統的基本道德，還要符合當代中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道德，即首先要以正當的手段致富，如勤勞致富，而不可以坑、蒙、拐、騙的不正當手段致富，更不能以販黃販毒等違法行為(wei) 致富。其次，要有共同富裕的新理念。商人致富後，還要幫助其他鄰裏鄉(xiang) 親(qin) 一同致富，至少要從(cong) 事一定的慈善事業(ye) ，如幫助失學兒(er) 童、智障兒(er) 童，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nei) 從(cong) 事救災振災的工作。能在這兩(liang) 個(ge) 方麵有所作為(wei) 者，方可稱其為(wei) 儒商。

儒商之“義(yi) ”不僅(jin) 是一般意義(yi) 上的合乎倫(lun) 理道德的要求，在政治層麵還有忠於(yu) 國家的意思。現代的儒商尤其如此。近代中國初期，如薛福成、鄭觀應等人提出“工商立國”，將工商業(ye) 者的贏利行為(wei) 與(yu) 國家的興(xing) 衰結合起來。而近代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出現了一大批報國的有知識、有遠見的商人，像《論語與(yu) 算盤》的作者澀澤榮一，就是日本的儒商。中國社會(hui) 則出現了像張謇等一大批儒商。這些儒商都有忠於(yu) 國家的精神向度，他們(men) 人生所奉行的道義(yi) 原則即是富國利民。故今日中國的儒商亦當有此報國情懷。

儒商之“商”的知識義(yi)

“儒”字一詞，還有知識義(yi)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後期，儒者的普通義(yi) 即是今日所言的知識分子。故“儒商”實指有知識有文化的商人，而不是一般的大字不識一個(ge) ，隻知道賺錢，隻是有錢而沒知識、沒文化的家纏萬(wan) 貫之人；也不一定是信奉儒家理論的學者型商人。儒商之儒的泛指義(yi) 即有知識、有文化的商人，或者說是有知識、有文化的手工業(ye) 者、企業(ye) 家。《莊子·田子方》雲(yun) ：“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這是先秦時代對儒者作為(wei) 知識人士的一個(ge) 基本規定，意思是說，真正的儒者必定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能正確地運用自己的知識做出正確判斷的人。我們(men) 今天的社會(hui) 知識與(yu) 信息爆炸，能夠稱之為(wei) 儒商者，必定是要通曉商業(ye) 知識、管理知識，還要知道基本的法律與(yu) 不同地區的風俗習(xi) 慣，否則無法成為(wei) 一個(ge) 真正的儒商。因此，儒商之“儒”絕非是一個(ge) 附庸風雅、舞文弄墨之人。他們(men) 是把自己所擁有的知識，甚至可以說是企業(ye) 經營的智慧變現為(wei) 金錢或企業(ye) 家的利潤，以創造更多、更好的物質產(chan) 品與(yu) 就業(ye) 機會(hui) ，並以此方式來服務社會(hui) 、造福社會(hui) ，為(wei) 人類作貢獻。當然，像日本的大企業(ye) 家稻盛和夫，不僅(jin) 成就了巨大的實業(ye) ，而且還著書(shu) 立說，闡發經營之道，這樣的儒商已經接近“商儒”了。

從(cong) 中國的曆史來看，由儒而商，然後又由商致富後再回到儒者的隊伍之中，也不乏其人，先秦時代的墨子是小手工業(ye) 者，他以此為(wei) 生計，但又成為(wei) 大學者，可以說是古典的“儒商”。而且，他的弟子中大多數人都是有知識的工商業(ye) 者。因此，墨家團體(ti) 實可以說是一批有知識的古典“儒商”。而在晚明時代，泰州學派的王艮就是由儒而商，後又由商而儒的。泰州學派的很多成員可以說是中國前近代時期最早的儒商群體(ti) 。因此，從(cong) 儒之知識義(yi) 來說，儒商與(yu) 商儒之間也並非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而作為(wei) 現代的儒商，其實還負有技術創新、知識創新的重大曆史使命。

當代中國儒商或曰企業(ye) 家群體(ti) 的生存倫(lun) 理

儒有大儒、小儒之別，儒商亦有大儒商、小儒商之別，然無論大小，都必須是兼備道德與(yu) 知識二義(yi) 的商人，方可稱之為(wei) 儒商。儒商雖有大小之別，然而仍是商人。商人的本質是逐利，這正如知識人士的本質是有知識與(yu) 求知，官員的本質是掌握好權力並正確地行使權力。儒商之“商”並非僅(jin) 指商人，而是可以泛指從(cong) 事經濟工作的企業(ye) 家，在當代中國社會(hui) 主要是指民營企業(ye) 家。當代中國的儒商，即是當代的有道德、有擔當、有豐(feng) 富知識與(yu) 正確經營之道的民營企業(ye) 家。而國有企業(ye) 的領導本質上是官員，很難以儒商來指認。民營企業(ye) 家的生存之道，就是通過企業(ye) 或商業(ye) 的行為(wei) 來營利，從(cong) 而養(yang) 活自己，造福社會(hui) 。民營企業(ye) 家的本質與(yu) 天然的使命是創造利潤，用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話來說，是通過“正德”的方式來實現“利用、厚生”的目標。19世紀德國哲學家馬克斯·韋伯在其《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一書(shu) 中，對現代資本家創業(ye) 活動的內(nei) 在精神給出了哲學的解釋，他認為(wei) ，基督新教對於(yu) 那些從(cong) 事工商業(ye) 的人來說，實質上是通過自己的謀利、創造利潤的活動來實現人生來世的救贖。韋伯將這種新教徒的謀利、創造利潤活動的內(nei) 在道德合理性稱之為(wei) 是新型資本家的“天職”（Calling）。因此，作為(wei) 當代中國企業(ye) 家群體(ti) 的古典名稱——儒商之商，除了要遵守一般的社會(hui) 倫(lun) 理與(yu) 法律之外，還要有適宜於(yu) 他們(men) 從(cong) 事經濟活動的特別企業(ye) 倫(lun) 理或曰商業(ye) 倫(lun) 理，從(cong) 而為(wei) 他們(men) 的企業(ye) 或商業(ye) 活動提供內(nei) 在精神合理性的支持。故在當代中國討論儒商問題，不僅(jin) 要求企業(ye) 家們(men) 遵守公共的道德，不賺昧心錢之外，還要為(wei) 他們(men) 合法合理的經濟活動提供一套適當的企業(ye) 倫(lun) 理，從(cong) 而為(wei) 他們(men) 的經濟工作提供內(nei) 在的人生意義(yi) 與(yu) 指引。

當代中國的知識界與(yu) 政府界，如何能為(wei) 新型的民營企業(ye) 家們(men) 提供一套具有普遍適應性的職業(ye) 與(yu) 人生的倫(lun) 理，引導他們(men) 積極向上？這應該是“儒商”問題討論與(yu) 研究中需要正視並逐步加以解決(jue) 的深刻的理論問題。今天的中國，一些民營企業(ye) 家將自己的資產(chan) 轉移到海外，或者直接移民到海外，這個(ge) 中的原因很複雜，不可一概而論，但從(cong) 民營企業(ye) 家群體(ti) 的內(nei) 在精神追求來說，他們(men) 普遍缺乏屬於(yu) 自己群體(ti) 的精神動力或曰工作倫(lun) 理，應該是深層次的原因。他們(men) 除了賺錢，獲得一官半職然後更好地賺錢之外，並沒有從(cong) 賺錢的活動中獲得精神解脫的意義(yi) ，不像少數知識分子還能有一種為(wei) 學術而學術、為(wei) 真理而學術的抽象精神動力在人的靈魂深處支撐著他們(men) 。當代中國的儒商們(men) 能夠理直氣壯地說“為(wei) 賺錢而賺錢”“賺錢是人的天職”嗎？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可能需要深入的社會(hui) 調查。即使有，這種生存倫(lun) 理或曰工作倫(lun) 理，恐怕既不為(wei) 中國社會(hui) 的主流意識形態所允許，也不為(wei) 廣大百姓所認同，甚至也不為(wei) 眾(zhong) 多的儒商們(men) 自己所接受。當代中國儒商們(men) 的生存倫(lun) 理或曰工作倫(lun) 理究竟是什麽(me) ，他們(men) 工作成就的精神意義(yi) 究竟是什麽(me) ？能否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的文化中尋找到，或者是從(cong) 當代的中國文化中尋找到？這是需要我們(men) 共同思考與(yu) 探索的時代問題之一。

結語

中國古代有“三不朽”理論，其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古代社會(hui) ，立德者，多為(wei) 聖人或聖王，立功者多為(wei) 將軍(jun) 或文士，立言者多為(wei) 文人。今天，“三不朽”的理論其實可以廣泛適用於(yu) 社會(hui) 上任何有誌之士。儒商可以通過企業(ye) 的成功，造福一方，可以說是立德，亦可以說是立功。而成功的企業(ye) 家，如果時間豐(feng) 裕，且有創作的興(xing) 趣與(yu) 能力，亦可以著書(shu) 立說，實現“立言”之夢。政府部門如果廣開人生實現自己誌向之路，不妨在吸收企業(ye) 家為(wei) 政協代表、人大代表的政治之路以外，開辟讓優(you) 秀企業(ye) 家進學校、上講壇、當教授之路。這樣，我們(men) 所呼籲的“儒商”現象就不止是停留在口號上，而是落實於(yu) 製度之中，這樣，中國當代的“儒商”群體(ti) 就可能出現，並能健康地發展。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

責任編輯：葛燦